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主动请求出任地方官，终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从他第一次任杭州通判到现在，已经十五六个年头过去了。此时的苏轼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为官风格，非常体恤人民，努力帮助百姓抗灾、减税、解决难题。他此次刚上任就遭遇水灾，导致早稻无法播种。水灾过去后又遇上旱灾，晚稻收成无望，百姓温饱已经成了大问题，用苏轼的话说：“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苏轼马上接连上书朝廷减价出售常平米，以帮助灾民度过饥馑之年。水旱灾害过后，瘟疫又流行，苏轼连续奔走筹款，还拿出自己积攒的俸禄五十金，在杭州创立安乐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救治了千余人。他的政绩还表现在对杭州西湖的治理上。杭州西湖因久未疏浚，淤塞非常严重，苏轼在一首诗中曾说到“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西湖的淤塞，一方面影响人们观赏优美的湖光山色；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即失去了西湖对民生的利处。西湖上接运河，下临民田，有灌溉之利。于是苏轼上书朝廷请求疏浚西湖，他在《乞开西湖状》中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如果再不治理“更二十年，无西湖矣”。朝廷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经实地调查，制订了科学合理的治湖计划，先疏通湖底，再将葑泥堆积在里湖和外湖之间，并利用其筑起一道长堤，这样既避免了来回运送淤泥，筑起的长堤又利于交通。据说筑新堤时，苏轼每天都会到堤上巡视，如果遇上自己的饭菜未送到，他就和民工一同进食。所以，大家都说苏知州很有亲和力，没有官架子。新堤建好以后，人们在堤坝上种植了杨柳、芙蓉等花木，给西湖增添了不少韵味。西湖的疏浚成功，保证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元祐六年（1091年）继任知州林希在堤上立“苏公碑”，后人因此把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然是杭州的名胜之一，闻名中外。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苏轼的小故事。据说在疏浚西湖的时候，百姓曾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下了猪肉，叫人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香嫩后，送给治湖的民工吃，于是大家都戏称这些猪肉为“东坡肉”。直到现在，“东坡肉”依然是一道名菜。苏轼这次在杭州任职的三年间，赢得了百姓的敬重，很有口碑。《宋史·苏轼传》中记载，杭州人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另外在杭州还建有苏文忠公祠专门祭祀苏轼。西湖孤山麓的四贤祠祭祀的“四贤”中也包括苏轼。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奉朝廷诏令回京城再一次担任翰林学士。久经政治考验的苏轼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他担心新一轮的陷害会再此来到。所以他主动上书请辞，但是没有获准。果然不出苏轼所料，有人诬陷他为杭州灾民请求赈济是欺骗朝廷，还有人说苏轼为神宗之死而雀跃，曾写诗庆贺。无论是当年新党小人的陷害，还是如今旧党分子的诬陷，手段都极其相似。虽然最终苏轼并未获罪，但是他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日子，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回朝两个月后，苏轼又自请外调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又改任扬州知州。半年后，苏轼又奉命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兼为皇帝侍读。之后，又改为礼部尚书。作为皇帝侍读的苏轼，与哲宗皇帝相处得却不融洽，年龄渐长的皇帝，不愿听从苏轼的劝谏。苏轼是高太后器重的人，而哲宗正因高太后长期执政，内心愤愤不平。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苏轼不愿再介入争权是非，上书恳请让自己去守“重难边郡”。这期间，又有一场巨大的不幸降临到苏轼头上——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十三日，苏轼任命为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这是带有贬谪性质的任命。从此以后，连续的贬谪降临到苏轼的头上，他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了。
（五）颠沛流离巨星陨落
苏轼在接到担任定州知州的诏令后，就已经预感到未来的艰险。因为长期执掌实权的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初三去世，亲政的哲宗因不满祖母高氏的长期执政，所以从亲政开始，就倾向新党，大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官员都受到排挤，有的被贬谪，有的被罢免。苏轼虽然和司马光有分歧，但他毕竟反对变法，仍然属于旧党。高氏去世十天后，苏轼就接到了担任定州知州的命令。当年的十月，苏轼到达定州。
苏轼赴定州上任不久，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因投机新法而受重用的章惇和吕惠卿重新被起用，朝廷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任命吕惠卿为中大夫。
定州属于古代中山国，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是边备十分松弛，用苏轼的话说就是“承平百年烽燧冷”，一个“冷”字生动地揭示了边防松弛的情景。苏轼下决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从整顿军纪开始。定州军纪松弛，秩序混乱，盗窃成风。例如有人在两年间持杖入库，盗卖公家杂物八百余件，价值二百多两银子，相关官员知晓情况后，却不闻不问。还有明出告示，召集军士和百姓聚众赌博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士兵纷纷逃亡，有的竟然聚为“盗贼”。苏轼经过细致调查后发现，这里的禁军大都很贫困，士兵赤身露体，饥寒交迫。士兵住的营房也大量塌坏，根本无法遮蔽风雨。而禁军的贫困，又源于各级不法官吏贪污成风。针对这种情况，苏轼一方面严厉惩处不法官员，另一方面积极改善禁军的生活条件，派人大力修缮禁军的营房，苏轼认为，“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整顿军纪的同时，苏轼还着手增修弓箭社，壮大民兵队伍的力量。他认为保境安民的任务，不能都依赖政府军。宋代自“澶渊之盟”订立以来，百姓为了抵御边患和盗贼，自己组织了弓箭社，不论贫富贵贱，每户选一人，弓箭社一般都是“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生产、守边两不误。每当军情紧急，便击鼓集合，一会儿就可以召集到千余人，弓箭社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敌人。苏轼认为应该扩大弓箭社的力量，他计划整编一支三万人的民兵武装，在物质上给予优待，使其更好地配合官军的边防工作，增强边防力量。他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中说：“弓箭社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
正当苏轼为巩固北宋王朝的边防而大费脑筋时，他曾经的学生宋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把他贬到了偏远的英州。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南迁。苏轼在奔赴英州的途中，就担心会有“后命”，他在《与子孙发书》中说：“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事实果然如此，他还未到英州，就又被贬为远宁节度副使（宋代，节度使是无权的虚衔），惠州安置。原来，哲宗亲政以后，任用章惇为相，依附章惇的虞策、来之邵都是坚决反对旧党的人物，对苏轼兄弟恨之入骨。所以苏轼还未到达英州，虞策认为“罪罚未当”，又降为正六品下的“充左承议郎”，再贬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军司马，惠州（广东惠阳）安置。苏轼只好把家小安置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独自与幼子苏过等人南下惠州。苏轼贬官惠州，一住又是几年，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就开始做长远打算。短短数月中，一贬再贬，政敌们试图将苏轼置之死地。此时的苏轼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翁，千里奔波，对其精神和身体都是很严重的伤害。即使这样，苏轼在惠州仍然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他运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所积累的知识，着重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广州百姓因多食用咸水，人们经常患有疫病。于是苏轼就向知州王敏仲建议，从二十里外的蒲涧山用竹筒将水引入城中。他还考虑到因路远日久，竹筒可能堵塞，便提议在每节竹筒上钻一小眼，“以验通塞”。惠州博罗香积寺溪水湍急，苏轼提出在这里设碓磨，用来磨粉舂米，减轻农民负担。他还多方研制医药，救死扶伤，深得当地百姓的敬重。
苏轼62岁时又被贬到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据说也是因为诗文。宋代的儋州，相当落后荒凉。苏轼在自己的文章中详细描绘了这里的生活状况：“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总之，这里几乎赤地一片，而且此地常年炎热潮湿。年过六旬的苏轼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三子苏过在这荒岛上过的生活可以用“苦行僧”来形容。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17岁的哲宗病死，因无后代，由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政局再一次发生变化。新皇帝宽赦了元祐旧臣，让贬谪在外的人逐渐内迁。这一年五月，苏轼奉命内迁濂州。他挥泪告别海南人民，七年的流放生涯让他百感交集。66岁的老人，居然没有被政敌折磨而死在岭南，还获得了北归的机会。这年的八月，苏轼又被改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他再也不愿意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只想挑一个清净的地方安度余生。本来，他打算和弟弟苏辙一起住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但是得知朝廷又开始排斥元祐旧党，便打定主意，留居常州。但是，多年的贬官、流放，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旅途的辛劳，使苏轼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病逝于常州。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他死后，“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太学生还举行了仪式来缅怀他。
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历经艰难坎坷，备受政敌的折磨。但是他始终热爱人民，始终尽力为人民谋福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虽然后人更多是因为他巨大的文学成就而将他铭记于心，然而，苏轼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为民谋福利的精神也同样值得我们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