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四时寒暑的变迁，根据四时气候的不同变化特点，一年四季会发生不同的疾病。首先从四时来说，容易产生季节性的疾病。如春季多麻疹，夏季多肠道疾病，秋季多疟疾，冬季多外感咳嗽等等。《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因此，由于自然气候的原因，在一年四季除发生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与季节有关的多发病或时令性的流行性病，而且此书还指出由于季节不同，发病也常不同这一特点。在疾病发展或某些慢性病恢复过程中，往往因为气候骤变或季节性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复发。如痹症、哮喘等疾病。关节疼痛的患者，常在气候变冷或阴雨天气时症状加重。也有一些患者，由于自身病情加重，而能预测到天气发生变化。其次，从一天昼夜的变化来说，人体疾病往往随昼夜的阴阳消长而发生变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这说明人体疾病随昼夜阳气的盛衰变化，而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规律。《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阳气者，若天与日”，人体的阳气就好像天空中的太阳一样，从太阳升出地平线到正午这段时间，人体阳气随自然界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情较轻而稳定；正午至夜晚这段时间，人身阳气又随着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而凶险，许多病人常常死于半夜前后就是这个道理。这充分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此外，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同，人在生理、气血等方面都有些差异，骤然改变了原本习惯的自然环境，人体的调节功能不能立即适应，自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就出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水土不服”的现象。《素问·异法方宜论》对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易发疾病等内容作了详细论述，指出：“东方傍海而居之人易得痈疡，南方阳热潮湿之地易生挛痹。”这说明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人们易得的疾病也不同。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也与地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如处于低洼潮湿之地的人，多发关节疼痛或痿弱不能行走等病；居住在高山上的人，多出现瘿病（大脖子病）；许多地方病都与当地地理环境及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瘿候》中也认识到瘿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从而指出瘿病的发生与“饮沙水”有关。
“天人相应”作为我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强调疾病的发生与自然界密切相关，告诉人们要认真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自觉地去适应这种规律，同疾病作斗争。正如《内经》所说：“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医道才可以长久存在。”即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熟知天文、地理知识，在分析人类疾病的病理机制时，一定要把自然界的因素也考虑在其中。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许多著名医生才能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生死。如北宋儿科医学家钱乙，他看病就能结合四时气候预知患者的生死。有一次，他给一位王公贵人的儿子看病，诊脉察色之后说：“这个孩子不用吃药就能自愈。”恰巧王公贵人的另一个儿子当时也在场，钱乙却指着那个孩子说，“他倒是要暴病一场的，不过病后三天过了正午就会好的。”王公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以为钱乙在故弄玄虚，并没有介意。不想，第二天那位原本没有生病的孩子果然发起高烧，而且不停地抽搐，病情非常危急。王公只得召请钱乙来治，结果正如钱乙所预料的那样，过了第三天的正午病就退了。王公感到很奇怪，就问钱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钱乙回答说：“我给大人的另一位公子看病的时候，偶然间发现这个孩子面色通红，两眼发直，这是心和肝俱受风邪的征象，所以就大胆预言将要得一场暴病。没想到不幸被言中了。”王公又问：“您为什么说过了正午就会好呢？”钱乙答道：“正午之时阳气最旺，过了午时阳气渐衰而阴气渐盛。公子的病是心经症候、自然要午时以后才能治愈。”这个故事出自《宋史》钱乙的本传，它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医家是怎样运用“天人相应”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人的病变转归和判断生死的。
（三）从“天人相应”谈整体诊治观
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强调：“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即治疗疾病时，如果不效法天体的运行规律，不考虑地域的差异，则疾病很难痊愈。在辩证论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分析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从而进行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根据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自然整体观，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是随着自然界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所以在诊断和治疗的时候，应该如《素问·五常正大论》中所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就是在诊断疾病时一定要知道该年的气候情况，不可违反“天人相应”的规律。人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界的异常气候变化，往往容易引发疾病，因而在诊断疾病时，可通过观测自然界的异常气候变化，再结合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的病理表现，就可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对疾病作出正确诊断，为正确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特点，考虑疾病的治疗用药原则，这是中医学“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在防治疾病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遵循“因时制宜”的原则。“因时制宜”的用药原则要遵循季节的变化，一般春夏季节，气候逐渐变热，人体阳气顺应自然之性而向外升发，此时人体腠理疏松开泄，即使患者外感风寒，也不宜用辛温发散药物，以免开泄太过，耗气伤阴，所以夏季要慎用温热性质的药物；秋冬季节，气候逐渐转凉，人体阳气顺应自然之性而内敛潜藏，此时人体腠理致密，患者若非大热之症，应当慎用寒凉药物，以防伤及人体的阳气，所以冬天要慎用寒凉性质的药物。《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正是这个道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阐述阴虚阳盛的患者“能冬不能夏”；阳虚阴盛者“能夏不能冬”。即阴虚阳盛的病人，在夏季会因自然界之暑热而更加损伤阴液，使病情加重，在冬季则可借助自然界之寒凉趋散体内之热邪，使病情有所好转，故阳胜的病人“能冬不能夏”；阳虚阴盛的病人，在夏季可借助自然界之暑热助体阳，以趋散寒邪，使病情有所好转，在冬季则自然界之寒凉会更伤体阳，使病情加重，故阴盛的病人“能夏不能冬”。所以，阴虚阳盛的患者可以冬不避寒凉；阳虚阴盛的患者可以夏不避温热。夏用温热之药培其阳，则冬不发病；冬用凉润之品养其阴，则夏日病减，遵四时之变而培人体之阴阳，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所谓“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冬病夏治”指某些多在冬天发作的寒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风湿等，选择在夏天进行治疗，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隆盛的季节，在夏季自然界与人体阳气充盛之时，借“天人相应”之力，乘其势而治之，易于温里祛寒，以治疗寒性疾病，治疗上以温补人体阳气为常法，用药上以选用温热性质的药物为主；“夏病冬治”指某些多在夏天发作的热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等，选择在冬天进行治疗，冬天是一年之中阴气最盛的季节，在冬季自然界与人体阴气充盛之时，借“天人相应”之力，乘其势而治之，易于滋阴清热，以治疗热性疾病，治疗上以滋养人体阴气为大法，用药上以选用寒凉滋润性质的药物为主。《素问·痿论》中对于痿症的治疗，原文曰：“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即分别在各脏所主的季节进行针刺治疗。说明治痿当按照五脏所主旺时进行取穴论治，即“因时制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另外，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人体气血的盛衰及运行情况与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消长变化有密切关系。古人根据这一理论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以治疗疾病，按日按时取穴进行针灸治疗，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预防治疗疾病。
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还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考虑治疗用药原则，也要“因地治宜”。不同地区由于地势、气候、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所以治疗用药应根据当地环境及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我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气候偏于寒冷干燥而少雨，东南气候偏于温热湿润而多雨，所以西北地区病多内伤，东南地区病多痈疡，或较易外感。《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说：“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西北方天气寒冷，病多外寒而里热，应散外寒、凉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阳气外泄，故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此即《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病异治”就是说，同一疾病，治疗方法不同，而疾病都能痊愈，这是因为地域不同，而治法各有所宜。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如外感风寒症，西北严寒地区，用辛温解表要量较重；东南温热地区，用辛温解表药量较轻，这也是因为地势不同，所以选药不同，剂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