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至1月21日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新年文告，这篇大气磅礴的文章有一个响亮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也是这个元旦，国统区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蒋介石的求和文告：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惟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这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还给文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它分为两句，一句是“惟有坚持自卫战争 始能争取真正和平”，一句是“举国一体军民一致团结奋斗 保障自由生活竭尽卫国天职”。接下来是《和战关键不在政府 只要共党有和平诚意 政府必愿与商讨停战》，继续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作一些立场上的表态，而且未用“共匪”，用了“共党”，难得在姿态上服软了。在该版的中间有李宗仁副总统的题词：“更始日新。”当然，除了求和文告之外，最重的文章就是社论了，题为《迎民国三十八年——和比战难》，节选如下：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元旦。我们在今日展望世界和中国的局势，预测今年这一年是风云变幻层出不穷的一年。论世界局势，去年一年民主国和极权国的冷战已发展到热战的边缘。民主国为避免战争，将要改走迂回一点的路，而极权国家也在民主国的绥靖政策上玩弄其策略。假如我们的看法不错，可以预料国际风云将有各种的花样翻新。但在实际上，每一套花样都会把未来世界大战提早一步。
……
“和比战难”是胡适之先生的话。我们今天征引他这一句话，为的是对一般爱国同胞提出警告。大家不要把“和”认为消极的事物。和并不等于不打仗。和是一种积极的设施。正因为这一点，和比战难。战只须有勇就可以战。和必须大政治家大仁者才能和。
……
我们要告诉读者，今年的世界与中国都是风云变幻层出不穷。但是我们也可以告诉读者：总统蒋先生的态度是朗爽而坚定的。在风云变幻之中，我们坚定的领导者乃是一个大定力。而无论风云变幻是怎样的层出不穷，这一个大定力是一服镇静剂。
我们重复提出胡适之先生的话“和比战难”以结束本文。
这篇社论虽然貌似雄辩地搬弄了一些“极权”和“民主”的辞藻，但对于国统区刚刚被金圆券洗劫一空的老百姓显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第三版主要也是一些新闻。最大一块新闻是《盛传美重建日军备、苏要求美提出报告》，在这个标题下则又说“国务院声明传闻不正确”。接着是《罗各特援华声明杜鲁门完全赞同》，援华援华，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完全放弃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蒋的求援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引用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两段话，然后写道：“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蒋经国则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三十八年纪念日，又是元旦，我们住在首都南京，此龙盘虎踞之地，已临着兵火的边缘。
早起，晨光曦微，空庭犹寂，仅市区远处传来爆竹声。我之第一件事，是向父亲恭贺新年。十时，侍父至紫金山谒总理陵，复至基督凯歌堂默祷。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壮烈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阢隍不支。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一般善良同胞，……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
父亲对其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曾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
（一）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
（二）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
（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
（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
（五）对父亲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
（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其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父亲又对其个人之进退出处，作如下之分析：
（一）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
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
丙、静观共党内部之变化。
（二）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
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
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父亲作此对局势与其进退之分析，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进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退亦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其奋斗方法虽不同，而奋斗之目标则一。故此时考虑引退，并非欲在恶劣环境之下脱卸革命的仔肩，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要“另起炉灶，重建革命基础”也。
父亲虽在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盖引退必须出之主动，且不过于突然，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
上月二十四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呈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甘介侯辈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上月三十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轸，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种威迫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个性，无论如何，决难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父亲因一面计划答复白祟禧等，一面发表文告，申述政府对和平的立场与具体的方法，并谓：“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
盖欲按既定计划，主动引退，且暗示军民作心理上之准备也。
蒋氏父子对于和谈的真实想法，在这篇日记里可谓昭然若揭。
白崇禧是个明白人，他一看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就知道蒋介石其实是为和谈故设障碍，借以延长时间，争取喘息。于是他派人去南京劝说李宗仁对蒋介石采取主动，必要时不妨离开南京到汉口，共谋和平大计；这时正好蒋介石从南京撤往广州的足以装备十余师的大批军火路经汉口，白崇禧犹豫再三，终于找借口将其全部扣留自用。1月3日，白崇禧派亲信刘仲容晚即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
刘仲容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早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冬回国后在国民党政府做翻译工作，后经人介绍与李宗仁白崇禧认识，颇受重视。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杨虎城的密电，要求速派一人去西安有要事相商，李白二人遂派刘仲容于西安事变前五日到达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仲容以广西代表的身份在西安公开活动。待事变解决之后，刘仲容秘密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并答应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见李宗仁白崇禧，此后，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广西，受到李白二人秘密接待。抗战爆发后，刘仲容代表李白二人，长驻延安一年有余。1939年刘仲容调离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写信将他介绍给时在汉口的周恩来，刘仲容从此为中共做地下工作。他在白崇禧身边益发受重用，官至“国防部”参议。1947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就这样一句话搪塞过去了。
再说李宗仁，他还没来得及对白崇禧的建议有所表态。1月4日，蒋介石破天荒地亲自登门拜访李宗仁，对李宗仁说：“我退下，由你来主持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也想继任总统，虽表面上极力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两人没谈出任何结果，蒋介石不无尴尬和失落地告辞了。
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对蒋介石求和文告的回应文章《评战犯求和》：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蒋介石被毛泽东的《评战犯求和》骂得灰头土脸，到了1月7日，又得知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间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1月8日，蒋介石指派“外交部长”吴铁城致函美、英、法、苏四国大使，请求他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者。
1月9日，蒋介石派张群飞往汉口会晤白崇禧，向白崇禧转达了自己的两点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崇禧能否与中共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送走张群之后，旨在打开局面的白崇禧拿出八万元港币，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另一位桂系要人黄绍竑到广州再到香港，目的是向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济深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蒋介石让吴铁城出面请美、英、法、苏四国大使调停国共和谈的消息，由苏联大使汇报给斯大林。斯大林斟酌之下，1月10日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等国调停中国内战，苏联政府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现征求中共的意见，并请告知中共如何答复国民党。
这封电报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意在中国搞一个“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及此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甚至到1957年，毛泽东对此事还心有不满，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月11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来电，是对前一封电文的补充解释。斯大林估计国民党会在没有美国人调停的情况下拒绝参加和谈，而中共是愿意要和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就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人”。其结果是，“国民党和美国所玩弄的和平花招就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把必将获得胜利的解放战争继续下去”。
从11日的电文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是在政治上、舆论上让国民党过不了关。
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认为：英、法、美，尤其是美国，其内心是极其想参加中国停战的调停工作的，以便达到保持国民党的目的，但美国人又看到：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在此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是否继续站在国民党一边而去得罪人民解放军，这“似乎也成为问题了”。所以，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10日电文，更不让英法美参与调停。
毛泽东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中共中央倾向于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快地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场战争是南京政府发动的，它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已经失去全国人民的信任。所以，为了最快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把政权交给人民，“它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
1月14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斯大林敏锐地分析说，国民党很清楚，共产党是绝不会同国民党言和的，因为“共产党也不可能放弃其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那么，南京政府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们的目标是“同共产党休战即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对军队进行整顿，加固长江江防，从美国运来武器，积蓄力量，而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进攻，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来。
如何应对这样“假和谈”的花招呢？斯大林提出两种可能的方案：一是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宣布必须把解放战争进行下去，但这将意味着“把和平旗帜这一如此重要的武器交到国民党人手中”。二是如此答复国民党方面：一、说明实现国内和平是合乎意愿的；二、双方应在没有外国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三、谈判是在共产党同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同南京政府，因为南京政府已失去人民的信任；四、一旦双方就中国的和平问题和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立刻停止。
斯大林对答复国民党和谈要求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但是，如果国民党不接受条件的话，人民就会明白，“主张把内战继续打下去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样的状况下，和平的旗帜又落在了共产党之手。
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中共掌握主动权的局面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反对内战，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和平的人。
在看完斯大林的电报之后，毛泽东即起草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明确表示：人民渴望和平，但不赞成战争罪犯们提出来的和平。在此民意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理由和力量很快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共愿意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任何军事力量进行谈判，但必须在下列条件下进行：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可以看出，该声明基本上体现了斯大林的用意。当天，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在基本精神上，“我们同你们完全一致”。1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电文中高兴地说：“我们之间在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问题上观点已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动了‘和平’运动。”
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前提条件正好与蒋介石的条件相反，他不仅要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战争罪犯，而且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所谓法统。1月15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地说：“我方提出的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与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但是擅长纵横捭阖、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也意识到，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而且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换言之，对蒋介石肯定是无法避免一战，但与桂系合作的可能性是应当争取的。
斯大林在得到毛泽东的回应之后，又指示苏联外交部于1月17日告诉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苏联政府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苏联政府之所以要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的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英、法两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的拒绝出面调停的态度。
司徒雷登之所以拒绝调停，是因为杜鲁门政府的国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查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已经在论证之中。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供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换句话说，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就在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白崇禧的密使黄绍竑来到了香港，但李济深此时已经乘船去东北解放区，参加中共召开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了。黄绍竑迁延数日，1月18日，由民革领导人黄琪翔牵线，在香港的一家饭店会晤了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希望得到中共的配合。他又保证说，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颇感失望，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与华中的国民党军队正面对垒的刘伯承部队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几乎与此同时，刘仲容在上海也秘密转告吴克坚，说李宗仁已派人到汉口去，要白崇禧将汉口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程潜一同发动反蒋。如果程潜不肯，白崇禧可以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桂系军队就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还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刘仲容声称，李宗仁希望知道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何。吴克坚答复称：中共中央对李宗仁的意见很重视，但不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态度如何。请刘仲容务必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他。另外，白崇禧也可以直接派人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进行接洽。
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通知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办公，要求各国使馆随同搬迁。次日，司徒雷登和英、法等国的驻华大使商议之后，拒绝了外交部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便可利用这个机会，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从中获得实惠。美、英、法等国大使决定选派下属高级官员或其他随员随同国民党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观察形势变化。最后，除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去了广州而将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国的驻华大使都仍滞留在南京城内。
这一天正是前文提到的黄绍竑和潘汉年会晤的日子。也正是这一天，李宗仁派亲信程思远去汉口会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候李、白二人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不是真的想下野，如果蒋介石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由此可见，黄绍竑对潘汉年说桂系反蒋没有美国背景，并非实话。
此时蒋介石真可以说是日暮途穷了。1月17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毛泽东广播，会中曾有人对父亲大加诽谤。同时，立法委员之要求政府派员迅向共党求和者，有五十余人之多。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求行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包围机关，甚至殴击主管官员；社会上各种恶象，亦层出不穷。共党间谍则乘机煽动，扩大事态，制造变乱，以打击政府之威信。”
1月19日，蒋介石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他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即李宗仁）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蒋介石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当问到刚上任的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时，吴铁城壮胆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蒋介石原希望大家挽留他，最起码也得说几句宽慰的话，可是现在他们竟以沉默来抵制，他悻悻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
1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果白崇禧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汉口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1月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总统府官邸举行紧急会议。据现场参加人员回忆，当时“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介石首先对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蒋声音低沉，与平时训话的慷慨激昂有天壤之别。最后才沉重地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他发表讲话时，已经有人欷歔起来，有人则黯然流泪。等他说完，谷正纲又像上次晚宴上表现的那样号啕大哭起来，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也失声痛哭，全场悲痛的空气到达了顶点。这时，谷正纲忽然含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大声道：“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他随即走到了李宗仁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件，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李不假思索地在这份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蒋便收回去了。
当蒋介石起座离开向会议室外走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幕小插曲。这时，有一把白胡须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忽然蹒跚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完便加快步伐离开了。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望地拖着老迈的身躯，慢慢地走了回去。
这一天蒋介石飞离南京小游杭州，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这当然是自我欺骗，他是不可能“如息重负”的。蒋经国在当天日记中则哀叹这一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也是他本人“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次日蒋介石便回老家奉化。
沈醉回忆蒋介石在下野前命令军统停止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作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惯于杀人勾当的特务，作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毛人凤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XX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九月间，毛人凤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