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
《唐会要》卷六四载：武德四年（621）十月，“秦王（李世民）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藏苏勖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令库直阎立本图其状，具体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由此可见，秦王文学馆的成立在当时实在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朝中士大夫无不期望得以入选。这不能不引人深思，一个王室的藩王，只为“锐意经籍”便引得满朝士大夫以能够入选为自豪，这种闲散之职何以能如此吸引朝中士人？成立文学馆的目的便也就决非一句“锐意经籍”解释得通了。事实上，文学馆的成立，十八学士的产生在当时也的确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要搞清它的政治内涵、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来历史事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还得从李渊起兵说起。
秦王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子，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生于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天生聪慧，喜爱弓矢，李渊取“济世安民”之意，名之为“世民”。
大业十一年（615）八月，隋炀帝巡视边境，在雁门（今山西代县）突遭突厥始毕可汗数10万骑兵的袭击，被困二十余日。当时18岁的李世民应募入伍，投在屯门将军云定兴部下。史载，他为云定兴出谋划策，分析形势，对最后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战投，李世民虽未立什么大功，但对他来说，也算初历战阵，经受了实战的锻炼。此后，李渊任太原留守时，便把李世民带在身边，着重培养他的军事才干，而把建成、元吉及家眷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看家护院了。
时势造英雄，李世民长期随父在军中，多次参预军事行动，对他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军事上的磨炼大有好处，为他以后参预和指挥大规模战争做了有利的准备。
大业十一年，隋室政权在炀帝昏聩糜烂的统治中已风雨飘摇，民间不断传唱出《桃李章》的歌谣“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炀帝怀疑“李氏有受命之符”（《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一连杀死了李浑等一行人。李渊当时正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未在朝中，也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势之下。当时李渊的好友夏侯端就曾劝说李渊，早做打算，《旧唐书·夏侯端传》载：“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李浑，字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也“深然其言”。但是，此时起兵尚且过早，李渊没有十足的把握，未敢轻举妄动，只是招兵募士，收罗人才，养精蓄锐，以观时势。此时，李渊众子女中，只有世民一人在身边，他交结豪杰，网罗人物，“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为李渊太原起兵做出了一定贡献。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正式起兵了，李建成、李世民被分别封为陇西公与敦煌公。各率一路兵马向长安进军。这中间，李世民虽比兄长小九岁，却与兄长承担起了同样重要的任务。大业十三年（617）11月，李渊军队顺利攻取长安，第二年，改元武德，自称皇帝，改隋为唐。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正式建立了。
李渊称帝以后，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很快便立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这样，皇太子李建成也就不可能再率师远征，“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左传》闵二年）这种习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那么，李建成就只能留在京城帮助父亲处理一些朝中政务。新建立的王朝，各项制度均需重新制定与完善，这一重任也并非简单易事。
但是，当时唐政权所处的外围形势又是怎样呢？事实上，并不容人乐观，李渊进驻长安是乘隋朝外围纷乱，长安守备松弛，炀帝君臣尚在江南的情况下，顺利夺取的隋都。当时，全国各地大小林立的称王称霸者不计其数，实力较大的，西北有刘武周、薛举、李轨三股势力，江南有杜伏威、萧铣政权，东面更有李密、王世充两个劲敌，河北尚存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这些政权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比唐政权势力弱，尤其是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曾纵横驰骋数年，多次打败隋朝的主力军队，李渊不得不让温大雅致书李密，卑辞推奖，采取一些策略性的措施，以免除自己的危机。可以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究竟哪家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尚是一个未知数。
此时李渊、李建成一个称帝，一个为皇太子，不可能出外作战，东征西讨的重任很自然便落到了秦王李世民的头上（当时李元吉只有17岁，年龄尚小）。这对于性格刚毅，自负好争的李世民来说，自然也是颇为高兴的事情，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展露才华。
这期间，也就是从武德元年（618）到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共主持并指挥了全国四次重大战役。即：（1）武德元年（618）六月至十一月平薛举薛仁杲政权。（2）武德二年（619）十月至三年（620）二月，打败并清除刘武周、宋金刚联军。（3）武德三年（620）七月至四年（621）三月，经略山东，降王世充、擒窦建德，尽夺山东之地。（4）武德四年（621）七月至五年（622）三月，消灭刘黑闼、徐圆朗军，稳定河北。从李世民的这些业绩来看，除江南萧铣政权是由李孝恭、李靖率军平定而外，当时唐王朝的大半江山是靠秦王打下来的。应该说，李世民具有非凡的军事才干，为唐王朝的巩固做了奠基的作用。
李世民在这些大战役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同时也获得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文武干才，为自己树立了声威，功名也日渐显赫。
李世民善于用人，在东征西讨中非常注重人才的收拢，破薛仁杲时，“俘其精兵万余人”，李世民即“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旧唐书·太宗纪》）。纪略山东时，他更是放手吸引人才，培植同党，固以私恩。平刘武周，收其骁将尉迟敬德，从李密手下又争取过来“四骠骑”中的程知节与秦叔宝，这两人是李密手下最擅战的二员大将。平王世充，投诚到秦府的干将就更多了，如：张公瑾、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等，一时间，秦王身边集聚起一大批当时英杰，势力大增。
收到如此众多的勇臣猛将，李世民的势力大增，平定王世充归来，高祖即因其功劳过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九月条）。
李世民为自己树立声威，收罗人才，势必会动摇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这对于一直稳坐京师，忙于协助高祖处理政务的太子李建成来说就造成了一种压力，两人离心离德，争夺权力在所难免。李世民功大，难免目空一切，逐渐也滋长了夺嫡之心，就连高祖也不得不承认：“此儿在外典兵久，为读书汉所教，非复吾昔日子也”（《旧唐书》卷六六《李建成传》）。
武德四年（621）十月，天下已基本平定，东方最危险的大敌王世充、窦建德均已被打垮，高祖在这一年特“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十月）。那么此时功成名就的李世民也就不再能满足仅仅当一个秦王了，而力图登上权力的顶峰。要实现这种野心，光靠李世民孤家寡人是不行的，只凭身边的猛将勇兵也难成气候。此时，李世民争夺的是政治上的权力，更需要精于权术，熟悉经史的知识分子为他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恰在此时，高祖允许他置天策府，设官属，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李世民也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开文学馆，置十八学士，秦府十八学士应运产生了。
那么，秦府十八学士来源何处？李世民不可能从高祖朝中挖掘人才，事实上，他也不需如此动作。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李世民早为自己准备、收揽了一大批这样的干才。房玄龄是最早投到李世民门下的智囊，早在李世民封敦煌公，征渭北时，玄龄便“杖策上谒军门，一见如旧，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后李世民封秦王，他便任秦府记室。旧史记载，说他经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四方，李世民每攻取一地，诸将争取宝货，独房玄龄招揽人物，致之于秦王幕府之中。“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通鉴》卷一八九）。
有史可查的，像杜淹，原为王世充手下，任职吏部，王世充败后，杜淹久不得调，想去投靠李建成，房玄龄知道以后，“恐失之，白秦王，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后因杨文干事件受牵连，未入十八学士之列）（《新唐书》卷九六《杜淹传》）。杜如晦一直做秦王府兵曹参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可算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平定王世充后回京，高祖本欲升任他为陕州长史，房玄龄再次进见李世民，对他说：“余人不足惜，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通鉴》卷一八九）。李世民这才大惊，说：没有你的提醒，我几乎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于是奏请留下杜如晦，继续在秦府供职。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夺得天下最得力的助手，就连李建成都畏惧这两人，说：“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最后玄武门之变也是由他两人谋划赞助而成的。由此可见，李世民久已有“经营四方”的野心了，他所招纳的十八学士基本上都是在东征西讨过程中不断网罗来的秦府旧臣，他的铁杆杜如晦、房玄龄不必说了，于志宁，入十八学士前为秦府记室，苏世长为军咨祭酒，薛收为天策府记室，李守素为天策仓曹，虞世南为天策府记室参军，蔡允恭、颜相时为参军事，许敬宗、薛元敬为摄天策记室，来源于天策府之外的似乎并不多，只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太学助教盖文达等，寥寥数人。
这样，李世民成立文学馆，招十八学士“锐意经籍”，“讨论文典”便成了掩人耳目的幌子了，文学馆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在为夺权做组织上的准备，这十八学士中，每个人的素质与才干也参差不齐，有博学多识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则为政治、军士方面的智囊之士。所谓“（秦）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才是一言中的，而当时对于李世民来说最重要的天下事便是夺权争太子之位了。这些人都在不同方面为李世民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房玄龄、杜如晦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房玄龄最早劝李世民“遵周公之事”，要他“不顾小节”除掉李建成。杜如晦是李世民许多重大政治、军事行动的“参谋帷幄”者。李世民在六月四日政变前，特地将已被李建成集团排挤，逐出秦府的房、杜两人接入府中，密谋行动计划，可以说，玄武门之变的成功，主要依靠了房、杜两人。到了以后，杜如晦早逝，房玄龄则成为李世民王朝的终身宰相。他们均为杰出的政治家，政治才干远远高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是太宗所依赖的中流砥柱。
虞世南因“博识”，李世民和他“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有规讽，多所补益”。因此，李世民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可以看出，李世民看重虞世南，是因为虞世南的“博识”，可以为他讲论古先帝王为政的得失，为他治国提供借鉴。十八学士中大多此类人才。
褚亮，“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从，军中宴筵，必预欢赏，从容讽议，多所裨益。”（《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
薛收，是房玄龄向李世民推荐的人物，推荐之时，李世民“即日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
孔颖达，除了熟悉《左传》、《易》、《尚书》、《毛诗》、《礼记》外，也颇“留心庶政”，对李世民“数进忠言，益见亲待”。（《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于志宁，在李世民为渭北道行军元帅时，“召补记室，与殷开山等参赞军谋。及太宗为秦王、天策上将，志宁累授天策府从事中郎，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文学馆成立以后，李世民对他们的待遇非常优厚，奏请高祖，每人均食五品膳食，“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十月）。他将这十八学士分为三班，“更日直宿”，又命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本为他们图像，一时间，朝中士大夫均感敬羡，得预选者，谓之“登瀛洲”。
正因为它影响太大，所以，注定历史不会长久。当时世民与建成之间的矛盾已逐日加深，两人互相排陷，明争暗斗，在朝中也各拉党派，李建成必然将文学馆和十八学士视做眼中钉，看做是与他夺权的最大危险组织，想方设法加以拆散，《通鉴》同年十月载：“时府僚多补外官，世民患之”。也就是说，李建成利用自己太子的地位，不断影响高祖，以派秦王府府僚出任外官的方法，分散秦王的势力，连房玄龄、杜如晦也不放过，先是想派杜如晦出任陕州长史，经李世民再三请求才得以保留。到武德九年（626），矛盾更加激化，李建成又向高祖谮毁、诬陷，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以至剩下为数不多的秦府僚属全都忧心焦虑，不知该如何是好。
由于形势复杂，斗争激烈，文学馆成立时虽极为轰动，但后来的活动便受到限制，史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很难找到，我想，大概是因为武德五年到九年之间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这种毫不避讳的公开聚会也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人员也不断外流，所以它的具体活动也就更无法维持。到武德九年，受李建成抵毁，逐出房玄龄、杜如晦，剪除了李世民最得力的助手，终于使李世民无法忍受，再也沉不住气了，玄武门之变也就在这种形势之下爆发了。
玄武门之变以后，高祖被迫禅位，李世民终于登上天子之位，他立刻重新组建朝廷，用自己的心腹取代高祖近臣，十八学士也全都受到重用，成为李世民所依赖的朝中重臣。勿庸讳言，十八学士的确是当时杰出人才，李世民慧眼独具，将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这些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知识分子在太宗时均成为朝中的栋梁，他们熟悉经史，李世民非常懂得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重要作用，他曾多次明确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他在政变成功以后，将十八学士全部吸纳到朝中，与他们一起讨论天下政事，为太宗朝政治的清明以及贞观之治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