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东北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蒋介石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蒋介石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关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蒋介石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算了。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蒋介石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初，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洲可以趾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板上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甩脸子，可想而知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绍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儿，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他并不上瘾。哪里像小张这样，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
单位里一把手吸毒成瘾，开会都要扎针，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小张也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