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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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景帝为政富安天下

汉景帝刘启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孙,文帝刘恒之子。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母亲为窦姬。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公元前179年文帝立刘启为太子、其母窦姬为皇后。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在经济上,汉景时期实行强本节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用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国家财力不足问题。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农业在汉代的经济结构中,占着主导的地位,是汉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虽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是农民贫困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汉景帝时期,谋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经描述了一般自耕农的生活状况。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耕地不过百亩,收粟不过百石。这是两个约数,有的自耕农,恐怕还不及此数。则五口之家每年用粮共九十石,余下十石交纳田租、口赋、算赋、献钱、更赋,就远远不够了。再加水旱之灾,官家额外摊派,以及高利贷剥削,自耕农只能在贫困中挣扎,或者变卖田宅以偿还债务,甚至四处流亡。自耕农的破产流亡,带来两个直接后果,即土地兼并始终不断以及国家控制的编户之民日益减少。汉代的土地兼并,从汉初以来未曾间断,不仅商人肆意兼并土地,官僚势力也巧取豪夺。除了商人及官僚势力之外,诸侯王亦肆意兼并土地。随着自耕农的不断破产,编户之民日益减少,国家赋役来源锐减,势必造成财政匮乏。封建国家财力不足,汉廷的内外政策受到影响。当时对南越王采取怀柔政策,对匈奴实行和亲,除了安民、避免兵害的因素外,也与汉廷财力不足密切相关。

农民的贫困和破产,自然是编户之民减少的主要原因。而当时背本趋末的现象严重,也是农业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对此贾谊上疏进谏,提出“不重农抑商国家将会无法统治”。他认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封建国家的兴衰。如果有充足的粮食,不仅可以对付天灾与边患,还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宁。因此,他主张将从事商业的游食之民,转向从事农业生产。后来,晁错也上疏言农事,强调使民以农为本,打击商贸兼并土地,以解决守边士卒的粮饷,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他提出当今之务在于使民务农,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汉景帝即位后不久,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景帝就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重农抑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鼓励他们辛勤劳作,文景时期特别注意减轻赋税,多次颁布减免租税的诏令。文帝十二年下诏免收全部土地税,景帝元年下诏免减田租之半。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交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此后终西汉之世,基本沿袭未改。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汉朝初年几次诏令减省租赋,除了因为农业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之外,也包含着抚恤小农之意。实际上,这是用降低田租税率来刺激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使自耕农得以维持起码的生产条件,起到稳定自耕农在籍的作用,以保证汉廷赋税来源。其实,田租税率虽然降低了,但是只要收获量增加,封建国家的田租收入同样可以增加。

同时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汉廷又提出入粟拜爵或免罪。规定入粟六百石拜爵上造,即第二等爵;四千石为五大夫,即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即第十八等爵;凡入粟朝廷,有罪可以赎免。对于汉廷来说,通过卖爵即可积贮大量粮食,对于农民来说,因入粟而获得高爵或免罪,也是一种获利的方式。汉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

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公元前158年四月,汉文帝下令“弛山泽之禁”,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一时出现商货流通、市场繁荣的景象。可见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既强调以农为本,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又活跃流通领域,以发展和繁荣社会经济。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一方面,由于封建国家、地方豪强、商人及高利贷的剥削,农民日益贫困而不断破产,从而转化为势家豪富的佃农和雇农,或者变为富商大贾的奴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官僚世家、地主豪强及商贾手中。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帝初期已经存在,到景帝时就更加严重了。表明地方豪强已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这是文景期间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所以,文景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减轻刑罚也是汉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改为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官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汉景帝时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继续改革法律。汉初从刘邦到惠帝、吕后,虽说对秦朝残酷的法律进行了—些改革,但仍较严酷。文帝元年,废除一人犯法、家属连坐、罚为官奴的法令。文帝二年,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十三年,下令废除肉刑,而代之以笞刑。然而笞刑过重,容易使罪人当场死亡。汉景帝也说,笞刑与死刑无区别,即使侥幸不死,也不能正常地起居生活。

于是到景帝元年,下令减轻笞刑,例如,原笞五百的改为三百。景帝六年又一次下令减轻笞刑,减三百为二百,减二百为一百。同时还规定了竹板的大小尺寸,只准打臀部。一名罪犯只能由一个人行刑、中间不得更换人,这样受笞刑的人才能保住性命。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这同秦朝统治下的凄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思想领域,景帝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书》《春秋》

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这种活跃局面大大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外交上,汉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边塞与匈奴商谈和亲之事。次年秋天,又与匈奴举行和谈。公元前152年,汉朝遣送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

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对匈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同样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能够识才择贤,固然不易,而能够不以好恶定是非,就更不容易了。

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

济南有一豪强氏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地界。后来景帝又任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惧郅都,引兵远避,不敢靠近雁门。宁成也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长安居住着许多宗室权贵,胡作非为,京官无人敢管,景帝调宁成为中尉,一举镇住了犯法的宗室权贵。程不识敢于直谏,景帝任他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周仁守口如瓶,景帝任命他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汉景帝用人,均力图做到择贤而任,用其所长。

外戚是汉室从高祖时起就很敏感的问题。景帝对此颇能分清彼此,不以偏概全,既不让外戚专权,又能任用确有才能的外戚以适当的官职。窦婴是外戚,吴楚之乱时,景帝考察宗室诸窦,没人超过窦婴,就拜他为大将军,监督各军,窦婴不辱使命。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没有听取,窦太后颇有埋怨情绪,汉景帝却说:“难道您老人家以为我舍不得把丞相这个职位给他吗?他这个人沾沾自喜,行为轻薄,丞相要老成持重,他难以胜任。”

不仅对臣子如此,汉景帝对同胞姐弟以及宫中的嫔妃们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多能体谅、庇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他又是非分明,原则性的问题坚持不放,决不姑息迁就。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要算对待弟弟的继位和皇后的设立问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共生二男一女,景帝刘启为长子,弟弟刘武封为梁王,姐姐刘嫖称长公主,嫁给了陈午。景帝同母兄弟仅有刘武,所以自幼与刘武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刘武封王后,连年入朝,常被挽留京师。一次,景帝设家宴招待梁王刘武,当时朝中还未立太子,景帝喝得高兴,对梁王说:“等我百岁之后,把帝位传予梁王。”当时梁王和宠爱小儿子的窦太后听了,并未认真。后来梁王因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再加上窦太后的宠爱,便不可一世起来。他建了一处方圆三百多里的东苑,并把国都扩建成为周长七十里的大城,在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复道,出门打着天子旌旗,队伍千乘万骑,简直就与皇帝一样。又多作兵弩弓箭,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等谋士纷纷投奔梁王。经过这段时间,窦太后和刘武对“传位梁王”的话认真起来,打算让景帝确立刘武为帝位继承人。袁盎和大臣们听到这种风声后,就对景帝揭示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使景帝坚定了帝位必须传子的主张。梁王知道后,不敢再向窦太后说什么,就急忙辞京回国了。梁王回国后,朝中立了太子。不久,梁王病逝。景帝痛惜骨肉之亲,也为了安慰母亲,把梁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五个女儿也都封了一处采邑。

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政策促进了农耕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满,而朝廷的财政也是大有盈余。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以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不可食用。民间大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饶,骑乘母马的人甚至不能参与乡间聚会。农耕的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

汉文帝时,谷价至一石数十钱。文景时代推行的政治方针,使国家安定,经济富实,但是匈奴贵族因为未曾遭到有力的反击,对汉地的侵扰愈益频繁。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也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公元前154年终于爆发了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的联合叛乱。西汉王朝凭借文景以来所创造的稳固的政治基底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平定了叛乱。吴楚叛乱发生于正月,三月即告终结。文景时代的社会进步,是和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分不开的。它维护社会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