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社会规则（就像法律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一样），充当社会告诫者的角色，借以劝诫其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要和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相一致。所以，1600多年以来，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靠着严格而细致的道德准则，保证他们的连续性以及内部的和平，几乎不需要从国家和法律中获得帮助。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阶段的道德规则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改变。在狩猎阶段，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追捕、格斗和砍杀。当他抓到了猎物，总是要吃下三倍于自己胃消化量的食物，因为他拿不准何时才能吃到下一顿。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的国与国之间一样。大体来说，当时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于女人—因为男人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猎物。一些男人必须同时拥有几个女人，每个男人都被期望能使妇女频繁怀孕。因此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期的确切时间—或许是在新石器时代，或许是从发现播种粮食可以增加野生小麦的产量而开始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新的制度要求新的美德，同时把一些旧的美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奋变得比勇猛更加重要，讲究规则和节俭比武力更有价值，和平比战争更加有利。孩子们是经济资产，节育是不道德的。农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受父亲和季节变化的支配，父权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每一个正常的男童，在心智和自立方面都成熟得很快。在15岁时，他就会对生活中的体力工作有所了解，和他在40岁时所了解的完全一样。他需要的不外乎土地、耕具，以及健康勤快的臂膀。所以他早早结婚，几乎与自然的要求同步，他不必为新秩序下永久性的定居式家庭模式对婚前关系的严格限制而长久焦虑。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贞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失去贞操，她可能变成弃妇。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量大致平衡的要求。1500年以来，贞操、早婚、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和多生多育，这些农业道德规范，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和白人聚居地区延续着。这是一套严格的规范，它在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为顽固的特征。
《沙发上的裸女》。该女子是路易十五的情妇之一。在贵族社会里，通奸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瑕疵，许多贵族夫妻大部分的时间都分开生活，彼此认许对方的不忠，而且将这种罪过优雅地遮掩起来。
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形态和上层道德结构。这个过程先是缓慢发生，然后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男人、女人和子女离开故乡和家庭，放弃权威社群，以个人的身份去工厂打工，所得也归个人所有，工厂的房子并非为人而建，而是为了机器。每隔十年，机器都会成倍增加，操作变得更加复杂，经济自立（养家糊口的能力）延后，子女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被推迟，婚前贞操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城市让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但为性提供的刺激和方便却应有尽有。女人被“解放”了—也就是说，商业化了，同时，避孕药使她们能够将性交与怀孕分离开来。个人主义在工业社会日益增长，使得父亲和母亲的权威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叛逆的年轻人不再受村民的监督和限制，他可以在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群中隐藏自己的罪孽。科学的进步让试管的权威超越了牧师的权威；经济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传播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失去了越来越多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道德规范开始走向灭亡。
我们这个时代，和在苏格拉底（Socrates，死于公元前399年）时代和奥古斯都（Augustus，死于公元14年）时代一样，战争助长了暴力，松弛了道德。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引起的暴力事件和社会动荡之后，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感到可以任意地藐视祖先们的道德规范；而特拉斯马科斯（Thrasymachus）[1]也宣称，强权即是公理。在经过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恺撒（Caesar）和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多次战争后，“罗马充满了失去经济地位和道德恒心的男人们，比如已经尝试过冒险滋味和学会了杀人技能的士兵，亲眼见到自己的积蓄消耗于战争引发的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公民……女人被自由冲昏了头脑，离婚、堕胎和通奸层出不穷……浅薄的诡辩家得意洋洋地卖弄着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2]。这几乎是欧美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写照。
表现古罗马床笫生活的壁画。
历史提醒我们，罪恶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蓬勃发展，这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安慰。在我们的时代，同性恋的受欢迎程度，甚至难以和它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媲美。“人文主义者以学者的情怀落笔于此事，阿里奥斯托（Ariosto）[3]断定，他们都沉迷于此。”阿雷蒂诺（Aretino）[4]请曼图亚公爵（Duke of Mantua）送给自己一个迷人的男童。[5]卖淫嫖娼活动，从亚述帝国[6]受政府管制的妓院到今天西欧和美国城市的“夜总会”，一直大量存在，无处不有。1544年，在维滕堡大学，根据路德（Luther）的说法，“女孩子的放荡越来越大胆，她们追踪男同学，进入他们的房间或者卧室，以及任何可能的地方，奉上她们随意的爱情。”[7]蒙田（Montaigne）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1533-1592年），淫秽书籍充斥市场，随手可得。[8]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与英国复辟时代相比，只有种类上的差别，没有程度上的不同。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英国色情文学作家）的作品《欲女回忆录》—一部货真价实的媾合连续剧—在1749年非常受欢迎，就像在1965年一样。[9]我们在尼尼微（Nineveh）[10]遗址附近发掘出了骰子，可见在每个时代，男性和女性都嗜好赌博。在每一个时代，男人都不诚实，政府都很腐化，很可能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普遍。十六世纪的小册子文献中，“充满对食品和其他货物大量掺假的谴责和抱怨”[11]。人从来不甘心遵从“十诫”。我们已经看到了伏尔泰（Voltaire）将历史主要视为“集人类的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12]。吉本（Gibbon）也认可这一概括。[13]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通常所记载的历史（“悔罪的记录”）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大不相同，历史学家记录了那些特殊的事件，因为它是有趣的，因为它是特殊的。假如没有博斯韦尔（Boswell，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译者注）替那些特殊人物在历史学家的著作里找到与他们地位相当的记载，我们对过去的人和事的看法会更加单调，但也更加准确。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困、通奸与离异、谋杀与自杀等血腥画面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人和女人和善且恩爱，与孩子们一起享受着有苦有乐的生活。即便是在记载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是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记罪恶，但是可以原谅罪恶。历史的慈善馈赠，几乎和战场与监狱的暴行一样多。即便是在我们粗略的叙述中，我们也能多次看到人们互相帮助的事例—比如法里内利（Farinelli）[14]为德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15]的孩子提供费用支持，社会各界人士救助年轻的海顿（Haydn），康特·丽塔（Conte Litta）支付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在博洛尼亚的学习费用，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多次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提供金钱，普奇博（Puchberg）一再耐心地借钱给莫扎特。谁敢说不能写出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呢？
因此，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向着仍在由我们的工业文明融铸为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痛苦而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相信，文明的衰败是十分从容不迫的。在希腊，道德的弱化始于诡辩家，在此后的250年里，古希腊文明仍然继续产生文艺杰作。罗马人道德的“衰退”，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但直到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去世，罗马仍然不断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罗马在恺撒（Caesar）当政时（公元前60年）政治上处于低谷，但是直到公元465年罗马才完全屈服于野蛮人。我们也许像罗马帝国一样，很久之后才会垮掉！
《五代祖宗容像》。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以孝为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强调善事父母、尊敬长辈。
受战争威胁所迫，我们文明中的纪律性也许能通过军事训练而得到恢复。部分的自由随整体的安全而起落。随着地理屏障的消失，个人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会减少。性放纵也许可以由它自身走入极端而得到矫正。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和谦逊成为时尚；穿上衣服会比赤身裸体更让人振奋。同时，我们很多道德上的自由也挺好：解除了对神怪的恐怖，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会伤害到自己地快乐享受，到郊外让肉体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1]特拉斯马科斯，古雅典时期的诡辩家，是柏拉图《理想国》书中的人物，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译者注。
[2]杜兰特：《恺撒与基督》，第211页。
[3]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著名诗人。译者注。
[4]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著名讽刺作家。译者注。
[5]杜兰特：《文艺复兴》，第576页。
[6]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275页。
[7]杜兰特：《宗教革命》，第761页。
[8]杜兰特：《理性开始的时代》，第394页。
[9]杜兰特：《伏尔泰时代》，第64页。
[10]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265页。
[11]杜兰特：《宗教革命》，第763页。
[12]杜兰特：《伏尔泰时代》，第487页。
[13]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314页。
[14]法里内利（1705-1782年），意大利歌唱家。译者注。
[15]德梅尼科·斯卡拉蒂（1685-1757年），巴洛克时代的知名作曲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