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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垃圾场(1)

出城,骑自行车,或骑摩托,沿府河往上走。十几里处,在靠近金店这地方,府河绕了一个大弯子。河水甩出之字形,在这儿扣出一大片河湾。河湾里丛生着带刺的灌木,遍布拳头大小的鹅卵石。一些沙洼、淤泥坑,里面生长着蚯蚓,蝌蚪,青蛙和螃蟹。还有几十株稀疏的杨树,和夏天疯长的芦苇。它在河的南岸,是一片荒凉的区域。不起眼地荒废着,和远处的良田恰成对照。我喜欢来这里钓鱼,先是和朋友,后来则是独自一人在此消磨时光。它的偏僻和野趣,让人难忘。我记得里面有蛇出没,那蛇不动时像朽枯的树枝,弯扭着丢弃在地上,一动就呼呼作响。时不时地,林子里还会飞出几只从未见过的怪鸟。

钓鱼,坐在水边,我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罗树森说我那不是钓鱼,是在钓水,钓河里的水。好几次他见我鱼钩上没挂饵料就扔出去了,他故意不做声。哪是钓鱼?他后来才说,你是在悲伤地回忆往事。

但我不回忆,也不悲伤。我的头发已花白,看上去就像个垂暮的老人。我的确老了,手脚已不灵便,但还不至于那么老。我有机会选择自杀,在刚有风声的时候。可我对自己下不了手。我秘密买过药,买过刀,买过绳索,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它们后来也都成了证物。如果我那时候死掉了,对我的调查将会中止。那么,也不会牵扯到那么多人。更不会把我们家里的钱都当做赃款,给退出来。我这么想过,也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真要做却又太难了。你可以对别人下手,下狠手,下辣手,却无法对自己下手。

我往后拖延着,既存有侥幸心理,想着说不定能过关呢。又要往后走走看,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想到自杀?我要在最后关头,实在不行了,再去赴死,这都已经想好了。但是,一等到双规,我想死也死不了。他们看得紧,每一分钟都有人盯着。身边也没有可以致命的物品。木制小板凳,给蒙上了厚厚的海绵,再怎么使劲,也无法用它敲开自个儿的脑袋。被双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被撤职,被开除党籍,然后进入司法程序,被判刑。

这些事有什么好回忆的?罗树森陪着我钓鱼,他是一名下岗工人,比我大十多岁,但看着面相和我相差无几。他安慰我说,你要不双规,不会这么显老。他总说双规,一定觉得说坐牢会让我难为情,所以他不说我坐牢,只说双规。你要还在台上,他端详着我说,肯定会很嫩相。如果不双规,按你的年龄,还可以再搞几年吧?也搞不了几年,快退休了,我说。罗树森工作了几十年的农药厂被卖掉了,卖给某个私人。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农药厂卖的时候还在赢利,卖出的价格又出奇的低廉。据说,出卖这家工厂和一个很有权势的领导有关。但作为工人,罗树森什么也不知道。他离开工厂后,一直在蹬人力三轮,给人送点货,或是短距离地载一两个人。他体力好,可能也跟蹬车有关吧。

认识罗树森,是因为坐过几次他的车去医院。我出来后,老得去医院。身体里像是有十几个葫芦瓢,按下这几个,那几个又浮起来了。保外就医嘛,当然不会没事。我不像以前有单位专车,的士嫌贵,去医院的次数呢,又太多,只能坐人力三轮。罗树森腿脚利索,一路上嘴里不停地说话。我不认为他嘴碎,相反,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话语对我是个安慰。我听他说。听得多了,也说我自己。我跟罗树森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谈得来。他没活干,在街边等人时,我陪着他。当然我不会说我犯事的那些细节,只说我以前在位时的风光。实际上这也说得很少。我重点说双规,说双规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瓦解我的意志。他们有很熟练又出人意料的办法,不怕撬不开你的嘴。我说被判刑,说牢里的事,说保外就医。

哦,这么说,你是个贪官啊。罗树森睁大了眼睛,好像突然认出我让他难堪。

一个倒台的贪官。我说。

我平时最恨你们这号人了。罗树森烦躁地吸着烟,他还拍打着人力车的车把手。不过,既是倒台了,还坐过,哦,还双规过。他看着我,你好像也挺可怜的。

他恨我有什么错呢?没错啊。他不知道,农药厂正是在我手上卖掉的,我卖了他赖以生活的工厂。他更不知道,卖掉那个厂,别人送给我多少钱?他哪知道?我还卖过别的厂,改制嘛。不过,那些钱都已经作为赃款退掉了。

看来,你运气不好啊!罗树森狡黠地说道。

我承认这一点。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运气一直都好,但不可能永远好。

奇怪吗?在我晚年,坐过几年牢,并且浑身是病的时候,我和罗树森成了朋友。我们无话不谈。他十多年前就下岗了,一个蹬三轮的老人。我去医院总坐他的车。眼下他的生意并不太好,不去医院我就在街边陪他聊天。他经常停在电信公司旁边,那儿是三岔路口,来往的人比较多。我有时会给他送茶水,他饮水量一直都大,身上出汗多。我用大号的可乐塑料空瓶灌满凉开水,里边扔几片大叶子茶。他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每次嘴里都会成线地漏水,就像是下巴上装了个漏斗。或是下巴里面有个水龙头,一喝水那龙头就拧开了。所以喝完后他就用手掌抹嘴巴,望着我嘿嘿笑。

他建议我多做些户外活动,那样对身体有好处。一天下午,在他认为不可能再有生意的时候,也可能他上午拉过几趟客,把一天的钱都赚到手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出去钓鱼。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他蹬车。

我们顺着府河往上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就是那一次,我们到了靠近金店的河湾。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那一小片湿地可真够荒僻。乱滩岗子,罗树森说。要不然,早开垦成良田了。如今已找不到这种地方,只要能种上庄稼,大多很难幸免。也许是这里的乱石太多?我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扔到水里。他说你扔石头了,我说扔了。那天我们一直钓到天刷黑才回去,我一条鱼也没钓着。罗树森钓了五条,两条小白鱼,三条黄鱼。但我们心情都很好,他并没有耻笑我。

去金店钓鱼,我老想着这事。盼着罗树森能在上午做够生意,一天都够本了。比如在吃午饭之前就跑了几趟法院,几趟火车站,开发区,或是帮别人送过窗帘了。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下午钓鱼去。

罗树森知道我的想法,他也好上了这一口,他在尽量挤时间。我们坐在金店的河边。在那儿钓鱼,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路过的,也有人在能看见的田里种地。他们奇怪地打量着我们,这地方没人专程来钓鱼。我们到这里多半是在下午,或更晚一些。有时上午也去,不过那种情况很少,除非是他发脾气了。比如半天也来不了一个客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却在中途被他的某一个同行抢走了。罗树森是个宽厚的人,他不会和人吵架,只会生闷气。如果刚好又来了一个客人,比如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急着去医院,结果再次被另一辆三轮捷足先登。这时候,他一定会满面通红。假如我正在旁边和他聊天,他会闷哼哼地说,上车吧,我们钓鱼去,这生意不做了。

一路上,罗树森都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发现他自尊心很强,脸始终红着,蹬车的劲道也比平常大。一直到钓鱼时,他才会重新活泛起来。

和我在一起,罗树森显得唠叨。其实他不缺钱,刚开始蹬三轮,确是生活所迫。那么,现在他不需要。他老伴是小学退休教师,有足额的退休金。儿子在深圳一家外企打工,七年前出来自创公司,事业红火。女儿则在一所大学教书。他们都反对罗树森再蹬三轮,儿子和女儿定时定额寄钱回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既然有钱,肯定不用再蹬了。还有,他们更担忧车祸。在马路上,人力车夫无疑最危险,无论哪种车碰你一下,你就完了。

可是,罗树森坚持要蹬。他说他是为了锻炼身体。你也看见了,我比你年纪还大呢,这身板是不是比你更硬朗?你们当干部的身子骨都弱,缺少锻炼嘛。而且,他还喜欢热闹,害怕寂寞。在外面蹬车能见着好多事,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有意思着呢,你信不信?我信。

昨天就上了两个人,这事罗树森讲过,他这是在讲第二遍。一男一女,说是要去师河公园。一看就不是夫妻,为什么?夫妻不会那么亲热嘛。骑了一会,那男的要我下来,他换着骑。我跟在边上小跑着。那男的说,你不能上去坐。那是,我说,我不坐。你上去坐会弄脏我媳妇的衣服。你媳妇?我呵呵笑。那男的又打趣我,说我换你骑了这大一会,要少收我的钱啊。但那女的不同意,在后面说,那哪行?你骑了人家的车,用了人家的劳动工具,应该你付钱他才对啊。那男的也笑,说好像有道理。到了公园,那女的付钱,讲好的五块钱,她给了十块。你说好玩不?

罗树森笑得合不拢嘴,他是个节俭的人。虽说是蹬车不为钱,却也每天都在心里给自己订下一个定额。这还是他刚开始蹬车时养成的习惯。他不认输,也不服输,每次被人抢走了客源,他都会生好大一会气才能平复。正因为了解罗树森,他那些同行都在毫不犹豫地抢夺他的客人。他们躲在树荫和路灯下,一有机会就突如其来地插到他和客人中间。

哪怕有这么多纠纷,罗树森也比我过得好。不仅仅是身体,无论什么,我都比他惨多了。我的第二任妻子还在我坐牢时就已离开了我。对此我能有什么怨言?她比我小二十多岁,本以为已经得到了的东西,却在一夜间又被剥夺了。她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而我的结发妻子,我们早就离婚了。离婚时,我给了她一笔钱。当时,那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我们早已形同陌路,用她的话说,我让她寒心。有几次,我无意间在街头碰到她,她老远就掉过头去,好像是生怕我会缠上她。

有谁可以依靠?儿子吗?在他身上,我花费的心血最多。我给钱他,大笔大笔地给,安排他在财政局工作。但结果呢?我出来后,却发现他居然对我有着极深的怨毒情绪。自己的儿子嘛,我有什么看不明白?他一个眼神,我就能知道是何意思?何况他还公然给我白眼?他埋怨我,为了退赔我的赃款,他甚至还贴进了不少自己的积蓄。而他的那些积蓄都是清白的,多半是他老婆为儿子(你孙子)将来念书攒下的。她现在动不动就在家里哭,闹得鸡犬不宁。

我不相信儿子说的话,不至于为了退我的赃款,就真掏空了他的家底。他拿出了很多,但不会因此就伤了元气,不会。不过,他也真是心疼!吃进去的骨头又给吐出来了,他哪会甘心?这么说,说他花光了家里的钱,实际上是不想再管我了。对,我想我知道他的潜台词。一次,他很委婉地跟我提到某些著名的案例,传说某某在出事前或出事时自杀了。儿子像是不经意地说出那些故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怨毒情绪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埋怨我没有勇气自杀,我不自杀实在是太自私!我看着自己儿子的眼睛,他直视着我,在那一刻,我们心意相通。他在想我这么病弱,又能活过几年?如果我死了,谁都好。他不会拿钱出来,也不会在单位里被鄙视,和公然遭人欺侮。

但是我没死,下午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我在办公室修改讲话稿时,被双规的人带走了。目睹我被带走的人都说,我那时脸色刷白。我两边的人都在腋下夹着皮包,我走在中间,上了一辆已启动的黑色轿车。

到了冬天,罗树森要去深圳。他说,他儿子让他过去帮着管一下食堂里的事。采购菜呀,米面油什么的。儿子说我发你工资,负责比蹬三轮强多了。罗树森苦笑着,说这明摆着要我再下一次岗嘛,变着法子不让我蹬三轮。但我又不能不去,他说,儿子也是好意,反复说自己的父亲到底比外人放心些。

临走,罗树森在一小面馆请我,我们各吃了一碗香辣牛肉粉。我要付账,被他抢先付了。他说看得出来你手头也紧,比不得从前。那辆人力三轮车就在面馆门口,罗树森一有空就盯着它看。好几次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看得出他对那车的感情,尽管它已很破旧。我蹬它十好几年啦,摔过修过焊过补过,猛一下要离开,真还舍不得啊。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或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都说不准啊。这车要是不被骑,不被蹬,早晚会锈掉,变成一摊废铁管,锈螺丝,和烂塑胶。

那是,我说,再好的屋子,若不住人也会坏。车呢,就得骑。

所以啊,我想把车送给你,罗树森说。他说这话脸上是讨好的神情,还有些不好意思。没事骑着玩,活动身子。去医院也能骑着,比走着快。

不要,我又不会骑。我看着那车子,它的样子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