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留索夫的诗歌创作
谷羽
瓦列里·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1873—1924）俄罗斯象征主义代表性诗人，出生于莫斯科一富裕商人家庭，祖父是赎身的农奴。少年时代的勃留索夫聪颖过人，八岁开始写诗，十一岁初次发表作品。中学时代，兴趣广泛，爱好数学、天文，熟知达尔文进化论，尤其喜爱文学与外语，曾与同学一起创办手抄本杂志。189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此后两年连续出版《俄国象征主义》三本辑刊，其中大多数作品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但以不同的笔名推出，辑刊中还包括了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作品。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杰作》和《这就是——我》两本象征主义诗歌集，在诗坛崭露头角，引起反响。1899年大学毕业后，他与其他象征派诗人共同创办了《天秤》杂志和《天蝎》出版社，为象征主义诗派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提供了阵地，从而使象征主义在俄罗斯诗坛的影响日益扩大。勃留索夫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探索，赢得了许多年轻诗人的推崇，成了象征派公认的领袖。
勃留索夫的早期作品，借鉴法国象征派的艺术见解与技巧，力图标新立异，突破俄罗斯的诗歌传统。他的抒情主人公崇尚艺术，孤芳自赏，往往把人与生存环境割裂或对立起来，认为世界充满了邪恶与诱惑，诗中的情绪在消沉之中透出愤世疾俗的格调。《第三警卫队》（1900）和《给城市与世界》（1903）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趋向成熟，诗人摆脱了个人主义的樊篱，把目光投向历史和现实生活，诗风由孤傲颓唐转化为雄浑深沉。这时期写的诗，结构更加严谨，诗句节奏愈发鲜明。诗人的艺术视野日渐开阔，艺术手法更趋丰富和灵活。他不仅继续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时对俄罗斯传统开始重新审视，有所回归，有所继承。在他写的诗论文章中，无论是对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是对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都有精辟的见解，独到的分析。
1905年至1909年期间，勃留索夫曾去欧洲各国旅游，进行艺术考察。欧洲文明与俄罗斯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形成对照，使得他对俄国的旧制度愈发不满。他渴望变革，倾向革命，但又担心革命风暴会使文明成果遭受破坏。与此同时，他认为艺术创作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应受其他社会因素限制，艺术家要保持个性独立。他说：“比一切都更珍贵的是探索的自由。”因此他曾经受到批评，被人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花环》（1906）、《影之镜》（1912）、《彩虹七色》（1916）等诗集，表明诗人在倡导象征主义的同时，对其他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诗风从容大度，作品闪耀着学识与智性的光辉。高尔基称赞他是“最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并非溢美之词。
十月革命后，勃留索夫积极参加了苏维埃文化建设，诗歌创作和理论探索进入一个新阶段，先后出版了《最后的理想》（1920）、《当今岁月》（1921）、《瞬间》、《远方》（1922）、《快！》等几部诗集。同时还撰写了《诗学基础》、《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等理论著作。除了诗歌创作，勃留索夫还写小说，从事翻译，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的诗歌作品和理论建树是俄罗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流传甚广的《致少年诗人》（1986）道出了勃留索夫早期的艺术见解：“幻想未来、珍惜自我、倾心艺术，”这是诗人恪守的信条。但十年之后写成的另一首《致诗人》则强调诗人应该面对残酷的现实，高傲如旗帜，如利剑，应该效法但丁，不惧怕地狱的火焰。这两首诗内容的变化，揭示出诗人思想上的进展。而《短剑》一诗同样表现了诗人的使命感，“诗人和民众同在，诗歌与风暴是永恒的姊妹”。“我是斗争的歌手，我应和空中轰鸣的霹雳。”诗句洋溢着战斗激情，此时的诗人再不是往日那个孤芳自赏的纯艺术派的追随者了。
《创作》是一首具有探索意义的象征主义诗篇，表现了诗人触景生情、灵感进发、完成艺术构思的创作心理过程，诗句带有朦胧神秘的色彩。与传统的俄罗斯诗作每一诗节换韵的写法不同，这首诗采用了一韵到底的韵式。另外，每一诗节的最后一行和下一诗节的第二行相重复，最后一个诗节的最后一行又与第一诗节的尾行相重复，从而形成了一种别致的环状结构，节节相连，环环相扣，音韵和谐而且新颖。诗中的“葵叶”、“紫罗兰”、“月牙儿”、“斑点”等意象，无不处在摇晃、回荡、闪烁的动态之中，显示出扑朔迷离的美感。
追求音韵美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一大特色，勃留索夫非常注意音韵形式的创新。他写的《干枯的树叶》是这方面的范例。这首诗共有四个诗节，每节六行，一、二、四、五行末尾的词重叠，三、六两行押韵，视觉形象造成冲击，听觉形象引起震撼。枯叶，枯叶，无数的枯叶在风中盘旋，沙沙有声。枯叶在诉说死亡，但它们甘愿接受死亡，因为它们相信，来年春天枝头的鲜花会再度灿烂。诗人以奇妙的音律谱写了生死循环的赞歌。
勃留索夫曾创作组诗《历史的宠儿》，赞美古代军事统帅的功勋和先哲的贤明，对传说中富有个性的人物表示崇敬。《伊萨哈顿》和《唐璜》就是选自这一组诗的作品。伊萨哈顿是古代亚叙国威名显赫的国王，公元前680年至公元前669年在位，曾消灭埃兰国，一度征服埃及，把腓尼基繁华的通商城市西顿一举夷为平地。正是他把亚叙国的版图从亚洲的两河流域拓展到非洲。勃留索夫借用王中王伊萨哈顿的口吻，以独白的方式，歌颂这位统帅的威猛，实际上是以暗示和隐喻的手法呼唤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以便铲除俄罗斯僵死的旧制度。
同样的主题也包涵在《未来的匈奴》一诗中。古代的匈奴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从亚洲迁徙，经过长途跋涉，于公元4世纪抵达东欧，然后一举击败东罗马帝国，侵入中欧，建立了地跨亚欧的匈奴帝国，阿提拉统治时期，匈奴帝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勃留索夫明知匈奴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却呼唤未来的匈奴，这也是对社会变革的祈盼。不惜文明成果遭到毁灭，不怕自己与旧制度同归于尽，表现了诗人与旧制度誓不两立的决心。正因为如此，诗人厌恶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市侩心态，《致心满意足者》就是对这一类人物的犀利嘲讽。
在象征主义诗人当中，勃留索夫涉足的题材最为广泛。诗人不仅关注社会变革，进行历史性的思考，还继承并且发展了涅克拉索夫的传统，歌颂劳动人民，赞美劳动。诗人以他的祖辈曾扶犁耕作而自豪。他把农民看做自己的弟兄。承认是黑色泥土塑造了他的个性，因而他最能体验泥土的沉重。即便他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也要把根深深地扎在底层。诗人愿意在知识阶层和劳动人民之间作中介，也愿意成为欧洲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媒介。《我是中介》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博大胸襟和富有远见卓识的眼光。
勃留索夫不仅让诗与历史沟通，还在诗与科学之间架起了桥梁，他的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以及诗人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在俄罗斯诗人当中，他最早把目光投向宇宙空间，驰骋想象，关注人类的未来。透过《电子世界》（1922），我们不难发现诗人思维的敏锐及其想象力的丰富多彩。
作为学者型的大诗人，勃留索夫对欧洲的文化传统十分熟悉，他翻译过许多作品，从古罗马时代直到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诗人的诗作，涉猎甚广。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模仿各民族民间诗歌的作品，对音韵形式极为重视，这一部分诗歌质朴清新，和谐流畅，招人喜爱。在他的作品中，还经常会出现欧洲名著当中的人物。《游方的骑士、唐吉诃德！……》即是一例。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娴熟而幽默的笔法赞美了艺术家的创造力。真正的艺术形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他们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走向永恒。
勃留索夫拥有非凡的语言天赋，除了母语，还精通法语、拉丁语；不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希腊语书籍。此外，他还懂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古埃及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日语。粗略统计多达15种外语。
诗人曾有个梦想，写一部长诗《人类之梦》，展现古代东方、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人类生活的瑰丽画卷。为此他创作了大量仿外国风格的诗歌，为这部长诗作准备。遗憾的是诗人五十一岁去逝，使他的计划落空。不过，他的仿作和译作，还是为后代读者了解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诗歌风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艺术文本。
勃留索夫是个视野开阔，个性鲜明、勇于探索的诗人。他为俄罗斯人留下了一笔厚重的文学遗产。他的诗歌作品值得翻译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