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西会通: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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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一代宗师,风范长存

徐光启入阁为相的时间非常短暂,仅一年零几个月,其中还有好几个月身处病中。这一年多,徐光启也曾一度有过大展雄图的想法。比如崇祯六年(1633年)初的一天,崇祯皇帝和他说起准备让他以首相的名义到前线巡边,指挥战斗。他从朝中归来后喜形于色,一夜都没睡好,希望能在北边疆场大显身手。但是,在为相的大部分时间里,徐光启的内心是痛苦的,常常吟诵“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的唐人诗句以自遣。此时朝中一批奸臣当道,对他处处掣肘,许多朝臣又都只求自保,不愿为国分忧,自己的正确主张反而得不到施行,国势日见衰败。另一方面,他的同道好友又一个个先他而去,使徐光启倍感寂寞,因此,他的阁老生涯在政治上经常是消沉的。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年已72岁的徐光启多年的脾胃宿疾突然加重,接连数天不能进食,一吃就呕吐,浑身疼痛,严重时还会昏厥。这使他深感自己的健康状况已无法坚持工作,就向皇帝请病假在家调理,一直到四月才回阁视事。这年十月,徐光启感到自己实在是病体难支,又一次上疏乞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徐光启仍坚持工作,尽力整理历书的最后书稿。十月三十一日,徐光启向皇帝上疏,预报第二年三月十四日将出现月食,详细禀报了月食的时间和起复方位,还详细汇报了历书的编写进展情况。十一月七日,徐光启自感病情更加严重,写信让儿子徐骥速来京城,又上疏给皇帝,保举了修历有功人员,恳请皇帝给予奖赏。他特别提到了传教士罗雅谷和汤若望,希望皇帝给予嘉赏,并赐给他们田宅,使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安心地为明政府工作。徐光启上疏向崇祯皇帝报账,交代了修历的花费和物资的账目结算情况。他又告诫在身边侍奉他的孙子徐尔爵,让孙子尽快抄录《农政全书》,以便向皇帝进呈,完成自己的志向。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追记父亲的临终遗言时说,父亲“临没了了,只以国家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就在这一天,崇祯六年十月初七(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带着未完成的心愿和对国事的满腹忧虑,溘然长逝。

徐光启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宫内,崇祯皇帝对这位肱骨老臣的离去深感悲痛,宣布辍朝三天以示哀悼,追赠徐光启为“少保”,赠谥号为“文定”。朝野上下,许多人见到讣告,都失声痛哭。徐光启逝世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发现在他简陋的斗室里,仅有一只陈旧的木箱。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两银子,此外,便是大量的著作手稿。徐光启的床上放着一只冬天用来取暖的汤壶子,年头长久,已经有了渗漏,以致破旧不堪的棉被漏下一个破洞。大臣们不禁感慨:“古来辅政大臣,廉洁如此,只有徐公,别人谁也比不上!”有些正义的大臣将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的生活境况向崇祯皇帝作了汇报,请求朝廷给予其优厚的抚恤,以使那些贪污受贿者闻之惭愧。崇祯皇帝当即派内官赏赐给徐家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银两等,又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礼,并设专人护丧回到上海。

崇祯七年(1634年)年初,徐光启的儿子徐骥扶柩南归,将父亲的灵柩暂厝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双园别墅。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家人将徐光启安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十余里的土山湾西北,即现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地。因为徐光启曾做过明朝的“阁老”,所以他的墓又称为“阁老坟”。墓前有石人石马、华表牌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徐光启墓重加修葺,焕然一新。墓前石坊上的匾额曰“文武元勋”;两边的对联是:“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这副对联实在是对徐光启一生事业的恰如其分的概括。徐光启是明代后期“实学”思潮的倡导者。他旗帜鲜明地提倡经世致用,开一代风气之先。在反对王阳明心学的“空疏”,主张回到“经世致用”的朴学方面,徐光启可以说是先行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著名思想家主张经世致用,常被人们称道,但开风气之先的还是徐光启。从明末复社的张溥、陈子龙到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徐光启对他们不同程度的影响。徐光启提倡实学,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在扭转明末的“空疏”文风和学风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光启是明代中国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是明末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是东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竞赛的重要时刻。徐光启第一个意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他面对西方的挑战,响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主张,在宣传和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徐光启有披荆斩棘的开创之功。徐光启忧国忧民、改变祖国积贫积弱面貌的强烈愿望,驱使他坚持不懈,刻意追求。他好学不倦,即使身任宰辅,年逾古稀,仍然“目不停览,手不停笔”。为了中华民族的兴盛,为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徐光启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

对于西方传教士,徐光启看重的是他们有“种种有用之学”。由于时代的局限,徐光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本质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但他在竭尽全力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还保持着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的应有警惕。当荷兰人侵占台湾,久留不去,继而又想占据澎湖列岛等地时,徐光启深以为忧,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才是对朝廷统治真正的威胁。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徐光启不仅忠于国事,勤于钻研,在日常处事中,他也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徐光启是一个孝子,对待父亲徐思诚一直很体贴孝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劳动,帮助父亲料理瓜田、菜地、果园的农活。自己考中进士留在翰林院后,就把老父亲接到京城的宅邸中同住,“备极孝养”,早晚请安,冬冷夏热时分照顾周到,老父亲生活所需,不等提出要求早就预先备好,使父亲在生活上尽可能的舒适满意。徐光启对早逝的祖母、母亲同样极具孝心,一直很怀念她们,后来,他为自己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各写了一份传记,以示追念。徐光启不仅是个温和的丈夫也是位慈爱的父亲,但他对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的要求很严格。有一次,11岁的独生子徐骥从一家富民门口走过,看到这家人非常吝啬,居然以麦屑煮粥。徐骥回家后向父亲谈到此事,拍掌大笑,嘲讽他们太寒酸。徐光启见儿子以口腹之欲讥笑他人,很是愤怒,痛斥儿子,自己还为之停食。儿子很惶恐,赶紧认错,还找来亲戚说情让父亲息怒。从此,徐骥再也不敢放肆讥笑别人了。徐光启当上翰林后,有一年过年那天早起,发现丢了一只袜带,他没声张,随便找了一根破布条系上。过了一个多月,夫人吴氏方才发现,便笑着对徐光启说:“都是当了翰林的人了,再穷也不能连一条袜带也买不起啊,外人不知情者必然以为你故意矫饰。”徐光启对夫人说:“凡事无大小,都不可能没有缺陷,这样才符合天意。我如今穿得很好,冷热各有所防,只有这一袜带算是一处不当。我以为这正是自得其乐,怎么能说是矫饰呢?”徐光启在京城时,还常常写信给上海的亲属,告诉他们绝不可因为他在京城当了大官,就在家乡为非作歹,“约束家人及亲戚,不可多事。以前受亏处,也不必称说报复等语,但以安静为生”。

徐光启对朋友从来都是满腔热忱,尤其对受难的亲友,常常以关怀为主,比往常更显亲密,必要时还仗义执言。焦竑是他的知心导师,但后来官运不佳,一直受到恶人排挤。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徐光启始终都把焦竑当做可敬的长辈看待,决不因政治上的一时浮沉而与之疏远。徐光启的一位姑父俞显卿,比他早中进士,曾官至兵部郎中,但后来为权臣陷害,罢职回乡。徐光启对他一直保持敬意,在为他写的《俞子如先生像赞》中称赞他:“贞心劲气,独留天地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由于保守派的诬陷,朝廷兴起“南京教案”,一批西洋传教士受到迫害,有的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被驱逐出境。徐光启这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传教士们辩白,向朝廷担保,这些传教士绝不是歹徒。他还救援了一批传教士,让他们躲到上海自己的家中避难。诸如此类好义之事,使徐光启在亲友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也日益受到知识界的尊重,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长者。

后人为了纪念徐光启,在他的故乡上海修建了许多以他命名的建筑物。人们把徐光启当年住宅旁的一条马路叫做“光启路”,把他住宅的一部分建成徐光启的住宅遗址和徐光启祠。祠的东厅是家族宗祠,纪念徐氏列祖列宗,西厅是纪念徐光启的专祠,门匾上有“明相国徐文定公祠”的字样。祠内有徐光启的塑像,还有皇帝赐予的“王佐儒宗”的匾额。“王佐”是指他曾位至宰辅,是皇帝的辅佐;“儒宗”是指他的学术地位,是天下儒生的宗师。198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他逝世350周年时,重新修葺了徐光启墓,并在墓前树立了徐光启雕像。1984年,上海市把位于徐光启墓地的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供国内外人士凭吊。徐家的名为“后乐堂”的农庄别墅,在崇祯年间曾悬挂过皇帝钦赐的“儒宗人表”“文武元勋”两块匾额,早在清朝时就建为天主教堂,这就是如今耸立在上海市西南角的著名的徐家汇天主教堂。

徐光启生前,写有一首题为《题岁寒松柏图》的诗。在诗中,他把桃花与松柏作了对比:桃花艳丽,然而“天风吹严寒,零落一朝空”;而“郁郁松与柏,贞心独凌冬”。坚贞的松柏,几经风霜严寒,却是:“黛色欲参天,幹石枯青铜。幽志自畴昔,持此谐清风。”这正是徐光启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一代宗师,风范长存。徐光启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爱国大科学家,将会永远为人民尊敬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