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还会回来的。他还会买美丽而无用的东西。他会买下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他会把它从画框中取出来，藏在制服里带回家。他要把那歌谣完整地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出来，他甚至要将楼上的房间租下来。这些疯狂的念头一度出现在他的脑际，持续了足有五秒钟，让他兴奋得忘乎所以，他没有隔着橱窗察看就走到了大街上。他还编了个曲子哼起了歌。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
突然，他整个人好像由内而外地冻结了。就在他前面不到十米的地方，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是小说司里那个黑发女孩。光线很暗，却不妨碍他认出她。她直视他的脸，然后又迅速走着，好像没有看到他。
有那么几秒，温斯顿吓得一动不动。之后，他向右转去，步伐沉重地走开了，一时间竟没发现自己走错了路。他思考着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她正在监视他。她一定跟着他来到这里。他不能相信，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同时出现在和党员所住地区相距甚远的街道上，仅仅是巧合。无论她是思想警察还是热忱过头的业余侦探，都无关紧要。只要她正在监视他，就足够了，也许她还看到他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连走路都变得困难了。每走一步，口袋里的玻璃都要撞击他的大腿，他甚至想把它拿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的肚子疼了起来，他觉得若不能马上找到厕所，他就会死掉。然而附近偏偏一间厕所都没有。过了一会儿，疼劲儿过去了，只留下隐隐的痛感。
这是一条死路。温斯顿停下来，站了几秒，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这时他突然想到，就在三分钟前，他才和那个女孩擦肩而过，若他跑起来，说不定能追上她。他可以跟着她，一直跟到僻静的地方，然后用石头打碎她的脑袋，口袋里的玻璃足够重了，完全能拿来一用。但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单是想象所耗费的力气就让他难以忍受。他跑不动，也砸不动，她年轻力壮，她会出手还击。他想快点回到活动中心，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关门，然后把这当做晚上哪儿也没去的证据。但这不可能，要命的疲倦感抓住了他，他只想快点到家，好好静一静。当他回到公寓时，已过了晚上10点，到11点公寓的总闸就会关掉。他走进厨房吞下几乎满满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然后回到桌子旁，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他没有立即将日记本打开。电屏里，一个粗哑的女声正唱着爱国歌曲。他坐着，注视着日记本封面上的大理石花纹，他试图不去听那歌声，但他做不到。
他们会在夜里逮捕你，总是在夜里。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到来之前自杀，有些人确是这么做的，很多失踪实际上都是自杀。但在这世上，人们不可能得到枪支，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能迅速将人置于死地的毒药，自杀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道理，疼痛和恐惧会带来生理上的无助感，越是到了需要特别用力的时候，身体就越是不听使唤地僵在那里。若他的动作够快，他就能将那个黑发女孩杀死，但正因为他的处境极其危险，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面对危险，人要对付的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人自己的身体。即使现在喝下杜松子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无法条理清楚地进行思考。他突然发现那些看上去英勇、悲壮的事情都不过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中，在即将沉没的轮船里，你会忘记你所对抗的东西，因为身体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就算你没有被吓倒，没有痛苦哀号，生命仍要和饥饿、寒冷、失眠搏斗，要和胃疼、牙疼搏斗。
他翻开日记本，记下的内容非常重要。电屏里的女人唱起了新的曲子，尖利的声音像玻璃碴儿一样插进他的大脑。他努力回想奥布兰的样子，这日记为他而记，或者说就是给他写的。他开始想象在被思想警察带走后，他会有怎样的遭遇。被处死是意料之中，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处死他就没关系，但在死前（虽然没人说过，大家却都知道）在认罪的过程中，他将不可避免地尝尽苦头：他会趴在地板上尖叫哀求，他的骨头将被打断，牙齿被打掉，头发被鲜血染红。
若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为什么不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几个星期呢？没有人能躲过侦查，也没有人能拒不认罪。一旦你犯下思想罪，你就注定要被处死。为什么他们要做那些恐怖的事儿，又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难道是为了让未来记住吗？
他又尝试着想象奥布兰的样子，并成功了一点。“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奥布兰曾这样对他说过，他自认他明白这话的含义。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但是，若具备了预知的能力，就能秘密地分享它。电屏里传出的声音正骚扰着他的耳朵，让他无法顺着这个思路畅想下去。他叼起一支烟，有一半烟丝都掉在了他的舌头上，又苦涩又不容易吐出来。在他的意识里，老大哥的脸取代了奥布兰。就像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硬币上的那张脸注视着他，神情凝重、沉静又充满警惕，而他黑色的八字胡后面藏着的又是怎样的微笑？好像一个沉重的不祥之兆，他又看到了那几句话：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汉文九
上午过去一半，温斯顿离开他的小隔间上厕所。
长长的走廊里亮堂堂的，从走廊的另一端走来一个人，是那个黑头发的女孩。自旧货店门口遇到她的那个晚上起，已经过去四天。当她走近时，他发现她的右臂吊着绷带，由于绷带的颜色和制服的相同，在远处看不出来。她也许是在操作那台大型搅拌机时弄伤的手，小说的情节雏形就是在这搅拌机里形成的。这种事故在小说司里非常常见。
二人相距大约四米时，女孩摔倒了，她几乎面朝下摔在地上，疼痛让她发出尖叫，一定是跌到了那条受伤的手臂上。温斯顿立刻停下脚步。女孩已经跪起来，她脸色蜡黄，嘴唇被衬得更红。她看着他的眼睛，那楚楚可怜的神情与其说是出于疼痛，不如说是出于害怕。一种奇怪的感情涌上温斯顿心头。在他眼前的是敌人，是想杀死他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受了伤的、正忍受疼痛并有可能骨折的人。他本能地走过去帮助她，当他看到她刚好跌在缠着绷带的手臂上，他好像也疼了起来。
“你受伤了吗？”他问。
“没事。我摔到了手臂，过一会儿就好了。”她说着，心跳得厉害，脸色明显变得苍白。
“没摔坏哪儿吧？”
“没，还好，疼一会儿就好了，没关系。”她将那只还能活动的手伸给他，他帮她站了起来，她气色恢复了一些，看起来好多了。
“我没事，”她说得很快，“就是手腕摔着了。谢谢，同志！”
说完，她就朝着之前的方向走了，她脚步轻盈，好像真的没事儿。整个过程不过半分钟。对温斯顿来说，不让感情呈现在脸上已经是一种本能，况且这事发生时，他们刚好站在电屏前。然而，他还是很难掩饰他的惊异，就在他将她扶起来的两三秒钟里，她迅速将一件东西塞在他手中。毫无疑问，她是故意的。那东西又小又扁。他从厕所门口经过，将它揣进口袋，又用手指摸了摸它。原来是一个折成方形的纸条。
他一边上厕所，一边摸捻着将它打开。很明显，里面一定写着某些信息。有那么一瞬，他忍不住要到马桶间里看它。但这太不明智了。正如他所知，没有哪个地方靠得住，电屏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人们。
他回到办公间，坐了下来，将这张纸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放，放到了桌上的一堆纸中。他戴上眼镜，拉出语音记录器，“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等五分钟！”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发出很大的声音。所幸他的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更改一堆数字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
不管怎样，纸条上写的肯定和政治有关。他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的可能性较大，即像他担心的那样，那姑娘真是思想警察。他想不通思想警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但也许他们有他们的原因。这纸片也许是威胁，也许是传票，也许是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个圈套。而另一种可能虽然荒诞不经却总出现在他的大脑中，他试图将它压下去却徒劳无功。那就是，纸条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送来的，它来自某个地下组织。或许真的有兄弟会！那女孩就是其中一员！毋庸置疑，这个想法的确荒唐，但纸条一触碰到他，他就萌生了这个念头。直到几分钟后，他才想到了更合理的解释。即使现在，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也许正意味着死亡——他仍然对那个不合理的解释怀抱希望。他的心剧烈地跳着，在对语音记录器叙述数字时，他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颤抖。
他将已经完成的工作纸卷起来放进输送管。八分钟过去了。他把眼镜扶正，叹了口气，然后把另一堆工作材料拉到面前。那张纸就在上面，他将它铺平，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大字：
我爱你
他太吃惊了以至于忘记将这个称得上定罪证据的东西扔到记忆洞里。尽管他非常清楚，表现出太多兴趣相当危险，但在将它扔进记忆洞前，他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遍，想确定上面是不是真的写着那几个字。上午剩下的时间，他已无心工作。要将精力集中在琐碎的工作上本已不易，在电屏前隐藏自己的情绪就更加困难。他觉得肚子里有火在烧。在吵闹闷热，拥挤得像罐头一样的食堂里就餐异常痛苦。他原打算吃午饭时一个人待会儿，但他的运气太差了，笨蛋帕森斯跑过来坐到他身旁，身上的汗味几乎将炖菜的铁皮味盖过，不仅如此，他还喋喋不休地说着仇恨周的筹备情况，他对女儿用硬纸板做了两米多宽的老大哥头部模型格外兴奋，这正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为仇恨周准备的。让人烦躁的是，在喧闹的人声中，温斯顿几乎听不见帕森斯讲些什么，他不得不一再要求他重复那些蠢话。他只看见那女孩一次，她和其他两个女孩坐在食堂的另一端。她们似乎没有看到他，他也不再向她们张望。
下午要好过些。午饭刚过，他就收到了一项复杂的工作，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他不得不将其他事情暂时搁置。他要修改两年前的一批生产报告，以损害某个受到怀疑的内党要人的名誉。这是温斯顿最擅长的事，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都将那女孩置之脑后。但很快，她的面容就又浮现在他的脑中，引起了无法按捺的强烈欲望，他很想单独待上一会儿。他必须独自待着才能将事情理出头绪。今晚他又要到活动中心去，他匆匆忙忙地在食堂里吃过无味的晚餐，然后赶往活动中心参加看似一本正经、实则愚蠢不堪的讨论组会议，他打了两场乒乓球，吞下几杯杜松子酒，又听了半个小时《英社与象棋关系》的讲座。尽管烦得要命，但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离开的冲动。看到“我爱你”后，他心里充满生存的渴望，为小事冒险愚不可及。直到晚上11点回到家，躺在了床上，他才开始好好思考问题。黑暗中，只要默然不语，就能躲开电屏的监视。
他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和那姑娘保持联系、进行见面。他不再觉得她有设置陷阱，这不可能。当她递给他纸条时，她无疑情绪激动。显然，她吓坏了。他没想过拒绝她的示好。而就在五天前，他还想用石头砸烂她的脑袋。但这没关系，他想象着她赤裸年轻的肉体，一如梦中情景。他原以为她和别人一样脑袋里装满谎言和仇恨，肚子里一副铁石心肠。只要一想到有可能会失去她，他就一阵恐慌，那白皙的肉体很可能会从他手中溜走！而他最担心的，若不能马上联系到她，她也许会改变主意。只是安排见面困难重重。就好比在下象棋时，你已然被将死却仍想再走一步。无论面朝何方，都有电屏对着你。事实上看到那张纸条的五分钟内，他就想尽了所有办法。趁现在还有思考时间，他又一个一个地将它们检查了一遍，就好像把所有工具都摊在桌子上排成一排。
显然，今天上午的相遇无法再重来一遍。若她在记录司工作，事情就简单得多。他对大楼里小说司的分布情况印象模糊，他也没有借口到那里去。若他知道她的居住地点、下班时间，他还能想办法在她回家途中和她相遇。但跟在她身后可不安全，在真理部外面晃来晃去一定会引人注意。至于寄信给她，则完全办不到。因为所有信件在邮递时都会被拆开察看已不是秘密。事实上只有很少人还在写信。若必须传递什么消息，人们就用印有文字的明信片，只要将不合适的话划掉就行了。再说，他不知道女孩的名字，更别说她的地址。最后，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食堂，若能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的桌旁——这张桌子必须在食堂中间，不能离电屏太近，周围还要很嘈杂——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并持续三十秒，他就能和她说上几句。
此后的一个星期，生活如同令人焦虑的梦。第二天，她不在食堂，直到他要离开，她才现身。哨声响起。她似乎刚刚换了夜班，他们擦肩而过，没有看对方。第三天，她在老时间出现，却有三个女孩和她在一起，还都坐在电屏下。接着，连续三天她都没有来。他的身心备受煎熬，极度敏锐。他的每个举动、发出的每个声音，进行的每个接触，他说的以及听到的每句话，都无法掩饰，这让他痛苦万分。即使在梦中，他也无法逃开，不能不想她的样子。这些天他都没有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能让他放松一下，那就是工作，有时，他可以忘记自己一连工作十分钟。他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一点线索都没有。她可能蒸发了，可能自杀了，可能被调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最糟糕也最有可能的是，她也许只是改变主意，决定避开他。
第二天，她重新出现，手臂上已没有绷带，但手腕处却贴了膏药。看到她，他非常高兴，忍不住凝视了她好几秒。接下来的一天，他差点就和她说上了话。他走进食堂，她正坐在一张远离墙壁的桌子旁，只有她一人。时间很早，人不是很多。领餐的队伍缓缓移动，温斯顿快要挪到餐台前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一个人突然抱怨没有领到糖精，耽搁了两分钟。好在那女孩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温斯顿领到饭菜，向她走去，一面假装漫不经心，一面打量她周围的桌子，寻找空位。他离她只有三米远了，再过两秒，他就能来到她身边。但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史密斯”，他假装没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句“史密斯”，声音更大了。没用。他转身一看，原来是个金色头发、模样蠢笨的年轻人。他叫威舍尔，温斯顿对他并不熟悉。他面带微笑看着温斯顿，邀请他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拒绝是不安全的。在被人认出后，他不能单独和那个女孩坐在一起，否则就太引人注目了。因此，他带着友善的笑容坐下来。那个愚蠢的金发男孩也对他笑了笑。温斯顿恨不得用十字镐将他一劈为二。几分钟后，女孩所在的桌子旁也坐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