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上最重要的15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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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梭伦改革:雅典的救命稻草 (1)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这句话足以说明希腊文明对欧洲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谈希腊则离不开雅典与斯巴达,因为这两个城邦是希腊最大的城邦。相比之下,雅典因其“民主自由”的招牌而更加著名。

雅典为古希腊第二大城邦,境内多山,土地贫瘠,耕地面积仅占阿提卡半岛总面积的15%,发展农业的空间有限。幸亏雅典境内的山上有丰富的大理石、陶土、银矿可供开采使用,温暖的地中海之风催熟了一串串葡萄、一颗颗橄榄。不仅如此,雅典人还拥有优良的庇第犹斯港湾,这足以让他们把生命寄托给蓝色的海洋。

这片土地留下太多激扬的回忆:从精美的艺术雕刻到规整的城市布局,从激情洋溢的《荷马史诗》到冷静睿智的《理想国》。如果说古希腊是一首华美动人的音乐,那么雅典就是这段旋律里最昂扬奔放的高音。

但是,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雅典,这个包容着辉煌的名字,两千多年前还在风雨迷茫的夜里惆怅、漂泊;农民的呼声强烈地震撼着那堵围困他们的贵族之墙,雅典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正处在从以部落或氏族为基础的荷马文明向奴隶制城邦文明过渡的时期。荷马时代后期就已经形成的以农业为本、氏族贵族掌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在发挥着不多的余热:城邦建立后,雅典在荷马时代留下来的铁制工具的敲打声中得到了发展;葡萄和橄榄延续着固有的丰收场景,谷物粮食产量也大幅上升;此外,制陶、造船、冶金业异军突起,势头不小。但是,和经济的高歌猛进不同,这种体制逐渐走进了死胡同,和经济发展格格不入。广大氏族成员的口袋里并没有沾染葡萄橄榄的浓香,穷人还是摆脱不了窘境;氏族贵族则大肆把土地揽入怀中,利用高利贷等剥削手段不断强取农民的“命根子”。

相比于那些纸醉金迷不知天日的贵族们来说,占雅典绝大多数人的还是平民。贵族们满身铜臭,以钱生钱,剥削平民。平民们生活青黄不接之际,他们发放高利贷,如果到期还不上债,他们就强迫平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没有了土地,平民的生活更没有保障。但是生活总得继续过下去,为了赎回那代表着生命希望的土地,平民卖身还债。如果所借财主的债还不清,财主就会在借债者的土地上打下借条——竖起一块象征债务的碑石。他们为财主没日没夜地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却都给财主,自己留下可怜的六分之一。于是借债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六一农”。如果收成实在很难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人一家老小变卖为奴隶卖到异邦。

经济上不独立,平民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了发言权。他们虽然在是雅典名义上的公民,可以参政议政。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连满足自身饱暖都有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这恰恰暗合了贵族们的意思,平民不来参政,他们在政治上就拥有了更大的权力。更要命的是不但没钱的平民没有发言权,那些出身平民却已跃居有钱人阶层的商业奴隶主,尽管实现了脱贫,有条件参加议事了,但还是因其出身而难有机会表达政治诉求。贵族们公开歧视出身低下的平民,此时雅典的全部政权都属于贵族的后裔。他们“预定”了执政官以及元老院成员的各个位置。国家大事、法庭争讼、指挥对外征战对平民来说都是奢望。所以有钱也没有用,出身决定一切的论调就能把人牢牢地定死在那里。所以,脱贫的商业奴隶主也站在了贵族的对面。这样,工商业奴隶主与平民在政治上逐渐站在一起,并在阵容上居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这时的雅典已经处在风口浪尖,暗流已经在涌动,但表面上一切还是稍显平静,这便是黎明到来之前的非典型征兆。

舞台中央的另类贵族

对于雅典,它需要一条导火索、一个领路人,需要一场暴风骤雨来冲刷黎明前的黑暗。这个导火索就是一场战争,而它的先行者竟不是平民,也非有钱的工商业奴隶主,而是一个贵族,他叫梭伦,后来号称“雅典第一个诗人”。

梭伦出身于贵族家庭,由于他的父亲埃克塞凯斯提德斯乐善好施,梭伦年轻的时候,家庭经济已不宽裕。为了维持家用,他开始出外经商。他曾对人讲:“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

他不仅不贪财,而且还是一个好学的人。随着商队的行进,梭伦游历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详细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并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等人。通晓希腊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希腊有一个和中国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一样称呼的团体,即古希腊的“七贤”,这里面就有梭伦和泰勒斯。这个漫长的游历过程也让他看到老百姓艰苦的生活现状。这些使得贵族出身的梭伦逐渐厌倦了贵族们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嘴脸,他打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障碍,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当然,梭伦崭露头角,倒不是因为他和群众的特殊关系,也不是因为他的诗才,而是实实在在的军功。

当时雅典正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密斯岛多次擦枪走火。雅典出师不利,屡遭败绩,但是当权者却不思进取,而是立下法规,作出反战决议,对凡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萨拉密斯者,处以死刑。爱国却被处以极刑的荒谬事情激起了人们的不满,但对于丧权辱国的反战法令,谁都不敢站出来,除了梭伦。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梭伦以一种特殊且近乎疯狂的方式表达了民众的意志。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他头戴花冠,佯装疯癫,跑到市场中心,站在传令石上,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朗诵他那富有爱国激情的诗篇,号召人们到萨拉密斯去,为那个可爱的岛屿而战斗,洗雪那令人难堪的耻辱。他对前来听他演讲的雅典青年说,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就会受人嘲笑,不配做一个雅典人。梭伦的举动冒了被处死的危险,代表了重压下民意的强力反弹,他唤醒了民众的忠肝血胆。

为了说明夺取萨拉密斯是正义之举,梭伦还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上论证了萨拉密斯是雅典的领土。在这场引发连锁效应的事件面前,雅典当局废除了那条丧失民族尊严的反战法令,与墨加拉重启战端。

梭伦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官。智勇双全的梭伦,不负众望,亲帅雅典士兵,出奇制胜,一举夺回了萨拉密斯岛。这时,梭伦刚步入而立之年,他崭露头角,声威大震,赢得了雅典平民的信任,并于公元前594年,被推举为首席执政官。

从梭伦传奇的一生来看,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他在雅典赢得了舞台,他就像一朵怒放的花,不知昼夜地散发生命的力量。从那时起,他已经是雅典的焦点。雅典的贵族们没想的是,梭伦站在了他们的对面。

为民众减负

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群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时候,一个穿着朴素、体型魁梧的中年男子大步走向广场的中央,人们开始热烈的鼓掌和呼喊,这个男子就是梭伦。他双手往下按了一下,人们马上很自觉地恢复了平静。梭伦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希腊文字——这就是梭伦改革所颁布的新法。梭伦用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梭伦执政后,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改革债务法,使广大小土地所有者摆脱艰难困苦的境地。针对时弊,梭伦采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颁布“解负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人身当做抵押物品,拔除竖立在田地中的债奴碑,取消“六一农”制,甚至不惜由国家出资,赎回已被卖到国外为奴的老百姓。

正如梭伦自己在诗中所言:“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许多被出卖的人们,我已使他们回到神所建立的雅典,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因故出卖;有的为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能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漂荡;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尽管世人对“解负令”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解负令废除了农民所有的债务,有人说受益的只是最穷的债务人,或者说取消的仅涉及部分债务,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棱伦确实推行过这么一条法令,争论只在他取消债务到什么程度而已。由此看来,这种旨在“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的法律,在当时得以通过和执行,必定遭到债权人特别是氏族贵族的坚决反对,经历过一番激烈的反复斗争。

梭伦的家境,已如上述,虽非豪富,但也不是贫困借债人家,其实也犯不着和贵族过不去,也不用四处为穷苦人奔波。正是特殊的身份使得身为执政官的他,立法后能否不分亲疏贵贱,依法论处,直接关系到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能否贯彻执行的大局。据载,梭伦在宣布“解负令”后,带头首先放弃了人家欠他父亲的七个塔兰特的债,以示榜样。

改革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对手随时都在捕捉各种机会,哪怕是一丁点的过失都可能成为他们攻击、弹劾、反对的口实。因此,梭伦在树立榜样的同时也很重视改革团队的建设。作为他的手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他曾立法限制执政官过量喝酒,一旦发现谁喝醉了就将处以死刑。量刑虽不免过重,但用心可谓良苦。如此等等,无一不说明梭伦既立法又注意执法的问题。孔子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梭伦这种以“身正”来影响他人执法的品德,对其改革措施的顺利执行,无疑起了示范作用。

只是减负还不行,要想真正卸下民众的负担,就必须让他们的钱袋鼓起来。梭伦执政后,作为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非常注意发挥这种优势,大力开展海外贸易,他除发布著名的“解负令”外,还改革币制、度量衡制度,鼓励出口橄榄油,限制谷物输出等。尤其是他以授予雅典公民权的优厚条件,为雅典吸引来一大批精英,同时明文立法要求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长等措施。在他的鼓励下,有钱人把财富投于工商业,失去土地的民众谋求到了一份非农业工作。在他眼里,一切行业都很高贵。他要元老会议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没有行业的人,甚至制定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