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萌生起出国留学的念头是在1985年。这年，我自己联系经报社批准，随文化部的一个中国国际书展代表团赴西德，参加了一个为期12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它与东德的“莱比锡国际书展，’，堪称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书展。我在西德呆了近一个月，跑了7个城市，老实说对我震动很大！用我多年来所知道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去套西德的实际时，却实在感到困惑莫名。自然，也可以挑出他们的不少弊病，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都远高于我们之上。详细的不必说了，我只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采访过一个小业主，领我去他家时，他脸上很有些惶恐不安：“毕先生，在我们国家按生活水准，我是最下层人，房子不是自己的，是分配的住房。您若要了解大多数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该去中产阶级的家庭看看……”那心情，像是怕我因他的境况而委屈了他的祖国。我去了一看，他住在一幢公寓式高楼里，居住面积有120多平米，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有一辆自己的小轿车。西德的东西并不便宜，给我的零用钱是400马克，本来想给爱人买双鞋子，可鞋子最低的价格是500马克，最高的价格是1000马克……他一个最下层人，却在这样一个高物价、高消费的社会里过得无忧无虑。与他的担忧相反，我敬佩他的祖国。同时也感叹我的祖国：中国人真是太穷了啊！如果是穷在一连串的天灾或是资源的严重匮缺上，还无话可说。我们是穷在一连串自己砸自己锅碗瓢盆的愚蠢之举上，穷在“患均不患寡”的心理与惰性的习惯势力上，还穷在一根根唯恐人们撒开手脚去创造、去思想、去生活的又长又粗以至于今天尚未朽烂的教条之绳上……这不能不说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西德——这个完全是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国家里走访，你真觉得自己可以每天给《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一切空话、假话、套话应该休矣，一切内耗、纷争、折腾也该停止了。埋下头去，抓紧时间搞建设，抓紧时间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说赶上西方，就是能让多数中国人都过上那位小业主的生活，我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不仅仅体现在概念上，更化作了生气勃勃的实际了。
这样走一趟，我也看到了世界新闻业务的长足发展。在西德，电脑编辑机、电脑传稿机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采用，已经非常普遍。当今不是一个信息时代吗？我估计国内新闻的现代化将会比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来得更早些，自己若能出去学习几年，回国后就能比同行们先走几步了……
在国内要办个什么事，我有把握。这要去外国的事，难说，关键要找到个有实力的经济担保人。我有一个相处时间很长的美国朋友，一次聊起个人的经历时，我不禁感叹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正规大学……”毕竟是外国人，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问：“这有什么好遗憾的？北京就有上百所大学，你去上就是了！”我解释说：“这不可能。第一，单位不会同意一个人中断几年工作去上大学；第二，在中国上正规大学有年龄限制，而我早超过了这个年龄。”他马上就说：“毕琦，你不必遗憾。你来美国吧。在美国，只要你成绩行，又有钱付学费，就可以上任何一所大学。经济上我可以负担你……”经济上我并不想要别人负担，我要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付生活费，我只要他肯作我的经济担保人就成。这位美国朋友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了……
这一年多，我自学英文和学使英文打字机。每天夜里，将女儿哄睡着了，我打一个小时的字，学一个小时的英文，天不亮起来又打一个小时，基本上没在12点之前睡过觉。我外甥女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我将她接到家来住，又让她给我补习英语。考“托福”是来不及了，我联系的是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院，在这所学院里先过英语关，若成绩通得过，才能去其他大学学习。
虽说国内该办的手续，迄今都办齐了，护照与签证都拿到手了。但真快走了，思想上还是有斗争。倒不是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如领导已经说了要提我为新闻部副主任，这一走，此事自然黄了。我是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女孩儿听话，长大了也知道疼大人。我非常喜欢我女儿，她也喜欢我，她不爱吃饭，我爱人再怎么喂她也不吃，可只要我喂，她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她早、晚饭都是我喂的……我走了以后女儿吃饭怎么办？她很快还要入托，几年后还要上学，这些事都怎么解决？再有，也不是没有担心，过去虽出过国，那是公派，现在出去得靠自己去闯，去捞世界，是否会弄成个洋乞丐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爱人打从恋爱起，就知道我有个未能上正规大学的遗憾，她理解我，也支持我出去。可我观察，她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倒不是她不放心我，她知道我出去一不会搞女人，闹个艾滋病回来；二不会回国后与她打离婚。凭女人的直觉，她相信我还是重感情的，私生活挺严谨。中国有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但中国人实际上是最怕挪动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当这种挪动发生在要抛弃固有的生活，要去创造未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的担心如是，爱人心里的矛盾也如是。当我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时，她的脖子有点往后缩了：“毕琦，你看你在报社干得还不错，同志们、领导对你都挺关照的；也小有名气；住房两间，家用电器也买齐了，也不需要你出国去捞它个几大件回来，干脆，你还是别去了！”可当公安局找我去，说我的经济担保人的情况还不清楚，回来对她一说，她又为我着急得不行。
我准备11月份走。推迟几个月，为的是给我女儿办妥入托手续。我走了以后，没有工资，两边的父母答应每月各给我爱人50元。家庭生活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这样，我小学时就做过的出国留学梦，很快能得以实现。三十又五，才能真正上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还得抛妻离子、远涉重洋，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酸甜参半……
我肯定要回来的，我热爱我的新闻工作，我热爱我的家庭。
我爱人也这样叮嘱我：“你出去后若能将我也办出去转一圈，开开眼界当然好，但要我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我是不愿意的。若你在国外学得不顺心，就赶快回来，博士也好，洋乞丐也好，我照样会养着你……”
并非结束语
议论蜂起，滋味万千，但不容否定的是——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尘封网闭、极需要延揽八方来风的中国，又多了一扇采光辽阔的窗口。
有人将限下的中国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属第三代；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如李鹏、李铁映、叶选平等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
犹如分别带有阳电、阴电的云团，相互撞击必将产生大雷电、大风暴的壮丽景观一样：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第三代留学生为新中国一座座巍峨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第四代留学生也已成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唯有从第四代留学生到第五代留学生中间相隔20余年，出现了一条漫长的“断裂带”，这正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祸害祖国的可悲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前四代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锻造了一双青铜般的手臂。正是这双青铜般不屈的手臂，在祖国败絮一样的天空上，举起了映彻沉沉历史的艳丽旗旌；也正是这双青铜般坚执的手臂，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创造了叫高山仰止、大河改向的宏伟业绩。
在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第五代留学生们更注重专业的选择。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电子科学、生物工程和一些边缘的新兴学科，成为大多数留学生孜孜以求的专业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有16000多人，他们大多被分配到经济建设的重要部门和科研机构工作，正在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因之，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的出国热将是一次人才的国际大循环。
据报载，在航天工业部的留学回国人员中，在科研上有突破、发明和创新的，占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的24%；业务优良、受到好评的，占总数的一半。清华大学的近200位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423项科研项目，有50多项已通过鉴定，其中近30项获得各种规格的科研成果奖。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17人取得了29项科研成果，受到医学界人士广泛的赞誉……
纵然，目前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并非都不想归国。如正在美国阿留基市学习的郎平夫妇。郎平上的是语言学院，白帆念的是体育管理系。今年6月13日，郎平对前来采访的香港《文汇报》驻美记者说：“我们所以选择到偏僻的州来学习，主要是为了减少应酬，以便能够集中精力求学。而华人聚居的如洛杉矶等地，中国人太多，朋友太多，不利于专心学习。我已被亚洲排联推选为世界排联的委员，但委员必须掌握两种语言，所以我才来美国攻读英语。过去中国在世界排联中没有位置，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很吃亏。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尽快学好英语，为国效力。”白帆也指出：虽然中国在体育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未主办过一次大型国际运动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印度、南朝鲜、伊拉克、墨西哥等，尽管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但都有过组织大型国际运动会的经验，有的还有过数次。中国要组织1990年亚运会，争取申请主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以及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因此，我希望尽快学好体育管理经验，尽快回国为祖国效力。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有条件把体育事业搞上去的。
毋须讳言，也有不少自费留学生学而有成不想归国，公费留学生逾期滞留率也有上升趋势。逾期未归的公费和自费公派留学人员，大多是中高级专业人才。然而，五十年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留学欧美、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却相继涌回大陆，竟形成如火如荼的“回国运动”。这一鲜明对照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在美国，整容化妆术已经发达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可以用占自身重量的1/4的假睫毛、假乳房、假臀部等化工产品系列，将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妇女，重整成一个“三围”极其符合现代标准的性感女郎。可是，美国社会的这个巨大“美容院”，却极难将中国人心里的胎记整掉。别说那些抛家离子的，在首都机场，在虹桥机场，在白云机场，一步一回首，一步一颤泪；就是孤身一人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打工、捱生活，夜读归窝之时，那胸中阵阵涌起的故国情结，那不绝如缕的故园乡愁，也绝不是眼前的红灯绿酒所能泯灭的。即使是投身于“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当年的“老三届”们，他们虽是在磨难与艰辛一对牙齿的噬咬下长大的，但“老三届”这个历史性的名词，这个象征着以全部青春作为代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探索的名词，本身就让他们在胸中不时萦绕——那北国荒凉而又慓悍的大漠；那南方小山沟里夹有炊烟、新叶、牛粪味的三月晨雨，给了自己五谷、蜂蜜与民谣、传说的土地；还有犹如沿磨道碾磨、围着自己一家人吃饱饭的希望艰难负重转了一辈子的老房东，死后又将这希望带回到村后的那棵酸枣树下隆起的坟头……
因此，去了国外，那磨难与艰辛，不会变成一把剪子，剪掉他们中国人的血脉；而只会让那血脉流得更炽热、深沉。
逾期未归国，不等于不爱国。
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因为个别的学科延长了学时；有的继续作博士后的研究；有的在观望国内政策的稳定程度，大洋这边稍头痛脑热，打起了喷嚏，大洋彼岸他们的心里便严严实实地戴起了口罩；有的愕然于国内报刊、亲友来信里所披露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现状，害怕回国后，在人际关系、生活等问题上那扯不完的皮而耽误了事业；有些留在国外的学者说，他们在国外最大的感受是能够一心一意搞业务，而不必在其他问题上扯皮、耗费精力。
也有归国后复又出走的。如我们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第一位自费留学归国的博士生，报刊上曾作过连篇累牍的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宣传，他本人也撰文表示：“归根何须待落叶”，矢志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但他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更有甚者，他与国内一位女演员正倾心相恋，却受到组织上莫名其妙的干预，致使他愤而再度跨过罗湖桥，重又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颇令人遗憾的事情。
自然，也有的是在等待“绿卡”，打算长期定居异国的，据说，这类人比例极小。
不必指责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对不回国的人，不要批评。即使他们马上回来，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也发挥不了作用。在外国朋友帮助下，继续搞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到1990年，国内情况变了，他们都会回来的，他们不也是当年的钱学森吗？！”
今天，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
地球上生活着的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口膨胀、资源萎缩、生态环境恶化、核武器、艾滋病、国际恐怖活动、吸毒、贩毒……远比区域与区域、国家与国家、理想与理想、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要大得多。
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具有“地球村”意识的公民……
他们——当今“世界大串连”的投入者们，正是祖国第一批具有“地球村”意识的公民。
我们将敞开宽广的胸怀，欣喜地拥抱知识与人才奔涌的潮头。
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寄希望于改革。当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飓风越来越猛烈地摇撼每一个中国人的窗棂；当祖国剪除了怀里还不时存在的内耗，多了一些温暖与恬静，多了一些宽容与理解之后，她终将召唤起普天下所有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当21世纪如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将成为一个亚洲的新世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成熟发达起来，犹如天穹上一枚云蒸霞蔚、金灿灿的太阳，那时义将会出现一次“世界大串连”，此次“大串连”的流向，将是由西方至东方……
世界正走向中国。
中国正走向世界。
从日月经天似的广播、电视里，从江河行地般的报刊、书籍上，从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人们水银一样越来越鲜活的生活方式中，从航空港、火车站那有如蜂群赶着花信的异国形形色色的代表团、旅游团里……
我们看到了这脚步，有如白鸽扑向秋日碧空般急切！
我们听到了这脚步，有如长木叩响黄钟大吕般深沉！
写于1987年盛夏之中
（此文与大学同窗张胜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