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闲庐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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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闲庐诗稿序

2005年夏,我的第一本旧体诗词集《闲人诗稿》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印行问世。那本诗集收录我自十七岁至五十岁期间写作的诗词近三百余首。其实,早在1996年,我就打算出这本书,并请我的老师徐迟与曾卓先生分别写了序言。这两位著名的老诗人对旧体诗词从来都没有嗜好,甚至在心理上有所排斥。在他们看来,旧体诗词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在以白话文为发端的新文学走过七十余年岁月的时候,我出这样一本书,显然有悖于他们的期望。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两人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认为这产生于旧学韵律,应是我把握新文学的可靠保证。

写作旧体诗词,是我童年时家学的必修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把脉应诊之余,尤好诗词与书法。我五岁时,他就教我开笔,练习点横竖撇捺。第二年,又教我对对对子。从一个字开始,他说“绿”,我说“红”单字对稳了,就加到两字对。最后,一直对到五十岁。五十年代末,在小学念书的我,在课堂上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倒是外祖父的“私塾”,真正地培植了我文学的童子功。

十二岁之后,家中屡遭厄运。小舅因为写诗而被诬为“反革命”被投进监狱。家属统统受到牵连。我也因此缀学。尽管外祖父再也无心教我,但我已步入了自我求学的良性轨道。十五岁时,去城外踏青,看到桃红柳绿,一片生机,不禁春心勃发,写下“花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的诗句。此时,尽管我仍处在巨大的厄运之中,但青春的力量更是无坚不摧。我并不知道初嫁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仍以花喻之,这大约就是孔子说的“生而知之”了。这首诗我并不想给人看,但不巧还是被外祖父发现,他严厉地申斥我:“你年纪这么小,就想做风流的唐伯虎,长大了有何出息!”我当时并不知道唐伯虎是谁,更不知道斯时恶劣的政治环境足以无情地扼杀一名多愁善感的少年。

果然,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不是因为写诗,仅仅只是念诗,就遭到一场莫大的侮辱。那是一个早晨,我与另一名青年如厕时念起岳飞的《满江红》。至于为什么在那种地方念起这首诗,因为年代久远,确切的原因已无从回忆。但是,早饭后,当我们来到课堂,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当着校长和工宣队的面,揭发我们在厕所念反动诗词,说我们念“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守卫边疆的解放军,教室里当时一片哗然。我与同伴两人被揪到前面亮相。因我年纪小,亮了相后便回到座位,而同伴被送进学习班进行批斗改造。

十七岁,我举家下放农村,在偏僻的山沟,所有的文学书籍几乎抄查殆尽。但是,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乡村郎中和一位乡村木匠,他们都喜欢写作旧体诗词。他们都年近半百,与我是两代人,但因为诗,我们成了忘年交。多少个风霜雨雪的夜晚,我们聚在一起切磋诗艺。他们将藏起来的古人诗词专集偷偷拿给我阅读。在乡下的四年,是我学习诗词的第二个阶段。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县文化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调到县城当专业作家。师从徐迟之后,我很少接触到古文,而跟着迟老学习西方古典文学,从《荷马史诗》一直读到但丁的《神曲》。但是,每逢碰到酬酢迎送之事、登临别离之时,仍免不了技痒,信口诌出几句来。

第一本旧体诗词《闲人诗稿》中的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我一向认为,旧体诗词的写作更具备私密性,也更见作者的性情。新中国成立后,旧体诗作为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虽不禁止,但更不提倡。解放后出生的人,学的都是白话文,对旧学知之甚少,这就是文化的断裂。近年来,写作旧体诗词的人又多了起来,但像我这样五十岁上下的人,能够自如运用格律的,却是少之又少。

2005年后,我游历渐多,履迹所到之处免不了赠答、免不了吟哦,雪泥鸿爪是也,敝帚自珍亦是。今年春上,接受朋友们的邀请,到西安《三秦大讲堂》作讲演。事毕会友,微醺之后,拈韵心起,于是即兴给在坐诸友各赠小诗一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经纬先生亦在席间,遂盛情提出,将我近三年来写作的旧体诗,再辑为一册,交由他们出版。早就有人说过,诗集是出版家的毒药。新诗如此式微,何况旧诗?此情之下,高先生的友情,更值得我敬佩与感谢。归汉后,抽时间将散在各处的旧诗收聚起来,稍作编纂,辑为《闲庐诗稿》,交给了高先生。从闲人到闲庐,闲未变。将人换为庐,盖因我今年夏天搬家,新家在东湖边上,香樟林中,真乃赋闲的好去处,便以闲庐名之。入住之后,这册诗稿又是新居篡成的第一部书稿,故以“闲庐诗稿”名之以资纪念。或有人问:“”你是何等的一个忙人,怎么可能是闲人呢?我笑着回答:“人忙不要紧,只要心闲就好。”

再次感谢高先生和陕师大出版社的诸位同仁,正是因为他们不害怕毒药,我才得以机会向读者展现我的人忙心闲的快乐生活。

2008年8月10日 写出梨园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