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灯塔：公共物品与搭便车
蒙古草原上有这样一片地方，那里虽然是草原，但却寸草不生，土地非常贫瘠。去过那的人们都非常纳闷，为什么在草原区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其实，过去的那里并不是这样的。过去那里住着许多牧民，牧民都有自己的羊群。牧民都在草原上放牧，羊在草场上吃草，真可谓是《敕勒歌》里的一片繁荣景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地见牛羊”。但是，好景不长，周围的牧民发现了这片美地，都纷纷迁徙到这里来，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羊群。羊多了，草还是那些。羊儿们都在这里尽情享受美食，但草儿们却遭受着厄运。因为过度放牧，草场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草场开始荒漠化，羊儿没了草吃，牧民们都纷纷带着他们的羊群离开了这片曾经的“肥沃之地”。而在这片草地上，曾经的繁荣景象也再也看不到了，“公地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呢？寻究起来，还是这片草地没有它的主人，它是一片公共的地。所以，牧民们放牧时就不会考虑那片草地的承载力，导致了过度放牧，草地不堪重负，所以也就荒漠化了。试想，如果那片草地属于其中一个牧民，他是不会允许其他人随便在他的草地上放牧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常常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二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这就涉及了一个产权私有化的问题。
对于解决公用地的悲剧这一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做得非常好。曾经，路易斯安那的海湾无人管辖，许多渔民都去海湾区捕捉龙虾，时间一长，海湾中的龙虾数量骤降。当地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对海湾的使用权进行了拍卖，将权利让渡给个人权利，即实现产权私有化。从那以后，路易斯安那的海湾龙虾数量稳定下来，再也没有出现一群人疯抢的局面。
还有一个野生动物进化的例子也说明了产权私有化的重要性。
毛里求斯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现在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旅游胜地之一。但是，这样美丽的岛屿上过去曾生活着很多美丽的动植物，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机会看到它们了。
渡渡鸟就是其中的一种，渡渡鸟，又名愚鸠。此鸟貌似火鸡，体态圆胖，头大嘴钩，但翅膀极小。它是毛里求斯岛上一种独有的海鸟。自从16世纪，葡萄牙人首次登上毛里求斯岛时，渡渡鸟就遭受厄运。因为它们不仅美丽，而且它们的肉鲜嫩可口，于是遭到葡萄牙人的大量捕杀。随后，紧接其来的荷兰殖民者也发现了毛里求斯岛，从此代替了葡萄牙人继续对渡渡鸟的残害。这些殖民者不仅对渡渡鸟进行捕杀，还带来诸如猫、猪、鼠等外来物种，破坏了渡渡鸟生活环境。所以，可怜的渡渡鸟们在17世纪末的时候消失在了地球上。
故事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有一些动物存活下来了，比如，我们现在家里养的猫和狗。它们是因为生存或者繁殖能力强吗？答案是否定的。以猫为例子，家里养的猫属于家猫，大约在1万年以前，家猫逐渐从野猫演变过来。此后，家猫没有遭受像渡渡鸟那样的命运，而是备受人类的宠爱与呵护。现在，在各大城市里都设有流浪动物收养机构，一些有爱心的人们经常去那里收养各种走失或者没人要的小动物，这样它们有了自己的主人，受到了关心和爱护，可以躲避没人管的厄运。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有人管的猫当然不会灭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两种动物的财产所有制不同。渡渡鸟被整个毛里求斯岛所拥有，如果把渡渡鸟看做一份财产，这份财产是属于整个毛里求斯岛人的，是公共财产；家猫则不同，它们只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家庭，是私有化的财产，因此受到了主人的保护和爱惜。
近年来鲸鱼的捕杀引起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关注，其实，鲸鱼被大量捕杀也是一种“公用地的悲剧”。
自古至今，许多不法商人为了获得油脂，对海域里的鲸鱼进行过度的捕捞，由于鲸鱼繁殖赶不上捕捞的速度，慢慢地这种可怜的哺乳动物的许多品种濒于灭绝甚至已经灭绝。
到了19世纪初叶，人们渐渐认识到无限制捕捞鲸鱼的最大危害。人们不禁惋惜因为人们的无限捕捞而永远离开我们的那些鲸鱼品种。因此，对于现在仍有幸存活的剩余种类的鲸鱼就倍加珍惜。还专门成立了国际捕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严格控制捕捞鲸鱼的活动，从而让鲸鱼能够更好地生存与繁殖，从而弥补了以前人类的过失。
因此，当一样东西属于公共时，它的寿命就会缩短。公园里的长椅一段时间就要维修一次，而同样的我们自己家庭院里的长椅长年都不修理还是如同新的一样。这就是两个长椅的所有权不同所致。私人产权下的商品都会得到严格的保护，所以从这一点上考虑，保护私人产权，明确私人产权非常重要。
犯人船理论：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18世纪英国政府为了开发新占领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大利亚。从英国运送到澳大利亚的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支付长途运输费用。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记载，1790到1792年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的26艘船共4082人，死亡498人，死亡率很高。其中有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人。英国政府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受到社会强烈谴责。
对此，英国政府实施一种新制度以解决问题。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大利亚的囚犯人数付费。新制度立竿见影，据《犯人船》记载，1793年，3艘新制度下的船到达澳大利亚后，422名罪犯只有1人死于途中。此后，英国政府对这些制度继续改进，如果罪犯健康良好还给船主发奖金。这样，运往澳大利亚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左右。
如果从我们熟悉的一般思维方式上寻找解决以上犯人死亡的问题，一般可以列举出三种做法：对船主进行道德说教，寄希望于私人船主良心发现，为囚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政府进行干预，使用行政手段强迫私人船主改进运输方法。但以上两种做法都有实施难度，同时效果也许甚微。然而，新的制度却可以顺应了船主们牟利的需求，也使得犯人平安到达目的地。
这就是制度的作用。所谓制度，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在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好的制度制度一方面可以避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盲目性，形成统一的管理和流程，例如财务制度的建立，使得公司内部资金使用十分规范，人们只需按照相应的规定行事即可；另一方面，其次，制度能规避机会主义行为。
有一位包工头每年年关，都要“消失”一段时间，然后等到除夕夜才出现。他之所以玩“消失”，就是为了逃避农民工讨工资。
但在这年年关，这位包工头不再是开车远走他乡玩失踪。他的车子呢？原来卖掉了。
原来，几年年关，政府出台了一项制度，只要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下一年一概不再发包给他们。而这位包工头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政府部门组织的多项建设。他思前想后，没辙了，只得卖了车子，先付了农民工工资再说。
可见，合理的制度确实可以对不规范的行为起到良好的约束与引导作用。阿里巴巴集团创办的支付宝，在曾经电子商务一度遭受信用质疑的时刻横空出世，化繁为简，填补了中国金融业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缺陷，让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支付宝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而它之所以能够取得信任，就在于通过了严格的制度规范了网上交易的程序，买主和卖主的权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可见，无论是公司的制度，或是国家的制度，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紧密的关系。往往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会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犯人船”理论最初是源自于对犯人的约束，但最终，每一个守规矩讲信义的人，才是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滥竽充数：一切根源于制度
《韩非子》中记载了“滥竽充数”的故事。齐宣王爱好音乐，喜欢听人吹竽。每次听乐师吹竽，必定要挑选300个乐师一起合奏给他听。南郭先生听说齐宣王爱听合奏，便到齐宣王那里去推荐自己。齐宣王很高兴，以优厚的待遇将他留下来。事实上，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次合奏时，他都是装腔作势。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但是齐湣王喜欢听乐师独奏。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逃走了。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作为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但是很少有人考虑产生南郭这种人的制度原因。
人是理性的，要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付出的劳动最小化。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用力吹。南郭先生不吹等仍可获得同样的食物会成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长此以往，乐团的竽声只会越来越小。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体无效率。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许多勤奋而有才华的吹竽手变懒。
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制度的改变。当齐湣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先生最终选择了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
其实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而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懒惰的南郭先生不得不勤劳，否则就被淘汰了。
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对制度的一种反应。这就是说，制度给人以激励，人的行为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应。用道德说教去改变人性是无用的，要用制度去引导人性。在合理的制度之下，恶的人性也会产生好的行为；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善的人性也会产生坏的行为。
产生南郭先生的行为不是南郭本人的人性如何，而是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使南郭先生逃跑的也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激励制度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制度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同。
少数服从多数：盲目的制度悖论
菲利普·希尔茨在《保护公众健康：美国食品药品百年监管历程》一书中提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药品帕拉巴的故事。帕拉巴于1957～1970年间在市场上销售，属于普强公司的产品。该产品的疗效较差，病人服用后，有的人病情没有好转，有的人还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