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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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父母不应隐瞒子女的错误与缺点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儿女对于父母的缺点过失是不能讲的。父母说的话、做的事,当儿女的只能服从,不能驳回,不能批评,明知是错的,也要为其隐瞒,叫做“子为父隐”。否则,就是不孝。同样,父母对于儿女的缺点和过失,也包庇袒护,叫做“父为子隐”,就连孔子也支持这样的主张,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照他的看法,父子相互袒护错误,包庇过失,不但没错,而且是高尚的道德,应该提倡。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袒护包庇的结果是使小错发展成大错,到头来只会坑害了子女或父母。不管是谁犯了错误,旁边的人都要及时地纠正过来,尤其是父母对于子女所犯的错误更应该及时纠正,等到小错铸成大错时再纠正就晚了,因为子女尚处于成长过程中,身心都不很成熟,是需要父母给予帮助纠正错误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子女犯了错误时,自己本身也许并不知道错在哪里,更无从去改正,所以需要父母给予正确的引导,去修正他们的缺点,才能使孩子走上正确之路。

汉武帝时曾任丞相的公孙贺就吃了这样的亏。公孙贺本来是有本事的人,“熟悉文法吏治”,深受皇帝器重。可对待犯罪的儿子,却采取了“父为子隐”的做法。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小时候行为放荡、贪财爱宝,见了好吃好玩的东西就想独占。公孙贺明明看到儿子有这个毛病,却不加以责备教训,而是一味放纵。公孙敬声长大当了官后,经常公私不分,把公物占为己有,公孙贺也是加以庇护,从不追究。后来当上太仆的公孙敬声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贪污军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父亲的公孙贺总应该引以为戒了吧,可他却千方百计为儿子开脱罪责。因案情重大,证据确凿,找不到借口,他就想找个立功的机会给儿子赎罪。恰好这时,皇帝命人搜捕阳凌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个任务。不料朱安世被捕入狱后,给汉武帝上书,揭发出公孙敬声不仅有贪污问题,而且还与阳石公主私通,在背后诽谤朝廷等问题,并说公孙贺知情不报,纵容儿子作恶多端。这下子,汉武帝大怒,将公孙贺一并革职下狱,诛杀了他全家。

知子莫若父母。一般说来,孩子的性格、习惯、优点和缺点,当父母的是最清楚的。尤其是缺点,在别人面前不肯暴露的,在父母面前是很容易暴露的。对于孩子的缺点,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还应该采取不隐瞒、不护短的正确态度。《史记》上有一个“赵母进谏”的故事,就很能给人启发。战国时期,赵国有个很能打仗的将军,名叫赵奢。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跟父亲读了不少兵书,谈起用兵的道理滔滔不绝,即使赵奢也难不倒他,因此自以为是,常常在人面前炫耀自己。但赵奢深知儿子没有带过兵,缺乏实际的锻炼,临死前就对妻子说:“别看咱儿子能讲一套兵书,可当不了大将军。打仗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哪有像他说得那么容易。如果让赵括当大将领兵的话,搞垮赵国军队的一定是他。”

在赵奢死后不久,秦国出兵攻赵,两国军队在长平摆开大战的阵势。赵孝成王任命赵括为上将,取代了廉颇,指挥四十万大军去抵抗秦军。赵母知道这件事后,问儿子:“你为什么不推辞王命呢?”赵括自鸣得意地说:“朝中再也没有比我强的人了,我不为将谁为将?”赵母记着生前丈夫叮咛的话,也知道自己儿子的毛病,便急忙向赵孝成王上书进谏说:“不要任命我的儿子为大将军。”赵孝成王问她:“为什么?”赵母回答说:“一是他没有实际作战的本领,二是他骄傲自大。他父亲当年为将时,大王赏赐给他的东西从来不私留,全部分给士兵。领兵出征之日,成天住在军营,从不问家事。现在我的儿子赵括刚一当上将军,就趾高气扬,手下的士兵不敢仰视其面。大王赏赐给他的金银绸缎,全拿回藏在家中,还四处钻营,购置便宜的田地房产。赵括和他的父亲完全是两个样子,不是个领兵为将的材料,大王还是另选良将吧。”

可是赵王固执己见,还是坚持让赵括为将。结果这个只会生搬硬套兵书的赵括,一上前线,就改变了廉颇筑营坚守的战略,盲目指挥士兵出击,结果中了秦军的埋伏,全军覆灭,他本人也被乱箭射死。对这件事情,后人在嘲讽赵括只会“纸上谈兵”的同时,也赞扬了赵括的父母知其子短、不为子隐的明智态度。

三国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也是个不隐瞒不庇护自己孩子缺点的人。他的儿子诸葛恪,从小好学,聪明能干,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爱听赞扬话,好大喜功,听不进去意见。

尽管诸葛瑾经常给他指出这个毛病,可他总改不了,在父亲面前,有时收敛一点,过后又旧病复发。后来经大臣孙竣的推荐,孙权招用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临行前,知道他为人的大司马吕岱告诫说:“世方多难,你进宫后,要谦虚谨慎,每遇事必十思而后行!”诸葛恪听了此话觉得怪不入耳,很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季文子主张三思而后行,孔夫子讲再思就可以了,你今日却让我十思,分明是看不起我!”吕岱一看他这么骄傲,也不好再劝了。他父亲诸葛瑾更是为这个刚愎自用、听不进批评意见的儿子感到担忧,常对家里人和亲戚朋友们说:“我的儿子太骄傲了,非保家之子。”到后来,当了太子太傅兼大将军的诸葛恪果然因骄傲自负、专国政,得罪了不少文武大臣,结怨甚多,被皇族孙峻所杀。

在古代,尽管有像赵奢夫妇和诸葛瑾这样能知子之短,不为子隐的严父、慈母,可往往无力挽救他们那些走上错误道路的子弟。而像赵括、诸葛恪那样的一些骄子,连他们的父母都信不过他们,往往却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用,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弊病。对此,连一些封建士大夫也心怀不满。对子女的过错和缺点不姑息迁就,不听一面之词,这也算是一种“不为子隐”的具体表现。而在那种“父贵子荣”“子仗父势”的社会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唐代名臣、洛阳王郭子仪在河中时,规定了一条军纪,禁止马匹踩踏农民的田地,违反者处以死刑。可是偏偏有一天,郭子仪的爱妻南阳夫人最宠信的一个奶妈的儿子却违反了这条军纪,被郭子仪手下的一名军官发现后,按律处决了。这下子,南阳夫人生气了,从小吃这个乳母奶的几个儿子发怒了,都跪在郭子仪面前哭着告状,说这个军官太不像话了,连他们乳母的面子都不顾,根本不把他们郭家的人放在眼里,还添油加醋地说了一些这个军官的坏话,主张惩办。郭子仪一听,把儿子们大骂了一顿,训诫道:“你们不奖赏这个秉公执法的军官,反倒来告他的状,只知袒护自己家里的人,就不知道敬重将士,维护军纪,保护百姓庄田?真是些没有出息的人!”儿子们一看父亲不偏向自己,也就不敢加罪于那个军官了。为了以此为戒,进一步教育家人和部下,到了第二天,郭子仪还有意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表扬那个军官做得对,并当众宣布了自己儿子徇私的错误,部属都很受感动。

为人父母,一方面对自己儿女的缺点、错误要正视,不要袒护;另一方面,对他们也不应苛求,能允许其有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人人都会犯错误,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认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并能及时地改正它,这样才能使子女进步,更加成熟与完善,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父不为子隐,不掩饰子女的缺点过错,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当子女触犯了法律,甚至要杀掉脑袋时,做父母的应采取什么态度,这的确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秉公执法的最大困难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表面上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在那时,平民百姓的子女犯了法,纵然父母想庇护也没有机会,因为国家机器全部掌握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对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豪门贵族子女来说,法律往往是不起作用的。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明:唐景龙年间(707—710年),中宗李显的几个女儿,常常纵容自己的家丁奴仆抢劫老百姓的钱财,触犯了法律。当时的左右御史袁从之是个比较公正廉洁的检察官,便依法将这些恶奴拘捕入狱,准备判刑。这下子,皇帝的女儿们火了,认为这样做有伤皇家子女的“尊严”,便到父亲面前说情。糊涂的中宗皇帝为了女儿的颜面,早把国法置于脑后,尽管袁从之苦苦劝谏,他也听不进去,硬是下令把女儿家的奴仆放了。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不要说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了,就是地方上一些官宦子弟犯了法,也是“官官相护”“为亲者隐”,该问罪的不问,该严惩的轻判。封建的法典制度上,就有专为官宦人家实行庇护的诸如“官当”“八议”之类的明文规定。

当然,凡事都不是绝对的,万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在封建阶级统治内部,也有一些有头脑、有远见的官吏,出于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缓解阶级矛盾的需要,在对待亲属子女问题上,能够“忍所私以行大义”,坚持按法律办事。《吕氏春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叫腹吞的大臣,他的儿子在外面杀了人。当时朝中有两种意见,平时跟腹吞不和的人幸灾乐祸,说:“哼!他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次看他怎么办!”另外一些大臣则替他担忧,在秦惠王面前为他求情。秦惠王平时很器重腹吞,又见他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心想要是斩了这个儿子,腹吞一定会伤心得不得了,于是当着许多大臣的面对腹吞说:“你年纪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继后,我已经下了命令,免你儿子的死罪,你就放心吧。”腹吞听到这话以后,差点掉了泪,觉得秦惠王不了解他的心,便回答说:“大王啊,国家定的法律,人人应当遵守。杀人的要偿命,才能警示别人不能随便杀人。大王为了照顾我而免了我儿子的罪,以后对别的杀人犯应该怎么办啊?我感谢你的好意,可不能为私情而不顾法律,还是请大王赶快下令把我的儿子处死吧。”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个年老的腹吞太固执了,就说:“难道你不爱儿子吗?”腹吞说:“怎能不爱呢。可是被我儿子杀死的那个人也是别人的儿子啊!我要是不依照法律办事,怎能对得起别人的父母呢?”秦惠王见他说得有理,就下令把他的儿子杀了。

王子犯了法,有没有实行“与庶民同罪”的呢?尽管这种现象很少,但是也的确有。汉武帝刘彻就非常注意从自身做起,维护国法的严肃性。据史载,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年岁很大时才生了个宝贝儿子,称昭平君。昭平君小时受娇宠,长大后横行霸道,狐假虎威,干尽了坏事。隆虑公主病危时,担心儿子将来会犯死罪,便想出一个以钱赎罪的方法,对自己的哥哥汉武帝说:“陛下,我欲以黄金千斤,钱一千万为昭平君赎死罪。以后他若犯了法,请你开恩,不要问罪。”隆虑公主病故后,昭平君更是无所顾忌,胡作非为,在一次喝酒时行凶杀人,被收押在内宫监狱。因为是皇上的外甥,主管官员不敢做主,奏请汉武帝处理。汉武帝想到妹妹临死前的嘱托,心里觉得不忍。那些喜好阿谀奉承的大臣也纷纷劝说汉武帝免了他的死罪。汉武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判了昭平君的死罪。他说:“法律是朝廷制定的,如果我徇私情,那我怎么号令天下万民?还有什么颜面进高祖庙!”

“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古往今来,每一个父母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这个成语,就能够形象地概括天下的“父母心”。

“龙”,历来是炎黄子孙所崇拜的图腾,一直被人看做是高贵的象征,所以,历代的封建帝王都自称是“真龙天子”。在以等级制度为重要特征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人们望子成龙,就是希望孩子能走上“仕途”,能够金榜题名,成为达官贵人,以此来光宗耀祖。望子成龙,人之常情。但“望子成龙”不如“教子成龙”。从小就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不但有利于孩子成功,而且家长也能跟着进步,在教子问题上,有人相信那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认为只要生活在好的家庭环境里,不教也能成“龙”,认为“将门出虎子”。其实。能不能出“虎子”,能不能成“龙”,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将门”,而在于教育。光有“望子成龙”之心而失教不行,依靠优越的家庭条件任其自然发展也不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望”中有“教”,“望”“教”结合。希望与教育结合起来,在对孩子充满希望的基础上教育孩子,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在古代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些落后的思想存在,但是它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推动了学校教育建设的进程,甚至对于处于21世纪的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