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都宫城中，炀帝营建了“皇家图书馆”。
隋朝建立后，文帝多次派遣使者在北方和江南搜访图书珍本，以一卷书一匹绢的代价借来抄写。正副二本藏于长安嘉则殿中，专供皇帝御览，其余藏于秘书省内外阁。炀帝一向喜爱读书著述，在以晋王身份担任扬州总管时，王府中即有学士百人从事修撰活动，直到称帝以后，二十年间从未中断。所修图书囊括儒经、文学、军事、农艺、地理、医方、卜筮、佛教、道教、赌博、狩猎等等门类，有31部一万七千余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嘉则殿所藏37万卷图书加以挑选，剔除重复猥杂部分，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送到洛阳修文殿。他又命人将秘阁所藏图书各抄五十副本，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红琉璃轴，中品为绀（黑红色）琉璃轴，下品为漆轴，分藏东西二京的宫殿和衙署中。洛阳观文殿的东西两厢修建书室十四间，东厢保存经部、史部书籍，西厢保存子部、集部书籍。书室幽雅明净，配有半自动的启闭装置。每当炀帝前来读书时，值班宫女手执香炉，散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脚踏机关，书室中的飞仙装置随绳索降下，窗帏因而上行，窗扉和书橱扉自行开启；炀帝走后，再恢复原样。在观文殿的后面，修有妙楷台和宝籍台，分别收藏前代的书法作品和名画。
文帝崇奉佛教，针对北周废毁佛教的举动，一即位就不断下达诏令，听任天下人出家为僧尼，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建寺塔，立碑碣。在洛阳等大都市，官府组织抄写佛经，藏于佛寺。普天下从风而靡，佛经多出儒经数百倍。洛阳僧慧远，连同五位其它地区的高僧，被文帝请入长安安置供养。慧远讲经，弘叙玄奥，口若悬河，各地慕名前来投学者多达七百余人。但对于道教，文帝一直很冷淡，甚至视道士如草芥。炀帝同样崇奉佛教，对道教态度持平，给予尊重。他在扬州任上时，设立过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和玉清、金洞两个道观，以延纳两教的杰出人物。炀帝建东都时，在洛阳的宫廷中设内慧日道场，请僧智果在其中编纂佛经目录，并礼遇慧乘等等高僧。在我国历史上，这是内道场名称的正式提出。内道场集中保存着佛教、道教的典籍、目录。大业二年（606），炀帝在洛阳外郭城的上林园设立了翻经馆，由僧彦琮组织中外僧人译经。从国外获得的佛经1350余部，包括昆仑（南洋）书和多梨树叶（贝叶经），都送入馆中，由彦琮披览，编叙目录。大业六年（610），彦琮在翻经馆去世。
大业二年，突厥启民可汗将来洛阳朝拜炀帝，炀帝为了藉机向外族夸耀中国的富庶安乐，命令各地散乐集中到洛阳，排练、演出。散乐又称百戏，即后世所称的杂技。北齐时，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等节目，北周宣帝曾征集北齐散乐表演者入长安供事。隋初定乐，因散乐不属于正统严肃的乐舞，文帝将这些表演者全部放遣。炀帝这时又要追集散乐，太常少卿裴蕴奏请检括前周、齐、梁、陈乐家的子弟皆为乐户，此外，六品以下直到庶民百姓，擅长音乐者皆归太常寺管理，炀帝批准。各地的散乐表演者很快来到洛阳，炀帝诏令两京所在的京兆、河南地区出绢帛，为他们制作服装。表演在芳华苑（西苑）积翠池旁举行，炀帝亲临现场观看。先出场的是舍利兽，其扮演者嬉戏跳越，溅起水花，把鱼鳖水人激荡到岸上，比比皆是。接下来的节目叫黄龙变：一条大鲸鱼口喷云雾，顿时天昏地暗。突然，鲸鱼变成黄龙，长七八丈，耸动着身子，作腾云驾雾状。下面表演绳伎：一条绳索系在两根相距十丈的柱子上，两位女伎各从绳索一端向对面方向走去，相遇时摩肩而过，歌舞不停。再下来是夏育扛鼎：表演者用手托起车轮、石臼、大瓮等沉重道具，不断地抛向空中，使之转动。接着表演戴竿：两人在地上各自头顶一根竹竿，另外两人在竹竿顶端舞蹈，舞蹈者突然腾空一跳，互换到对方的竹竿顶上。此外，还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等节目。启民看到这些千变万化、精采绝伦的表演，惊讶得目瞪口呆。次年参加春节朝会，他又被周密完备的典章制度所折服，再也按捺不住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之情，一再恳求穿戴汉族衣冠。炀帝高兴地说：“汉官威仪现已耸动四方，连可汗都要放弃自己的民族服饰，改着我们的装束了。”从此，散乐列为正规节目，由太常寺组织教习。
周边政权纷纷朝贡，使者参加元旦朝拜后，被挽留下来观赏散乐。从皇城南面的端门南达外郭城建国门，这条长达八里的街道叫做端门街或天津街。到正月十五这一天，沿街列置戏场，表演者三万余人，皆穿戴华丽，通宵歌舞，一直持续到月底。无论是中国人抑或外国人，都可尽兴观看。百官甚至夹道搭设帐篷，夜深困乏，入内歇息。年复一年，到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因为各国首领毕集洛阳，大献方物，就又在端门街盛陈散乐，由其子齐王杨暕总领。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一万八千人，歌吹沸天盖地，声闻数十里。沿街列置火炬，照得满街通明。好几个夜晚，炀帝都化装成普通人，挤到人群中观赏表演。半个月下来，耗费资财达巨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