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跳槽的机会成本》。
有一位朋友的朋友，年前跳槽到了一家新的公司，职务是销售总监，董事会还应承了一定的期权。临行前，他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准备大展宏图，并邀请我抽空去看他。结果前几天，他又告诉我，他要离开那家新公司了，理由是那个企业的文化氛围实在太差，而且他不适应权力斗争。这才不到5个月，我感到有点儿惊讶，便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说：“我在家里等着原来的公司找我回去，因为我在那里的业绩很好，而且我走时他们是极力挽留的，只是我走得太毅然决然。”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在经济学看来，是因为回头也是成本。首先，你怎么去阐释你的这段跳槽历史呢？想办法把这件事说清楚，是一笔成本；其次，“离婚”之后再“复婚”，身价是不是要降一些，这又是一笔成本；再次，回去之后要重新获得信任，还得有时间，这还是一笔成本。既然又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今后若要再自由地选择，就更困难了，因为再选择的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次选择确实要慎之又慎。
我是这样对他说的。临了，我还加了一句：“好在你年轻——刚刚30岁。”
放下了他的电话，我不由得想起，我是35岁选择辞职“下海”的。那时候，还没有学什么经济学。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本不是理想火花四射的年龄，但当时还真是被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鼓舞得热血沸腾，看看那些已经“下海”并卓有成效的人士们的那种派头，内心真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在体制内接着干下去，60岁是个啥样儿，已是一目了然。收益既然已经是可预期的了，那么花25年的成本是不是值，就需要认真权衡了。“下海”的诱惑，是那个年代的特点，令人神往的高收益预期，吸引着当时无数的想换一种活法的人，所以，“跳槽”的成本在这种收益预期面前显得微乎其微——还是成本收益分析。不过，如果我当时已经40岁，或者既得利益再多一些，我想我的成本收益分析或许会是另一个结果。
昨天，一位朋友到北京来看我，了解了公司发展情况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听你的，跟你出来干就好了，现在，待在单位里，虽然图到了一个清闲，却无所成就，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才42岁，总不能这么混下去吧？但如果真要换一种活法，确实是一件难以痛下决心的事，因为放弃目前自由自在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成本。”
我知道，他并不是舍不得眼前的一切，而是支付了这笔成本之后，不知道还有什么收益能比这个成本更值得。于是，我就劝他：40多岁的树，就不要再挪了，风险太大，拔了老树种新树，时间也来不及了，还是想想办法能不能在枝干上嫁接出一根新枝，找到事业的新的增长点，这可能是成本最低而收益却有保障的选择。
这番道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当收益确定的时候，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成本之间作大小的比较；而成本一定的时候，人们则往往将成本与收益作比较，也就是说，把成本与收益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支付的成本值不值。所以，我们所说的经济学注重成本概念，并不是孤立地看成本，而是把成本与收益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当然，谈到成本收益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往往事实上的成本总是比预期的大，而收益却总是比预期的小，这是在所难免的，否则，生活中就没有失败和失意了。进一步说，由于生命所包含的时间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成本，所以，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总是把时间成本看得很重，因为无所作为就是成本，只有积极地去寻找获得人生收益的机会，才能弥补上时间成本的损失。因此，尽管机会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有着不同的偏爱，但它永远垂青那些有着执著追求的人。
最近，我的另一位朋友离开了他服务了11年的企业，领取了一笔相当于他在该企业两年的收入（按那家公司规定，在创业期进入公司并干满10年的员工，一般不辞退，但可以在享受相应待遇之后离职），另找新的机会创业去了——他今年48岁。他告诉我：“离60岁还有12年，如果‘耗’下去，将一事无成，终会成为一只被煮死的青蛙。而有了企业给的两年收入垫底，未来两年中的每一分钱收入都是利润，那么，两年之后，我的新起点一定会比今天高得多。”我知道，这是把时间当做成本的一种理性选择。
我十分敬佩他的这种选择，也为他将获得的成功祈祷——让真正懂得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活得更有价值。
人的生与死已经无可选择，所以，有权力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成为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有权选择生活，才能自由地生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种自由吗？但是，话还是要进一步说透：真正赢得了这种自由之后，每个人为自由而支付的机会成本，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是爱莫能助的，因为经济学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原载2003年8月8日《经济学消息报》）
荒年减税与“拉弗曲线”理论
前一段时间，《论语》被现代文人重新解读，并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文学浪潮。其实《论语》中也含有丰富的经济学智慧。
《论语》里面记载了哀公与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大意如下：
哀公：“今年荒年收成不大好，国库又不足，该怎么办呢？”
有若：“能否将老百姓的赋税从百分之二十减到百分之十呢？”
哀公：“收百分之二十的税务，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百分之十，岂不是更糟吗？”
有若：“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则对话无非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张对百姓实施仁政，实现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其实若从公共经济学看，这则对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税收的理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瑟·拉弗，这一理论就以其名字命名。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数量的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对100元的收入征税，1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5%，那么国家可以从中收取5元税收；而如果将税率提高到10%，国家可以从中收取10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国库中多了5元钱。上面故事中的哀公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因为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出，他显然认为当税率为百分之二十时将比税率为百分之十时多收到钱。
对于“拉弗曲线”理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卢周来先生在其《游戏着经济学》一书中这样阐述：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会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征取的税收数量下降。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征税对象多赚到的收入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提高一旦突破某个限度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加之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相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由此导致积极性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下降；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企业将因为利润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下降，甚至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国家可能征到的税也进一步下降。而“拉弗曲线”就是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平面坐标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总税收收入。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收入也随之上升；当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时，国家总税收收入达到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最优税率点，国家总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即将经济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后，国家总税收收入将降为零，此时人都活不下去，还交得起税吗？这种先升后降的峰形曲线，就是“拉弗曲线”。
再看《论语》中劝哀公减税的有若，他的想法是：荒年农民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办法充实国库，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的结果只会使农民更加贫困，而且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那么辛苦，却都在给国家干，谁还愿意干活呢？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将因无税可征更加空虚。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上看，国家能征到的税少了，但农民却因此而休养生息了。一旦农民重新缓过气，整个国家重新富裕起来，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率低一点，国家照样能征到更多的税，还会发愁国库里没有钱吗？
由此看来，有若的想法其实与“拉弗曲线”理论不谋而合。而不同的是，有若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而拉弗是在晚于有若近两千年后的美国才提出这样的理论。因此，中国古人体现出的经济学智慧的确值得我们骄傲。
“拉弗曲线”理论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流行，“供给学派”也由此在经济学界名噪一时。这又有一个故事：
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来为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些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给他上课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向里根推销了一通他的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值，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二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当时的战时收入附加税曾高达90%。我们只要拍四部电影就达到了这一税率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那么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给国家交税了，我们几乎赚不到钱。于是，拍完了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到国外旅游去。”
正因为里根本人的经历与“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从而也使得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且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有类似思想的“拉弗曲线”理论登上了经济学主流的大雅之堂。
孝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产品
《论语》中多次讲到孝，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什么是孝？《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孝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主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
从经济学角度看，孝的本质是经济，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经济产品，它主要提供一种养老保障功能。从孝的起源看，经济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孝产生于周初，在周代至春秋，孝的主要内涵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在春秋至战国之际，孝的含义向“善事父母”转变。产生上述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战国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向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本质是一种家庭经济。由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为国家提供太多的剩余产品，所以国家将无力为社会提供好的养老保障。这时，养老的责任很自然地就转移到家庭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