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进程
两百年以来的欧美文学、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都能找到一种侵入并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人格嬗变进程的怪兽，那就是城市。从农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城市给了人们一切新奇和新生活，同时也破灭着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理想。
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从诞生起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城市史几乎等同于人类的文明史，城市的发展几乎涉及了人类的全部经验，也积累了人类的全部文明。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综观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各国城市化发展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三阶段。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观点，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经济处在起步阶段，一方面，农业生产率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这使得该国的城市化处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这时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以美国为例，1790～1840年的半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5%。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业剩余的涌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推动效应”。与此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从而形成城市化的“拉动效应”。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将使城市化步入一个高速度发展时期。例如，美国从1840～1970年城市人口在130年间上升到73%。到第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年均城市化速度不到05%，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两个特征。前两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三个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城市化是未来中国不可逆转的一大趋势。15年来，中国城市化率达到每年1%，截至2002年末中国已有城市人口35亿，全国设市城市660个。中国城市化率已在30%以上，此时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城市化目标，所有的城市都有扩大化的蓝图。青岛的城市化水平已由1999年的49%提高到2002年的547%，同时设定了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0%，中心城市成为拥有400万人口的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前景。海南省城市化战略总体目标基本拟定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从2003年10月30日起，深圳计划在2004年底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
尽管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人们对这一发展趋势的认识及所做出的努力，对加快和延缓这一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发展缓慢
中国人修城筑市已有4 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可以说，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建设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时期：
11949～1957年为城市化恢复发展时期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正确制定和顺利实现，多项重大城市工业发展项目的确立以及当时推行的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到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已从建国前夕的86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了9 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
21957～1965年是城市化大起大落时期
1958年中国开展了盲目“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几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 000余万，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39%一跃上升到1960年的1945%。但是，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楼”根本经不起天灾和人祸的撞击。受政策失误、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全面萎缩，城市化进程在这场危机中也不能幸免于难。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里挨饿的工人及一切可能动员出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时，全国共减少城市人口2 600万，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跌到14%。
31966～1978年为城市化停滞不前时期
“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治上大批城市官员、职工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加之国际局势日益恶化，“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撤离城市，转向了偏远山区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备战工作压倒一切，我国城市人口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其中“大下放的196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骤降到122%，相当于1952年的水平。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城市化走过了的一段曲折道路，其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城市化水平仅仅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中有的年份甚至是倒退的，而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1理论研究的滞后
在改革开放以前，“左”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基本上是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注释的。在“只有城市政策，没有城市理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城市化的深刻内涵、作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都缺乏正确的认识。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我国的城市化从来没有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更没有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可实施的方案。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全无视城市化与农业基础和工业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人口、资本、技术、资源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聚集效益；片面地强调大城市的城市病，忽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片面地强调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人口众多，忽略了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理论上的贫乏和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2经济基础薄弱和城乡产业政策失调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家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战略，以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方式优先发展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业和化工等重工业，如“一五”计划出台的156个建设项目都是工业项目，忽略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结果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的失衡。“一五”期间（1953～195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其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为258% ，第三产业增长率为119%，但是第一产业增长率仅为05%，第一、二、三产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642%和276%。城乡产业的失调，特别是对农村水利、土壤改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化生产投入过少，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加之自然灾害的冲击，农业大幅度减产。饥荒、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更增加了政策制定者们对城市的恐惧感和“反城市化”的倾向，于是，有了“挤在大城市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调，有了“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而理论上的误区，又恶性循环地为此后城市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给制度、就业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奠定了基础。
3制度安排的制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方面，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1951年，政府就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条例》。1958年1月，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城乡人为分割、市民与农民的世袭制度。
从物质分配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政府基于50年代初农业生产率低，农业剩余产品不足做出的理性决策，与当时实施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配给制度是一致的。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在国家出现政治、经济等动荡因素时，城乡分而治之有利于弥补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缺陷，保障社会的安定。而且，政府部门增加了新职能，可以因事设人了。从“消灭城乡差别”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在稳定农村生产（认为农业第一线人数的绝对值是第一生产力）、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结构失衡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