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10月25日，江苏兴化县城有个姓郑的书香人家，一个新的小生命降生了，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郑板桥。
郑板桥的父亲郑之本，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学生。郑板桥小时便显出他的天资聪颖，父亲虽然欣喜万分，但是认为玉不琢不成器，子不教难成才，所以从小就对他进行精心的启蒙教育。板桥三岁时，郑之本便教他识字；五岁时，开始教他背诵诗篇；六岁以后，悉心教他诵读四书五经；八岁时，着手教他作文联对。郑板桥的舅父汪栩(yi)文，博学多才，因不愿做官而隐居在家，他不但教板桥学诗作文，还热情支持板桥茶余饭后潜心作画。郑板桥的诗品、书品、画品和人品，皆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渐臻佳境。所以，郑板桥进了学校以后，在作文联对方面，一直受到老师的赞许。直到郑板桥做官后，都没有忘记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他在《新竹》一诗中深情地写道：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诗中的“龙孙”，为竹笋的别名；“凤池少”古时指宰相衙门所在地，这里指周围生长竹子的池塘。郑板桥用“新竹高于旧竹枝”以及“十丈龙孙绕凤池”，比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用“全凭老干为扶持”，赞颂在家庭教育中甘当人梯的前辈。
良好的家庭教育，为提高受教育者的作文水平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机遇。如何在家庭教育中提高受教育者的作文水平呢？
一、督促检查，潜心引导。
督促检查，潜心引导，是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作文能力的重要环节。培养孩子的作文能力，如同扶持小树成长一样重要。如果种树人不加扶持，不及时砍去旁生的杂枝，任凭它杂乱无章地生长，那么小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样，孩子在作文方面失去了家庭的潜心引导与督促检查，也是难以有所建树的。
所以，做家长的不要把培养孩子的作文能力一味放在学校进行。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使他们的作文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司马迁小时候，家里贫穷，曾经在老家龙门(今陕西韩城)乡下放过羊。他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始终把引导儿子认真读书学习当作培养其写作能力的基本功来抓。一天晚上，司马迁的父亲从外面归来，趁饭还未做熟，便督促儿子读书。不料司马迁说：“这些书，我都在放羊的时候读过了，您考间吧！”在父亲的考问下，司马迁果然倒背如流。第二天，司马迁又去放羊，父亲偷偷地跟在后面进行检查，果然看到司马迁一面放羊，一面读书。父亲看到这般情景，欣慰地连连自语：“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司马迁成年之后，尽管身遭宫刑，还是写出了不朽的历史巨着《史记》。这部历史巨着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西晋着名文学家左思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父亲左雍的培养、教育，写作功力日臻成熟，他的《三都赋》完成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二、激发兴趣，悉心诱导。
兴趣是后天形成的，家长只要坚持悉心诱导，就能激发孩子喜欢作文的浓厚兴趣。比如，经常坚持给孩子讲故事，让其复述故事情节，孩子就会产生听故事、讲故事的兴趣。有了讲故事的兴趣，就等于有了口头作文的兴趣。这样一来，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想像能力等，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再比如，多教孩子背诵一些诗词，就能够培养其记忆力，激发其爱好文学的兴趣。总之，只要家长坚持悉心诱导，孩子爱好作文的兴趣就会在童心中萌发。郭沫若小时候，母亲常常有意识地教他读诗、背诗，终于把他带入了诗的“王国”，写诗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他成为诗人之后，深有感触地说：
“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杨朔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家中有许多藏书，在杨朔三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识字、背诵诗文，接着又教他如何作文，杨朔便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为他后来立志从文并成为一位着名的散文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正面鼓励，耐心开导。
正面鼓励，耐心开导，是家庭教育中一条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对那些在生理上有这样那样缺陷的孩子，家庭成员不但不要嫌弃他，而且要伸出热情的手拉他一把，使其在心灵上得到温暖和慰藉，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明末清初，有个叫唐汝询的人，五岁那年患了天花，经过医治抢救，性命虽然保住了，但却双目失明了。
他万分苦恼，曾一度产生寻死的念头。然而，由于哥哥耐心地给他讲了孙殡的故事，终于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立志刻苦学习。
他常常到邻居家或学校门窗外听人诵读唐诗，然后把诗歌的内容记在心中。由于他的刻苦用功，年仅20岁时便学到了渊博的知识。
他一生中作了上千首好诗，还曾为大量唐诗作过注释，成为明末清初一位着名的诗人。
四、矢志不渝，全力教导。
《管子·权修》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段话，说明培育人才是带有根本性的长远之计，作为育人者，必须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提到“奉献”就不能不提到培养韩愈成才的李正真了。那是唐朝大历三年(公元768)，出生未满周月的韩愈因为母亲无奶而饿得哇哇直哭。正在这时候，江苏彭城(今徐州)有位21岁的少妇李正真来到河阳(今河南孟县)韩愈家中，做了韩愈的乳母。韩愈到了三岁的时候，不幸成了孤儿。照顾韩愈的担子自然落到了哥嫂身上，而文化教育的担子却由李正真担当起来。李正真教授韩愈诵读诗文，每天记诵数千百言，使韩愈七岁时，便酷爱读书，“性本好文学”了。韩愈13岁时，已能写出像样的文章。不久战乱发生，李正真带着韩愈离开老家河阳来到宣州(今安徽宣城)避难。李正真节衣缩食，培养韩愈攻读儒家经典，告诫韩愈以写文章来奋发精神。到了19岁时，韩愈在乳母李正真的鼓励下，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他在长安一连考了三年，年年名落孙山，只好回到宣州。李正真继续鼓励他进京赴试。韩愈没有辜负乳母的厚望，贞元八年(公元792)春天，25岁的韩愈重返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终于金榜题名，考取进士。在外任职的韩愈，并没有忘记乳母的教养之恩。每到年节，总要带领儿女前来河阳，为乳母庆贺。公元811年3月18日，李正真因病而卒，享年64岁。韩愈为乳母在河阳举行了隆重殡葬，恭服母葬之礼，并于墓前立碑，亲自为乳母写下了墓志铭，以示哀念。
晋代傅玄在《太子少傅哉(zhen)》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比喻人们的习性可因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先看“近朱者赤”：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提高受教育者的写作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A克家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喜欢诗歌，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诗的“王国”里，受到诗的熏陶。成年之后，减克家终成一代享有盛名的诗人。茅盾的父亲是个“维新派”，茅盾小时候，父亲就教他读新书；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终使茅盾在文学上结下了丰硕的果实。再看“近墨者黑”：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则影响着受教育者作文水平的提高，甚至影响着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题为《上梁下梁》的小品，小品中的人物只有父子俩。父亲刚刚打完麻将回家，见儿子正在写作文《我的爸爸》，便让儿子念一念作文的内容。儿子念道：“我的爸爸长了两道又黑又亮的眉毛”爸爸立即纠正说：“错了，又黑又亮的不是眉毛，而是鞋油。”类似这样的家长辅导孩子进行作文，能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吗？又有一个学生在家里阅读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准备进行扩写，看到注释中写着“李白(701-762)，字太白”的字样，便拿着书本请教正在打麻将的爸爸：“这‘701-762’是什么意思？”爸爸心不在焉地说：“这是他单位的电话号码，先拨‘701’；要通后，再转‘762’，”面对心不在焉的爸爸，儿子茫然了，自言自语地说：“李白在哪个单位上班？唐朝就有了电话，怎么没听老师讲过。”在家庭教育的误区中，包办代替的现象较为严重。一所小学举办了以《我的爸爸》为题的征文比赛。有个学生将题目带回家中进行构思，可他的爸爸为了让儿子获奖，便来个越姐代厄，替儿子写了起来：“我的爸爸(实为儿子的爷爷——引者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他在一次战斗中，为了英勇杀敌，不幸壮烈牺牲。
”这篇跑了题的文章，岂能获奖？还有个家长传授孩子作文的捷径，说什么“千古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儿子得之于爸爸的“真传”，果然在一次作文中抄起了报上的文章，连“(下转第三版)”也抄了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高孩子写作水平的同时，还要教育孩子如何做人。有些家长的教育方法值得反思。比如，有位语文教师在学生家长会上要求学生家长养些小动物，以便让学生进行观察，然后写成观察作文，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有个家长却在鱼缸里养了大鱼和小鱼，引导孩子观察大鱼是如何吃小鱼的，并把弱肉强食的歪理传授给孩子，使其长大以后，像螃蟹一样到处横行。1992年，在澳洲悉尼举行的一项别开生面的“世界咒骂冠军大赛”上，有个名叫卡茜·克兰玛的八岁女孩，击败其他53名参赛的成年男女，靠一张满口粗言秽语、骂人尖酸刻薄的嘴巴，夺得冠军宝座。这个“骂人小后”的骂人本领，得自于父母的“真传”。原来，她的父母常常是粗话满嘴，出口成“脏”，小卡茜自幼饱受“熏陶”，所以掌握了大量粗话、脏话也就并非奇事了。人们推测，小卡茜一旦进入学校写起文章来，不是粗话、脏话连篇才怪呢？如果让她进行口头作文，满口的脏话准会把师生羞得目瞪口呆。由此观之，为人父母者，在提高孩子写作水平的同时，千万不要忘掉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