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习近平
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imbalance）的十年。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从需求结构上看，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未来十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缓解失衡，当然，这个再平衡过程中的阵痛在所难免。
1．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
中国在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迅速崛起为工业大国，自1990年以来，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先是需求大幅萎缩，后是“四万亿”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的工业占比开始加速下滑，服务业占比半被动、半主动地提升。到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8.2%）也超过工业（46.5%）。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蜕变。
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最核心的矛盾，为此，中央一方面将“以伤筋动骨的决心和代价坚定化解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决不能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的顽疾，中央必将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
从客观上看，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2．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
习总书记曾说过：“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习总书记也给出了答案：“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自十八大以来，这种挤水分的动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一是投资挤水分。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
二是消费挤水分。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紧接着的“扫黄”则有效挤出了非法消费的水分。未来十年，八项规定、反腐不会只是一阵风，新一届领导层的决心毋庸置疑。
三是出口挤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中央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同样顶住了出口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压力，展现出非凡的决心。
3．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每届领导层都会在区域发展中寻求突破。邓小平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区域经济实际上未成为发展重点。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一届领导再一次把区域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思路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协同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
“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片“弓”形区域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支箭连接了我国广袤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一弓双箭”基本涵盖了我国所有的省市区，向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澳洲，向西连接中亚、中东、欧洲，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经济、外交战略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弓双箭”在战略上各有侧重。京津冀经济圈的政治战略比较明显，首先要解决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环境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战略更为突出，目的是解决中国的外交战略突破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则更侧重经济效益，希望能够成为托底中国经济、推动稳定增长的快速抓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战略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粗放发展，而是强调“全国一盘棋”，着力优化结构、协同发展。
4．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
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第一，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首家民营银行或将落户上海自贸区。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互相渗透。第二，融资方式变化倒逼金融机构分化。根据《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显著提高，这将导致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证券业2014—2020年发展规划，总资产规模按照年均20%~30%增长，2020年或将超过10万亿。
金融机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重要。首先，金融行业享受政策红利，盈利高企。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实体企业融资门槛高、成本高、负债高等问题。未来金融机构的角色必须有所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其次，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战场，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可以跨区域、跨行业引入民资发展混合所有制，并购重组来进行产业或技术的整合，股权激励员工持股来完善治理结构，市值管理来优化股东价值，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求。
资本市场结构深度分化，体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宏观经济处于合理区间，波动趋缓，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难有明显的投资机会，低估值，业绩下滑，交易清淡，蓝筹股逐步失去弹性。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者，部分企业市场关注度高，估值长期处于高位，交易活跃。未来，伴随着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将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将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
三、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前期政策消化期，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
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习近平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了战后萧条，但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四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十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1．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转变财政职能。过去是建设型财政，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财政资金大量投向“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种模式已经遭遇瓶颈。根据财政部的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仅靠财政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因此，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
“开渠”旨在解决财政资金来源问题，未来迫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政府将不断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发展，比如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减免，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继续推进营改增，等等。税收开源空间有限，完善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势在必行，总体的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债；“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一方面，这有助于解决融资平台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造成的实体融资成本高企和期限错配风险，缓解对私人部门金融资源的挤出效应以及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作用；另一方面，地方债务融资规范化、成本降低，有助于弥补新型城镇化的巨大融资缺口。未来，将会逐步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修改《预算法》，披露地方政府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表，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引水”有两层含义。一是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不会再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事实上就是国际上流行的PPP（公私合营）。2014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批8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PPP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推广阶段。未来政府将从示范项目入手，继续扩大地方试点，地区性的PPP中心也将陆续跟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亲力亲为的格局也将逐步改变。未来公共服务将更多地由社会主体提供，政府负责出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2013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的目标。
二是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占比持续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上述三项支出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19.1%，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欧盟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在政府支出中的合计占比为47.8%，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的合计占比为48.0%。
2．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在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和调控思路也在发生适应性的改变。过去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当前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因为中国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移，并非周期性产出缺口，盲目松银根容易引发滞胀；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大规模形成，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