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工作，看到这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后，他马上用一张纸将它盖住，所幸在打开它时，从电屏里看，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将草稿本放在膝盖上，又把椅子往后拖了拖，尽可能地躲开电屏。控制好面部表情并不困难，只要花点工夫，连呼吸都能控制住，但你控制不了心跳的速度，而电屏却灵敏到连这也能接收到。大约有十分钟，他一直担心会有突发事件暴露自己。比如，突然吹过桌面的一阵风。之后，他没有再打开那张纸，而是将它和其他废纸一起丢到了记忆洞里。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们就会被烧为灰烬。
这是十年，不，是十一年前的事了。若是在今天，他很可能会将那张照片留下来。奇怪的是，尽管现在这张照片和其他记录在案的事件都只存在于记忆中，他仍然觉得，拿过照片一事意义非浅。他想，这已然不在的证据毕竟曾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还是那么强吗？
然而，即使今天这照片从灰烬中复原，它也不可能成为证据。他发现照片时，大洋国已不再和欧亚国交战，而这三个死去的人都是东亚国的特务，都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自那之后，交战的对象已几经变化，究竟变化了两次还是三次，他也记不清了。供词很可能被反复重写，以至于原有的日期和事实真相都失去了意义。过去不仅被篡改，还被不断篡改。他从未仔细想过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伪造过去，这个问题犹如可怕的噩梦让他饱受折磨。伪造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它深层的动机却让人困惑不解。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我不明白为什么。”
很多次，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疯子。也许疯子就是指少数派。曾经人们认为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但在今天，相信过去不会被篡改也是发疯的征兆。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会这样想的人。若真如此，那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这里他并不害怕，让他害怕的是，他的想法可能是错的。
他拣起那本写给小孩子的历史课本，看了看印在卷首的老大哥肖像。老大哥正用那双能将人催眠的眼睛看着他。一股巨大的力量压迫着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刺穿你的头颅，直抵你的大脑，它恐吓你让你放弃信念，差不多要说服你否认你的感觉。最后党说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去相信，而他们无可避免地会这样做：他们的地位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会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还会否认现实的存在性。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令人恐惧的不是你不想其所想便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毕竟，我们要如何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我们又怎么知道地心引力的存在？怎么知道过去不可改变？若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里，意识又能被控制——那要如何是好？
但是，不！他的勇气突然迸发出来，没有特意去想，脑海中就浮现出奥布兰的脸。他比从前更加明确地知道，奥布兰就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就好像在写一封没有结尾，没人会读，却有特定接收对象的信。而他的文笔也因此变得生动。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你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终也是最本质的命令。他所面对的力量是何等庞大，党随便一个知识分子都可以轻轻松松将他驳倒，不要说去反驳那些狡猾的论点，光是理解它们，他就无法做到。一想到此，他的心就不禁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必须去捍卫那些明显的、朴素的、真实的东西！客观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规律无可更改。石头硬，水湿，没有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坠落。他有一种感觉，他正在向奥布兰说话，正在阐述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因此，他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它成立，其他一切皆是如此。”
汉文八
一股咖啡的浓香从过道尽头飘来，直飘到大街上，那是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咖啡。温斯顿不禁停了下来，大概有两秒钟，他仿佛再次回到了几乎被他遗忘的童年时代。那香味就像声音，门砰地响了一声，将它生生截断。
他已经沿着街道走了好几公里，脚踝上静脉曲张导致的溃疡又痒了起来。这是他三个星期以来第二次没到集体活动中心去，考虑到去集体中心的次数会被仔细记录，这无疑是莽撞之举。从原则上说，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一人。在工作、吃饭和睡觉时间之外，他必须参加某项集体活动。独自行动非常危险，包括独自散步。对此，新话还有个专门的名词“个人生活”，它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孤僻怪异。但是今晚，他一走出真理部的大门就被四月那裹挟着香气的风吸引。天空如此湛蓝，今年头一回他感受到一丝暖意。他突然觉得中心里的夜晚是那样冗长喧闹，劳心耗力的游戏、令人厌烦的讲话，还有靠杜松子酒维系的同志关系，这一切通通都让人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步行穿过伦敦那迷宫一般的街街巷巷，先向南，再向东，最后又往北，最终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随心所欲地走着。
他曾在日记中写：“假使希望存在，它就在群众身上。”这句话不断出现在他的脑际，昭示着神秘而荒谬的真理。他来到位于原圣潘克拉斯车站东北处的褐色贫民窟，在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行走。路的两旁是矮小的双层楼房，它们破破烂烂的大门就立在人行道的旁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耗子洞。到处都是肮脏的积水，许许多多的人在黑洞洞的大门里进进出出，在狭窄的小巷里来来往往。女孩们宛若盛开的鲜花，涂着俗艳的口红，被男孩们追逐。身材臃肿的女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你看到女孩们十年后的样子。还有迈着八字步、身形佝偻、慢慢移动的老人以及打着赤脚、穿着破烂、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孩子——他们一听到妈妈的呵斥就四散奔逃。
屋子上的玻璃窗差不多有四分之一都被打破，用木板钉起。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又小心地看着他。两个彪悍的女人叉着砖红色的手臂在门口闲聊，走近她们时，温斯顿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是’，她说，‘这样很好’。‘不过，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评判别人总是很容易，’‘但我的麻烦你可没遇到。’”
“啊，”另一个女人说，“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两个尖利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两个女人都用敌意的目光打量着正向她们走来的温斯顿。但准确地说那不是敌意，而是警觉，就好像人看到陌生的动物经过，产生暂时的紧张。这条街很少能看到党员的蓝色制服。对温斯顿来说，在这里被人看到并不明智，除非公务在身。若碰上巡逻队，一定会被他们拦住：“能出示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里做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常走的回家的路吗？”诸如此类。并没有什么规定禁止人走其他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都骚动起来，警报声此起彼伏。人们像兔子一样钻进了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从门洞里蹿出来，一把拽过在水坑里玩耍的孩子，用围裙围住，又迅速地蹿了回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同时，街道的一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穿得像手风琴一样的黑衣男子，男子一边向温斯顿跑来，一边紧张兮兮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喊：“小心，先生！上面有炸弹，快趴下！”
群众不知为什么将火箭弹称作“汽船”。温斯顿立即扑倒。群众给你的警报通常是准确的。他们似乎有种直觉，虽然据说火箭弹的飞行速度已赶超音速，他们还是能在火箭弹袭击的数秒之前感应到它。温斯顿用双手护住头。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似乎要将整个街道掀起来，有什么东西雨点般地落到了他的背上，他爬起来一看，原来附近的一扇窗户震碎了，飞溅出玻璃碴儿。
他继续走，炸弹将前方两百米处的房屋炸得粉碎，一股浓黑的烟柱高悬天空，而在它下面灰尘形成的云雾腾空而起，人们纷纷涌向废墟。温斯顿身前的街道上堆着一小摊灰泥，一个鲜红色的东西落在那里。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地方血肉模糊，这只手惨白得好像石膏制品。
他将它踢进水沟，然后避开人群，拐入右边的小巷。三四分钟后，他已走出被轰炸的区域。肮脏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快20点了，群众云集的小酒吧（他们称其为“酒馆”pubs）里客人盈门。黑乎乎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关上，骚臭味和陈年啤酒以及碎木屑的气味混在一起从门内飘出来。一幢房子凸出来，形成了一个角落，角落里有三个人，站得很紧。中间的那人拿着折好的报纸，其他两人站在边上看。无须看清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姿势上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专注。他们显然正在阅读一则重要新闻。就在温斯顿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分散开来，其中两人爆发了激烈地争执，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几乎气炸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尾是7的数字赢过！”
“不，它赢过！”
“没赢过，从来没赢过！过去两年所有中奖号码我都记纸上了，就在我家放着呢，和表一样准。没有末尾是7的赢过——”
“不，7当然赢过！我差不多能说出来究竟是他妈的哪个数字。末尾不是4就是7，是在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奶奶！我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号码——”
“嚄！住嘴！”第三个人说。
他们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了三十米，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他们还在争吵。群众唯一关注的大事便是每周一次的大抽奖，奖金丰厚。对他们来说，彩票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他们的乐趣所在、愚蠢所在，是刺激他们大脑的兴奋剂。看到彩票，原本连读写都不大顺利的人也开始进行复杂的运算，甚至连记性都变好了。还有些人干脆靠预测中奖号码、卖中奖秘籍和吉祥物为生。温斯顿和彩票运作无关，那是富部的事情，但他知道（实际上每个党员都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小奖才会发到中奖者手里。在大洋国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十分不畅，安排这样的事并不困难。
然而，你必须坚信，假使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将这句话记录下来，它合情合理。观察一下街上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它就会变成一种信仰。转弯后，他走上下坡的路，觉得自己之前曾来过这里，往前不久便是主干道，前方传来嘈杂的人声。这条街突然转了方向，走到了头，台阶的尽头是一条低陷的小巷。巷子里有几个小商贩，正在卖打了蔫的蔬菜。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身在何处，再转一个弯，不用五分钟，就是他买日记本的那家旧货店。而这家店铺旁，还有个小文具店，当初他就是在那里买的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待了一会儿。小巷的对面有一家肮脏的小酒馆，酒馆的窗户上积满了灰尘，看上去就像结了一层霜。一个弯着腰的老人推开酒馆的弹簧门走了进去，他的胡子全白了，像虾须一样翘翘的，但动作依然矫健。温斯顿看着他，想，这老人至少有八十岁，在革命开始时他就已步入中年。他，以及其他一些人，是留下的极少数的能够联结已经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在党内，几乎没有谁的思想是在革命前定型的。绝大多数老一辈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清除了，侥幸活下来的极个别人也已魂飞魄散，彻底在思想上投降。如果有哪个活下来的人能告诉你本世纪早期的真实情况，那他一定在群众中间。突然，他又想起他所摘抄的那段来自历史课本的文章，一个疯狂的念头萌生了，他可以走进酒馆，和那老头说说话，问他一些事情。他想问他：“您小的时候，生活是怎样的呢？和今天一样吗？哪些比现在好，哪些又比现在糟？”
他唯恐自己有时间害怕，所以急匆匆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巷子。他肯定是疯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不许和群众交谈，不许进入群众的酒馆，但这样的举动很难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他想好了，若巡逻队来了，他就说他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一股可怕的劣质酸啤酒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一走进酒馆，里面的说话声就小了一半，他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制服，屋子里面玩飞镖的人足足停下来半分钟之久。他跟着那个老头来到吧台前，老头正为什么事和酒保争吵。酒保很年轻，人高马大，手臂粗壮。还有几个人端着酒杯看他们吵。
“我已经够礼貌了，不是吗？”老头非常生气地挺着肩膀说，“你的意思是这鬼地方没有他妈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他妈一品脱？”酒保的手指撑着柜台，身子向前倾着。
“听我说！一个酒保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品脱？一品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得从A、B、C开始教你。”
“从来就没听过这些。”酒保说，“一升，半升，这儿全是这个卖法。杯子就在你前面的架子上。”
“我就喜欢说一品脱，”老头很固执，“你没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我年轻时没有他妈的按升卖这回事。”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树上呢。”酒保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其他人。
大家哈哈大笑，将温斯顿刚进来时的那种不安的气氛一扫而空。老头布满胡楂儿的脸变得通红。他嘟嘟囔囔地转过身，撞到了温斯顿。温斯顿轻轻搀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问。
“真是个绅士，”老头再次挺起肩膀，似乎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制服。“品脱！”他向酒保喊，声音里有挑衅的意味。“一品脱猛的！”
酒保拿出两个厚玻璃杯，在吧台下的水桶里洗了洗，然后在两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升深棕色啤酒。在群众的酒馆里，你只能找到啤酒。群众不允许喝杜松子酒，不过他们很容易就能买到。人们暂时忘记了温斯顿，重新玩起了飞镖，谈起了彩票。温斯顿和老头在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坐下，不用担心旁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这极其危险，但至少屋子里没有电屏，打一进酒馆，他就注意到这点。
“别想让我不说品脱，”老头抱怨着坐了下来，酒杯放在他眼前。“才半升，太少了，不够劲儿。一升又太多，会让我的膀胱忙个不停，更别说那价钱。”
“您年轻时一定和现在有很大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眨了眨淡蓝色的眼睛，目光从飞镖台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男厕所门口，似乎在这酒吧里寻找着变化。最后，他说：“啤酒更好，也更便宜。我年轻时，管淡啤酒叫汽酒，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是战前的事了。”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
“所有战争，”老头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杯子，挺了挺肩膀，“祝你身体健康！”
他干瘦的喉咙上尖尖的喉结飞快地上下抖动着，啤酒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拿回两杯啤酒，每杯都有半升多。老头好像忘记了他刚刚还在反对喝一整升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