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何其幸运，在同一时期拥有两位大政治家；宋朝又何其不幸，让两位大政治家站在不同的立场，针锋相对，相互攻讦，绵绵不休。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大政坛巨星的碰撞没有擦出点燃赵宋红运的火花，反倒虚耗了外强中干的朝廷“内力”，不禁让人欷歔。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是保守派的首脑。其实，司马光和王安石一度曾是相互倾慕的好友，却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最后成为针锋相对的死敌。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以及后来的“一波三折”，跟改革派与保守派两派首脑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叫“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叫“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这种执拗决定了两人的不休争斗，也决定了赵宋江山的悲剧命运。
与王安石的变法图强不同，史学家出身的司马光认为应该“法先王之法”。
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说：“何只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宋神宗问起一千多年前“萧规曹随”的往事，司马光没有去分析历史形态据以发生的实际情况，而是得出一个让现代人看不懂的古怪结论：如果夏、商、周三个王朝能够保守（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法”，就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正做到“万世一系”。这种看似荒谬的回答恰恰是儒家思想的折射。儒家一向习惯于“向后看”，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夏、商、周三朝是儒家心中的伊甸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这些“半信史”的时代去，这也是后世儒家最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但司马光并不是一个迂腐、毫无“现实感”的人，也并不是完全效法“先王之法”，他也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人。
在司马光任谏官时，曾给当时的仁宗皇帝上了不少奏疏。其中《上仁宗论致治之道有三》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他在这篇奏疏中特别指出当时的弊端：“臣窃见国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这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即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就会不分贤愚能力，统一评职称、加工资。关于这方面的弊端，司马光是坚决要求改革的。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从司马光上面的言论中不难发现，司马光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从这种观念出发，他很自然地推出这样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才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坚决地反对变法，不如说是他坚决地反对王安石式的纯经济改革型变法。
司马光的反对意见其实大有可取之处。虽然司马光在财政、金融等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与王安石相比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数千年封建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则比王安石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洞察力。他明白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不生事，不扰民；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老百姓就会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而王安石的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却是国家垄断经营，开创了国家与民争利的先河，这就意味着政府或各级官府与老百姓可以光明正大地争夺财富（之前都是官员暗地里搜刮贪污）。司马光的内心深处难免会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后来的事实也正如他所担心的，某些投机分子就钻了新法的空子乘机从百姓身上大肆搜刮。因此，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也正是他主张必须从人事上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原因所在。
在王安石的思想中，经济才是一国之根本，因此，最有效的改革应该是经济改革，而司马光所谓的人事改革太迂腐，太不切实际，这无异于告诫一个急症患者要强身健体，滋阴补肾，注意饮食卫生，理论上是对的，却对患者的疼痛症状毫无缓解。更何况，王安石对于自己新法的合理性都进行过详细的推敲和实际验证，因此，倔强的他对司马光的人事变革不屑一顾。
这样，两个执拗的首脑各自率领着一派人围绕着变法吵得轰轰烈烈，他们眼中死盯着对方观点中消极的一面，从来没有想过认真考虑其积极意义。争来斗去两败俱伤，大大损伤了国家的元气。
两人最终都与1086年去世。假如他们看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的惨剧，不知司马光会不会责怪王安石：这都是你惹的祸！而王安石又会不会反问司马光：你为什么不支持变法图强？局外的现代人则一语中的，忍不住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相互妥协合作，共同实施经济和人事双重体制改革呢？
俗话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如果这“两虎”同在一个组织的话，伤的就不只是他们了，组织也会因内耗而大大削弱。假若双方能够暂息干戈，平静地直面对方，仔细审视对方观念的优劣，择其优者而从之，各自妥协一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则既能成就双方，又是组织之福。例如，战国时期有名的“将相和”，不仅成就了廉颇、蔺相如的名声与功绩，更为赵国迎来了几十年的强盛时期。 组织内部如此，外部的竞争亦是如此。
1999年4月1日，呼和浩特市的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呼和浩特市主要街道旁边的300块广告牌全是蒙牛的广告：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5月1日，就在老百姓讨论“蒙牛”的余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48块“蒙牛”的广告牌一夜之间被砸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