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人类发明了以浓缩的古老植物（煤）而不是新鲜植物为食的机器后，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由机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改变了大气平衡。机器一旦掌控这个充裕的能量来源，技术元素便四处开花。以石油为燃料的机器不仅改变了农业的闲适、生产效率和传播（加速一种旧趋势），机器还更快地钻探出更多石油（创造一种新趋势），提高其加速度。如今，所有机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超过了所有动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接近由地质力量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在写作《没有我们的世界》（World Without Us）时提出，从地质学来看，这和一连串永不熄灭的火山别无二致：“通过开采碳基形式的燃料并把它喷向天空，我们已经变成一座自十八世纪初以来就从未停止喷发的火山。”其影响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极其持久：“我们改造过的空气弥漫在那些我们死后还能保持极长时间的人造物品中间。”据气候学家泰勒·沃尔克估算，“在不依靠技术性缓解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地质周期需要用十万年才能把农业和工业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技术出现以前的水平。”
技术元素每年都要消耗超过40万亿磅煤、1.6万亿磅铁、2000亿磅石膏、1.2万亿磅小麦，这只是满足其庞大胃口所需的成千上万种原料的数据中的四个数据，而全部总需求量每年增速超过5%。在现代世界中，技术元素每年平均必须处理20吨原子来养活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
技术元素的巨大力量并非来自其规模，而是来自其自我增强的天性。一项突破性的发明——例如字母表、蒸汽泵或者电——能够引起更深刻的突破性发明，比如书籍、煤矿和电话。接下来这些进步又引起其他突破性发明，比如图书馆、发电机和互联网。每一步都在保留此前发明的大部分优点的同时增加了更多力量。一个人的想法（一个纺车吧）能够蹦到其他人脑子里，演变成一个衍生想法（把纺车放在雪橇下面以便于拖运），而这就打破了此前的平衡，从而引起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唤起别人的另一个想法（用牛来拖纺车），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另一场混乱、另一次重新平衡、另一次变化。一旦开始，这个跷跷板游戏往往会持续好几代。一个想法激发出两个新想法，然后二生四，四生八，这个技术连锁反应在整个社会来回激荡，不断累积力量，变化永不停息。高性能机器使企业能够制造出更高性能的机器。智能芯片帮助人们制造出更加智能的芯片。这些良性循环就像摩擦精灵的神灯所许的最后一个愿一样：再许三个愿望。自我增强的传奇故事在每一个技术领域中上演。
然而不是所有由技术引起的变化都那么美妙，那么讨人喜欢。曾让非洲深受其害的形成产业规模的奴隶制，是在运俘船实现跨洋航行后才变得可行，而能够廉价地加工奴隶种植和收获的棉丝的轧棉机，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离开了技术，如此大规模的奴隶制根本无法想象。成千上万人工合成的持久性毒素，不论给人类还是其他物种的自然循环都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可以说这是由小发明引起的不必要的大问题。战争是个特别危险的放大器，能释放由技术带来的巨大消极力量。能把全新的暴行强加于社会的破坏性恐怖武器，是直接从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这些消极后果的补救办法同样源自这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基于本土民族的奴隶制曾被大多数早期文明所采用，史前时期也大抵如此，零星边远地区可能仍在持续；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归功于传播、法律和教育的技术工具。检测与置换技术能够使我们摆脱对合成毒素的日常使用。监督、法律、协商、警务、法庭、公民媒体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技术能够缓和、抑制甚至从长远来看减缓战争的恶性循环。
一切社会变迁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头脑中的产物。文明的历史从来都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发生的连锁性连续事件。社会起初不过是狩猎采集者组成的乌合之众，数代之后有了首领，凭借对农田、土地和用水权利的权威性裁决真正定居下来，进而孕育出城市，最终形成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每一步都被赋予了如下特征：更加社会化的组织，（家庭关系以外的）人与人之间更多不同种类的联系，更多互相依赖的网络，这给《非零年代》（Non Zero）作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所说的“非零和”带来更多新内容，那就是自我强化，互惠互利。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每个组织都作为一个平台，以便给公民带来更多新的组织方式。这个自我改进的“再许三个愿”的递归式循环周而复始，增强了其原始力量。
协作的力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个良性循环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因为参与者往往并非有意识地参与协作，实际上可能处于相互竞争甚至是寄生的状态。卖一桶葡萄干的雅典商人和马其顿的葡萄种植者或科林斯的囤积仓库投机商之间没有协作，然而这三者形成了一个扩展其共同利益的系统（一个新兴市场）。这是个多赢格局。这种累积型社会组织展现出某种超越睦邻关系的纯数学味道。与其说这个系统基于愉快的友谊，不如说这个递增体系是基于信息流的，这个信息流将信任与竞争拉紧形成相互依赖的网络。随着这些链接的增加，这种增强与加速的力量也相应增大。
进步乃或道德进步终究也是人类的发明。它是我们意志和头脑的产物，因而也是技术。我们可以判断奴隶制不是好主意。我们可以断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好观念，而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我们能通过签署条约宣告某些刑罚为非法。我们能用书写的发明来激励责任感。我们能有意识地扩展与我们心心相印的人际圈子。这都是发明，和灯泡与电报机一样，是我们头脑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改良的回旋加速器不是由伦理或宗教，而是由技术推动的。通过注射这世上力量最强大的递增药剂，社会得到发展；遍寻历史，社会组织的每一个进展都是由新技术的介入驱动的。书写的发明解除了法律公平公正的束缚。标准铸币的发明使贸易更加普遍，激励了创业精神，催生了自由思想。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写道：“很少有发明像马蹬那样简单，然而也很少有发明对历史产生过那样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在怀特看来，给马鞍配上脚蹬使骑手能够在马背上使用武器，这使骑兵获得了相对于步兵的优势，使养得起马的领主获得了优势，从而支持了贵族封建主义在欧洲的兴起。马蹬不是该对封建主义出现负责的唯一技术原因。正如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说：“手推磨带来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带来的则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由圣芳济会修道士1494年发明的复式记账，使公司能监督其现金流并首次操控复杂商业。复式记账法撬动了威尼斯的银行业，开创了全球经济。1960年避孕药的发明帮助了女权主义的兴起。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推动基督徒们阅读他们宗教的创始文本，做出自己的解释，在宗教内部或反宗教立场上发起“抗议”这一思想。早在1620年，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就意识到技术正变得多么强大。他列出三项曾经改变世界的“实用艺术”——印刷机、火药和磁罗盘。他宣告：“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起事件加诸人类的力量能比这些机械发明更大。”培根帮助开创了加快发明速度的科学方法，此后一个接着一个概念种子打破了社会均衡，社会便处于恒定的变化之中。
钟表这种看似简单的发明具有意义深远的社会后果，它将连续不断的时间流平分成可计量的单位。一旦时间有了一张脸，它就成了主宰我们生命的暴君。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坚信钟表的齿轮谱写了科学及其众多后继文化的历史。他说：“钟表的机械装置是我们对自然法则独立运转的一个隐喻（随预设规则机械运转的电脑就是钟表的嫡系子孙）。一旦我们能把太阳系想象成自动机械装置，对自然界其他方面的归纳基本上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科学进程开始了。”
将任何大尺度的文化变革归咎于单一原因绝不是明智的想法。变革影响的人越多，其背后的因素可能就越多。由复杂环境构成的网络必须向中心收敛才能在复杂社会里引起标志性的转变。然而当我们在众多原因的每个因素里追根究底时，我们发现每条线索都导致了新技术、新想法的产生。
这意味着今天的新技术会对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决定我们后代的生活。超声波胎儿检查和常规堕胎技术使子女的性别选择成为可能，结果是如今在中国和印度的青年当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这样的失衡将造成社会上未婚男性严重过剩，这种过剩过去一直是社会动荡、犯罪和战争的根源。他们还这么年轻，故事都还没完全演绎，而鉴于其绝对数字（亚洲就有数亿），最后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不管这种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什么结果——国际卖淫增加，有野心的创业者和新兵激增，或者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大规模迁徙——其影响之广泛，技术要求之低，远非超声波仪器发明之初所能预料的。
举今天的文化颠覆为例，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文化颠覆，往回推足够远，你总能发现一个引起不平衡的真实发明。全球化？瞧瞧廉价的、无处不在的全球通信吧。社会保障的重负？当拜增加寿命和降低出生率的医学进步所赐。肥胖症的流行？单一食品体系和惰性娱乐技术相结合的结果。同性恋权利？证明性别偏好与生物学相关的科学鼓舞了他们。追星族？广播媒体的功劳。吉哈德圣战？伊斯兰教已经差不多1500岁了。然而，没有相应的经济爆发和政治进步，由医学进步引起的人口爆炸就会破坏此前的社会平衡。
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都从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著作中认识到，自然选择是由自然界两种增长模式的差异所推动的：人口与食物的差异。人口增长势头更猛，难以被低于几何级数的粮食产量增长所容纳。人口增加势不可挡与其物质容器缓慢扩展之间的紧张状态是社会演化背后的驱动力。
同样，技术元素的演化也是从两种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创意数量及其通过电脑、书籍、电话线、专利许可等途径传播的数量呈指数级增加。信息实际上是这颗星球增加最快的东西。信息尤其有助于放大和复合效应。随着事实数量的增加，事实之间的联系也以指数级更快地增长。作为排列组合数学法则的结果，事件间的链接数量剧增，比事件数量的增长还快。在特定领域，比如由日益增加的线路组合驱动的通信业，新发明能够从整体上加快发明的速度，加速创新引擎。环顾四周，技术元素总是与放大变化规模的自我增强循环相连。从根本上看，关于发现方法的科学发现和关于创造方法的发明创造（我们称这样的魔法为科学），到处都在加快发现与创造的速度。
不过我们人类吸收和处理这种创意爆炸的能力最多呈线性增长。不管受的教育有多少年，获得的营养有多滋润，我们的大脑在速度、记忆力和洞察力上并没有像电脑一样每18个月翻一番。其实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与五万年前首批智人的大脑非常相似。最聪明的人比普通人聪明的程度也非指数级的差别，人的平均智商只是日久天长才缓慢提高了极小一点儿（当今时代每十年提高几个百分点）。即便从总体上看，单个人类智能也只是随人类数量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在由我们和我们的机器造成的信息增长的不断攀升，和我们理解信息海洋并加以利用的微不足道的进步之间，有一道鸿沟，它是技术元素快速演化身后的驱动器。
理解所有这些信息的工作正从人类向技术元素转移。我们再也无法跟上我们自己的创造物，所以我们在创建一个结构化我们的所思所想的工具，与我们最初在纸上书写来扩展记忆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正在外包其他的心智功能。技术元素包含一个由百科全书、分类索引、交叉引用、搜索引擎、脚注、引文、超链接和网络构成的复杂知识加工系统。这些技术把我们的集体智慧成果——无形的创意和有形的发明——组成一个颇似生态系统的语义结构。这个包括各种联系、相关性、关联性的复杂得出奇的天罗地网与新出现的结构一道，给技术元素赋予了我们所不理解的意义。
有理由认为，既然技术元素不过是“头脑的产物”，那么实际上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不可能是技术，而是人类心智。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上述问题，转而宣布在我们生命中的全部变化，来源于藏在我们两耳之间的智力和意识的神秘力量。然而人类心智是第一力量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不管我们用多少生物头脑的意识来反映我们的心智活动，这种精神反思和自我完善至多也就带来极其有限的改善，更多的时候是一点都没有。为了优化我们自己心智的冥想（即便是坐禅）没有多大的提升效果。单靠自己，心智在自我增强方面不会有多少进展。
然而，作为我们大脑产物的技术元素，竟然有能力改变创造它的这些循环。在书写和阅读技术熏陶下长大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不是说人阅读时的思维方式不同。阅读和书写属于认知工具，一旦被掌握，就改变了大脑记忆事实和构思想法的方式，这些变化激发了抽象思维。当心理学家在项目中用核磁共振等神经影像学技术比较识字者和文盲的大脑时，他们发现两者的大脑活动方式有许多不同之处，不管他们是否读书。研究人员亚历山大·卡斯特罗-卡尔达斯（Alexandre Castro-Caldas）发现，那些有阅读能力的人和那些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相比，其大脑半球之间的处理方式也不相同。识字者的胼胝体有个重要部分更厚，“成人后才学习阅读的人与那些在正常年龄学习阅读的人相比，其枕叶加工信息的速度更慢。”心理学家奥斯特罗斯基-索利斯（Ostrosky-Solis）、加西亚和佩雷斯在测量识字者和文盲的脑波时，用一连串认知能力测验对其测试并得出结论，“阅读和书写技能的获得总体上改变了认知行为的脑组织结构……不仅在语言，在视觉感知、逻辑推理、记忆策略和条理性运筹思维上都是如此。”读写能力这个人类发明重塑了人类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