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艺术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节日活动、祭祀活动之中，与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很自然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美的观念，强烈地体现着民族性和地方性。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的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皆有其历史渊源。古代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科技落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生命受到天灾、战乱和疾病的威胁，过着贫苦的生活。生存和家族生命的延续是他们的自然要求，所以劳动人民祈盼健康长寿、人丁兴旺、人畜平安并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各种相沿流传、有着悠久历史的民俗文化，如节日活动、祭祀活动、人生礼仪、劳动娱乐等便是这种追求的一种表现方式。劳动人民有了追求，必然产生遐想，诱发进行寄托理想、幻想的形象创造，通过创造的形象传情达意。民俗文化多是以语言、行为来表现，或是以文学、艺术来表达，皮影戏演出在过去与农村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中国农村历来的传统娱乐形式。如环县每逢年节、庙会、迎神赛社都有皮影戏助兴。皮影戏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愿影”、“会影”与“喜影”是民间影戏主要的生存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民众信仰的变化，“愿影”、“喜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会影”成为最主要的演出形式。“愿影”是人们为了祈福消灾、酬神还愿而演出的影戏，一般由还愿的东家自己出资，附近的村民虽可以前来看影，但基本上是一种私人行为。“会影”是某一社区的民众在庙会、求雨或喜庆丰收时演唱的影戏，资金由民众共同承担，属于一种集体活动。如果一个村庄为了酬神还愿，由村民集资唱影，那就兼具“愿影”和“会影”的性质。过去民众有了升官、发财、病愈等喜事，也会自己出资邀请影班唱影，这类影戏称为“喜影”。虽然这种分类有所交叉，但大体上反映了民间影戏不同的生存方式。
皮影也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演出习俗和禁忌。被视为“神圣空间”的皮影戏台，绝对禁止村中的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随便出入，否则会被认为是犯了大忌，冲撞了神灵，当年村中必遭瘟疫、冰雹、干旱等灾荒，而且该妇女本人也会遭厄运，病害缠身。再比如说，在一些地区民众心目中，人（尤其是男性）的“上半身”是极其尊贵的，而“下半身”被认为是最低贱的。因此，除了挑线手，不许任何人坐于影箱之上，不然就认为会给戏班带来不祥之灾。这些禁忌固然违反现代的科学常识，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说明了皮影戏与民俗文化的密不可分性。
皮影演出的内容也多与民间的祭祀酬神活动、民俗信仰有关。皮影戏开演前，主人家都要在祖先堂前燃香叩头、敲锣打鼓、给祖先烧纸，意味着请祖先也来看皮影戏。环县皮影戏的演出程序与剧目也同当地群众的习俗信仰有密切关系。皮影戏班进村的第一个晚上，在演出“寿戏”时，多以“三出头”为内容。一出头“天官赐福”，二出头“拦路封官”，三出头“三仙上寿”。福、禄、寿三星驾祥云上场分别唱诵祝福辞后，留下姓名退场。从第二个晚上开始，戏班要开演本戏，称“正戏”，要求戏箱中的精品都要按剧情亮相。最后一个晚上的演出叫“散戏”。环县的人们唱道情皮影戏不光是用来自娱自乐，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依托和表达情感的“工具”，从而使之代代传承至今。
皮影造型的诸特征，也反映出深层的民俗意识。民间艺人将大量民间吉语和民俗图案应用于皮影造型之中。寄寓吉祥自古就是人们的精神支柱，特别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人们，无力抗拒天灾、人祸、疾病和战争，只有祈求神灵保佑多福、多寿，同时还在一切与生产、生活相关的艺术活动中融入了他们对幸福、平安的祈盼，所以吉祥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凝聚力，是世代相传的永恒的完美追求。民间艺人用语意双关的谐音比喻手法，将大量民间吉语和民俗图案应用于皮影造型之中，它一方面充实和美化了造型，同时填补了空白，连接了雕镂刀口。一般文生服饰多配以“琴棋书画”、“玉堂富贵”、“岁寒三友”等图案，老生、老旦服饰多点缀“福寿双全”、“吉祥如意”、“万字不到头”等图案，在桌椅、案几、车、轿造型中常见有“平安如意”（瓶中插玉如意）、“富贵平安”（牡丹、桂花插在瓶中）、“平升三级”（瓶中插三只戟）、“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着团形寿字）、“一团和气”（大云团图案）以及“天马驰疆”、“海马朝云”、“山河捧日月”、“狮子滚绣球”、“五龙戏珠”、“麒麟望月”、“麒麟吐书”、“丹凤朝阳”等寓意性装饰。这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民俗在影戏中的反映，是民间艺人的匠心独运。
将皮影与中国民俗文化联系起来探讨，才能使我们把皮影艺术这一特有的文化遗产放在民俗文化的背景中整体地去认识，把它们作为整体去保护。民间艺术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离开对民俗的研究，就很难理解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也无从找到它发展演变的规律。皮影艺术不仅是小小的皮影戏，它还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史生活的生动画卷，使我们感受到它是一种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了包容在皮影艺术中的文化内涵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其中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
（四）皮影与社会伦理文化
皮影戏的戏曲模式比较固定，不论是降妖除魔的《封神榜》等神怪类和表现历史人物传说的《杨家将》等传说类故事，还是由反映打官司破案的公案小说故事改编的《铡美案》，或是表现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白蛇传》，均通过浅显化和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个性鲜明的造型特征，清晰简明的唱腔对白，丰富多彩的表演特效以及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来表演和讲故事，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观众和消费群。只要皮影戏一进村子，往日的宁静就被打破，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清人王宏谓“民不知书，独好观剧”。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广大人民群众在没有条件学习的情况下，往往通过戏剧来了解一定的伦理道德。
首先，皮影戏通过宗教的方式宣传与人为善等伦理道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比如说神魔戏中出现的神话人物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及如来佛、观音菩萨等，都是民众熟悉并崇拜的“神”，这些人物被民众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就是民众心目中的“至上权力”的象征，一切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在民众看来只要是出于他们的行为就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是他们说的“话”就要言听计从，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民众“神灵崇拜”的思想，寄托着他们祈福禳灾、生活和快乐的理想和追求，而且还让民众坚信好人终有好报，恶人终究不能得逞，自己的辛苦劳动和努力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
其次，皮影艺人还承担着明伦理、扶正义的社会教化的责任。皮影艺人既是民众的代言人，于上通达民情，于下教化民众，同时又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和智者，是沟通人与社会的媒介，他们自觉地承载起了“以文教化天下”的责任。正因如此，艺人的表演也被视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乐府歌谣，能够从中“观民风，查得失”。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在尚不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用较小的开销，在皮影上便可看到宫廷里的忠奸之斗，大家闺秀与落难公子的缠绵爱情，女豪杰跨马扬刀力战贼寇，穷苦人家受官府欺侮，借贷无门，卖儿卖女等情节。如此，皮影戏通过演绎历史人物故事，辨忠奸、寓褒贬；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演悲欢，劝善行善。在皮影的唱本里常会有这样的词：“国有道出忠臣良将，家有道出的是孝子贤孙，害人之心不可起啊，做人要的是一身正气。”正是通过这样的传唱，艺人们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传达到了千家万户，深入到每一个乡村和城镇。不知有多少人，在皮影戏台前接受了社会伦理的启蒙教育。
“张灯作戏调翻新，顾影徘徊却逼真。一口叙述千古事，劝善贬恶说春秋。”艺人的“寓教于乐”之所以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就在于来自民间的艺人熟悉大众心理，他们的表演往往浅显通俗，直截了当，爱憎分明，“忠贞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所表现的内容和风格非常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欣赏习惯，明快热烈、生动诙谐、充满世俗趣味，观众于感官的愉悦中得到情感的宣泄和伦理道德的教育。欣赏皮影戏表演既是欣赏符合自己传统的艺术，又是接受道德观念与人生经验的教化与再教化、规范与再规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