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像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了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傲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3/5，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从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2万，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5万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补充新兵，人家补一次，它要补上好几次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更是丢得满眼皆是。
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十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八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像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说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800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400人。
另外这400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20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的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建筑。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奇思妙想。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六万民兵。
率领这六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的计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