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或收入是劳动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物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关系，因此，我们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漂亮带来高收入的原因。漂亮的需求来自企业，这种需求的大小决定了漂亮的收入有多少，而需求大小又取决于漂亮给企业带来的效益。简言之，漂亮能得到多少收入取决于它给雇主企业带来的效益。应该说，漂亮的确能给企业带来高效益。有些高效益的行业，如演艺界、电视主持、模特，只有漂亮的人才能从事。脸蛋和身材在这些行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行业中，漂亮对成功也相当重要，例如，服务员漂亮的饭店来的客人更多，漂亮的老师更受学生欢迎，病人对漂亮医护人员的服务更满意，漂亮的记者更容易得到更多新闻，连领导开记者招待会，漂亮记者提问的机会也更多。在社会上漂亮是一张成功的通行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也就愿意为漂亮付费，这种付费就成为企业的效益。企业对漂亮的需求是大的。且漂亮的人毕竟是少数，供小于求，漂亮的价格高，俊男靓女收入高就正常了。
换个角度看，人的收入高低取决于他在经济中的贡献大小。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能力包括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先天能力（即天生的能力）包括智力和长相。长相好是先天能力强的一个方面，当然会有高收入。而且，漂亮还影响人的机遇。漂亮的人让人喜爱，机遇就更多。这就是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提升的机会多。由此看来，漂亮有高收益不能算是社会歧视，是理性人经济行为的正常结果。
这样说来，长相普通的人也许会抱怨父母没有给一个好脸蛋和好身材，自暴自弃。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绝不仅仅是长相。你看看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以及政治家，有几个是俊男靓女？长相对成为名演员、名模也许更重要，但沈殿霞、潘长江、赵本山的成功并没靠长相。至于进入福布斯排行榜的富人，漂亮者并不多，即使长得很帅，也不是成功的原因。
在各种关于漂亮与收入的调查中没有讲清楚的一点是，衡量漂亮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有一些判断漂亮的常识，如身高、三围、脸蛋，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漂亮往往是主观的，每个人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也许对梦露这样的美女，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的，但对茱莉亚.罗伯茨，看法就不同了。“大嘴美人”这个称号可以解释为“美得有特色”，也可以解释为“嘴大哪有美”。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片酬最高的女演员之一。
在各种调查中，漂亮其实是个综合指标，包括外在的美（身材、三围、脸蛋），也包括内在的美（气质与修养）。而且，内在的美往往比外在的美更重要。一个外在美的姑娘可能会由于缺乏文化修养，举止言语不得体，而不让人喜爱，这时她很难成为得到高收入的美人。相反，一个外在普通的姑娘也会由于内在文化修养高、举止行为得体大方而被称为美人。如今选美已从过去单纯评外形改变为内外兼顾，甚至更重视修养与气质。
现在漂亮收入高的道理越来越为人们接受，这就是“整容热”的经济基础。整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权干预。但千万别进入一个误区：整容是人成功的起点。美是天生的，不是人造的，整容可以局部改变容貌，但难以根本改变。无论如何增高，一个一米六的人也长不到一米七。整容不能把无盐女、嫫母（历史上有名的丑女）变为西施、玉环（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但是，一个长相普通，甚至有点丑的人，可以通过提高内在修养来改变自己的整体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外在的美会很快消失，但内在的美与年龄俱进。
让自己更漂亮是人的天性，也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法。外在的美是父母给的，但内在的美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记住这一点，人人都会更漂亮。
经济学助人幸福一生
一些朋友在事业成功、财富增长的同时，身体却每况愈下。并没有什么器官性病变，只是感到浑身疲乏，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医生称为“亚健康”状态。再高明的医生，除了告诉你注意休息、多运动之外，也没有什么良方。其实能治疗“亚健康”的，不是医学，而是经济学。
“亚健康”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或工作紧张，引起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对财富的认识。经济学以最大化为原则，似乎人就是追求无限财富的经济动物。这种对经济学的误解是“亚健康”真正的罪魁祸首。经济学讲的最大的不是无限，而是在资源既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任何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追求无限财富。所追求的财富只能是适度的。这点道理谁都会明白，但什么时候达到“适度”，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判断出来的。那些拼命工作、搏击商场的人都不以无限财富为目的，只不过总认为还没有达到“适度”而已。
什么算“适度”？这就涉及经济学中另一个比“最大化”还重要的概念——均衡。就财富的追求而言，一方面是财富，另一方面是为财富而付出的代价。这两者均衡时，“适度”就实现了。我们知道，财富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即增加的财富给我们增加的满足或享受是递减的。为获得财富而付出的边际努力，即为增加财富所增加的努力程度是递增的。在这两者相等时，就实现了均衡，对财富的追求达到了“适度”。当然，什么时候财富的边际效用与边际努力相等，对不同的人而言并不一样，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和感觉，但每个人都存在这样一个均衡点。
“亚健康”的根源正在于没有找到均衡。当为财富而付出的边际努力大于财富带来的边际效用时，你会对财富失去兴趣，而感到工作的疲劳，这时“亚健康”就出现了。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治疗“亚健康”的第一个药方是走出财富这座“围城”。作为“围城”，财富与婚姻还有所不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婚姻这座“围城”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又想出去。但财富这座围城有时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不想出去。对财富的迷恋，只想到得，而忘却了失，只想向财富围城的中心走去，不想退出，正是“亚健康”的病因。只要下决心向财富围城的外面走去，懂得退出，生活乐趣又会回来，“亚健康”的“亚”字就会逐渐消失。
还有些“亚健康”患者是想走出财富这座围城的，但却苦于找不到走出的途径。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财富已经相当可观，也不想无休止地追求下去，但他们或者由于竞争所迫，或者出于对员工的责任，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从事业中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为了财富，知道走出财富围城的重要性，也仍然身不由己，只有沿着财富这条路走下去。难道这些人一旦绑在企业这辆战车上，就只有“亚健康”下去吗？
经济学也为这些人开出了药方。这些人事业可以照样做下去，甚至越做越好，但并不必以“亚健康”为代价。这就是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钱大家赚，有事大家做。
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关键问题是企业的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不放心让别人做。每天24小时都恨不得全用在工作上，这能不“亚健康”吗？当企业起步或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时，希望成功的人当然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但当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知道放弃，自己集中抓大事，把更多具体工作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企业做大与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有多少大企业的领导者把更多时间用于打高尔夫球、读书、品茶，或者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做好事业的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享受人生。这样的成功人士当然不会处于“亚健康”状态。
能不能放手让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取决于自己。如果总不相信别人，担心别人做效果不如自己，“放”就是一句空话。其实换个思路，你能力强，做一个项目可以赚100万元，如果别人做只能赚60万元。但你自己只能做一个项目，与别人一起可以做两个项目，赚120万元，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当然，与别人一起做，不能仅靠合作者之间的信任或友情，而是要靠一套制度。说的玄一点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包括与合作者之间的权责利界定，也包括如何实现有钱大家赚，或者说如何与合作者分享收益。建立这套公司治理机制并不难，成功的例子多得很。从一个人做一个企业，到一些人在制度规范之下共同做一个企业，是一种质的飞跃。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不放弃事业的情况下，始终处于健康状态，精神饱满地迎接每一个朝阳。
我总觉得，“亚健康”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病。这种病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不是教人如何赚钱，而是教人如何幸福地度过一生。
能力强才能上名校
每年一度的高考“黑六月”，为了上一个好大学，学生累、家长忙，甚至不惜上招生骗子的当。在所有的人看来，上好大学就等于有辉煌的前途，丰厚的收入，如花似锦的人生。毕业于名牌大学必定有高收入吗？
美国经济学家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与梅隆基金会的斯泰西.戴尔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不同大学1976年入学的学生在1995年的收入。结果是，进入耶鲁、斯瓦茨莫尔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9.2万美元。进入丹尼逊、杜伦这类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2.2万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谓不大。好大学与成功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国外的许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学，中国的两院院士中绝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学。在人们都认为名牌大学是精英摇篮时，学生为上北大、清华而一年一年地复读，家长为孩子上名牌大学从胎教起步，就不难理解了。
难道名牌大学真有化庸才为精英的能力，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从这里出来就有大事业、高收入吗？在克鲁格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学的难易程度作为大学好坏的标准的。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进入这类大学。换言之，不是名牌大学使这些学生能力变强，而是这些人本来能力就强。他们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也是成功者。克鲁格等人研究了同样能力的学生上不同学校的结果。他们发现，能力强的学生无论选择录取严格的名牌大学，还是录取宽松的一般大学，毕业10年后收入差别并不大。这就是说，高收入不是取决于是否上名牌大学，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力。耶鲁等名校毕业生收入高，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名校，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来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强，而是能力强才能上名校。名校择优而取，这些学生本来素质就高，出的精英当然也多。
任何一种考试，包括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以及现在的高考，都是测试人的能力的。按考试成绩录取，能力强者自然进入了名校。不过考试能否真正测试出人的能力，还在于考试的内容与方式。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不仅包括统考成绩（SAT），而且还包括其他内容，如参与社会活动、科技发明、创新能力，等等。这样就可以把更具成功能力的学生录取进来。我们的高考“一张试卷定终身”，不少内容是死记硬背的，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能力，这才有高分低能之说。中学教育受高考指挥棒引导，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往往培养出了考试能手，而不是高能力者。这样的人进入名牌大学，综合素质不高，难怪不得不去卖肉或卖糖葫芦。
人的一生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说得俗点是能否有高收入，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人的能力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先天的来自遗传，这是在人出生前就决定了，无法改变。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说过，“人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不过引用这句话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话，“成功的关键还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应该承认，人的先天才能对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人的先天才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上名校，绝不是上了名校才有这种先天的才能。
名校对人的影响在于后天才能的形成。应该承认，名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好的设备和名师，以及学习气氛，对人的成才是有作用的。但这些条件仅仅是外因，要通过自身的内因才能起作用。上了名校的人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自己的内因：先天的能力、努力程度，等等。许多名校毕业生终生一事无成，正在于缺乏这些内因，外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名校绝不是人成才和有高收入的保险柜。
其实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无论是否上名校，都可以成才。按通常的标准，是否名校毕业，关键看凭考试而进入的本科院校。按这个标准看，许多极有才华的成功者，并非名校毕业生。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的。许多学生和家长有一种名校崇拜风，甚至以北大、清华为“唯二”的目标。尽管高考成绩相当好，甚至可以进一本院校，也由于进不了北大、清华而去复读。这样的学生与家长就是进了名校崇拜的误区。其实许多学生无论在哪个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同样会有骄人的成绩，高收入只是副产品。非要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一年又一年地复读，弄得学生心理都变态了。即使最后实现了名校梦，又会有多少成就？想进名校是正常的，如果非上名校不可就变态了。
向往名校不等于盲目推崇名校。把上名校等同于以后的高收入，更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把天真的想法变为行动，不惜一切上名校，甚至上当受骗高考移民，就会成为悲剧。人生在于一生的奋斗，而不是在一次考试中上了名校。
致富不能只靠勤劳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勤劳和节俭是财富的来源。勤劳和节俭的确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小康生活，甚至使之成为一个小地主或小商人。但仅仅靠这两件“常规武器”绝对成不了晋商或徽商这样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对整个国家呢？就连没有来过中国的亚当.斯密也大为称赞中国人的勤劳和节俭，但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而哀其不幸。勤劳和节俭从来没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过，也没有使经济起飞过。
把勤劳和节俭作为一种美德大体上并不错，一个懒惰的人当然让人看不起，一个民风懒散的国家也谈不上崛起。而且，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多富有，也应该倡导节约。但扩大了勤劳与节俭的作用，那就使得真理跨过一步变为谬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