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聊将锦瑟记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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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悲秋之气

不是逢摇落,谁知宋玉愁。

及关方浩叹,出峡又扁舟。

驿路成倾盖,霜天各蔽裘。

萧萧词客鬓,几度异乡秋。

——《遇王大邦誉》

君问十年事,凄然欲断魂。

一无如我意,尽可对君言。

刖屡足犹在,鞭多舌幸存。

相期著书好,归去掩蓬门。

——《遇伍三》

终日相对或兀兀,别去乃积千万言。

谁知此地复携手,仍无一语如从前。

世人但解别离苦,今日相逢泪如雨。

风尘满面霜满头,教人哪得有一语!

——《遇故人》

每每在《两当轩集》中读到这样的诗,我都要深吸一口气,为仲则一叹,却又不只为他,叹的是这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的失意落寞之人。

这一类人,兴叹九原,属怀千载。闭门读书,只觉得胸中浩然之气长存,要做天地间的奇男子,建功名以不朽;开门望去,顿觉衣食无着,生计乱心。这世间处处促狭,竟不给人松快的余地。

仲则这三首诗便给我这种鲜明的感觉。第一首《遇王大邦誉》约作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的某个秋天,后两首《遇伍三》和《遇故人》大致作于乾隆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间。三首诗都是他在异乡遇到故旧,与人相逢之后的感怀之作。

按照年龄来算的话,乾隆三十一年,仲则将将十八岁,迟至乾隆三十四年,他也不过才二十一岁。就算古人早熟,就算他年少不识愁滋味,只是引经据典,鹦鹉学舌,我依然不免为他的诗才惊动。

诗文之工整且不说,这位兄台才二十岁出头啊,竟然能将人世的忧患苦困写得如此深刻,而且还不是假装,一吟一咏皆是发自肺腑。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气馁得想弃笔不写了。

好吧,以他三十五岁英年早逝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将他的二十岁左右视作是他的中年。这几首诗所表露的忧患落魄之感,确实是人到中年才能有的感受。

仲则写道:“不是逢摇落,谁知宋玉愁。”这个悲,不是寻常的悲。屈原谢世,他的弟子宋玉悲秋,仿《离骚》而作《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儣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廊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令人悲伤啊!秋天的气息!萧瑟啊!草木摇落气象衰沉。凄凉啊!心境仿佛是要远行,登山临水徒增伤感。空旷啊!天高气清。寥落啊!积潦消退秋水明澈。忧伤叹息啊!薄寒袭人。失意怅惘啊!背井离乡。坎坷啊!穷士落魄失官去职。孤独啊!流落在外没有朋友!惆怅啊!形单影只自我怜悯。)许是因为古人对生命的感知更为细节和具体,昼夜轮转,花开花谢,四时变换都不曾等闲视之,对一切的离别和重逢都不似如今这般朝发夕至,云淡风轻。而留下传世文字的这些人,又是历代文人中的翘楚,所以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悲伤也是美好的、精致的、优雅的。

后人称颂宋玉的辞赋影响深远,措辞高妙,为此列举种种例子,从司马相如说到庾信、李白、杜甫,乃至其后的宋词、元曲……不可否认,宋玉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命题——悲秋。

可以不甚严谨地推究:自他之后,以诗人为主体,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更为自然贴切,文学转向内在、细致、私人化的情绪表达——这是一种美妙深刻的体验。“悲秋”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延续了千年,直至今日和以后——这个评价不是不高吧。

传为宋玉所作,流传下来的辞赋有多篇,真伪相杂,不可尽信。王逸《楚辞章句》定《九辩》是宋玉所作,是可信而无异议的。我必须坦白交代,《九辩》在年少时的我看来,亦只觉得和《离骚》一样牢骚满腹,实在叫人难以卒读。耐着性子读完,却不明白有些事为何值得抱怨。对其间的情绪和态度难以欣赏,至于文章的价值和成就,我并不曾全心认同。

幸好现在读来,体味已有所不同。必须要人到中年,有所阅历之后,才能对人世忧患给予人的磨折考验有所体悟。

我想,除了这些年,年纪和阅历的增长,阅读的深入,亦令我悄悄修正着自己当初的判断。

宋玉是不是美男子不知道,可以确认的是,他不是佞臣,也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登徒浪子。关于宋玉的生平,所载不详,众说纷纭,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一段生平记述极简略,鉴于太史公著史的权威性,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记载。

诚如太史公所言,宋玉以辞赋见长,身为文臣,不敢直谏君上——这毕竟也不是什么大错。他固然不是直臣,但即便如是,以一介小小的文学侍从之身,指望他在政事上左右国政多少,实属强人所难。

何况宋玉侍楚王,未必见得多被重用,多半是仕途颇不得志,更不用说他出身寒微,人微言轻。即便如屈原般出身贵族,一生秉道直行,到头来照旧行到了汨罗江里。

宋玉作《九辩》抒怀楚之意,追想楚国昔日的辉煌,感念国势衰微,由此念及个人际遇的坎坷,三者之间主次是不可颠倒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层,就如当初的我一般,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栗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昔日的楚国,强盛之态,天下莫能当之。今日的楚国,不复当年的繁盛,如秋之萧瑟。今昔对比之强烈让人悲从中来、无可奈何,而个人命运的流离也加强了悲怆的感受。

“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宋玉在辞赋中一再抒发时不我待、人之将老却一事无成的忧患之感,他之所以赢得后世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是因为他的心理根源是忧国忧民,自发地融身世、国事于一身,位卑未敢忘忧国。

三十岁左右时,宋玉被逐出都城,穷困潦倒、流离失所,“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充满委屈没有头绪啊,流浪在莽莽原野荒郊。没有皮袄来抵御寒冬啊,恐怕死去春天再也见不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作为一个逐臣,宋玉所持有的信仰依然是:“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与其没有道义获取名誉啊,宁愿遭受穷困保持清高。取食不苟且求得饱腹就行啊,穿衣不苟且求得暖身就好。私下追慕诗人的遗风啊,以无功不食禄寄托怀抱。)清初的唐甄说过一句名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相当愤世嫉俗,相当醒目。如果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蟊贼也好处理,偏偏是打着“受命于天”旗号的帝王,一个个轮番上阵,粉墨登场。儒家虽有“仁政”的美善理想,并且孜孜不倦地传承千载,然终钝化成帝王的驭下之术。

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力太弱,空泛而松疏,是不争的事实。皇权总要将官僚体系变成实现自我意志的工具,不断强化自己的直接权力。即使是出现盛世贤君的时代,暴力的本质依然难以消退。稍不留神,混不吝的暴君就横空出世了。

礼法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对群体的道德感和自律性要求甚高。大多数时候,君主与臣下能够维持表面的和气和尊重,君臣共治,官僚士大夫阶层尚可以维持基本的尊严,一旦点儿背遇上罔顾礼法、独断专行的暴君,最彻底最无力的抗争也无非就是天灵盖对狼牙棒了。

宋玉精神上的困顿在于,他一方面渴望着致君王为尧舜,成为帝王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对君主抱有宗教式的感情。

在事与愿违的现实面前,他除了将希望寄托于君王的醒悟和贤明,找不到别的方式和出路,这和他的前辈屈原是一脉相承的。后世文人之所以不断重复阐释宋玉式的悲郁,是因为他们陷入几乎同样无解的困境。所受的教育,经史子集中的道理不能给出治本的答案,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能怪责任何人。

与死后的巨大声名相比,宋玉的死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式的悲剧”——大约在六十七岁的时候,他于楚国灭亡的兵荒马乱中死去,悄无声息,如被秋风扫落的叶片。

杜甫在咏怀宋玉时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道今疑。”

有人说得好,谬托知己的好处,是令生者不寂寞。杜甫追悼宋玉正有此意,而仲则的很多诗意亦起源于杜甫的诗。他生活的际遇和传达的情意,说穿了,和杜甫亦没有不同。

解释了这个“悲”字,这三首诗的诗意就一目了然了。久别重逢,尽是他乡之客,陌路相逢,同病相怜。

俗话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自古以来,贤人失志,贫士失职,就是说不清、诉不完的话题。

士风之变,从先秦的初立,到两汉的昂扬,再到魏晋的狷介,从唐宋的舒展,转到明清的焦愤,具体呈现到仲则身上就是无可奈何了。所谓相期著书好,归去掩蓬门,不过是心有不甘的自我安慰罢了,难免还有再作冯妇的期待。

“刖屡足犹在,鞭多舌幸存。”从技巧上来说,这个同类对用得极好,在用典方面,仲则亦曾下过一番功夫,此处借用战国时张仪为相之前曾遭鞭打折辱的典故来激励自己,虽是抒发怀才不遇之愤,更多是肯定自己的才能。

仲则一生飘零失意,他的才华表现在诗文上,没有机会具体展现在政治事务上。我知他不能相信和领会,即便让他得到了张仪、苏秦那样的成就,合纵连横,谋通六国,他还是很难如愿以偿。

旧的烦恼剥落了,依然会有新的烦恼,只要欲望还存在,烦恼就不会消减。世面上八面玲珑的人,私下里亦难免失意之处。

毕竟,对普通的小知识分子而言,“任运自在,随缘自适”这八个字,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