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不大
宋朝，总是意味着孱弱了。自从它建立那天起就一直强敌环绕，常吃败仗，无论是金、辽还是西夏，都能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宋朝的皇帝们也是软骨头，称臣纳贡换和平。
大宋王朝自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斗争。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三地，又于974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纷乱的时局得以结束。
但这只是中原的腹地归于统一，在五代十国时期，后晋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如果打开中国历代疆土图，就会发现宋朝的地盘实在小得可怜。
除了北方的辽国，西北方的西夏、西南方的吐蕃等强国也都在虎视眈眈的望着大宋。外患严重，内忧更是危机四伏，由于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地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富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宋朝的统治。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北宋的体制上，“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构成了北宋中叶最严重的统治危机。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官员数量不仅严重超出了需要，并且文武官员的俸禄还十分优厚，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以北宋的军队为例：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到他弟弟宋太宗的时候就已经增加到358万人，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真宗时增加432人，到宋仁宗时更是翻了一番，禁军增加到826万人。如果算上地方的厢军，当时的大宋已经有1259万人了，占用了国家大量的粮草啊！史书记载当时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虽说兵多，但是战斗力却并不强。更要命的是北宋军队可以说是“银枪杆子蜡枪头”，属于中看不中用的。因为宋朝的江山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所以皇帝们非常忌讳掌有兵权的将领，于是就弄了一批文官当司令，文人一不懂战略，二不懂操练，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因此大大削弱。
为了维持王朝那硕大无比的官僚机构和百万大军的衣食住行，朝廷已是苦不堪言。又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真宗末年的时候，朝廷财政收支还略有结余；到了仁宗皇帝时候收支已经基本相抵，没有盈余了；等到了英宗的时候财政赤字竟然高达1570余万之巨了。
简而言之，大宋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文不能治平安邦，武不能征战定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了。
一份奏折，两张笑颜
神宗皇帝继位了，这时的他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神宗皇帝想到，在他继位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如果王安石有日记传世，想必他会发一番感慨。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进京面试了。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就这样，王安石在地方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财政部副部长，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那个时候，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的万丈豪情被浇了一头冷水，他看出来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同时自己的性格又跟一些大臣合不来，干脆趁母亲去世的时候，挂印辞职不干了，对朝政的关心也大大减弱。
但是这一回不一样了，他接到的可是宋神宗亲自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于是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马上就派人把他叫到御书房单独谈话。
这边内侍刚刚通报完，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将王安石叫到跟前，上来就问：“国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要重新打理，应该从哪儿开始呢？”
王安石并不慌张，而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要想改变国家的现状，就要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开始。”
宋神宗听了点点头说：“好，那你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吧。”
王安石回家以后，一夜没睡，专心致志地起草了一份改革意见书。
第二天天刚亮，王安石就进宫把意见书送给了神宗。宋神宗越看越高兴，越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１０６９年，宋神宗下诏提升王安石为副宰相，让他筹办变法事宜。王安石知道，要推行改革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班子，于是他跟宋神宗商量了一下，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主导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样一来，王安石就无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干他想干的事情了。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熙宁变法”开始了，这场变法直到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为止，前后历经了十七年。
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有余而补不足”本来是老子所著《道德经》上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天道行常，总是会考虑到一个平衡的问题，把多余的部分加到不足上，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拿贫富问题来说，如果富人为富不仁，让穷人越来越多，那么穷人的反抗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聪明的富人就应该经常拿出一些钱，给社会做些贡献，一来改善自己的形象，让穷人不要仇富；二来改善穷人们的处境，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王安石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贫富差距太大，如果不加以改变，后果不堪设想。
要达到贫富均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土地的事情弄好。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当时的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日子特别难过，因为大户会“及时”地借给他们粮食，但却是以高利贷的形式。这样，老百姓就背上了很重的负担。宋仁宗的时候，陕西遭了旱灾，老百姓正在饿肚子。那里的地方长官李参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估算一下当年自己田里能出多少谷子与麦子。然后规定农民可以先向官府借钱，等庄稼成熟之后，换成钱再还给国家，就是所谓的“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知道了这个事情，觉得挺不错。于是他们就据此为经验，制定青苗法，把山西的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宋朝有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王安石就将这两个仓里面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这样一来，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王安石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劳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