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规书籍问世
所谓正规书籍，就是以传播文化、阐述思想、介绍经验等为目的，经过精心编撰和创作，用文字刻、写、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
虽然有了以上的标准，但是正规书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仍然没有定论。我们只能通过现在已经掌握的一些史实来方，以便对他们进行管理，一些顽固的殷朝遗民，有怨言，不服从管理，此时周公出来训话，说：“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的祖先也有册书典籍，那些册书典籍记载了殷朝推翻夏朝时，也曾迁徙夏代的顽民，现在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你们祖先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殷商时代也有记载一些政事的书籍。
如果说正规书籍产生在三皇五帝时期，那么为什么到了西汉孔安国为《尚书》写序言的时候没有留下实物呢？孔安国是这样解释的：“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孔安国的意思是以前的书籍经过孔子的修订，成为《礼》《乐》《诗》《春秋》这类书流传后世。了解正规书籍产生的大致情况。
西汉时期的孔安国认为正规书籍早在伏羲氏时代就产生了，他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在序文中他还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伏羲氏称王的时代就开始用“画八卦，造书契”的方法来代替以往的“结绳”记事了，这时候就有了书籍，伏羲、神农、黄帝时候的书称作《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时代的书，叫做《五典》。也就是说早在三皇五帝时代的原始社会，中国就有了正规的书籍。
《尚书》中又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朝在洛阳建立城池，将原来一些不服从周朝的殷商贵族迁徙到靠近王都的地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成六艺。”就是说，古代的时候《诗》中的内容是有三千多篇的，到了孔子的时候，孔子根据一定的要求，对《诗》进行了删减，这就是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这种学说从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直到后来才有人对此说提出疑问。孔子是否真的有“删诗”的事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春秋末年，这个时候，正是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推断，正规书籍产生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距今2500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史籍中找到线索，《左传》上说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5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根据《左传》记载，所观之乐，其分类名目、先后次序等，都与今本《诗经》一致，而公元前554年的时候，孔子只有8岁，这表明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成书，并广泛流行。
还有就是关于《春秋》的成书，《史记》中说，孔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可惜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被诸侯采纳，晚年的孔子回到家乡整理了《春秋》，说明在孔子以前《春秋》就已经问世，孔子只是做了些整理、编定的工作。实际上在当时，鲁国官方记载的历史就叫《春秋》。这些事实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已经有正规书籍出现了。
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知晓这些产生于孔子之前的书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大致推断。殷商和周初时代，朝廷都有专门记录史实、保管档案的官员。当时收藏、阅读图书，乃至编写书籍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这些权力只能属于少数统治阶级。
正规书籍产生以后，知识的传播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范围更加广泛，春秋后期，少数人垄断
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年，特别是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转化。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但是力量仍然是薄弱的，他们要求打破原有的奴隶制以期获得更多利益，而站在对立面的奴隶主阶级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也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地主阶级要求打破，奴隶主阶级需要维护，双方对阵，各自都有自己遵守的学说，各派别各抒己见，各述主张，于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繁荣的时期，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其实是不同阶级、阶层提倡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竭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一边战胜对方，彰显自己，争取被当权者采纳，以实现自己“治国”之理念。正是这样活跃的论争，产生了大批私人撰写的著作，这是中国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峰。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农家、名家等等，他们特别是孔子，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思想，让更多的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中国进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
（二）书籍的发展和演变
无论什么时代，只要有书就必须有作者的创作，作者的创作是书籍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作者则是历史长河中各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以及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都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历代的书籍创作既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也反映了各时代的风气，书籍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能让我
们看到这一点。孔子生活的春秋末都有宣示自己主张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诸如医药、文学、天文、历法、农业、历史等书籍也大放异彩。
这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诸子百家的书籍，一般都思辨色彩浓厚。在《孟子》中记载着一段孟子与其弟子公都子的对话。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论，敢问何也？”“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意思是孟子的弟子公都子问孟子：“他们都说您好与他人争辩，这是为什么？”孟子说：“我不是好辩，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后人给这段话作注解的时候解释了孟子为什么说他的好辩是不得已的，“欲救正道，惧为邪说所乱，故辩之也”。孟子说自己好辩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正道，这两句话正好代表了先秦诸子们的心境。
其实不仅仅是诸子散文有好辩色彩，即便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特征，比如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作品也展现了思辨的时代气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书籍自产生伊始，就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国末期，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深入，当时的中国版图上有七个实力最雄厚的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举措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融。然而秦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秦代并未有很好的书籍传世。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社会动荡不安，后来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汉朝的开国者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社会下层，他们都经历了农民起义，非常了解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为了吸取秦朝短命的教训，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文化政策也是相当开明，在秦代被强力镇压的儒家学派、黄老学派、刑名学派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青睐，也出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比如贾谊、晁错、枚乘等等，他们写了很多政论文和文学作品。由西汉初年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经过秦末大动荡以后，西汉初年书籍的创作有所复苏。
汉代前期的几位皇帝，特别是文帝、景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们持续地推行汉初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爱惜民力，鼓励农业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力也是空前强盛。而汉武帝本人堪称雄才大略，他凭借手中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结束。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和按照统治者需要解释的儒家学说和儒家经典，成为官方遵循的思想和推行的经典著作。以此为界，直至清朝末年，在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尽管受到各方挑战，却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书籍的创作也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注经、考证等有关经学著作，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东汉末年，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局面，而此时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因为当时汉献帝的年号是“建安”，所以这一时期在文学史上被称作“建安时期”；而这一时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三国的统治者们都经历了当时席卷中国的黄巾起义，目睹了人民的力量，加之他们的出身也并非贵族，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文学思想也就体现了他们的阶级趣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曹”，他们周围聚集了很多著名文人。他们共同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打破了两汉时期词赋独领风骚的局面。“三曹”和追随他们的文人，是亲历了汉末大动荡局面的，他们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人生无常有着强烈的感叹。所以他们的作品不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百姓的疾苦，也表现了改变动荡局面的雄心壮志。刘勰的《文心雕龙》曾经这样评价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深刻，笔意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