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一）解放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东北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天，入口不断增加，政治稳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1948年6月，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面积148．95万平方公里，人口4275万，城市186座，拥有全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控制了95％以上的铁路线，东、西、南、北满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形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战略后方基地。
1.各级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东北解放区各级民主政权。
是在肃清土匪伪军残余、实行土地改革和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双重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到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已直辖松江、合江、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辽宁、牡丹江、黑龙江、嫩江等10省，冀东和热察2个行署，46个专区，210个县政府。
32个旗政府，1505个区公所，，2．7018万个村政府。
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加强解放区的行政领导，恢复和发展生产，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均起了重要作用。
2.大规模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是解放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各级民主政权的中心工作。
到1948年上半年，东北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积极性空前高涨，踊跃参军参战，“凡是拥军、劳军、参军、大车、担架、公粮、购粮、献铁等任务，他们莫不自愿自觉，争先恐后地来迅速完成”。
为支援解放东北的最后一战，仅辽宁省1948年就有7．9721万人参军。
1948年全区共计参战民工200余万人，担架14．9万副。
大车15．5万余辆，马48.6万匹。
3.普遍开展整党建党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从1947年冬至1948年春，东北解放区各地结合土地改革，普遍开展了整党建党运动，主要解决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成分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作出了公开发展党员的决定。
据统计，1948年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和部队）新发展党员14．6万余人。
到年底，全区共有共产党员53万人。
辽沈战役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和《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教育。
8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了《关于未按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的自我检讨》。
从而大大加强了东北全党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领导。
4.解放区各项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第一，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热情空前提高，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春耕运动指示》。
要求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全体农村干部，必须继续完成土地分配，全力组织生产，尽量开荒，多打粮食。
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又颁发了《农业生产奖励令》、《生产节约奖励办法》等文件。
广大农民积极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开展互助合作和劳动竞赛，形成了大生产的热潮，连妇女、儿童和老人也投入大生产。
据不完全统汁，1948年吉林省参加劳动的妇女达43万人。
安东省40％以上的妇女参加了春耕，53％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夏锄，96％以上的妇女参加了秋收。
这在当时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的情况下，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为保征农业丰收，各级民主政府还大力组织水利建设。
如盘山县到1948年6月初，共用46．76万余个劳动力，新修及补修河坝118条总长38．93万余米；新修补充水渠67条总长28万余米，使春耕抢种的近120万亩土地得到保障。
东北行政委员会还向各地发放了150亿元农业贷款，以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的困难。
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8年，东北解放区除原有的耕地外，还开垦荒地77万余亩，超过原计划的25．6％，兴修水田9万垧，超过原计划的1倍。
除小麦受灾外，秋季作物普遍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187万余吨。
老区每亩平均产量从1947年的150斤增加到192斤。
农业的发展，对于稳定城乡人民的生活，发展工业生产，支援前线作战。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工业生产迅速恢复。
随着东北一批大、中城市相继解放，解放区工业发展基础大大增强。
为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7月增设了东北工业部，以王首道为部长。
同时，将全区金矿及较大的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和省市经营的大工业一律收归国营。
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全区财经会议，确立了1948年经济建设方针，即“以农业为主，发展农业，发展工业”。
强调发展工业应从当前的军需民用出发，从急需急效而又可能的条件出发，以军工、军需、纺织、采煤、采金、钢铁、电力等为重点，恢复与发展工矿业、电力、铁路交通运输业，并且制定了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1948年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计划大纲》。
经济建设大纲的制定，使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走上了有计划的统一领导的轨道。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在各行各业开展了广泛的生产竞赛运动。
因此，东北国营工业生产取得了重大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共产原煤540．6194万吨，赤金550．0586万两，发电3．61896811亿度，木材148．5641万立方米，纸张6598吨，棉纱377．6283万件．棉布62．3552万尺。
棉军毯4．1594万条，军用胶鞋203．5615万双。
水泥1．7214万吨，人造毛呢14．9836万米，食盐35万吨。
在建立和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还兴办了以省市县为主的公营工业。
据统计，1948年东北解放区（不包括热河）共有省营工厂1049个，职工3．233万人。
此外，私人工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
如哈尔滨市仅在1948年3月份，呈请政府登记开业的即达一千数百户。
牡丹江市在原有1500户基础上，增加到5000户。
佳木斯市在1948年头3个月中，就新增加807家。
吉林市在1948年3月解放后的5个月中，增加了2500余家，使全市私人工商业达7000余家。
与此同时，军工生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共中央东北局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工生产任务的决定》。
从1948年开始，东北军工部在珲春、兴山、鸡西、北安、齐齐哈尔、辽尔、吉林、哈尔滨分别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办事处，还成立了炮工处、化学厂、电气厂等。
全区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生产系统。
军工生产有计划地发展起来。
1948年全区生产的六○、八一、八二迫击炮弹，掷弹筒弹，手榴弹，步马枪子弹等军工产品，除供应自已外，还支援了关内的人民解放军。
第三，铁路、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
1948年，东北解放区加快了铁路的修复速度。
大（虎山）邵（家屯）线的郑家屯（今双辽）至通辽段，通辽至彰武段，彰武至新立屯段，新立屯至西阜新段；长（春）图（门江）线的天岗至饮马河段；（四）平齐（齐哈尔）线的四平至郑家电段；四（平）梅（河口）线的西安至四平段，都于8月底相继完工。
全年总计修复铁路2727公里，新铺侧线62公里，更换钢轨32．6公里，抽换枕木153．9万余根，修复桥梁、涵洞57处。
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建立铁道部，吕正操任部长，以加强铁路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与此同时，东北解放区的公路建设也加紧进行。
仅安东、吉林、辽宁、热河即补修公路5949公里、桥梁181座。
为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
第四，内外贸易活跃。
东北解放区采取了“境内贸易自由”的政策，促进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发展。
便利了人民生活需要。
1948年对外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如对苏联的贸易，从1947年的出口总值285亿元增加到1948年的656亿元。
此外，与朝鲜、南朝鲜（韩国）及日本、英国的商人也有贸易往来关系。
东北解放区各项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东北人民解放军力量空前壮大东北人民解放军到1948年8月，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军事形势，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和军政素质上已全面超过东北国民党军。
这在当时全国各大战场中是惟一的。
1.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54．2万余人，其中争取起义、投诚、俘虏35．7万余人。
由于大批解放战士的补充、大量翻身农民参军和地方部队升级，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不断发展壮大。
1948年3月新组建了3个野战纵队。
其中。
由辽东军区独立第1、第2、第3师组成第5纵队，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
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治委员唐凯。
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1、第2、第3师组成第11纵队。
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政治部主任杨春甫。
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独立第2、第4、第5师组成第12纵队。
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芳。
在组建新野战纵队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还大力加强二线兵团的建设，使主力部队不断充实和壮大。
东北解放军发展到103万人。
其中野战军计12个步兵纵队36个步兵师（每个师平均达1．2万余人），3个骑兵师。
另15个独立师，共70余万人；1个炮兵纵队，计3个野榴炮团，2个摩托化重炮团，1个重迫炮团，2个摩托化高炮团，1个炮兵旅；1个铁道纵队（又称铁路修复工程局），下辖4个支队；1个坦克团。
地方部队33万余人。
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人民解放军已从国民党军手中共缴获各种炮6300余门。
其中山炮、野炮、榴炮共250余门；各种枪29．3万余枝（挺），其中轻、重机枪1．4万余挺；各种车4400余辆，其中坦克、装甲车17辆，汽车1200余辆。
大批武器弹药的缴获和军工生产的发展，使东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全军拥有各种枪46．8万余枝，其中轻重机枪1．8万余挺；各种炮1．1万余门，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660门，高射炮116门，战防炮、步兵炮、迫击炮1600余门。
东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大加强，以第1纵队为例，1946年战争初期，该纵队配备各种枪1．3991万枝（挺），其中冲锋枪92枝；各种火炮46门，其中75毫米山炮12门。
到1948年8月，全纵拥有各种枪1．6438万枝（挺），其中长短枪1065枝。
轻机枪772挺，重机枪175挺，高射机枪6挺；各种炮681门，其中六○炮243门，迫击炮50门，战防炮17门，火箭炮38门，步兵炮13门，山炮30门，野炮13门，榴弹炮9门，以及平射炮等。
为适应东北日益扩大的战争形势，加强集中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于1948年6月4日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东北分会，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高岗、谭政、刘亚楼、肖劲光、程子华为委员。
中央军委于8月13日发布命今，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构分开，正式成立东北野战军领率机关。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第一副司令员高岗，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
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周桓，后勤部长李富春（兼）。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
8月2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东北野战军辽东前线指挥所（又称前方第1指挥所）、冀察热辽前线指挥所（又称前方第2指挥所）分别改为第1、第2兵团部。
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
政治委员肖华；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政治委员黄克诫。
东北野战军领率机关的正式成立，对于专心致力于指挥前线作战，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2.部队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后，进行了将近半年的大休整，主要进行政治、军事整训。
①政治整训成绩显著。
1948年2、3月间，东北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指示，决定全区部队从3月中旬至5月初，令面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把阶级教育、整党与整军结合起来，在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开展“五整一查”运动，即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和查成分；在连队主要进行土改教育和开展民主运动。
政治整训，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加强了团结，增强了组织纪律观念。
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
尤其对于教育训练新补入的2．2万新战士和溶化争取11．4万解放战士具有重要意义。
7月，东北军区召开组织工作会议。
认真分析了自1947年秋恢复党委制以来部队党组织建设形势。
作出了关于积极发展党员、加强部队党委、支部建设等7项规定。
这些决定对加强东北解放军各级党委和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8年东北全军新发展党员10万余人，到年底，部队中党员人数达21．66万人，占部队总人数的20％以上，其中主力部队的党员人数占25％以上。
②群众性大练兵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
从4月至8月，东北解放军展开了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训练方针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
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解放军召开了师以上军事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总结了1年来的攻坚战经验，并着重阐述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问题，提出“不要打急了”，待准备好了再行攻击；“队形不要太密了”，以1个营打1条街，以1个连左右的兵力为战斗单位，发扬孤胆作战的作风；先行分割包围，切断守军退路，然后攻击，6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在吉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亚楼就军事大练兵的意义、目的、任务，方法和步骤。
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专门报告。
强调指出：要通过这次军事练兵，为下一步作战，为将来的战术、技术和军事教育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次大练兵的中心内容是攻坚战纵深战斗的5条战术，即以营为单位打1条街，团的3个营实施轮番攻击；“四组一队”战术；巷战中的“四快一慢”原则；巷战中的分割、切断守军退路的战术；消灭实施反冲击的守军的战术。
各级干部以提高大兵团攻坚及纵深作战的指挥能力为重点，深入学习“十大军事原则”，着重领会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国民党军据点和城市等原则。
并联系实际，剖析战例。
结合上述5条战术原则。
反复研讨和演练。
这次练兵的另一个重点是特种兵协同配合步兵作战问题。
炮兵部队着重演练与步兵的协同，训练抵近射击技术和集中炮火打开突破口，步兵突破后的延伸火力，纵深战斗中，单炮抵近射击支援步兵的战术；工兵着重演练坑道作业、爆破架桥等，以确保步兵的突破；坦克兵着重演练掩护、支援步兵的战术。
步兵连队则主要演练射击、投弹、爆破、近迫作业“四大技术”和基本战术动作，其中以爆破为重点。
大练兵的后期，为适应即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需要，各部队又进行了半个月的运动战教育，着重训练对山地、村庄的进攻和野战防御战术。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运动，提高了部队的单兵技术，提高了大兵团作战炮兵、工兵、坦克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攻城、爆破、巷战等战术技术水平。
正如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总结时指出的：“我军冬季攻势后数月来，经过军事政治整训，战斗力已大大提高。
故此次战力之强大，为空前所未有”。
3.战略态势极其有利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手中。
北线主力10个纵队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地区，造成包围长春、威逼沈阳之势，既可随时对长春发起攻击，吸打沈阳增援的国民党军。
又可越沈阳南下，直趋北宁线作战；南线3个纵队分别位于台安、北镇、建昌营地区，对锦州和北宁路造成威胁。
东北解放军主力可以在全区范围内机动作战，必要时可以向关内机动，协同华北解放军作战。
在整训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一部兵力围困长春。
南满部队对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新民等国民党军实行封锁作战。
冀热辽军区部队和第11纵队为配合华北解放军进行冀热察战役，于5月25日攻克隆化，歼灭国民党军第13军第4师1个团主力，解放平泉、鞍匠屯、丰宁、滦平等城镇，完全孤立承德。
第96团在攻击隆化中学时，遇到守军设在桥上暗堡火力封锁。
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
该团第6连班长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毅然以身体作支架，手托炸药包炸毁暗堡，开辟了冲锋的道路，为解放隆化献出年轻的生命。
随后，第11纵队进入冀东，配合华北解放军进行滦东战役，向北宁线出击。
先后攻克昌黎、留守营等据点多处。
以上作战和包围封锁行动，进一步压缩孤立了东北国民党军。
有力地发展了冀察热辽地区的战局，为尔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国民党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东北国民党军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形势截然相反，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1947年冬季作战结束时，东北国民党军控制的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仅为东北总人口的14％，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
由于北（平）宁（沈阳）线一些区段和沈（阳）大（连）线一些地段已为解放军控制，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被切断，补给主要靠空运，远远不能满足防守和作战的需求，处境十分困难，战略态势极为不利。
为挽救东北败局，蒋介石于1948年1月决定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
并将原由化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共同指挥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划归东北“剿总”，司令部由秦皇岛移至锦州，改称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主任。
卫立煌上任后，经过补充和调整，到辽沈决战前夕，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55万人。
其中，正规军4个兵团，4个军、44个师（旅），约48万人。
其防守部署是：由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等部其4个军（新编第5、第8军，第54、第93军）、14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15万人，以锦州为重点，防守义县、锦州、锦西、山海关一线，以确保关内外陆、海路联系。
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2个军（新编第7军、第60军）、6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0万人。
困守长春孤城，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于北线，以减轻沈阳、长春的防守压力。
卫立煌直接指挥第8、第9兵团共8个军（新编第1、第3、第6军，第49、第52、第53、第71军和整编第207师）、24个师（旅），及“剿总”直属部队，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辽中、新民等城市，作为固守东北的中枢。
此外，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所属第13军防守承德地区。
第62军等部4个师位于北宁路唐山至昌黎一线，以求与范汉杰集团相呼应。
这时，东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几个城市，90％的工矿企业已经停产，工商业纷纷破产。
如沈阳市有80％的工商企业倒闭。
长春市1948年10月，工厂完全停闭，商店仅有200余家。
物价狂涨，民不聊生。
如高粱米价格，1948年6月底，沈阳市每斤69万元（国民党东北流通券）；7月末，长春市则涨至365万元。
据美联社1948年7月1日电讯：长春市居民“吃得到饭的仅占20％，其余21％吃粥，23％吃豆饼，17％吃树皮，19％行乞街头”。
当时的国统区报刊称之为：“饥饿的沈阳，垂死的长春”。
市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
如长春市的饥饿灾民不仅砸开伪康德会馆的粮库抢粮，还争抢国民党军空投的大米。
锦州市2万多贫民为求生存，集合起来把北门户及市内第2粮店一起抢光。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也不断掀起抗捐、反抓丁、拒绝交粮和参加破路等斗争。
国民党联勤总部锦州被服厂3000多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反对扣压工资的大罢工，坚持7日之久。
长春、沈阳市工人也纷纷起来罢工。
仅沈阳铁路工人就有1．4万余入。
7月5日，国民党军警在北平屠杀东北入关请愿的学生（死伤百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
8日，东北的学生成立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
12日，沈阳的20多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罢教、罢课、罢工、罢市、罢职。
从7月到10月，包括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张德馨教授在内的2000多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冲出国民党军封锁线奔向解放区。
面对险恶的形势，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官兵对立，厌战与失败情绪高涨，甚至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向共产党解放军寻找出路。
综观整个东北战场1948年夏、秋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均占有优势。
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因此将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东北战场。
国民党军的战略企图与作战方针（一）美国军事顾问团建议国民党军撤出东北国民党东北、华北、华中、徐州、西安五大战略集团，以徐州、东北两集团的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是蒋介石的两大主力集团。
但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战略态势最为不利，其50余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面临百余万解放军的强大打击。
在此情势下，东北是撤是守？守又如何守？便成为蒋介石、卫立煌，以至美国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美国非常重视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它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美国在远东最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
因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政府就极力怂恿和支持蒋介石抢占东北，并用飞机和军舰将大批国民党军运送到东北内战前线。
然而，局势的发展随着东北国民党军的连连失利，越来越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
1948年初，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冬委攻势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时，美国认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大势已去，因此多次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残余国民党军撤入关内。
2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的政府军仍然在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颇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和沈阳地区间的陆上交通。
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
“国民政府虽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以守满洲的决心，但我们觉得，即在政府最高人员中已渐认为它在满洲的冒险已属无望”。
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求目前陷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
3月初，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向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关于作战意见的报告中提出：估计当前的情势，“使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屯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
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作无实效的帮助。”“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但蒋介石对此建议表示“惊愕”。
并声称：“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
以后，蒋介石又多次向巴大维表示，决“不考虑撤出满洲”，要“不惜任何牺牲”保守东北。
（二）蒋介石决心“全力确保东北”蒋介石深知占据东北的重要性。
因此，他在东北国民党军已处于日益严重的困难局面下，仍决心“全力确保东北”，“决不放弃东北”。
3月8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说：“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决心。
业已增调部队。
加强军事力量，局势必将逐渐好转”。
国民党军统帅部也一再表示：“大本营对于当前东北剿匪军事至为重视，必将以全力确保东北”。
蒋介石决心“全力确保东北”，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一是政治上的考虑。
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中说：东北“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
这时，蒋介石刚刚把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如果这时放弃东北，“将使全国人民在心理上会有失败之感”。
二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高级将领的压力。
卫立煌集团被完全孤立在长、沈、锦三点后，舆论界曾传出南京要放弃东北的消息。
于是许多东北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
1948年2月16日，陈诚邀请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等商讨东北问题，“表示政府对东北的关注”，蒋介石亲自接见，“表示坚守东北的决心”。
4月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期间，自“代表”质问：“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陈诚从东北铩羽而归，又盛传其将赴美治病）？”蒋介石对其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说：从东北撤退会遭到在关内的几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这正是他的困难。
三是是全盘战局上考虑。
蒋介石认为：撤退东北“剿总”主力，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加强关内战场的防御兵力；但另一方面，“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
必须确保东北”。
只要控制住长春、沈阳等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解放军“五十万精锐不能自由活动”，便能求得东北的稳定和华北的巩固。
卫立煌也认为。
防守沈阳与锦州，足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蒋介石认为，不但必须坚守东北，而且能够守住东北。
他说：“国军在东北作战以来，虽然损失了几个师，但它们多是临时编成的保安部队”。
“这些部队的损失，无异于自归淘汰，于整个国军可说是有益无损”。
“至于国军在东北的基本力量，并无损失，更不能承认失败”。
卫立煌也宣称：虽然“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局势之扭转并非难事”。
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说：“解放军在锦州集结兵力，只不过故作姿态，如果真要攻锦州，林彪要考虑我们可以从长、沈两路夹攻，北满至南满交通补给线那么长，谅他不会冒这个险。
锦州不会有问题”。
又说：“沈阳我们有装甲车和美式大炮，有坚固的工事，共军更不敢犯”。
其实。
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都感到要守住东北困难重重，主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东北防守兵力不足，增援困难。
蒋介石曾多次表示要增兵东北，但由于在人民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关内各战场国民党军均感兵力不足。
1948年1月间，为应付东北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蒋介石从青岛抽调第54军（原整编第54师）2个师到东北。
5、6月间从山东抽调第8、第9军到葫芦岛，但因华东战场吃紧，8月间，复将该两个军调至徐州地区。
为从华北战场转用兵力于东北，蒋介石曾提出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统一指挥东北，华北作战，但此时华北战场也吃紧，兵力也不够用，傅作义不愿背上东北这个大包袱，故坚不受命。
可见，蒋介石在兵力使用上的左支右绌的艰难处境。
对当时国民党军兵力不敷使用的情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作了如下描述：“凡能从其他地区抽调的部队，均经增援满洲，但这些部队并不能补偿在春季攻势中所受的损失”，“政府军既被孤立，交通线又受威胁，遂有一种被包围的防守部队的情景。
等待着永远不能到来的援军”。
二是长春、沈阳的粮食、弹药、燃料补充无法维持。
在关内通东北的陆上交通被完全隔断后。
长春、沈阳两城守军补给全靠空中运输。
自3月初起，每日只能出动4架飞机运输物资，远远不能满足军需民食。
而且运费甚高，“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
蒋介石及其统帅部感到。
完全依赖运输机“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
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多次向蒋介石提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
对于蒋介石竖守东北的决策，时任国民党副总统的李宗仁事后检讨时认为，东北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原不应死守，而蒋介石“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
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也写道：1948年，“政府方面力图保持其在东北的地位。
事后回想假使彼时蒋总统将东北的国军连同物资撤入关内，在战略上较之继续作消耗性的坚守似更妥善”。
（三）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东北战略方针是“固守目前态势”蒋介石与卫立煌都主张固守东北，但在如何守的问题上，即是依现态势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三点，还是调整部署进行重点守备？两入意见相左。
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意图是：长春仍固守。
以少量兵力守备沈阳，以沈阳地区主力打通沈阳、锦州间交通，尔后撤到锦州。
如此，既可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又可以加强与华北的联系，在情况不利时，尚可将东北主力撤至华北或从海路撤至南方。
卫立煌则不同意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主张依现态势防守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以沈阳为防御中枢。
在固守长春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基本一致。
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长春已成为陆上孤岛。
1948年3月初，巴大维建议蒋介石撤出东北遭到拒绝后，他又提出将长春守军撤至沈阳的建议。
负长春军政之责的郑洞国亦主张“放弃长春”。
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
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而蒋介石却以长春原为“满洲的都城”，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为由，拒绝巴大维和郑洞国的建议。
他说：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以减轻沈阳、锦州的防守压力。
卫立煌亦同意“坚守长春以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
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在军事上采取一种稳重态度，坚持实行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方针。
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在冬季攻势中先后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也不管守军部队如何告急，甚至置蒋介石再三要他解各地守军之围的电令而不顾，始终将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
他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面对沈阳已陷于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忧心如焚，对卫立煌的这种“乌龟战术”极为不满。
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为敦促卫立煌采取积极行动，蒋介石提出了“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方案要则是：以周福成第8兵团部率第53军和第1207师（辖3个旅）防）防守沈阳；以廖耀湘第9兵团部率新编第1、第3、第6军，第19、第52、第71军全力打通沈阳、锦州间交通线，并就势转至锦州地区。
2月20日派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罗闿、副厅长李树正携该方案到东北与卫立煌协商。
卫立煌当即反对这个方案，他以为，从沈阳到锦州，中间要通过几道河流，要突破共军的几道阻击阵地，而国军的士气又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不如暂时围守沈阳。
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以扭转战局。
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
为说服蒋介石改变上述计划，卫立煌派“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2月23日随罗、李同去南京当面陈述上述意见。
但蒋介石强调，“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即要郑洞国衔命回沈，执行其“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5日，卫立煌召集各将领开会。
传达蒋介石的指示和方案。
与会将领一致赞同卫立煌集中兵力守沈阳的计划，不主张立即实施蒋介石的方案。
于是，卫立煌又派“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6军军长罗又伦赴南京，再陈利害得失。
为了缓和与蒋的矛盾，提出先制定一个打通沈锦线作战的计划，待条件成热时实施。
这样，蒋介石只好允诺卫立煌“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
预计于5月5日开始实施。
3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结束了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主力位于沈阳、长春之间休整，沈阳至锦州、锦州至山海关间，人民解放军兵力较少。
为敦促卫立煌抓住这一良机，尽快实施打通沈锦线计划，蒋介石于3月底召卫立煌到南京面示：沈阳、长春交通已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因此，应尽早撤出沈阳主力。
卫立煌则称，沈阳主力打不到锦州即会被歼灭，长春、沈阳物资困难，可请美顾问团帮助输送补给。
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5月初，眼见预定打通沈锦线的时间已到，东北“剿总”尚无行动准备。
蒋介石又急召赵家骧（代表卫立煌）、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官）和罗又伦到南京进行磋商。
据参加这次磋商的巴大维记载；5月5日、6日，赵家骧等向蒋介石详细申述了打通沈锦线行动不能如期进行的理由。
一是在进行这种进攻前必须得到华北的增援部队；二是共军已经知道国军打通沈锦走廊的意图，正在调动军队以中止国军行动；三是东北“剿总”需要更多时间训练和组织更多军队。
蒋介石鉴于东北各将领的普遍反对，不得不放弃打通沈锦线，撤退沈阳主力的方案。
重新确立东北作战的指导方针。
对此，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和巴大维非常失望，认为：东北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另一个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如果这次行动不能确保，“以后就确定地不可能了”。
6月间，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都市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研究东北作战问题。
决定东北在战略上“暂取守势。
待秋收后作大吃小之远程奔袭。
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8月初，卫立煌参加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他在会上提出了关于东北作战的意见。
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
目标是锦州，对长春、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
据此，东北国军必须：第一，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之计划，但不能轻举妄动。
须首先应付解放军的10月攻势。
第二，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
原则上不放弃沈阳，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必要时军队改为轻装，准备作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有计划地撤退，不能运走的破坏之。
第三，坚守长春以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
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确定，东北的作战必须：“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8月7日，南京国防部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称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作战方针是：继续维持现有态势，固守长、沈、锦三点，以求稳定。
（四）卫立煌固守东北的措施1.哄骗宣传，以振士气东北国民党军连遭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失败情绪蔓延。
卫立煌认为，“士气之振奋实为稳定东北大局最有效之强心剂”。
为提高官兵士气，他大淡沈阳可以长期固守的有利条件，以增强他们的信心。
他说：我们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可以凭借坚固工事，采取纵深配备，以逸待劳，稳扎稳打，有把握守住沈阳。
共军若来攻坚，死伤必大。
容易挫伤士气。
同时，采取哄骗的办法，如大讲政府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美式装备的新军，几个月内将开到东北来大举反攻，只要能守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企图以此来维系军心士气。
2.扩充兵力，整训部队兵力不足，是卫立煌十分忧虑的一个问题。
他曾多次呼请蒋介石增兵东北，均未能如愿。
于是加紧补充兵员。
扩充实力。
首先是补充战斗部队缺额。
卫立煌指示沈阳各军。
将遭解放军歼灭性打击、缺额最多的师拆散，其士兵补充各该军其他师；保留的师番号和军官则由沈阳空运锦州、山海关地区，补充由关内运来的部分新兵。
当时由沈阳空运锦州、山海关地区准备增补兵员的部队番号有：新编第6军暂编第62师、第49军第26师、第52军暂编第54师、第71军第88师。
其次是重建了在冬季作战中被歼灭的新编第5军（辖第26师。
暂编第50、第60师），新建了新编第8军（辖第88师，暂编第54、第55师）。
该2军主要由地方部队编成，战斗力很差。
如暂编第50师是由热河地方部队改编，约3000人；暂编第60师是由辽阳县保安总队改编，约5000人；暂编第55师是由铁路交通警察部队改编，只有千余人。
此外，还收容流亡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志愿兵团”，仅长春即组织了6个团，约七八干人。
卫立煌还企图通过整军经武，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力来弥补兵力的不足。
他“一再强调只要部队训练好就有办法”。
要求部队加强战斗演习和射击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
据此，新编第1、第6军在沈阳附近举行陆空联合协同防御演习，第71军在巨流河举行防御战演习。
第49军举行射击训练和近距离战斗演习，等等。
尽管卫立煌采取了种种措施，整训部队，但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
南京国防部在“（民国）三十七年秋季东北方面作战经过概要”中，谈到战前部队状况时说：冬季作战失利后，“因各部损失过巨，士气消沉。
虽经整补半载。
军心战力均未复常态。
将士亦多无斗志”。
3.加固工事，抢囤粮食卫立煌为实现其长期固守长、沈、锦的计划，到职伊始，即责令“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在长春、沈阳、锦州、抚顺、本溪等城市一律建成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加紧抢修锦西机场，并计划扩建沈阳、锦州机场。
卫立煌视察时给官兵们打气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坚固的水泥工事呢？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这佯好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由于建筑材料缺乏，加之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工程进展缓慢。
粮食问题对长春、沈阳、锦州等地国民党军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由于空运能力有限，蒋介石曾要求东北“各部队主食应尽量就地征购，并极力扩大占领区，抢购粮食，以减轻空运的负担”。
但由于控制区面积太少，不少县又发生严重虫灾。
秋季收成不好，加之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抢购粮食非常困难。
沈阳守军虽在周围抢购小麦2000万公斤，但仅敷2个月之需。
长春守军到1948年5月下旬，购囤军粮约150万公斤，加上市内原有存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
4.竭力争取美援为解决武器装备不足和运输补给困难的矛盾，卫立煌竭力争取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援助。
为方便与之接洽，南京统帅部任命与美军顾问团关系较密切的刘耀汉任联勤总部第6补给司令部司令（驻沈阳）。
蒋介石并于1948年3月24日亲自与巴大维会商向沈阳增加武器、弹药援助和帮助运输粮食等问题。
巴大维向美国政府建议，“把在日本的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中的12架立刻转交中国当局，以协助运输粮食”。
美国政府批准16到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转交国民党军使用。
4月初，卫立煌偕刘耀汉在南京与巴大维会晤，交涉装备补充与运输补给问题，巴大维同意尽量协助。
5月11日，巴大维率顾问团成员一行9人赴沈阳、抚顺等地，主要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及容机量；视察新编第1、第3、第6军及第207师等部队美械装备，准备更换超龄的轻重武器，重新输送10个师的美式装备，预定在1949年3、4月间运到东北。
卫立煌认为，只要美国“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然而，尚未等到美援10个师装备运到东北，卫立煌集团就全军覆没了。
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方针与部署（一）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策东北与华北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
两区国民党军经常在战略战役上策应、配合作战。
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运筹该两区作战时。
也把东北与华北解放军联系在一起考虑。
早在1947年5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身）刚刚发起夏季攻势不久，毛泽东就在致林彪、高岗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
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
希望你们“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守军，发动群众，扩大军队，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创造条件。
同时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
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7月，当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在酝酿今后全军作战计划时，致电中央工委及晋察冀、东北军区领导人，就东北、晋察冀解放军下步行动作了总体部署：晋察冀野战军在石家庄战役结束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守军作战，准备以3、4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守军充分削弱。
然后与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
东北民主联军于夏季攻势结束后休整一时期，然后以4至6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
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
配合晋察冀、晋绥部队进攻平绥路。
北线（即东北、晋察冀、晋绥解放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北平、天津、沈阳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
并强调：“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
同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秋季攻势，东北国民党军采取“依托重点，向外围扩张”的防御方针，以较多兵力守城，解放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机会相对减少。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0月13日电示林彪：在国民党军采取战略守势，我集中大军难求大运动战的情况下，东北解放军应学习南线各野战军组织野战机动兵团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的经验，也将东北解放军编组成若干个兵力不等的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
并提出：“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
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12月1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毛泽东，提出对东北、华北作战的看法。
电报说：秋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国民党军处于守城状态，我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只有集中兵力打大据点和对付6到8个师的增援。
今后一般的都会处在这种情况，而且国民党军集中兵力的程度还会增加。
如果我们不能打这样情况的仗，就会使形势变成相持的形势。
“要打破这种形势，除依靠黄河以南的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和各根据地继续调动和歼灭敌人外，还需要解放区内部能打敌之大据点（一到三个师守的据点），并能在六十到一百二十里行程内外，打敌七八个师的增援。
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能把战略反攻的阶段，发展成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能做到收复解放区内的一切城市（除三五个最大的城市外，最后做到将剩下的几个大城市也能夺取）。”林彪等认为，解决这样的任务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有4、5个纵队攻城，又有6、7个纵队打增援。
那差不多在东北和华北不能夺下的城市和不能歼火的援军就很少了。
如东北形势大体解决后，以主力或全力入关与晋察冀部队会合，则更能打大据点和打大增援。
若继续南下，则打大仗的力量就更增加，全国局面就会根本变化。
毛泽东赞成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意见，在1948年1月11日致东北解放军（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只要你们用一切办法，将东北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加以削弱，如平均每月歼1个师以上，1年内歼12个师以上，就可能使自已转入有利地位。
1948年初，国民党在东北的弃守问题上争论不决。
对于东北国民党军的动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
2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
从我们方面来说，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国民党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
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晋察冀部队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
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
同时，毛泽东也估计到。
即“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从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由东北向华北、华中撤退形势考虑，毛泽东指出：如果东北解放军主力下一步作战指向北宁线，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地带，对于应付东北国民党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可见，毛泽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东北国民党军应就地歼灭，应尽力阻止其撤退。
以免影响关内其他战场的作战。
（二）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先打长春”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抑留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的战略决策，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是赞成的。
林彪在1948年2月10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
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3月4日，罗荣桓在东北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就是“截断敌退路，继续分割、孤立、围攻敌人，准备吸引和打击敌人新的增援，争取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敌”。
对于如何抑留东北国民党军，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看法是：东北国民党军如果要撤退，其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火占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
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
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
因此，抓住吉林、长春的守军。
就可以使蒋介石难下撤退东北的决心。
4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分析东北战场形势，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方案。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潭政将研究结果向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作了报告。
报告认为：“估计敌目前在东北的基本企图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藉以阻止我军入关，并企图利用辽河、太子河的掩护，经辽中、台安相机打通沈阳、锦州间的汽车路的交通。”根据这一判断，东北局提出了“作战的根本意见”，这就是攻长春打沈阳援军。
计划以7个纵队攻长春；以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击由沈阳出援的国民党军；以3个纵队及各独立师，在锦州、沈阳间，沈阳、四平间牵制。
战役第一步以10到15天时间，进行攻城准备和外围作战，同时极力吸引沈阳援军北上。
第二步，如沈阳出兵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如沈阳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总攻，力争在10到15天左右时间结束战斗。
为确保攻长作战胜利，报告建议晋察冀军区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在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牵制锦州范汉杰部，不使其会同沈阳国民党军一齐北上增援长春。
并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报告除攻长春打沈阳援军的方案外，对其他作战方案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打沈阳外围各分散据点，守军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防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守军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兵力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军打通沈锦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即便敌军出来打通，我军主力一向沈锦线前进时。
敌军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
或冀东，或平绥前进，在敌军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4、5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而不好打，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如以一部兵力（如3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到又攻城又打援则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
中共中央东北局最后认为：“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其他方案都“不甚适宜”，并提出5月中旬即发起长春作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报告，进行了慎重的研究。
决定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
同时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
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可见，毛泽东虽然同意先打长春，但又为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尔后重新考虑南下北宁线作战留有余地。
为配合东北作战，中央军委于同日电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以3个纵队于5月15日以前到达热河境内，牵制傅作义集团和锦州地区国民党军。
不使其北上增援。
同时告诫林彪等，“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5月中旬，正当东北解放军准备进行长春战役时，长春守军以“搜购粮食”和保护大房身机场不受解放军炮火威胁为目的，出动新7军1个半师、第60军1个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出击，于5月19日占领小合隆。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决心抓住长春守军脱离坚固阵地向外出击的有利时机，以第1、第6纵队，第12纵队第34、第36师和独立第6、第7、第8、第9、第10师，采取奔袭手段，首先围歼小合隆地区国民党军，并吸引长春守军出援而歼灭之，尔后集中主力攻击长春市区。
5月24日发起战斗。
郑洞国见势不妙，命令出击部队迅速撤回市区。
这一仗，解放军歼灭暂编第56师等部6000余人，占领大房身机场和长春外围一些据点，但自身伤亡2100余人。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作战中也暴露了部队在战术、技术上存在不少问题。
5月29日，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将长春外围作战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报告说：此次作战结果表明，我们预先对长春守军的战斗力、兵力和工事等估计均有不足之处。
考虑到各纵、师首长对攻占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经东北局常委讨论，“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或者采取“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圳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的方针。
接到上述电报后，中央军委再一次研究了东北作战问题。
为全面了解东北战场的实际情况，以便通盘考虑作战决策，中央军委连续致电东北解放军领导人询问有关问题。
6月1日7时电，要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回答下列问题：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8天作战部队伤亡多少；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已和第60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破方法；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
反复研究攻克守军阵地的方法；是否停止攻击或还在攻击；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是否已召开纵、师干部会议详细检讨经验。
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沈阳方面反映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
局势将会怎样”。
等等。
同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在回答了上述问题后说：“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同时转去了李天佑、黄永胜两纵队关于打长春意见的电报。
6月3日，朱德看了李天佑、黄永胜的来电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如，守军总体战斗力不强；援军很远，我军围城打援亦有利；守军粮、弹的补充均靠空中补给，不能持久；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有2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即够，其余的可打援。
朱德还提出了“强攻与长围”两种打法。
同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予回答：第一，以2个或3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7个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
是否可能。
第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1／3以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
以一部围困，主力休整待机。
第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起一次大消耗。
6月5日，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东北部队行动的3个方案。
第1方案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无把握的仗。
成功的可能较少。
不能成功的可能则较多。
一是攻城打援兵力不能达到3倍甚至4、5倍于敌；二是在家务方面（主要是炮和炮弹）、供应线方面和技术条件方面还有许多不够；三是打长春是第一个大城市，如打不下，影响士气，也影响群众，对整个战局不利，特别是“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
第2方案是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
他们认为，日前也不宜采取此一行动方案。
一是南下后可能到处扑空或遇着同样不好打的敌人；二是粮食补给困难；三是长春之敌将乘机退回沈阳，造成两头失利的结局。
“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那时我军以一部围困沈阳，主力去热河、冀东，则较为有利”。
第3方案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2个月到4个月。
在此时期内力求吸引沈阳之敌出援而于运动中歼灭之，同时进行练兵。
此期内如未求得打援，那时我新老部队经过训练，战力提高，同时长春之敌久被困饿。
估计总攻击开始后，战斗发展必快，在敌增援部队未到前，即可解决长春之敌。
他们认为目前采取此案，“除多费去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6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基本同意你们来电所提第3方案，“即用三个月到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
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并对攻城与打援的部署和战法作了详细指示。
中央军委认为，从全局上看南下作战更为有利，但首先争取长存战役的胜利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长春攻克后。
为东北全军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二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三是增强全国各战场部队攻克敌坚固没防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的信心。
中央军委同时也指出：在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期间，“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6月上旬决定。
以第12纵队等部共8个师担任围困长春任务；主力进行攻城训练和准备打援。
6月25日开始，对长春正式实行“久困长围”。
（三）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心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原计划以围困长春的行动来调动沈阳国民党军出援而歼灭之，但由于东北解放军不真打长春，卫立煌始终没有采取救援长春的行动，攻城打援的计划无法实现。
这样，东北解放军主力处在长春、沈阳之间地区于无用武之地。
而在此期间，关内各野战军对国民党军不断发动攻势，全国的军事形势迅速发展。
为了改变东北解放军这种无所作为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于7月中旬重新研究了作战行动问题，并于7月20日将研究结果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报告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常委们认为，一是长春守军10万。
工事与建筑物均甚坚固。
如我正式攻击长春，须有3至4倍于长春守军即30万至40万人的力量，才能取得战役全胜。
而我们能用以攻长春的兵力只有7个纵队另5个独立师。
还不够3倍，虽有突破长春的绝对把握。
但每日在飞机炮火下，兵力消耗必大，很难支持到战斗胜利结束，极可能出现像去年四平战斗那样因兵力消耗大而不得不自动撤出战斗的情况。
二是在我主力投入长春纵深战斗时，沈阳甚至锦州之守军必然北援，大约在20万。
而我打援兵力只有4个纵队（须留1个纵队在锦州附近担任牵制任务），估计只能迟滞和部分歼灭，不可能全歼和阻住援军。
如届时我攻城军还未打下长春，又因消耗甚大不能转入打援，则援军与守军可能会合，我不得不撤出战斗，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仗就带着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
如此仗不成功，“则影响今后作战太大，非普通部分部队攻击不成功的情形可比，使一相当的时期内不能给全国胜利以有利的配合”，从而陷于被动地位。
基于以上分析，决定放弃攻占长春的计划，改为“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
报告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
一是北宁线上各分散据点之守军比较薄弱，新兵多，战力不强，利于各个歼灭。
二是9月底10月初正值热河、冀东秋收之时。
粮食可就地取给，南下作战最大的粮食困难可以解决。
同时，到9月底铁路可通到义县附近。
汽车路也在加紧修复，可从后方输送粮食至战区。
报告还提出了南下作战的初步方案：预定于8月中旬开始南下作战，第一步以奔袭手段包围歼灭锦州以北之义县及北宁线锦（州）榆（山海关）段之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5城之守军；第二步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肃清北平以北之国民党军；第三步或配合晋察冀野战军夺取张家口和打援，肃清平绥路上大小据点，全部消灭傅作义在西面的力量；或去冀东攻唐山和打援；第四步夺取保定和打援。
尔后总的行动趋势是继续向南或继续向西。
报告还对东北解放军主力南下作战后可能引起的东北战局变化进行了分析。
报告说：东北解放军主力南下后，长春之郑洞国集团因不能达到牵制解放军于北之目的，则定会乘机南退。
我们就能如同过去收复通化、吉林等地一样收复长春，并乘敌撤退时歼其一部；沈阳之第8、第9兵团在关内解放军各战场继续大胜和东北解放军业已进关的条件下，稍迟时日亦必然撤退；只有锦州之范汉杰集团可能还在东北拖延一个较长时间，而最后或被歼或逃走。
如此，在东北境内不须经过特别大的战斗，便可达到解放全东北的可能。
7月22日，东北解放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晋察冀野战军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
以减轻南下作战的压力。
东北解放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是中央军委、毛泽东最早提出并反复强调的行动方针。
因此，在收到东北解放军领导人上述电报后，立即于7月22日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
“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已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
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同时指出：还必须向全军指战员说明南下作战“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
诸如粮食困难，某些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
使指战员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
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
中央军委强调指出：东北解放军必须加紧进行南下作战的政治动员和粮食等项准备工作；指挥机关应先期南下；东北局应速加强冀察热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以保征东北解放军8月间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
为配合东北解放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中央军委于7月23日命令华北军区组成西进兵团（第3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向绥远出击，调动傅作义集团向西，使其不出关少出关增援东北战场。
但这时，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对南下作战仍有顾虑，其中包括傅作义部出关增援东北。
8月6日、8日和11日曾先后致电中央军委提出：由华北第3兵团于东北主力南下之前先行出击绥远，吸引傅作义集团一部西援，而“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南下的粮食、道路、雨具等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无法肯定”等问题。
中央军委接电后于8月7日、9日、12日复电，反复告诫东北解放军领导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强调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在中央军委的坚持下，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加紧了南下作战的粮食、道路等项准备工作，并于8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四）辽沈战役方针的确定南下作战的行动方针确定后，第1步攻击北宁线是明确的。
但以锦州作为北宁线作战的重点，是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步确定的。
北宁线是联结东北和华北最重要的陆上通道，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林彪、罗荣恒、刘亚楼在7月20日拟定的初步作战方案中规定，第1步是攻占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5城；第2步是转到平承、平绥、平保线作战。
没有把锦州列入计划。
22日，东北解放军领导人在同晋察冀到东北参观干部的谈话中了解到华北国党军十分空虚的情况。
遂于同日致电中央军委：如华北确实空虚，则东北主力南下与晋察冀野战军配合作战，有夺取天津、北平的可能。
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守军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
并说，如能调动傅作义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有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30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找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原因是：第一，“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第二，从粮食补给来说，“西面粮食极为困难”。
4月间，晋察冀以2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机会，而东面则是产粮区，粮食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8月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再次报告了南下作战的行动计划，仍坚持在攻占北宁线5城之后。
即攻承德或唐山。
电报说：锦州经常驻有7、8个师的兵力。
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
关于中央军委提出如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范汉杰可能全力援傅的问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认为，“在长春敌人未退或歼灭前，沈阳、锦州的敌人向我热河和关内增援的可能不会很快，兵力也不会很大，特别是锦州以南到山海关被我占领时，敌人更很难很快策应傅作义。”6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再次致电中央军委：估计傅作义发现我东北主力南下时，必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主力守大城市的方针。
“我军应采取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以便歼灭傅作义所有各部，和夺取其所守的城市，包括相机夺取平、津之方针”。
因此。
“我们拟歼北宁线上五城之敌以后即攻承德”。
虽然唐山守军较承德少，易于夺取和歼灭，“但唐山战役后对于战役的连续发展作用较小，不如攻了承德能求得连续作战的机会。”行动计划中，还是没有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随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又依据傅作义集团第94军和新编第8军等部已到锦州、唐山以北的不准确消息，于9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说：“判断敌发现我主力南进与在南线展开作战以后。
义县、高桥、沙后所、绥中、前屯卫五处之敌，皆必企图分别向锦州、锦西、山海关三处逃跑，长春敌有可能乘机突围，沈阳之敌有可能先策应长春之敌突围，后向北宁线增援，也可能直接向北宁线增援。
傅作义部如在北平以西未受到我军有力牵制时，亦可能再增加一两个军，会同在滦唐地区之十二军、九十二军向山海关方面增援，以策应北宁沿线之敌。”据此。
我们“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
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
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9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强调指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
目前北宁线上诸敌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
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部队。
“如此。
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
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
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
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
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在中央军委、毛泽东多次指示和反复引导下，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终于将注意力放在锦州，并将锦州列入南下作战计划。
9月6日向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九月五日电对我们行动指示之意见。
此次奔袭如能达到使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未逃回锦州、锦西、山海关集中，则除应继续进攻锦西、山海关外，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
在我两杨兵团之配合下，迟一步唐山亦可能成为有利的进攻目标。”9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指出：你们同意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重点应放在打卫立煌、范汉杰系统的意见，“甚好甚慰”。
在通报了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争第3年作战任务和作战计划后，中央军委更明确地阐述了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指导方针及兵力使用原则。
指出：“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火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
为了歼灭这些敌人。
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
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
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
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
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
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
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
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4月中旬到9月上旬，经过中央军委，毛泽东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反复磋商之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才正式确定下来。
即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切断东北与华北联系，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尔后采用攻锦打援的战法，力争将卫立煌集团各个就地歼灭。
（五）辽沈战役准备1.调整兵力部署9月10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向中央军委表示：“在北宁全线方面（包括锦州、唐山、天津三处在内），只要现时的敌位置无根本变化（小变无关，只要无大变），在此线上任何一个目标我军皆能完全有把握的歼灭与夺取。
此线只有锦州的敌人略多。
但该敌主力不多，新的部队较多，只要我军此次奔袭能将锦州南下之敌堵住，特别是能堵住锦州以南之五十四军，则锦州便成为完全有把握夺取之目标。”电报说：“目前北宁线的作战，最主要的关键在能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则我军第一步即能歼灭在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兵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增援。”同日，林彪、罗荣恒、刘亚楼向各部下达了行动命令，具体部署如下：以第3、第4、第7、第8、第9、第11纵队，第2纵队第5师，冀察热辽独立第4、第6、第8师，及炮纵主力，担任北宁线作战任务。
第一步求歼义县及高桥至昌黎段北宁线上各分散据点之敌，切断北宁线，完成战役展开。
第二步相机攻歼锦州、锦西、山海关之敌。
以第1、第2（欠第5师）、第10纵队位于沈阳以西之新民附近，以第5纵队位于沈阳以北之开原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随时准备参加北宁线作战，或协同围困长春部队求歼长春突围和沈阳北援之敌。
以第6纵队及炮纵一部位于长春以南之伊通地区，协同第12纵队及独立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师，由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担任围困长春任务，随时准备求歼长春突围之敌。
尔后准备南下锦州地区，担任攻锦州或打增援任务。
2.加紧政治动员在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酝酿、确定过程中，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一直在“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下，进行攻长春的各种准备。
为坚定全军南下作战的意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野战军前委于9月7日颁发了部队行动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指出了南下作战的重大意义，和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与可能遇到的困难。
要求全军“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克服困难，连续作战的作风；必须加强军内外团结，模范地学习和遵守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和纪律，特别是新区政策；必须严守秘密，保证行动的突然性；必须提高各级领导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各级党委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连队党支部必须加强战斗堡垒作用。
由于时间紧迫，各部队根据动员令的精神，边行军边动员。
并利用时间，根据各自担负的作战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
3.抢修铁路、公路中央军委曾多次强调应抓紧抢修由东北腹地至北宁线的铁路、公路，以输送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和兵员等。
在野战军主力南下前后，正值东北雨季，“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所未有”，许多铁路、公路和桥梁被大水冲毁。
铁道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日夜突击抢修。
第1支队抢修新（立屯）义（县）线，以支援北宁线作战；第2支队抢修吉（林）长（春）线；第3支队抢修哈（尔滨）长（春）线，以支援围困长春作战；第4支队于梅河口就近抢修。
到战役发起前，基本保障了铁路运输的畅通。
为保证部队的开进和机动，铁道纵队迅速集中车辆，周密组织军运，将笫3纵队等部安全、迅速地运送到辽西前线。
4.调整后勤机构，筹集军需物资为保障大规模作战对后勤工作的需要，在东北军区与野战军分开时，后勤也分成前方后勤和后方后勤。
后方后勤为东北军区后勤部（李富春兼部长），统管军工、军需、供给、运输等，负责对前线部队的物资筹划、采购、制作与运输等任务。
前方后勤即野战军后勤部（钟赤兵任部长兼政治委员），统管6个分部和供给、卫生、军械各部。
后勤分部在军区后勤与各野战部队后勤之间起衔接作用。
第1、第2、第6分部设在新立屯、凌源地区，第3分部设在通辽、彰武地区，第4、第5分部设在农安、四平地区，担负各作战地区物资的转运供应任务。
为解决大军作战所需的粮食，东北局采取了后方输送与就地筹集等办法，在战前筹集了大量粮食。
医疗卫生工作也加紧准备，野战军卫生部指挥12个后方医院和8个兵站医院，及时开赴前线。
5.全力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党政机关。
对支前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与部署。
9月30日，东北局致电热河分局、各省委、地委和市委：“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勇敢的坚决的动员与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此次伟大的战役，以便减轻主力一切不必要的负担，造成主力更加机动。
集中攻歼敌人的有利条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保证一面秋收，一面百分之百地完成支前任务。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地处战区的辽北、吉林、辽宁、热河等省均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以加强对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
东北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
蒋介石抢占东北毛泽东针锋相对1945年8月8日，前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远东。
从东、北、西三路攻入中国境内，日本关东军全线崩溃。
西路后贝加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3个师）和五十三集团军（3个军）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昭乌达盟、哲里木盟进入辽西地区，18日至31日，解放了赤峰、朝阳、凌源、叶柏寿、北票等城镇。
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集结于平泉、凌源、叶柏寿地区，并向山海关方向派出侦察、先遣支队，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
第五十三集团军经农乃庙、林东到奈曼、宝国吐到北票，并向朝阳、锦州地区派出了先遣侦察支队，8月31日，集团军主力集结于朝阳、北票、阜新、开鲁地区。
为配合苏军作战，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10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派部队挺进热河（旧省名，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1955年撤销）、东北。
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在曾克林、唐凯的率领下，29日到达山海关时，由于有日伪军守卫，冒雨绕道九门口，直插绥中县前所车站，歼灭了伪军400余人，切断了山海关与绥中的联系，在辽西走廊上站住了脚。
30日上午，由建昌而来的苏军第十七集团军先遣支队与十六军分区部队会师，商定回攻山海关，12时，事先派参谋董占林和1名苏军上尉，去山海关日军司令部，以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和前苏联红军司令代表的名义向日军发出通牒，限令日伪军于本日14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的向中苏军队投降”，日军借口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
17时，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第十二团、十八团配合苏军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激战两个小时，占领了山海关，俘日军250多人，伪军1500人，打通了关内外的交通，使华北与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挺进东北的部队开辟了通路。
9月3日，曾克林、唐凯率部向锦州、沈阳疾进，沿途收复了绥中、兴城、锦西，解除了伪满两个旅的武装。
4日，乘火车到达锦州，在苏军的配合下，歼灭了北大营的日伪混合旅5000余人，接管了锦州。
十八团留500人驻守锦州，组建了锦州卫戍司令部，十二团继续北上，5日晨，乘火车抵达沈阳。
十八团在辽西地区，先扩编为3个营，再扩为6个团5个直属营，即六十四团驻阜新、彰武，六十五团驻绥中、兴城、锦西，六十六团驻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六十七团驻北票、朝阳，六十八团驻阜新，六十九团驻锦州，兵力达1．5万人，奉命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二十二旅，同时，各地还组建了县大队（支队），每个大队约700人左右，地方武装共达8000余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除霸剿匪、建立地方政权，完全控制了辽西地区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设法抢占东北，蒋介石以举行“重庆谈判”为名，争取时间，调动部队。
8月30日，蒋介石组成军事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主任。
10月18日，将原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为司令长官，首先空运两个军到平津地区，同时海运部队，准备在东北登陆，将登陆地点开始选在营口，派人前去联系时，发现苏军已经撤离，被东北人民自治军控制，又想改在葫芦岛，遭到锦州苏军和冀热辽军区的警告阻止，为不引起对苏军作战的危险，经与美军协商，把登陆地点改在了秦皇岛，10月底，国民党军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共7万人，海运秦皇岛港上岸，拟向山海关进攻。
当时，山海关驻有冀热辽军区十九旅两个团（在冀东地区新组建），从辽西调来的二十二旅六十四团，11月3日，山东军区七师赶到，守卫山海关的总兵力达1．1万人，由七师师长杨国夫任总指挥，十九旅旅长张鹤鸣为副总指挥。
国民党军集结调整后，经过一周的试探性进攻，发现山海关守军兵力不大，11月15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全面进攻，以主力十三军四师、八十九师从正面攻击，以十三军五十四师向九门口进攻，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从义院口实施侧后迂回，战至16日，五十四师占九门口。
由于兵力不足，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山海关守军主动撤出战斗，节节阻击北退，国民党军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进攻东北的大门。
18日，国民党十三军前卫团占领了绥中，沿沈（阳）山（海关）公路乘汽车跟踪追击，山东七师和二十二旅六十四团，交替掩护，顽强阻击，六十五团也赶至兴城、首山一线，掩护部队后撤，在此六十五团二营与六十四团奋战一昼夜，经顽强抗击，歼灭国民党军800人，但我军伤亡也很大，奉命撤出战斗，转向锦州西南的女儿河、小岭子地区，在小岭子机场，炸毁了缴获日军的20多架飞机。
22日，国民党军进至锦西、葫芦岛，向锦州发起了进攻，其十三军主力沿公路北上，八十九师越过大小虹螺山沿锦州的西南迂回北上。
东北人民自治军视当时的态势，于25日撤出了锦州，中共辽西地方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向朝阳、阜新农村转移，已到达锦州地区的各部队分别撤至义县、黑山、北镇等地休整，11月26日，锦州被国民党军占领。
多年后蒋介石在《蒋总统秘录》中写道：假定说登陆地点是营口，则到达东三省心脏部位的沈阳只有150公里平原路程，可是由秦皇岛前往，则有3倍于营口距离，而且自秦皇岛至锦州之间约200公里的海岸线，是从热河绵亘而来的山脉陡然入海，形成天然隘路。
大军投入这个地带，集中作战与展开都不可能。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是易守难攻的地形。
然而由关内循路向东北推进，却只有通过这个山海之间的关山难越的惟一走廊。
虽然只前进200公里，但差不多就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作战时间，时间损失太大了。
11月27日，出关的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一师（简称山东一师）、华中新四军三师一部向高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反击，未获得成效。
12月8日，山东一师和三师七旅在锦州北上齐台，向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发动了进攻，毙伤国民党军数十人，但七旅有一定伤亡。
12月23日，国民党军经过调整，兵分两路继续北上、西进，其五十二军（欠一九五师）向沈阳方向发展进攻；十三军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向义县、阜新、朝阳、凌源方向推进，至1946年1月12日，占领了辽西大部地区，十三军主力即向承德发展。
1946年5月，四平战役后，为配合北满的作战，冀热辽军区进行了“热河战役”，以收复失地，冀热辽军区三十旅歼灭了平庄的国民党十三军一六二团，热辽军分区部队对北票的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工兵营和地方保安部队发起了进攻，攻克部分据点，歼其一部，因其援军赶到，撤出了战斗。
同时破袭铁路交通线，锦（州）承（德）线被彻底破坏23公里，53天不能通车，将叶（柏寿）赤（峰）线高大门至乃林段破坏，北宁线山海关至绥中段沿线车站被攻占，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连，破坏桥梁18座。
“热河战役”迫使国民党军从关内调兵增援，6月，国民党九十三军到达锦州地区后，协同地方武装部队先后4次向热东地区（今锦州及朝阳大凌河以南地区）进行“扫荡”，在宽邦、药王庙、明水塘门、和尚房子、山咀子等地，同热东军分区部队发生多次战斗，8月，接替十三军在辽西地区的防务。
1947年夏，陈诚到东北，提出“确保北宁线，打通锦承路”的方针，9月，当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准备破袭北宁线（北京至沈阳）时，陈诚令国民党军向北宁路以西热东地区进犯，确保北宁路安全。
国民党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欠三团）出锦州经虹螺蚬向新台边门出击；暂五十师一、二团从绥中进至梨树沟以南三道沟、大小白石水一带。
东北民主联军抓住战机，决心集中八、九纵队和热河独立师将其各个歼灭。
13日，八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独立一师，分别从赤峰和凌源到达药王庙；六家子地区，二十三师六十八团进至新台边门西南上、下富尔沟地区，割断两路国民党军的联系、阻止从新台边门向梨树沟门增援。
热河独立一师佯攻新台边门暂二十二师，进行箝制。
14日，八纵队二十四师、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及热东军分区部队向三道沟、大小白石水攻击时，发现国民党暂五十师已进至梨树沟门，随即跟踪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将暂五十师大部及一部分地主武装“清剿队”共3000余人歼灭，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梨树沟门战斗的胜利。
15日，进至新台边门的暂二十二师得知暂五十师被歼，退缩到杨杖子建立据点，八纵队二十三师主力、冀察热辽军区独立一师跟踪追击至杨杖子，奋战彻夜，夺占了毛祁屯、杨杖子以西一线阵地，16日14时，经炮火准备之后，各部队向杨杖子发起了总攻，二十三师攻占了杨杖子西南的上、下付儿沟，直逼毛祁屯暂二十二师师部，国民党军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反击，被击溃。
东北民主联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攻占子杨杖子东北山后，向毛祁屯北山攻击，六十五团占领了黑鱼沟北山，向杨杖子东北的白杨木沟、东南的高和尚沟迂回，独立一师攻入杨杖子街内，经奋力攻击，暂二十二师全线溃败，一部东逃，被热东军分区部队堵击，一部夺路逃向西南方向，被八纵队阻援的部队歼灭。
第一次杨杖子战斗，俘国民党暂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少将参谋长宁坚以下2560人，毙伤1000人。
在杨杖子激战时，陈诚又令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七十九师、一○五师共4个团的兵力，从锦州经虹螺蚬前去增援。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让开江家屯至新台边门大路，诱四十九军进至新台边门附近，予以歼灭。
18日，八纵队至新台边门、冫工家屯以西待机，九纵队速由冀东北上向八纵队靠拢。
此时，四十九军进至钢屯，行动十分谨慎，直到20日才全部进入杨杖子、毛祁屯地区，加修工事。
八纵统一指挥各部队作出了部署：八纵二十三师担任主攻，在上、下黑鱼沟一线展开，由北向南攻击；二十二师在上、下付儿沟以西地区展开，从西向东攻击；独立一师位于王家屯、石灰窑子南山一线，堵住东逃去路，适时向西侧的毛祁屯方向突击；二十四师为总预备队，集结于上、下中兰沟附近，其七十一团北上大虹螺山一线阻援。
九纵队二十六师、热东军分区部队进至杨杖子东蜂蜜沟、乌云山（今423高地）、孙家沟一线，阻击锦西、兴城方向的来援，二十五师进占杨杖子以南郭家屯、旧门地区，截击溃兵南逃。
21日，各部队对四十九军实施了包围，经战斗夺取了前进阵地，黄昏后，二十三师攻占了杨杖子北制高点323高地，二十二师也占领了附近的高地，一部突入街内，独立一师攻占了指定位置。
22日晨，国民党又派四十九军二十六师由锦州经虹螺舰向杨杖子增援，被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阻于钢屯附近；国民党暂二十二师三团、暂六十师分别从锦西、兴城出援，被九纵队二十六师阻击于乌云山地区。
10时，八纵队对杨杖子守军发起总攻，战至13时，总预备队二十四师加入战斗，国民党军全线动摇，被压缩在毛祁屯附近的狭小地区，黄昏后，国民党四十九军被击溃，大部向旧门方向逃跑，九纵队二十五师正面堵击，八纵队从后面追击，将其歼灭，另一部东逃，被热东军分区部队堵击。
战至23日12时，取得了第二次杨杖子战斗的胜利，除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200余人外逃，其余1．2万人全部被歼。
梨树沟门和两次杨杖子战斗，被称为“辽西三战三捷”，它是东北民主联军在辽西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的运动战。
杨杖子战斗后，陈诚更加认为北宁线十分不稳定，于是又调新六军等部南下，巩固交通，防守两锦地区。
第八、九纵队、独立一师及热东军分区部队，乘势在北宁线兴（城）榆（关）段展开破击战，28日，连续奋战两昼夜，攻克了沿线除绥中外的10余个车站据点，歼国民党军近千人。
在冀东、热东地区民兵、群众的协助下，将该段铁路“大翻身”，烧毁枕木，挖掉路基一部，并炸毁沿线的大小桥梁。
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及骑兵十五团破袭了北宁线上白旗堡33孔铁路桥和中腰堡铁路桥，并阻击了新民来援的国民党七十一军九十一师部队。
10月2日，国民党军派工程部队前来抢修铁路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彻底破坏北宁路大虎山至绕阳河段铁路，使其不能修复”，4日，内蒙古骑兵一师四十二团同骑兵十五团分别在袁家窝棚、励家窝棚以东同时展开破路，国民党军发现后派出数架飞机在空中扫射，破路部队组织了对空射击，并同守备部队展开激战，一夜之间强行破路7公里，毁坏铁轨，火烧枕木，使北宁线交通全部瘫痪，给了陈诚当头一棒。
有人讽刺道：“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跑北站”（指沈阳市内的车站）。
由于秋季攻势的开展，国民党又从关内抽调部队增援东北，八、九纵队、独立一师及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又相继进行了铁路破击战，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调。
10月8日至12日，八纵二十三师、独立一师破坏了锦（州）兴（城）段铁路，将羊圈子至营盘段铁路大都翻烧，攻占了高桥车站。
二十二师、二十四师控制了锦州以西据点，二十四师在白庙子歼国民党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一个营，并袭击了锦州机场。
九纵队将营盘至兴城段铁路拆毁一段，并攻克了营盘、韩家沟两个车站。
12日，刚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暂三军、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十三军五十四师向兴城方向运动，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撤出锦兴铁路段，北上转围义县，破击锦义（县）铁路。
与此同时，七纵队二十师、骑兵一师、骑兵十五团于12日对大虎山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在飞机的支援下，顽强抗击，后经查明，国民党九十四军四十三师一部、新六军1个团已于前一日进至大虎山，使守军兵力大增，于是，攻城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14日，国民党五十三军、暂三军到达了大虎山、黑山地区，企图与新民之国民党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相配合，打通北宁路。
15日，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决定，再次对锦（州）义（县）铁路进行破袭。
九纵队进至田家屯、班吉塔、沈家台一带集结阻援。
16日，八纵队二十四师、独立一师将薛家至泥河子间铁路大翻烧，炸毁桥梁7座，攻克了薛家屯、上齐台、泥河子等车站。
八纵队主力进至义县西南城郊，准备歼灭城内守军九十三军军部及一个团，此时，国民党军暂三军一部、九十四军四十三师、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到达锦州，故放弃了攻歼计划，转向义县西进行破袭。
18日，八纵队用两天时间将义县至金岭寺段铁路破坏，攻克了周家屯、上园、南岭、金岭寺等车站，歼灭国民党军一部，使锦承铁路陷于瘫痪。
20日，东北民主联军围攻北票，意在围点打援，28日，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出义县，率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前去增援，在九关台门被八纵队、九纵队、骑兵师、独立一师阻击，一部被追歼。
11月4日，冀察热辽军区骑兵师在锦县余积屯，歼灭了担任护路任务的国民党军一七四师于大川部（伪称，实为热河地方武装团队）1000余人。
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八纵队、九纵队及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在锦州及辽西地区连续展开歼灭战、破击战，迫使东北国民党军调动主力部队及关内的部队进至辽西地区，有力地配合了整个东北战场和晋察冀地区的作战，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电表扬。
夏秋冬连战皆捷歼顽敌高奏凯歌东北战场经过两年的战争，到1948年3月国民党军已被消灭16个师、23个整团，共32万多人，尚有1个“剿匪”总司令部、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7个旅，加上7万非正规军共55万人，被压缩在仅占东北总面积3％的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控制着锦州至山海关时断时通的铁路，处于欲进无力，欲退难舍的动摇不定的境地。
而东北野战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东北军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
1945年8月，前苏联红军宣布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发表了举行全国规模的对日反攻声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东北进军的命令，各解放区的部队日夜兼程向东北急进。
到1945年11月底，梁兴初率山东一师7500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罗华生率山东二师7500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万毅率山东滨海支队约3500人，到达吉林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七、八、十旅、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共3．2万人，于11月下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罗舜初率山东军区司令部一部、山东三师、警卫三旅约9000人，于1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曾克林、唐凯率冀东军区十六军分区4个小团4000余人，9月初到达锦州地区；吴克华、彭嘉庆率山东五、六师（胶东军区直属队及十四、十六团、东海独立一团、独立三团、西海独立一团、北海独立二团等部队组成）约8000人，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杨国夫率山东七师（渤海军区直属团及地方基干兵团编成）、刘其人率渤海军区3个团（亦称刘其人师）共1．2万人到达山海关地区；罗荣桓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及警卫部队、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于10月至11月到达安东（今丹东）及沈阳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11月到达牡丹江地区；刘转连、宴福生率三五九旅3000余人，于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00人，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邓克明率冀鲁豫一个团约1000人，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沙克率冀中三十一团1500人，于10月上旬到达锦州地区；黄永胜率教导一、二旅各1团3000余人，11月到达热河；文年生率警卫一旅3000余人，10月下旬到达锦州；延安抗大1000人，延安炮校1069人，到达南满（旧称，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以东地区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地区，挺进东北的总兵力约11万人。
另外，从延安、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华中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派往东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美国支援的有利条件，急将抗日战争期间，保留在战略后方，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运送东北，发动内战。
10月底，其先头部队十三军、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后，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11月26日占领锦州。
进入东北的各部队，由于人地生疏，兵力分散，思想准备不足，还没能完全形成战斗力，开始也想同国民党军打几次大仗，阻止其进入东北，但当时的条件不具备，没能实现。
12月上旬，国民党军陷盘山、营口、北镇、黑山、义县、阜新、新立屯等地，到1946年3月，将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调到东北，又占领了朝阳、叶柏寿、凌源、建平、平泉、彰武、新民等地，由于没有受到大的打击，进攻势头强劲。
2月11日，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向法库进犯中，与进犯彰武的二六五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于秀水河子会合，处于孤立突出位置，东北民主联军（先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抓住时机，指挥山东一师、新四军三师七旅于13日黄昏开始外围战斗，14日，向秀水河子守军发起了总攻，将国民党军4个营歼灭，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俘副团长以下900余人，缴获各种炮38门，机枪百余挺及部分武器装备。
三师十旅也在务欢池、泡子站将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二营大部歼灭，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联军在东北首次整营歼灭国民党军的开始，也使东北民主联军树立了信心，鼓舞了士气。
16日，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及师教导队，被四纵、三纵共7个团包围于沙岭子（今盘锦境内），民主联军用5倍于国民党军的兵力，打了48小时，没能歼灭，19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赶来，民主联军被迫撤出了战斗，此役虽毙伤国民党军670人，但东北民主联军的伤亡却为其3倍。
从沙岭子战斗的失利中，东北民主联军总结了教训，认识到单靠过去游击战术来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已经不适用了，从思想到战术上都要有新的转变。
3月13日，苏军撤离沈阳、长春，国民党五十二军进占沈阳后，会同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南、东、北展开了进攻，相继占领了辽阳、抚顺、铁岭，并向本溪进行了重点攻击。
18日，民主联军攻占四平（一战四平），歼灭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及“铁石部队”3000余人，切断了国民党军北上的通路。
此时，国民党又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调到东北，蒋介石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4月2日前突破四平，迅速向北发展，四平成为了国共两军争夺的焦点。
奉中央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4月8日，民主联军集中12个团的兵力，在兴隆泉歼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部，16日，集中14个团将七十一军八十七师诱至四平西南之大洼地区，歼其大部，两次战斗给国民党军进攻四平以重创。
与此同时，4月1日至7日，民主联军进行了三保本溪战斗，三、四纵队将国民党军新六军十四师、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六十军一八二师的进攻击退。
为加强四平方向作战，5月2日，民主联军放弃本溪，转守四平方向。
从5月15日开始，由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10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四平地区展开了重点进攻，右路3个师沿西丰、开原向北进攻；左路2个师向八面城、梨树进攻；中路5个师由铁岭从正面向四平发动了主攻。
民主联军以13个师（旅、支队），展开了四平城区保卫战，激战中，四平东南的塔子山，首先被国民党军新六军突破，在明显劣势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民主联军于18日午夜撤出了战斗，结束了四平保卫战，此役消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民主联军付出了8000人的伤亡代价。
与此同时，从4月18日至28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七师、三五九旅和三师一部，在东满（旧称，指中长路长春至沈阳以东的吉林、西安、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北满（旧称，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西满（旧称，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扶余等地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解决了民主联军前线作战的后顾之忧。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作战，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了后方根据地。
民主联军以浅近的防御的纵深，能长时间坚持，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教训。
四平保卫战后，国民党军又继续北进，占领了西安（今辽源）东丰、海龙、公主岭、伊通。
25日，占领了长春，28日，进占了吉林、德惠、农安，东北民主联军节节抗击，退至松花江以北地区。
就在北满作战紧张之时，中央急令四纵队集中力量，乘南满空虚，在中长路营口、沈阳间，向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发起攻击，将国民党军主力拉回南满，以减少北满的压力。
5月25日，四纵队攻克了鞍山，歼灭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五五一团，由于国民党新一军未及时执行命令，南下增援行动迟缓，5月30日，驻守海城的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五五二团起义，接着驻大石桥、营口的一八四师五五○团也被歼灭，三纵队在沈阳市以东地区展开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抽调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南下回援，削弱了北满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潘朔端的起义在全国战场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瓦解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月31日，民主联军放弃了鞍山、海城。
1946年6月6日，经国共双方商定，东北战场停战半个月，由于关内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无力东北的战事，东北战场停战一直持续了4个月。
在这期间进行了拉法战斗，打掉了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北的据点，确保了延（吉）哈（尔滨）交通线。
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深刻总结了半年来，从山海关至松花江战略撤退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发动群众，开展了剿匪斗争，歼灭了北满大股土匪万余人，创建根据地。
整编了部队，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整编为东、西、南满、松江、合江5个军区，5个纵队、15个师、3个独立师、1个独立团，初步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部队，至11月底，总兵力达36万人，还建立了10万人的民兵自卫队。
但在此期间，国民党又调来了2个军，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共7个军（十三军、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达2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40万人。
由于战线长，为避免两面作战之不利，国民党军采取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解决南满，而后集中力量对付北满。
10月19日，国民党军调集了8个师10万多人，从沈阳出发，兵分三路，向辽东进攻，其右路为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和六十军一八四师（重建），直取岫岩、庄河，迂回安东地区；左路为新一军新三十师、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直指通化地区，切断南北满之间的联系；中路为五十二军二师、二十五师沿沈（阳）安（东）线，向安东的辽东军区机关所在地进犯，其主力沿公路前进，二十五师沿本溪小市、赛马集向凤城东实施翼侧保障。
国民党军叫嚣把民主联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
11月2日，民主联军四纵队集中了8个团，将诱至新开岭地区的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全歼，号称“千里驹”师的杜聿明起家部队，遭到了全部覆灭的下场，粉碎了国民党军进攻辽东的企图。
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整师被歼的开始，有力地掩护了辽东机关的转移，也为后来的“四保临江”战役争取了时间。
新开岭战役后，国民党又调集了新六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七十一军各一部共约10万人，向临江地区进攻，新一军主力扼守松花江以南各要点，阻止东北民主联军北援。
南满解放区只剩下临江、蒙江（今靖宇县）、抚松、长白等4县一块狭小的地区，兵力不足4万人，处境十分不利。
东北民主联军经讨论，统一了思想，采取北拉南打，南拉北打，南北配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确保南满根据地，巩固北满。
1946年12月17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官郑洞国率6个师，向南满展开了第一次进攻，一九五师一个团在六道沟门被民主联军三纵队歼灭，二师五团被击溃，经40余次作战，国民党军被歼灭1700人。
同时，四纵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围困，转战在沈安铁路两侧，出击10天，攻克据点20余处，横扫100公里，吸引了国民党新二十二师、九十一师来援，减轻临江方面的压力。
三纵队抓住战机，再歼国民党军五十二军一部，一保临江取得胜利。
1947年1月5日，北满第一、二、六纵队及3个独立师沿中长路两侧越松花江作战（一下江南），在其塔木、张麻子沟、焦家岭等地，围点打援，出击前哨据点，迫使国民党军从临江方面调兵北援，有力地配合了南满的作战。
1月30日，国民党军又组织了4个师的兵力，分三路第二次进攻临江，号称“常胜军”的一九五师，突出冒进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被三纵队及四纵队十师追歼，并将来援的二○七师三团两个营歼灭。
四纵队击溃了新二十二师，并在沈安线上展开作战，收复了部分失地，历时9昼夜结束了二保临江战斗。
2月13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三攻临江，18日，三纵七、九师在金川南以速战速决行动，歼灭国民党六十军暂二十一师1个团。
三、四纵队转机合围了进至高丽城子的国民党军九十一师主力和二师1个团，高丽城子守军在通化国民党军的接应下，乘夜突围，被追歼一部。
2月21日，北满部队又二次南下松花江，以奔袭行动，攻克城子街、九台、农安，转攻德惠时，长春守军4个师出援，民主联军部队撤回江北。
3月8日，民主联军对突入江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乘势发动了三下江南行动，在靠山屯、德惠、农安间，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大部，破坏了四平至长春段的铁路，16日，撤回江北。
3月27日，国民党又组织了20个团的兵力，向临江发起了第四次进攻，中路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刚从热河调来参战，情况不熟，三纵队和四纵队十师诱其进入三源浦西红石砬子预伏战场，经10小时战斗，全歼国民党军7800人，俘十三军八十九师副师长张孝堂、政工处主任秦世杰，其他部队闻讯纷纷退回。
到1948年4月3日，经4个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使东北民主联军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取得了十分重要的作战经验，同时也改变了东北战场上的形势，打破南北分割的局面，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1947年5月，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当月，展开了夏季攻势，13日，东北民主联军从北满、南满、东满、西满、热河和冀东等6个方向全面发起进攻，以南满、北满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攻击。
集中优势兵力，针对防守薄弱点，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6月14日，一、七纵队和六纵队十七师向四平城发起了攻击（三战四平），由于对国民党军实力估计不足，没能集中使用兵力，战术运用不当，没能攻下全城，致使国民党援军赶到，民主联军部队被迫撤出了战斗。
夏季攻势进行了50天，收复城市24座，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
特别是四平战斗，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获取了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增强了大兵团作战和指挥的能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展开了鲁西南战役，随后，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带插入了一把“钢刀”，全国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配合全国战场形势，东北战场又展开了秋季攻势。
7月，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到东北，接替杜聿明，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陈诚任主任。
陈诚一到东北，就声称要在“6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提出了“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持海口”的战略计划。
9月，民主联军抓住战机，在辽西地区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破袭了北宁路。
一、二、三、四、十纵队向中长路进击，三纵队奔袭威远堡，四纵队攻占八棵树，迫使国民党从关内调兵急援东北。
七纵队在法库、彰武又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反复争夺，九纵队夺取了朝阳。
秋季攻势至11月5日结束，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军6．98万人，解放人口260万，收复土地3．8万平方公里，城市17座，使东北国民党军被迫退守在24座城市内。
秋季攻势后，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整训，总结了战斗经验，决定利用江河封冻季节，再次发动冬季攻势，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压缩其统治区。
1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冒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二纵队围攻法库暂六十二师，转而又协同七纵队攻克了彰武，歼守军四十九军七十九师9000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进至沈阳西北辽河岸边打援，国民党军见大兵压境，不敢出动，为创造战机，东北民主联军将主力隐蔽集结，国民党军误认为主力分散，急拼凑15个师出沈阳西北，以解法库、新立屯之围。
东北民主联军抓住战机将其左路新五军分割包围后，歼灭在公主屯地区，生俘军长陈琳达，公主屯战斗首创了东北战场歼灭国民党整军的范例。
1948年1月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又克辽阳、鞍山、营口、法库。
3月13日，一、三、七纵队及独立二师解放了四平（四战四平）。
冬季攻势进行了100天，夺取了18座城市，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人，解放人口600万，收复土地10．9万平方公里。
经过夏、秋、冬季三大攻势，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其总部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简称“东总”）共歼灭国民党军30．88万人，收复城市77座，解放人口1860万，使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北宁线上狭长地段内。
其中长春10万人，沈阳30万人，锦州及北宁线上15万人。
到1948年3月，东北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解放区扩大，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东北野战军和二线兵团已达到105万人，部队还拥有各种火炮2370门，形成了一支具有多兵种的作战大军，在全国五大战场上，东北战场的形势最为有利。
此时，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为进行辽沈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东北战场已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备为关注的焦点，一场国共双方前所未有的战略决战，正在中央军委的积极运筹之中，决战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