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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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文化大革命”犹如滚滚东去的长江波涛,真可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身陷“文革”洪流中的亿万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有的奋臂击水,逆流而上,虽然多喝了几口水,但终成跃上浪尖的弄潮儿;有的投机钻营,坑害百姓,虽然得意于一时,但终成沉人江底的泥沙。究其根本,还是在动荡无序的“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黄如论先生深情地说:

“我是老区红军的后代,伯父是个老革命,我在‘文革’中以伯父为榜样,学习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诚如前文所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人发展,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从连江县城杀到了省城福州。不出所料,又很快成了福州地区一派红卫兵的小头目。由于他是红卫兵中的双料“红五类”,所以管理红卫兵组织的军代表非常信任他。那时,恰好是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的岁月,乘车不要钱,到任何地方住宿、吃饭也不要钱,真是开中外历史的先河!我就亲耳听周总理讲过,为了保证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不挨冻,有地方睡,我把自己住的西华厅倒出了一半房间给红卫兵小将们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全国各大城市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任务是何等的繁重。其中,分配住房、领取衣被、划拨伙食费等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由军代表信得过的红卫兵来主持、操办。结果,黄如论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军代表所倚重的红卫兵。说起这段经历,黄如论先生动情地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省城闹革命的时候,我分管外县来省城的红卫兵的伙食和后勤。当时要贪污是很容易的,红卫兵来福州大串联的时候,你需要多少,就给你报多少伙食、衣服和被子,我既管公章又管钱,报多少人、伙食多少钱,只要盖上公章,上面就给发多少。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贪污,应该说我是很忠于毛主席的,还是很廉洁的。所以说我是立志做好人,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做好人做好事累积起来的善报。”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红卫兵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的背后,尤其是上到所谓中央文革,下到各级对应的机构,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黑手在操控红卫兵运动。换言之,红卫兵只不过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手中的玩偶;红卫兵运动也只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行动。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是国家和民族,其次就是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幸存在世的老革命,当然还有那些紧跟旗手闹革命的红卫兵。就这个意义上讲,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身处逆境,依然不忘学习做人的道理。请看他给我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跟在一批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首长身边,其中有好几位还是厅局级干部。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办法,也领悟到了在这个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真谛。有一次,我们这一派红卫兵被另外一派红卫兵打倒了’为了保护我们这一派的老干部,我就匆忙带着他们向山区跑去。由于行动突然,没有准备,所以沿途之中没有饭吃。最后,大家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路边想办法。这时,一位首长好不容易从内衣袋中找到了仅有的一角钱,叫我到对面买几个地瓜来吃。但是,当我来到出产地瓜的地边之后,找不到种地瓜的主人,我就在山坡上挖了三个大的地瓜,接着,又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把一角钱放在地瓜秧的下边。当我走到山口的时候被一个农民抓住,说我偷了他的地瓜。我就像当年红军那样跟他解释:我是挖了你的地瓜,但我把钱放在了你家地瓜秧的下面。农民听了我的话以后,再看看我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就相信了,就把我给放了。通过这件事,我真正懂得了当年红军为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还是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向老红军干部学到了敢爱敢恨、正直诚信的品质和为人处世的技巧,对我后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我跟着这些老革命整整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不久,全国随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兴起和普及,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被送往边疆的农村和牧场,有的当了社员,有的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就此偃旗息鼓了!时过20岁的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农民,遂又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从福州回到了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随着坚决贯彻、落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告别了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花钱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知识青年。被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农村和草原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这一代学生身上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虚幻的惊梦。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有的女知识青年甚至把自己圣洁的身体都奉献上,借以达到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目的。简之,回城变成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我记得在一次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村、草原这个广阔天地实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说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说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苦。咳!就像京剧《红灯记》李玉和说的那样,有娘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是生于农村、长于贫苦家庭的红卫兵,他当年带领红卫兵大闹连江县和福州市是长见识,开拓人生的视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连江县马鼻乡是回家,绝对没有全国大多数红卫兵那种失落感。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前程感到茫然。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黄如论要么像自己的爷爷、爸爸那样安于农耕,至多像其他同乡青年那样偷渡去海外。这些年来,他在省城福州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让他再安于在马鼻乡辰山村终生务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可是如何才0能从家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他于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择的苦闷!

我长黄如论先生10岁,曾经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京城红卫兵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二司”的发起人,也曾有过作为“反革命”被放逐解放军农场的历练,因此对黄如论先生陷入这种人生抉择的苦闷是理解的。另外,我们之间或许有着共同的红卫兵运动经历的缘故,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偶然也会说起“文化大革命”中亲历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讲起自己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件事:由于派性作怪,我们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还挨了三次批斗,站板発,坐飞机,游街示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各种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尝到了。黄如论先生听得十分认真,接着又慨然长叹,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那时,我的两只手也被绑起来,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斗。”

我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我挨批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也曾做过对不起另外一派红卫兵的事情。可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只有16岁啊!对此,我们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我低沉地说道:

“苦难,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就是能够正确地对待‘文革’带给我的苦难,并把这笔苦难转化为艺术思维,使得我写的作品更深刻一些。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笔苦难财富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认同我的见解。他沉吟片时,也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你说得很对,‘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锻炼人的,它让我懂得了忠与奸,曲与直,也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技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迁,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说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毕竟从福州回到了家乡,面临着自己一生最为关键的抉择。可以想见,他在回到家乡的最初阶段,依然难以忘怀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闹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随着这种苦闷日子的推移,昔日在省城大闹革命的往事渐渐远去,似乎那些所谓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都变了味道。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革命催人早熟。有时,几年学不懂的道理,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一天就明白了。当我们二人谈起“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教训时,黄如论喟叹不已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红花也戴过了,批斗也被批过了,我感到很疲倦,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左右了的。”

黄如论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善于自学的人。尤其当他处于精神困惑的时候,他更是借用读书来转移这种精神困惑和痛苦。他在家乡这段相对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时间里,几乎是天天与书为伴,借用读书打发这茫然而苦闷的日子。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在这期间读了大量的图书。

事后,我们反观他在这段时间里所读的书,大多是因破“四旧”而流传到社会上的一些闲杂图书。然而善于自学的黄如论先生自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把读闲杂图书也当成了一种学习。正是有了这种学习,他才能在这些闲杂图书中汲取知识的养分,使他在今天讲话的时候做到口若悬河,博古通今。请看他讲谈录中的这段话:

“纵观古今,凡是文武双全,在历史上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伟业的人,无一不是有道德、有良知、有高尚品质的先贤。例如:春秋时期写就《孙子兵法》的孙武,高风亮节的乐毅(西汉时期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赵充国;东汉时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以马革裹尸还的马援;三国时期横槊赋诗一世的曹孟德,鞠躬尽瘁、死而已的诸葛亮,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关云长;唐朝时期创立开元盛世的太宗皇帝,时穷节见、忠烈悲壮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宋朝时期性情刚正、力挽狂澜的寇准,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明朝时期,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于谦,千秋享庙、死重泰山的袁崇焕;清朝时期,浩然正气、中流砥柱的曾国藩,横刀向天、肝胆昆仑的谭嗣同等等,无一不是文武兼备、风流儒雅的外将内相之才。正因为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气节,所以他们的眼光更为超迈,见解更为独到,能够做到于内可以文治安邦,于外能够武功定国;大可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细可洞微人烛圆满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