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岁月存照:陕西古代佛寺
3251900000008

第8章 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佛寺

从东汉末年汉桓帝大肆祭祀佛陀开始,佛教便从仅限于为上层统治者们信奉的阶段步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名正言顺地较大规模地流传开来。西域的一些高僧,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都先后来到洛阳,前者首次将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传到了中国,并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前往庐山,在今江西南昌建立了大安寺。后者则是大乘佛教典籍在汉地翻译的创始者,从此,在寺院中从事佛经的翻译成为佛寺的一大特色,译经成为寺院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汉灵帝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修道的汉族僧人,他就是临淮(今安徽省泗县东南)人严佛调。并且还与来自安息国的佛教徒安玄合译了《法镜经》一卷(安玄口译,严佛调笔录),成为中国译经事业中的第一位助手。他的传世之作《沙弥十慧章句》一卷,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到汉献帝时,信仰佛教竟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佛寺建造的数量虽不多,但其规模却增大了。如丹阳人笮(zé)融利用督管广陵、下邳(pī)、彭城三郡粮草的职权,私自聚敛财物,在今江苏扬州建造了一座可容3000余人,并且又具有重楼阁道的规模宏大的佛寺。他还将寺中的佛像涂成金色,广做佛事,参加者多达万人。笮融奉佛上距桓帝不过几十年,佛教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

根据佛教在陕西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将寺院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汉至南北朝时期,其中两汉、三国西魏、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周等各代都是以长安为国都,历时700多年。这个时期是佛寺的萌芽及初级发展时期。寺院的发展从寥寥无几到多至万所,走的完全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其中经历了极大的飞跃;

第二阶段是隋唐时期,历时300多年,佛寺的发展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寺院从外观上不仅完善了自己的建筑特色,而且寺院内部的经济能力、文化内涵以及僧侣势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

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历时900多年,寺院在陕西的发展逐渐趋于衰微,多是继承了先朝的寺院建筑而很少构建新的寺院。

(1)汉代的佛寺——清梵寺、法门寺、罗汉寺及其他佛寺

汉代由于是佛寺的初传时期,虽然史料对此的记载尚不充足,但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等一些基本情况,我们仍能窥见一斑。而其形制只能推测大概和洛阳的白马寺相差无几了。

清梵寺

“白马驮经”经过陕西境内的时候,在今兴平市一带设帐住宿休整,人们闻讯而来,设案焚香,拜谒佛像,观看佛经,驻地被围的水泄不通,据说人数不下十万。取经的队伍不得不在此停留了三日,方得赶赴洛阳。待他们走后,地方官吏和民众为了纪念佛教东传这一盛事,自发于设帐祭佛之处建立了一座佛寺,取名“清梵寺”。

这虽是一个传说,但从佛教东传、丝路西通的史料来看,似应有很大的可信度。古清梵寺的建置虽在白马寺之前,但它并不是朝廷所正式建造的佛寺,因而它的影响与规模不可能与白马寺相提并论。唐代在寺中建了两座塔,称为南塔和北塔。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59)毕沅命兴平县知事顾声雷重编的《兴平县志》卷三中记载,古清梵寺自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以后便被称为保宁寺了。该书中说:北塔在保宁寺;南塔则在兴平县西城之南。两塔相距半里,遥相对峙。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关中地震时南塔崩塌。后经修复为7层,高达12丈。直到1963年,南塔塔身再次倾斜,危及附近居民的安全,遂将其拆除。虽然南塔不复存在,但它所在的街巷仍被称为塔巷,仍因它而传名。

清梵寺是陕西境内建置较早的佛寺之一。虽然它的建筑早已不存,但那巍然屹立的北塔,在西距西安28公里的地方,却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沿着兴平市区古老的街道,走进西大街那条狭窄的北巷,迎面而来的就是那座久经风雨的北塔。在拥挤的民房中间,北塔被围墙围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塔在院子的中间,是一座密檐砖塔,呈八角形,共7级24门,高约13丈。塔刹已毁。围绕塔的北部,建有几间简陋的房屋,其中一间较大的是殿堂,殿门上悬挂着赵朴初先生手书“清梵寺”三个大字的牌匾,殿内供阿弥陀佛塑像一尊。这里同时也是兴平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寺内现有僧人3名,小房屋便是她们的栖身之地。清乾隆年间所立的《重修保宁寺并建万寿宫碑记》碑亦立于她们的小屋旁,碑中所记这时所修的万寿宫中供奉着财神、千佛、药王、菩萨,“诸庙及钟鼓乐楼各一,其前诸佛阎王殿,再前大雄宝殿。皆重加修饰,并增建山门,栋宇焕然一新”。辉煌的历史与萧条的现实所形成的反差,也许只有出家人才能真正深刻地体会和玩味了。

法门寺

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据传亦建于汉代。它与清梵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因塔而置寺的,先有塔,后有寺。这个塔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真身宝塔”,里面珍藏着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这个传说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年)有关。

阿育王杀了自己的兄长登上了王位,并不断发动战争,最终统一了全印度。残酷的战争使他心生负罪感,于是皈(guī)依了佛教,派使者到四面八方弘传佛教。还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其中,在中国建造的佛塔就是法门寺的这座真身舍利塔的前身,取名为阿育王塔。阿育王起塔的确切时间,在《广弘明集》中记载为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94年。按照这一说法,中国在春秋末年已有佛塔的建造了,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现存法门寺的清顺治十年(1653)所刻的《重修钟楼记》碑载,东汉桓灵之际在塔周修建了寺院。这一说法另有佐证的文物,那就是近几年来在法门寺附近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云纹瓦当、筒瓦和汉砖。但在宋代《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中已说寺院建造的历史已不可考。可见,两方的记载是相矛盾的。从这些不确定的记载中,我们虽然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却看到了佛寺在陕西境内早有建造的迹象这一事实。正是这些零星的星火才可能产生后来的燎原之势。

罗汉寺

位于今西安市户县县城东8公里处的南、北庞村之间,俗称为“庞村寺”。初名为“白马招觉院”,后又改称“玉禅寺”。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敕建该寺时,对寺院进行了扩建,更名为“行香院”,并将寺中高僧普觉和尚召入宫中,以国师之礼相待,赐地千顷,建造殿堂百座,瓦厦千间。唐高祖时(618-626)又经修葺,改名“庄严院”。唐贞观十九年(645)又改名为“白马寺”。唐末寺毁于火。从此无人修复。直到金大定三年(1163)礼部尚书李公奏准,大定皇帝敕建,改寺名为“洪福院”。到了元代,西域僧天明和尚入住该寺,再次修葺,复改名“行香院”。明洪武三年(1376),南山祖师云孤舟再次修建,始改为“罗汉寺”。嘉靖四十四年(1565),众僧募缘再次重修该寺,并将修复后的寺院全景刻绘在“罗汉寺图碑”中,这时寺院的规模非常宏大,包括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弥勒殿、诸佛殿、东斋堂、西禅堂,以及东西相对的两排厢房、寮房等。

现在寺内仅存一大殿,大殿的精妙之处在于,整座建筑内部没有立柱支撑。近年又对大殿进行了整修。殿内供奉新建的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叶、阿难塑像。原寺内有一佛像背光,高约7尺,上刻千余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小佛像,顶端为展翅欲飞的大鹏金翅鸟。这一背光与云际寺的暖阁和公输堂的小作木并称为“户县三绝”。1996年从缅甸请回的玉观音像一尊亦供奉在此殿中。院中尚有残塔一座,造型较为独特,中部是汉地风格的飞檐,而塔身则是覆钵式喇嘛塔的形状。覆钵上雕刻着璎珞,还有一个尖形的龛,龛内刻着铭文。刹已残。大殿西侧是碑廊,廊中陈列着西晋孝惠皇帝碑、洪福院碑、罗汉寺重修记碑、重修罗汉寺画廊记碑、三教问答会名碑、罗汉寺图碑6通。

除了上述的两座佛寺外,汉时所建的寺院还有:

①福胜寺,位于今西安城西南5公里处;

②三台寺,位于今西安市北10公里未央区古汉城。创建于东汉明帝时(58-75),当时的形制是一座庙宇;

③潜龙寺,位于今渭南市华县华山南侧。俗称藏龙寺。据寺院碑石记载,该寺自汉明帝时已有。相传刘秀为躲避王莽的追杀曾藏于该寺,称帝后,遂将该寺赐名为“潜龙寺”。唐代僧人周钵曾驻寺中,此后便一直有僧人在此居住。原建筑早已无存,仅剩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铸铁钟一口,明、清所立碑石八方。近年来又修建了山门、殿堂以及僧舍等;殿内供奉佛、菩萨塑像。

④兴龙寺,位于今长安县终南山南五台三天门上;

⑤义原寺,位于今咸阳市泾阳县西南5公里处的东留村;

⑥报圣寺,位于今西安市内。

但以上这些寺院的规模都非常小,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更多的是具有古代祠宇的特性,与我们以后所说的佛寺还有很大的差别。直到西晋时,长安佛教正式兴起,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2)魏晋的佛寺——敦煌寺及其他佛寺

东汉以后,三国曹魏时(220-265),由于魏对西域政策的友好开放和对宗教禁限政策的松弛,西来的奉佛者络绎不绝,尤其是许多译经沙门汇聚洛阳,如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康居的康僧铠、安息的昙无谛、龟兹的帛延等,使译经弘法活动在洛阳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影响。甚至连陈思王曹植也被空中传来的梵音所感染,于是亲自制作佛曲,开中国梵音之始。又著《道论》,推佛教为“至道之宗”。同时,在此时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僧人,他就是今河南禹县人士朱士行。朱士行对“诸法皆空”的大乘般若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好昙柯迦罗在洛阳弘传《僧祗戒本》,并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于是朱士行便毅然剃度受戒,依法成为比丘。出家后他精研佛典,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感到译者对原经文的理解并不透彻,往往删略了许多领会不了的内容,而且,译文音译多,艰涩难懂。因而朱士行发愿西行找寻原本。魏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出发,到当时大乘经典集中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写得《放光般若经》梵本40章,60余万字。由于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挠,写本未能及时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其弟子弗如檀才将所抄经本送回了洛阳,前后达20多年。朱士行的行动不仅使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僧,而且已经说明中国的佛教徒对域外的佛典有了更多的认识,并能够按照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选择地译取佛经。此后,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都是著名的西行求法者。

如果说洛阳是北方佛教的重镇,那么,建业(今南京)便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孙权为康僧会所建的建初寺开中国江南建寺之始。直到太康元年(280)去世为止,康僧会一直在此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长安的佛教也正式兴起。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以政变方式夺取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王朝,到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愍帝出逃,西晋短短51年的统治结束,佛教比起前代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更普遍。太安元年(302)晋惠帝司马衷曾亲自到罗汉寺(即上文所述的佛寺)降香拜神。

长安与洛阳共同成为当时佛教活动的两大中心,出家修行的僧尼达到了3700多人,佛寺有180多所。译出的经、律、论和集传共有330多部。

敦煌寺

此寺的建造与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密不可分。正是在以上佛教传播发展非常兴盛的背景中,竺法护来到了长安并在此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本是月支人,姓支,原名昙摩罗刹,流寓敦煌,8岁出家,后求学于天竺(印度)高僧竺高座,故名为竺法护。他曾随师遍游西域诸国,沿途收集并翻译佛经。及至长安,从泰始到永嘉的40多年间(265-308),共译佛经175部,如《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弥勒下生经》、《须真太子经》、《持心经》、《戒备一切智德经》、《贤劫经》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经籍,为后世大乘佛教的传播打下了理论基础。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月氏菩萨。跟随他的僧徒有上千人,而且“四方士庶,闻风响集”。他的许多译经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也都成为当时汉地佛教的名僧。

竺法护在长安译经时所居住的佛寺名叫敦煌寺,位于今西安城北9公里处,据说后来他圆寂于此,人们为他建立了一座塔用以埋藏其灵骨和舍利。金皇统五年(1145),僧人政公修葺了该寺。大定二年(1162)敕赐额名“胜严禅院”。明正统年间(1436-1449)及成化十一年(1475),僧人了菴、性福和性惠、觉成分别又再续修了该寺。清顺治时,寺塔塌倒,舍利灵骨暴露于外,人们又将其盛装之后作了掩埋,并修葺了寺院。

现寺存正殿和山门各一间,殿后有一砖塔,高7级,砖表土心,其他建筑已经毁坏无存。

除敦煌寺外,在《西安府志》卷六十中还记载了当时其他一些佛寺的情况:

圣寿寺:亦名杨孔寺。位于今西安市蓝田县西7公里处。西晋永平元年(291)建。清顺治十年(1653)重建;

香城寺:位于今西安市城南,晋代思远禅师所建。后周显德中敕赐额名“广福禅院”。宋时更名为“善感”。到了元代曾多次对该寺作了修复;

山寿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西。明嘉靖九年(1530)曾作修葺;

遵善寺:是隋唐时代盛极一时的大兴善寺的前身。在永宁门外5里,西晋武帝时(265-289)建。隋开皇二年(582)营建新都大兴城时,将其与陟岵(zhì hù)寺都迁往新都的靖善坊,扩大重建成了大兴善寺。

(3)南北朝至隋代的佛寺——五重寺、道安寺、大香山寺、草堂寺及其他佛寺

从魏正始年间(240-248),由王弼、何晏开启的自由玄谈之风为起点,到西晋时已形成一种时代思潮,统称为魏晋玄学。所谓玄学,是以《周易》、《老子》、《庄子》(共称三玄)为基本内容,围绕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专讲本末、体用、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玄学不接触实际,唯以涉玄远来表现自己的清高。正好此时大乘般若类经典流行,不仅其义理与《老》、《庄》相符,而且其论证的方式有许多可借鉴之处,遂被引为玄谈之助。名僧士大夫多互相交往,似乎名僧不谈玄理,名士不懂佛教般若就有失风度。佛教在当时形成了清谈之佛教。

东晋时南北分裂,北方佛教的发展以后赵、前后秦、北凉为最盛。一般认为,北方佛教的发展,发轫于西域龟兹沙门佛图澄(252-348)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是被后赵的石虎迎请至中原的,曾一度在长安进行译经活动,并从他开始,统治者准许包括汉民在内的平民百姓出家信奉佛教。

从魏至北周时期,佛教逐渐在中国扎下了根,不仅对佛典的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诸多的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寺院为核心的寺院经济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隋唐时代佛教各宗派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济条件。

就北朝来说,佛教的盛行以北魏最盛。道武帝拓跋珪(396-409年在位)建立政权时,将佛教定为国教,准许在中原地区继续流传,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佛寺。他是一位见沙门都施礼的皇帝。试图通过佛教的社会作用,达到凌驾于汉胡两族之上的君主地位。对佛教来说,则正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佛法难立”。为了兴隆自己,便主动与王权结合。到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23-452年在位)时,罗什佛教被纳入了北魏佛教中,继续推行。

太延四年(438),太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劝谏,崇奉道教,并尊其为国教,自封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为世废害”,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令诛杀佛教领袖玄高、慧崇,禁止官民私养僧人。七年(446),以发现长安一寺院沙门收藏武器、窟室内有妇女(实为郡牧富家因防战乱而暂藏寺中的家眷)等为由,采纳崔浩的建议,下诏诛杀长安沙门。据《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载,长安的佛教徒被全部杀光。也许这一记载过于夸大,但着实为佛教徒的悲惨命运而感到惋惜。由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废佛运动。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灭法之始。直至文成帝即位(452),佛教才得以恢复。避难山中的高僧昙嚁也被召回帝都,协助复兴佛教,并开凿了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更是热衷于塑佛像,度僧尼,立寺院,设斋戒,建佛塔,广作佛事。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在此时营造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也大兴佛教,曾招千余外僧来帝都洛阳,特为他们建置永宁寺。由于崇佛皇帝的支持,到延昌年间(512-515),天下僧寺已达13727所。北魏末,都城洛阳有寺1367所。而长安亦有许多声名远播的寺院:

五重寺

357年,前秦苻坚(357-385年在位)登上王位,统一华北后,曾率十万大军讨伐东晋,攻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312-385),遂将道安接至首都长安,将他安置在长安的五重寺,弘传佛法。其时寺中还有僧众千人,可见此寺在当时是有相当规模的。

道安是般若学六家七宗“本无宗”的创始人。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饱学中国诗书。12岁出家,师事佛图澄十余年,常代师讲经。佛图澄死后,因胡汉交战,迁徙流离于华北各地,曾在山西获泽(今临汾)与竺法济共同研究小乘禅学,并作注解。后到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建立寺塔,弘传佛法,僧众数百人。后渡黄河南下,到新野(今河南西南)时分散徒众赴扬州、四川建道场,自己率弟子慧远等人到东晋辖地襄阳,讲授《放光般若经》,并从事对般若学的比较研究,考校译本,制定寺规。

到长安五重寺后,前来求教的中外僧侣络绎不绝。他的一生主要是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阐扬佛法和培养弟子。他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世称《道安录》,今已不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总目,对自东汉孝灵帝至东晋两百年内汉译佛典的译者、译时、译地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现存梁代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便是以《道安录》为蓝本的。

另外,他还制定了僧团清规和释姓制,规定凡佛门弟子均以“释”为姓。道安制定的僧团清规对以后佛寺中僧侣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提及。

所谓“僧”,是梵文“僧伽”之略,意译为“和”、“众”、“和合众”、“和合僧”、“法众”等,即是僧团,一般需要四人以上。普通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为出家四众或四僧伽;广义上也包括在家的男女居士及式叉摩那(沙弥尼成为比丘尼之前的两年间),称“七众”或七僧伽。这里所讲的“僧团”,是指出家修行传法的僧人团体,即普通意义上的“僧伽”。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流行后,就出现了一些以个人译经僧(如西晋的竺法护)为核心,或以某寺为传法基地(如洛阳白马寺)的僧团。到后赵时,则形成了以佛图澄为最高首领(称“大和上”)的全国性僧团:“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高僧传》卷九)。从后赵末年开始,社会动乱,后赵的全国性僧团瓦解,在北方形成了许多以佛图澄弟子为中心的地方性僧团,其中较大的就是道安的僧团和泰山竺僧朗的僧团。道安时汉地虽有戒律,但极不正规,于是,他参照已有的戒律为僧团制定戒规,即僧尼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修行、衣住的规定;对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布萨)以及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检举忏悔集会(差使、悔过)的规定。道安制定的戒规影响很大,据《大宋僧史略》卷中说:“天下寺舍,遂择而从之。”

以后,道安组织僧徒四出传教,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慧远被派遣到荆州,后来在庐山组织白莲社,完成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创任务。而且,他所建造的东林寺被胡适先生认为是代表着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到唐代其寺中藏经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长安的西明寺而列全国之首。

与道安同时云集长安的僧人还有许多,如凉州的竺佛念、西域的昙摩侍;罽(jì)宾国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月氏国的昙摩提难等。经过他们的努力,东汉以来的佛教禅法与般若二系,在长安已呈集大成之势。

五重寺的具体位置,据传在现西安市长安县樊村乡漳义村。

道安寺

位于今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凿齿村(今凿日村)。

据《西安府志》卷六十记载,当时道安与习凿齿常在此游览。习凿齿是道安在襄阳所交的挚友。他是襄阳的名士,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章著称。苻坚攻陷襄阳后,就将道安与习凿齿共同送到长安,并常常接见与语,赏赐颇丰。

该寺已在文革中被毁。据当地的老年人介绍,寺中原有壁画、石雕佛像和罗汉像,更有一座数尺高的鎏金佛像,其背光是由金箔贴成的,金碧辉煌,工艺精美,也在同时被毁。寺址所在地现在早已是一片农田。在离寺址不远处,当地的人们近年又新建了一座砖砌小房子,它的形状类似一个门楼,其中供奉着一尊石雕造像,据说这是道安寺的遗物,俗称“爷像”。造像粗犷的雕造手法,颇有几分沧桑感。在小房子的门边,散落着一个石雕的莲花柱础,据说也是寺中的遗物。

大香山寺

位于今铜川市耀县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庙弯镇香山寺村。山有三峰突起,形似笔架,风景优美。中峰半腰有天然的石穴,即香山正洞,也称崎峰洞,苻秦时开始在此建寺。北宋雍熙年间(984-987)曾建胜果白雀寺。清康熙年间,开山破石,历时15年,共修建殿亭阁楼90余间,使这里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佛教的八大名山之一。1920年因火灾而焚毁。现存寺院为1923年后修建。大香山寺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名气。

草堂寺

后秦时的佛教,兴盛于其第二代王姚兴统治时期。长安仍是当时佛教的中心。全国僧尼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为了协助政府管理僧尼,姚兴下令设立僧官,并由僧人担当此职。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设立僧官制度的开始。全国的最高僧官称为“僧正”,以佛法戒律管束僧尼,地位相当于侍中。仅次于僧正的僧官是“悦众”,从梵文karmadana意译而来,也译为“授事”、“知事”,或音译为“羯磨陀那”,或梵汉合译为“都维那”,其职责是协助僧正,执掌庶务。再次是“僧录”,管理僧人户籍、处理日常事务。

这时草堂寺闻名天下,因为在这里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演绎了一段中国佛教史上辉煌的历史,使他成为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所译之佛经,成为后世建宗立派的基本依据。

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又译为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为“童寿”。其父鸠摩罗炎在天竺抛弃相位出家为僧,东渡葱岭,远投龟兹(今中国新疆库车一带),与龟兹王的妹妹耆婆结婚,生鸠摩罗什。罗什7岁随母出家,学习小乘佛教经典。9岁随母到罽(jì)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从槃头达多学习《阿含》等经。12岁随母返龟兹途中,在疏勒遇到沙车王子、大乘僧人须利耶苏摩,聆听他的讲经后便改学大乘诸经,受诵《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等。由于他对大小乘经典的博通,因而名闻西域诸国。回龟兹后,讲经说法,声誉更高了,以致其声名远播汉地。道安晚年曾建议苻坚谴使西域,迎请鸠摩罗什。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吕光出兵西域,攻伐焉耆,灭了龟兹,将鸠摩罗什劫持到凉州。吕光自立为凉王;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17年之久,精通了汉语。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之礼相待,其弟子达3000人。

罗什在逍遥园主持译经达6年,使长安有了规模宏大的译场。帮助他译经的人就达800多人。

据说他译经时,手执梵本,姚兴拿着旧经,相互对照,悉令会通。因此,译出的经典质量很高,译出的经律论杂藏等,几乎相当于中国译出佛教经典总数的十分之一。共译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35部249卷(见《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一说为74部384卷)。所译经典范围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所译经论被称为“新经”。其中,三论成为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成为流行于江南的成实派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是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法华经》开天台宗绪端;《金刚经》则启发了慧能的禅定。罗什所从事的译经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府出面,对佛教经籍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罗什在长安的译经场所,除逍遥园外还有大寺,从弘始八年(406)以后,罗什便在大寺中主持译经。大寺建造在逍遥园旁,它是现今草堂寺的前身。

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记载,罗什曾在大寺中建了一间木屋,屋顶用茅草搭盖,草堂寺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天宝(742-756)初年,飞锡法师住寺弘扬净土法门;贞元(785-805)间,澄观法师住寺撰修新译《华严经》后分经疏十卷;元和(827-835)间,定慧禅师宗密也常住锡此寺,从事撰述,并对草堂寺作了修复,改名栖禅寺。直到会昌元年(841)坐灭于兴福塔院(兴福塔院是埋藏和尚们的地方,现在已不存在)。宋乾德四年(966)又改名为清凉建福院。金代复称草堂寺。元代,逍遥园、栖禅寺、草堂寺三名并用。清雍正十二年(1734),罗什弟子僧肇被封为“大智圆正圣僧”,因改名为圣恩寺。同治以后,寺宇几全毁。1952-1956年曾两次修葺,1981年开始翻新大殿、僧房。

草堂寺现有的山门庄严壮观,上书的寺名为赵朴初先生题写。进入山门便是天王殿,殿内东西两侧供奉着四大天王塑像,正中是大肚弥勒佛像,像后则是全副武装的韦驮天。穿过天王殿,站在钟鼓楼之间,新建的大雄宝殿矗立在眼前。殿内供奉着横三世佛,高约10米,庄重而又和蔼,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叶和阿难,左侧是手托佛塔的药师佛,右侧是手托莲台的阿弥陀佛。十八罗汉分列两壁,造型生动各异。大雄宝殿的背后是经堂,现供有缅甸同仁捐赠的汉白玉佛像一尊,佛像后供奉着十一面观音像。

经堂西面的场地很宽大,首先见到的是一座典雅的小亭,亭中所藏便是著名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因塔的石色呈现出八种不同的颜色,故又称八宝塔。塔高2.33米,八面十二层。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其上雕刻着须弥山、水波、流云、受花、仰覆莲等图案。风格古朴典雅。

据说,该塔的建造主要是为了埋葬罗什的舌头的。罗什译经非常认真,每次必先领略了原经之意后方才动笔,他曾说,如果自己译的经文不准确,死后焚烧身体时,舌头就会烂掉;如果经文不失原意,舌头定完好无损。果然,他圆寂后,弟子们将他火化时,发现他的舌头没有半点损伤。于是,弟子们便建造了这座舍利塔用以埋葬他的不烂之舌,并对他所译之经典信服不疑。

在八宝塔亭的南面是日本日莲宗捐资兴建的“鸠摩罗什三藏纪念堂”,其中供奉着鸠摩罗什大师手结禅定法印的旃檀木像。像背后是一幅日本风格的飞天壁画。堂中的一大一小两个供案,是在缅甸制作的九龙吐水供案。

在八宝塔亭的北面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井亭。由于草堂寺处于秦岭圭峰山下,地热资源颇丰,地热由寺井中冒出,尤如清淡的烟雾,笼罩在寺院上空,蔚为壮观。因而形成一景。由于环境的恶化,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这一奇观了,唯有伫立井旁,遥想枯井当年的美景而徒嗟叹。

草堂寺是陕西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市户县草堂营村西北,属草堂镇,距西安约30公里。中国佛教三论宗将该寺奉为祖庭,日本佛教三论宗及日莲宗也将它作为礼奉圣地。

寺中保存有许多碑刻,如《敕封大智园正圣僧禅师僧肇碑记》碑、《宗派图》碑和唐代著名书法家裴休撰书、柳公权篆额的华严宗五祖《定慧禅师传法碑》等都非常有名。

罗什寺

位于西安市户县南2.5公里的余下罗什堡。据说当初这里并没有佛寺,鸠摩罗什有一次来到这里,坐下休息时将鞋子脱下来抖土。他走后便从抖落的泥土中长出了一棵树,树叶像手掌一样大,二月开花,花似柳絮,八月结果,果似板栗。人们将此树称为净土树。寺院便是因为此树而建造起来。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修该寺。

现在,净土树早已不存,原有的建筑大部分也已毁坏了,部分寺址上已修建了民房。罗什寺俨然是个四合院,惟一气派的是新建的高大山门,山门后依次是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两殿都是在原殿址上修复建造起来的。天王殿中供奉着大肚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及韦驮天塑像;大雄宝殿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坐像,迦叶和阿难分立左右;两侧各供奉文殊和普贤菩萨坐像。天王殿侧又新建了一座“罗什祖师殿”,内供涂金罗什像一尊,像后的壁画描绘着罗什讲经的宏大场面。

罗什寺现占地面积约有20余亩。寺中并无僧尼,常有一户居士看管。庭院中除了芳香的花草,还有一片碧绿的玉米地,红红的缨子点缀着幽静的寺院,到底不知这里是出家人的世界,还是农家的小院。

(4)其他佛寺

这个时期的一些寺院,因为规模小,而且是民间创建的,因而在史籍中没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却使它们的面貌浮现出来。1975年3月,在今西安市未央区草滩镇李家街村,发现了北魏寺院遗址,其面积不详。寺址内零散遍布砖瓦残片。并出土了有北魏年款的白石造像17尊,砂石造像2尊,以及2尊残损的石佛像;1978年,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中官亭村,发现了北魏至唐时的寺院遗址。面积不详,寺址内散布唐代砖瓦残片,并出土了北魏及唐代残石造像各1尊;70年代初及1981年,在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巨家庄村,发现了北朝和唐代的寺院遗址,面积不详。寺址内有殿堂基址及砖瓦等。并出土了北朝石经幢座、唐石经幢顶、小石棺、石佛像等;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大白杨村,发现了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北魏至唐代的寺院遗址,出土了北魏石佛造像1尊。在铜川市耀县稠桑乡西墙村也发现了数百平方米的寺院遗址,1987-1988年先后出土了北朝至隋代所造佛像、造像碑、碑座等20余尊(通)。与此地相临的西稠桑乡也发现了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从北周至宋代的寺院遗址。

此外,在都城外也有一些寺院见诸于书:

龙广寺:位于今渭南市大荔县北20公里。《陕西通志》载为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建。

龙华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北一里许古步寿原南崖下塔坡。西汉宣武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此建有步寿宫。北魏时立为龙华寺。隋称大象阁,唐称神德寺,宋又扩建并立佛塔。现佛塔仍存。

武陵寺:位于今咸阳市永寿县永平镇武陵山。北魏时(386-534)平阳王熙建。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子。明初碧峰禅师曾居于此寺,现寺已毁。寺中尚有一座砖砌佛塔,呈八角形,有说建于道武帝天兴年间(398-403),有说为唐塔。经明嘉靖地震后,塔已倾斜并有多处残破,今称永寿塔。

永宁寺: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县。北魏献文帝(466-471年在位)时建。寺中还有一座七级佛塔,高30丈。

元安寺:又称宝泉寺,位于今西安市东南的南五台山山顶。北魏宣武帝永平(508-512)中,又在山下增建了下宝泉寺。

饶益寺:位于今渭南市大荔县东南朝邑镇南5公里的新市镇。创自萧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唐贞观二年(628)修建寺内13层佛塔。明天顺(1457-1464)、万历(1573-1620)间曾多次修葺。

延昌寺:又称万佛寺。位于今铜川市耀县西约8公里处的下高埝乡赵家坡村。《耀州志》载:“延昌寺,临涧谷河,建自后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结庵于此,手塑万佛,人遂称万佛寺。宣武时,屡诏公主归,坚辞不赴,卒葬大唐山下,陵号曰延昌,因敕寺额曰延昌寺。”寺院早已毁,仅存金代10层石塔和宋代九级砖塔各一座。尤其是金代石塔,是由整块青石雕刻而成,高2.62米,底座边长0.68米,塔顶及四周雕造佛像404尊,现已移耀县药王山保护,为省级重点文物。

大定寺:在今西安市户县东南云际山。北魏僧人李顺兴隐居于此,诵《金刚经》。但此寺这时尚未成形,李顺兴在此只是“聚叠瓦塔,以记经数”(《西安府志》卷六十)。至隋大业中,此地被赐给驸马尉迟安为柴庄,“安见一老人,谓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置寺,因掘地得顺兴石像焉。”(《西安府志》卷六十)。隋仁寿元年(601)寺名改为“居贤捧日寺”;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又改为大定寺。金大定中(1161-1189)再次修葺。

通灵寺:故址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东北约18公里的纸里乡,现在是通灵寺小学的所在地。

(5)佛教在长安的继续发展

北魏永熙三年(535),孝武帝为高欢所逼,从洛阳入关,鲜卑族将领宇文泰拥立孝文帝(535-551年在位)建立了西魏政权,定都长安。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周天王(北周闵帝,557年在位),大权由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掌握。到560年,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宇文邕(yōng)即位时仍是这样。军政大事他不能参与,只好以谈玄论道和重视祭祀来防止宇文护的猜忌。建德元年(572),周武帝杀了宇文护,夺得大权,得以亲政。

北周武帝统治时期,对佛教采取了强烈的废禁政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难的制造者。他灭佛的原因由来已久。北周所辖的区域,除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外,还包括了今甘肃、湖北和四川等省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从晋代开始佛教就很盛行,尤其长安作为后秦的都城,形成了以鸠摩罗什为首的佛教僧团,以主寺院为中心,译经、传教,影响很大。据《历代三宝记》所载,仅鸠摩罗什所在的草堂寺周围就聚集了3座寺院,东面为常住寺,南面为京兆王寺(后改为安定国寺),西面为大乘寺。到魏时,据《魏书·释老志》载,全国僧尼人数已达200万,占总人口的十六分之一;佛寺30000余所。同时,从北周建立时起到武帝统治时期,佛寺的建造始终没有停息过。《辩正论》卷三载宇文泰在长安先后建立了追远、陟屺(zhì qǐ)、大象、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座寺院,度僧千人。并为突厥可汗造突厥寺等。明帝时还在长安建造了陟岵寺。《金石粹编》卷一一八载,长安的万寿寺从周初便开始不断地扩建,仅僧房就达到197间,庭院两旁还有大片的树林,有两顷60多亩“香地”,众多的僧侣在此受度,并获得了免除差役的“牒”。寺院不仅占据了大片的沃土,而且僧尼还享受着免租、调和徭役的特权。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和兵役,也都纷纷遁入佛门。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不满。周武帝又试图灭北齐,统一北方,所以必须强迫僧众和被寺院控制的民众缴纳租调,负担徭役、兵役。

武帝曾先后7次集众讨论儒释道三教之优劣,更令群臣详论佛道二教的先后、同异、深浅,意在废斥佛教。建德二年(573),宣布三教以儒为首,下令将佛、道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达200万人。建德六年(577)在攻下北齐邺都后,再次下令将齐境内的佛寺4万所全部改作宅地,还俗僧侣近300万人,焚烧经像,财物充公。他的这些举动对佛教来说的确是个重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