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皇帝的称法有以谥号称，有以庙号称，亦有以年号称。唐以前多以谥号，如汉高祖、汉武帝、唐高祖、唐玄宗等。高、武、玄等都是谥号。宋以后多以庙号，如宋太祖、明太祖、元太祖、清太祖……“太”都是庙号。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称“太祖高皇帝”，但唐以前就是*高祖，宋以后就是*太祖。这就是区别。明清以降，一般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朱祁镇和皇太极例外），所以又往往用年号称呼他们。如洪武、崇祯、康熙、宣统……。
“明”是唐玄宗谥号，所以称呼他为明皇。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是谁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神宗即位后，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十分赞赏，于熙宁二年（1069）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立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管制定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条例的官署），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他从“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着手，颁布一系列新法。属于“理财”范围的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属于“整军”方面的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和设军器监。新法推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缓和了国家财政和军事危机。但因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何谓“二王八司马”
二王八司马，指中国唐朝唐顺宗时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他们都被贬斥。“二王”指：王伞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郎州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
“成吉思汗”是什么意思
元太祖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１１６２年出生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是我国古代蒙古族首领、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
公元１２０６年以前的蒙古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铁木真经过长期争战才用武力统一各部落，蒙古才形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大部落，并且用蒙古作为统一名称。１２０６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边开会，共同推铁木真做大汗（“汗”就是大帝的意思），并且给他加了一个称号叫“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有三种解释：
１．据《史集·部族志》解释：蒙语“成”的意思是“坚强”，“成吉思”是其复数，《通史简编》也认为“成”是“刚强”，“吉思”是“多数”。因此成吉思汗是坚强的大汗的意思。
２．“成吉思”蒙古语意思为“天赐”。成吉思汗即是上天赐予蒙古人的大汗。
３．《蒙古源流》和《蒙古世系谱》两书认为：泰和元年那年，铁木真已２８岁，即位前三天，每天清晨都有一五色鸟鸣，声声如“成吉思”、“成吉思”，似是一种吉祥的征兆。所以，“成吉思汗”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未见成效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年)入阁，万历元年(1537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
明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土地兼并、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为自救，当权人物选择了改革政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在内政方面，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擢选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整顿了邮传和铨政，其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任用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解除了无地农民劳役负担，提高了有田农民农耕积极性，稳定了农业生产。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给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
“一条鞭”法解决了逃役问题，为赋税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促进了货币化纳税，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任用戚继光等，加强了边防；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张居正改革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反对派反攻倒算，改革的成果很快毁于一旦。
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时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防务均告危急；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是年5月，奉命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驻肃州指挥多路军讨伐阿古柏，次年1月占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从而使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
《伊犁条约》签定后，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同年夏，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5年病故于福州。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收复新疆这一战是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左宗棠也因此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
是谁兴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是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一切事务，诸如外交、通商、传教以及输入武器、机器和科学技术等等。洋务运动中所兴办的“洋务”，则专指引进西洋武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等，从事上述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官吏中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斩、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逐步形成举办洋务的热潮。
公元1861年喊丰十一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一小型军工厂的设立，标志着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长达 30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兴起。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创办了第一批中国自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煤矿、纺织厂，第一个钢铁厂、轮船制造厂和轮船航运公司，第一条铁路和电报线路；开办了第一批近代外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官学校，建立了第一代中国海军和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它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是谁发动了戊戌政变
1895～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触动了封建顽固派守旧势力的利益，由此，便展开了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激烈斗争。
为了削弱变法维新的力量和实现对政权的有效控制。善禧太后一方面下令将光绪皇帝的亲信、帝党和维新派之间联系的关键人物翁同和革职。另一方面又逼迫光绪皇帝任命春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之后她又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于公元1898年10月19日在天津检阅军队，准备届时发动政变，逼迫光绪帝退位。
在这危急的时刻，光绪帝与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商量，认为可以依靠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付后党。袁世凯是荣禄的部下，是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当时他的军队就驻扎在天津附近。
当天深夜，谭嗣同自告奋勇独自到了袁世凯的寓所，向袁世凯出示了光绪帝的密诏，并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和盘托出，要袁世凯扶持光绪皇帝诛杀荣禄，消灭后党。
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 “今天只有你能救皇上。如果你愿意，就请全力救护；如果你贪图富贵，就请到颐和园告密，你可以升官发财尸
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 “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退朝之后，袁世凯匆匆赶回天津。可一到天津，他就去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后，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报告。
第二天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大批人马，气急败坏地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下令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对外则宣布光绪帝生病，不能亲理政务，而由自己“临朝听政”。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措施以外，全部被废除。这一年，正是甲子纪年的戊戌年，所以，通常把这一事变称为“戊戌政变”。
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得知消息后，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当天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化装逃往日本。
公元1898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
至此，这次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就宣告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