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从文学本体方面谈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乡土叙事为例，这几年的一些乡土作品虽然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劳》中体现出来的奇思、变形和想象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贾平凹的《秦腔》，写得那么实、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细节和原生态缓慢向前推动，实在出于不得已，生活变得无法概括，只好让它自身呈现。我读了以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无名状态，也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而鲜明的东西来概括它。其实这部作品还是有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前者是乡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极而衰。铁凝的《笨花》走向了宽广和诗意，体现了华北大平原特有的审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作者摆脱了传统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视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概括力。又如阎连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读，作者在试图探索一种惨烈化的中国式叙述。阿来的《空山》写的是藏文化的解体，但他强调的是共通的人类性的视角。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最深厚的一片领域，对我们的文学非常重要，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但它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作家中，而现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面向城市的东西，比如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等。都市叙述与乡土叙述，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最近看到杨斌华谈乡土叙事的文章，他关于乡土叙事中的启蒙、阶级、田园三种类型的归纳我觉得非常好，但我的问题是，是否还存在第四种叙事？我希望有第四种叙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现当代传统资源之下的叙事，把目光投向新的、在乡村中诞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都在写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接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真正表现流动人口内心感觉的作品我觉得还很不够，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农民是在被动地“自我现代化”。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写的应是农民主体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小农，也不再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农民，也不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的农民，也不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既喜且忧的农民，而是一些“在路上”的农民，是一些正在“自我现代化”的农民。乡土记忆在强大的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土记忆的祛魅化——使得在乡下的人也大量地丧失了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型。这一块是新世纪文学很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点是日常人的再发现。这涉及到我们对人的理解，它不同于八十年代我们对人的那种理性的理解，也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对人的原生态的理解，也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的人。指的是在和平的、世俗的日常化生活中，怎么去发现丰富多样的人性。当然也不排除那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表现。在此顺便说一下“身体写作”问题。有的人把身体写作等同于性描写，其实是不完全的，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最早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强调身体的再发现。身体曾经在我们的文学中缺席，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在阶级斗争文学中。现在身体回来了，但身体是如何回来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它与女性写作纠缠在一起。在一些大家热知的身体写作中，表现的是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发现，企图用身体来反抗男性话语。可之后的某些作品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只突出了写性，缺乏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女性的地位。仅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性的符号，而忽视女性对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偏执而狭隘的。其实身体并不忠实于人，身体是会衰老的，一味依恃身体，必将带来自身价值的失落。在今天的许多作品中，女性仍然处于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地位，这是很可悲的，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新世纪文学如何在这一领域增加它的人文内涵，增加它的审美深度我觉得也很重要。
另外一个变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政治视角的隐秘回归。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一部作品要厚重，深刻，要概括一个时代，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伊格尔顿就认为：“伟大的作品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这话很有些道理。现在国际上的大奖如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都很看重政治文化类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是一些非常表层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它们离政治小说的真谛还比较远。政治不仅仅是权力层面的，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政治也是一种文明，政治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真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并不是很多。这里我愿提到《沧浪之水》，它的作者悟出了政治是一种文化生态，政治甚至与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政治与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政治转化成心理深度，那么这个政治才有意义了。在这部书的后面，我写了一段话：“这部书给了我一种天机泄漏感。”而现在很多犯罪小说成了教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战小说成了教人尔虞我诈的教科书，言情小说成了展示一男多女的游戏图，还有的小说纯粹是没有精神深度的恶搞。文学在对政治的理解上要有深度。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和政治的关系都很密切。
四、当今文学的精神缺失与资源危机
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仍是当下文学重要的缺失。温家宝总理最近讲到要大力弘扬真善美价值，我想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如果都是暴力、血腥，看不到一点希望，以为这才是最大的深刻，我以为这样的文学不算是最好的文学。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关。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厚，但今天面临的是如何整合和转化的问题，如何把它们转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很丰富的信仰，并且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把它们转化成我们作品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关怀，而且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现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有“去资源化”的问题，因为资源已经太多，而我们不知道如何转化利用，这就影响到我们创作的水准，以至于有的作家以为只要他敢于批判、敢于暴露，就是最深刻的作品。而真正深刻的作品是不仅有揭露和批判，还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拉斯科尼珂夫的极度矛盾和深刻忏悔，从道德的审判到灵魂的审判，而我们很多作家仅仅关注故事本身。
拓展文学的精神资源，是创新的关键。精神性是文学的核心特征和灵魂，任何缺乏精神启迪的文学，不论它表现得如何精致，终究会被读者和历史抛弃。然而，文学的精神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却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和对它的接受水平。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文学所可资依凭的基本的精神资源还是很丰富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创造性转化和整合，化为我们的精神营养。比如，以下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资源：一个是传统思想资源，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以“天人合一，内外和谐”为要义的道家思想，以“生死轮回，普渡众生”为宗旨的佛家思想；一个是西方思想资源，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圣经》思想，“公平、正义”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再一个是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思想资源，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实践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实践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在当前，对文学发展不利的是所谓“去资源化”的倾向，什么价值也不相信。某些文学创作以追求“反封建”的姿态批判并抛弃传统资源的精华，以“解构”和“颠覆”的名义否定并拒绝西方进步思想资源的可借鉴性，以“反理想、反英雄、反崇高”为时尚对革命资源保持天然戒备和拒绝的倾向。它们盲目地企图去除任何“资源”，仅以“生命”、“本能”为精神支点，开辟文学的“绝对个体时代”。这种“去资源化”的文学意向，不但会使当代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恐慌之中，而且会进一步刺激被市场所纵容的某些负面价值，如追求当下的身体快感、享乐主义、坑蒙拐骗、自私短浅、唯利是图。它们不仅摧毁着人的“诚信”体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刺激文学对暴力、性放纵、血腥场面和阴暗面的宣泄与叙述，使文学顺从人在生物层面的欲望诉求，消解理想、英雄、崇高、公平、正义等等正面价值的有效现代转换，甚至把它们当作“脏水”一样泼掉。
今年有人提出小说的难度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也很突出。当年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底稿毁于战火，他经过回忆，将其中精华浓缩成中篇《月牙儿》，长度其实跟短篇差不多，却成为了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对此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是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缩龙成寸的苦功，那么消费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会不断有震撼人的好作品出现。当下很多作家谈不上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痛疼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