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一刻也不放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显赫功业。曾国藩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我想到这些不禁害怕，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汉朝的两位霍光和金日磾都是以谨慎小心出名。
班固说霍光“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进退脚步都落在同一点上，真是小心之极；金日磾同样如此，所以汉武帝临终之时才会让他们和其他两位大臣共同辅佐朝政。不同的是，霍光的孝心仅限于自己，而金日磾还如此教育自己的后代。虽然霍光的势力在朝野中更为强势，但他死后，霍氏很快就被灭门；而金日磾的后代累世安然。
曾国藩就是像金日磾一样，不仅自己小心，也如此叮嘱家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多一份谨慎，就多一份胜算，就是有所熟思而后动。正因为在处世上如此小心谨慎地对待，曾国藩才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顺畅。
大事要抓严，小事可放松
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
——曾语良言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要想干大事，在很多事情上就只能选择不计较，这样才能在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抓得更紧。
但是，小事不计较并不是不看重、不注意，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勤勉，做学问则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做事则事无巨细，必定躬亲，因此他的操劳和付出也远远超出旁人。他在给吴坤修的信中写道：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当康熙全盛之时，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自京师至外省名城，几于无处无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时，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
他在给弟弟国荃写信说：“弟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茫。”
曾国藩能够清楚地对眼前的大事或者小事做出判断，他认为那种只看到眼前的、小处的利益，看不到大局，为了贪了小便宜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的情况视为一大弊病。他在给咸丰皇帝的上疏中，就曾经激切批评了这一积习，说现在人才不振，皆因谨小而忽于大。
针对这一弊政，曾国藩提出了“舍小图大”的观点——宁可放弃局部利益，也不能使全局受害。为了达到大目标，保证全局利益，有时在小处应当放松，以使自己有回旋余地，掌握主动。
曾国藩曾说：“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不计较小事能够彰显气度，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松口，就会被对方所瞧不起。利益是相对的，曾国藩认为国家的安宁比那些更为重要，所以才有了他在天津教案中的举措。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多期儿童失踪的案件，民间怀疑是外国修女在育婴堂里取孩童心肝为药，一时民情激愤，反洋教情绪日渐高涨。
六月十八日，人贩子武兰珍被抓获，他供认是教民王三给他迷药迷拐婴儿的，还说王三就躲在天主教堂里。知县刘杰带武兰珍去教堂交涉，但教堂却说没有这个人。为官的群众与教堂的人发生口角并大打出手。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得知后要求同赏大臣崇厚派兵镇压，还骄横地两次开枪，枪声传来，民众以为“中法开战”，涌到通商大臣衙门前，丰大业又拔枪向刘杰射击，打伤了刘杰的跟班。围观百姓愤怒之下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随后焚毁了几处法国和英美教堂，打死很多外国教士、商人。这就是“天津教案”。
事发后，英美法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海面，形势严峻。为平息此事，慈禧太后命曾国藩前去查办此案。此时曾国藩正身患重病，他的幕僚们都劝他借病推开这个烫手的山芋。
曾国藩给儿子留下了一封遗嘱带病前去了。经过调查，他确认教堂迷拐婴儿等事纯属谣传，此案是由丰大业开枪杀人引起的，中国民众的行为纯属义愤，但是也有不法之徒借机杀洋人以劫财。
民众根本不接受这一结论，朝中的大臣也纷纷上奏说反洋教是义举，要求对洋人采取强硬错失。曾国藩既要平息国内民众的怒火，又要避免与外国的开战，稍有不慎，争端四起。
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曾国藩终于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那就是同意洋人的要求，逮捕并准备处死20名中国百姓，以图平息事端。
朝野很多人都骂他是卖国贼曾国藩又岂想牺牲无辜百姓的性命？他看到清朝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西方抗衡，这一点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他，因此为了使国家免于祸乱，这是唯一的选择。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之后，方法与他相同，清政府也因此避免了一次更加严重的危机。
曾国藩认为，关系到百姓生计和国家发展的则是大事，是不能放松的。他对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极为关注，对于洋人恣意扩大条约以外诸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百姓生计等行为，都进行了激烈抗争。他曾激愤地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应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因此他在铁路、轮船、行盐、商栈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上与竭力相争，所以才会倡导洋务运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
他在风口浪尖上之所以会做出令朝野不满的决定，就在于他懂得比自己的气节和名声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他舍弃了自己的小利去换取国家的大利。
清明在心，糊涂在形
浑则无往不宜。
——曾语良言
屈原说众人皆醉我独醒，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姿态不同流合污，但在曾国藩看来，心中明白即可，在行为上不妨装装糊涂，糊涂就是浑的主要内涵。这不是教人愚笨，而是难得糊涂。聪明的人总是彰显在外，自以为是；而糊涂之人看似浑浑噩噩，实则心中清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智慧，这就是曾国藩的“浑”字诀。
丁日昌是新派人物，对外国东西较为熟悉，也积极主张办洋务，兴新法，见识自然比清廷中那些埋头故纸堆的守旧派官僚要高远，但是因为他不注意收敛，所以招致了一些官员的嫉恨，得了一个难听的诨号“丁鬼奴”，称他是洋鬼子的奴才。
曾国藩写信给他说：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 “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一“耐”字贞之，则人皆感其乐育，而于己之养德养身，两有裨益。
当时清廷中很多官员都反对洋务运动，认为是崇洋媚外、劳民伤财之举，如果一一与他们去争辩对质，反而是劳心劳力自讨苦吃。因此曾国藩写信说劝丁日昌不妨也以“浑”字对之，即不去计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既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动摇，也不强求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做法，唯有这样才能气定神闲、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与曾国藩常说的“忠恕”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浑字重在把自己藏起来不受他人干扰。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番磨砺也是因为他的身上棱角太分明，这样在处世中最吃亏的还是自己。初入仕途的青年才俊都会有这种问题。曾国藩说：大抵初入仕途，每患议论之过激；阅历稍久，又患泾渭之太淆。若是非皎然于胸，而一毫不露，刚起常抱于内，而百挫不渝，斯则难能可贵。
真正的“浑”是心中泾渭分明的，只是不会把聪明皆露于外。李鸿章办理洋务时，曾国藩还写信特意告诫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洋人总是会仗势欺人，你虽然不能与他争执，但是也不能甘心受辱，所以做好的办法是“若知之，若不知之”。前者是提醒洋人别以为我们愚笨，其实你的那些小聪明我都知道；后者是装糊涂，这样双发不至于陷入僵局，也显示了清廷的宽容大度。这样或实或虚的做法，像个迷魂阵一样把自己保护了起来，让别人看不清，在外交中这样的做法才是高明之极。
曾国藩说自己做文章是“欲落不落，欲行不行”，这种技巧就是浑之奥妙所在。不是完全的藏而不露，而是当露则露，当隐则隐。其前提就是心中要对事态有十分准确的判断，然后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