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畴全局十万大军进沈阳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座落在松辽平原的南部，是辽宁省省会所在地，也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
城市面积约8500多平方公里，1948年人口约180多万。
它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远在72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
当时是一个森林茂密、草莽没人、沼泽交错的地方，浑河自东向西南奔流而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生活着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东胡族。
他们勇猛强悍，善于骑射。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00年，北方的燕国派出大将秦开，向辽东进兵，打败了东胡族，得到他们的领地千余里，并从造阳（今河北怀来县）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筑起了长城，以防东胡族卷土重来。
燕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等五个郡，沈阳就在辽东郡境内。
“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古诗中辽东、辽海、辽阳，都是泛指辽沈地区。
“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春水生”等诗句，就是对这一地区历史风物的写照。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置沈州，筑有土城，在旧城内设有乐郊县。
辽末，女真族兴起。
1116年，金太祖完颜曼领兵攻克沈州，废辽代所建兴州、广州和辽州，将其地域统统划归沈州，沈州归东京路所属。
金代沈州下辖五个县。
金末，土城毁于兵火。
元朝改沈州为沈阳路，重筑土城，归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
由于地处沈水（浑河）之北，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方位观，“山北为阴、水北为阳”，以“沈水之阳”命名为沈阳。
从此，“沈阳”这个名称便正式出现在历史上，沿用至今。
明朝先后在沈阳建立了五个卫：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沈阳中护卫，沈阳中屯卫。
后来只剩下了一个沈阳中卫，下辖抚顺、蒲河行户所。
沈阳的砖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元代土城的原址上修筑，新建的砖城周围为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有两重城池，四洞城门，城内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呈十字形交叉，通往四洞城门。
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金”（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先后攻破了沈阳、辽阳，后迁都沈阳。
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着手改造明代的沈阳中卫城。
城墙加高一丈，城上设门楼八座，角楼四座，城门也增至八洞，城内街道由十字形变成“井”字形。
改沈阳名为“谋克敦”，满文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
从此，沈阳改称盛京。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正式即皇帝位，从此清王朝便在沈阳正式确立。
明朝灭亡，清政权移都北京。
盛京从此便成了陪都，亦称“留都”。
清统一全国后，设奉天府于盛京城内。
清朝灭亡后，沈阳成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沈阳是东北的政治中心。
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有好几百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夜悍然在沈阳柳条沟发动侵略战争。
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沈阳于19日晨6时30分沦陷。
4个多月后，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均遭日军侵占。
沈阳市被强行改为奉天市。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9日下午1时15分，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先遣队225人，在沈阳机场空降，并将在机场准备逃往日本的清朝末代皇帝、伪满皇帝溥仪逮捕。
8月20日，苏军进入沈阳，设立了以卡夫东和斯坦克维奇为首的卫戍司令部，接收日伪机关，占领机场、铁路、电台、报社、邮电等重要目标。
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注视着地图上的东北地区。
东北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有“林海”、“后仓”之称。
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邻朝鲜。
中共如能控制东北，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可以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于建立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说，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善于从全局、从长远观察和考虑问题，善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把握有利的机遇。
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前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法，决定派十万大军抢占东北。
最早进入东北并到达沈阳的中共部队是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
从8月中旬开始，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以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进入东北的部队分编为东、中、西三路先遣部队，于8月17日，在李运昌指挥下开始向东北进发。
东路部队第十六军分区之第十第十八团合计近2000人。
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下，从冀东抚宁地区出发，走在最前面，先后配合苏联红军攻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于9月6日乘火车进抵沈阳。
他们本期待着与苏联红军“老大哥”胜利会师的热烈场面，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驻沈阳的苏联红军“老大哥”对他们冷若冰霜。
苏军开始不许他们下车，对这支穿着没有标志的土布军装、手持陈旧武器的队伍突然出现，感到意外也有所怀疑。
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鹏三人带着参谋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
卫戍司令卡夫东少将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卡夫东却回答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曾克林马上反驳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
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
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
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卡夫东大吵一通，不同意八路军进驻沈阳。
曾克林回到火车站和副政委唐凯等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
于是曾克林等又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
当天下午3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
这次俩人态度很强硬。
一见卡夫东，唐凯便伸出胳臂，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纹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叫格拉辛科的政治干部，此人态度和气，处理事务也比较老练。
曾、唐两人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
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
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他们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到距沈阳市30里外的苏家屯去。
尽管这样，与苏军三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2000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战士们枪都上了刺刀，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
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
当了14年亡国奴的沈阳人，总算看到了中国军队。
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行进时，群众前呼后拥，像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
苏军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
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中国军队时，他们对这支军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改变原先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在途中拦住这支队伍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走向小河沿驻地。
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到部队驻地不愿离去。
当天夜里，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副政委到苏军司令部会谈。
他们先询问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
唐凯对答如流。
可能都是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自己人，双方谈话气氛很融洽。
过了一天，即9月7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机关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找曾克林、唐凯，见面就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曾克林、唐凯到达苏军司令部，后贝加尔方面军下属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大将和军事委员杜曼宁中将已在那里等候，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坐。
克拉夫钦柯首先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曾克林马上说明情况：“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
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就是我们这支部队。”行军中的东野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
蒋介石消极抗击，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听了他们的介绍，苏军将领很高兴。
克拉夫钦柯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同志，这个被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誉为最美好的字眼，使同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握手言欢。
接着，双方就八路军如何与苏军配合、如何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都达成一致意见。
经过苏军同意，八路军还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并发布安民告示，负责起市内的治安。
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态度的变化，对于尔后中共领导的武装继续挺进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惜的是，进入沈阳的八路军携带电台功率小，与延安联系不上，不能把这一重要消息传给延安。
恰好这时，驻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中共中央联系。
苏军专门派出一架飞机，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从北陵机场起飞，飞赴延安。
9月14日，苏军的这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
下午，曾克林见到***等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情况。
据称，沈阳地区“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军警武装均待改编”；“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曾克林部现已发展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
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改编保安部队万余人”；“原在东北作苦工之我八路军被俘人员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部）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枝、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苏军代表转达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朱德总司令的问候，并申明苏军将遵守雅尔塔协议。
苏军代表说，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中共中央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
9月15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向党内发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中共中央还规定：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红军驻扎的地方；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治，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
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
国民党在东北与热察两省基础薄弱，现在陆路不通，海路和空中运输困难，所以东北的局势对中共发展极为有利，是“千载一时之机”。
据此，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同志携电台一部于9月15日晨搭乘来延安之苏军飞机去东北。
为了与苏军交往方便，还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报务、译电）上校军衔，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由于驾驶员技术不佳，还没有飞到沈阳，在山海关着陆加油时，一头栽进稻田地，机尾朝了天。
乘客们连同行李全部翻到前舱。
彭真受了脑震荡。
陈云比较幸运，被撞进了驾驶室，没有受伤。
叶季壮受伤最重，被砸得卧地不起，最后被用担架抬出飞机。
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受了轻伤。
飞机严重损坏，不能继续飞行。
一行人只好由当地负责人朱其文给予妥善照顾和安排，改乘火车赴沈阳。
1945年8月24日，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搭乘这架飞机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20多人。
他们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奔赴各自战斗岗位的。
飞机在太行山区的东阳机场着陆，这些人在八路军总部休息一天，刘邓又尽地主之谊招待其他人。
然后其他人又动身步行赶路。
陈毅返回新四军任代军长。
林彪和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一行，原定去山东根据地，由林彪接替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走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共中央“万万火急”电报，要他们立即转道去东北。
军令紧急，他们不顾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夜兼程北上，于10月上旬到山海关，改乘火车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
有人说，林彪是自己要求去东北的。
从历史来说这一点已无关紧要。
林彪1925年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25岁就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1937年抗战爆发，他指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因而威名远扬。
林彪是工于心计的。
比起东北来，山东是太小了，东北可以为他一展军事才能提供广阔的天地。
他又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和苏联军方也可以建立良好关系，总之，无论中央决定还是个人提议，林彪去东北都是必要和正确的选择。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按照中央电报，也要去东北。
罗荣桓从1927年开始就从事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时曾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
此时，罗荣桓已患多年肾癌，身体难以支撑。
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央曾准备让他回延安休养治病。
现在，为了东北的解放，他也不考虑休养的事了。
10月24日，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照顾下，从临沂出发，第二天到达诸城。
由于胶县被国民党部队占据，公路不通不能坐汽车，只好徒步行军。
罗荣桓因病坐担架。
一次行军休息时，罗荣桓尿有血，一位小战士看到了惊讶地说：“血！”罗荣桓亲切地看了看他，微笑地摇摇头说：“小鬼，不要喊呀！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在乎，我尿点血有么子关系！”罗荣桓就这样带病日夜兼程。
11月5日，他们从黄县龙口乘—艘小汽船渡海，快到旅顺口时，遇到苏军巡逻艇进行检查。
罗荣桓一行身着便衣，装扮成商人。
苏军反复盘问，态度蛮横，几经解释无效，罗荣桓找出一张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苏军艇长认出了毛泽东，这才放行。
罗荣桓本想在大连登陆，苏军加以拒绝，不得不绕过大连湾，在貔子窝登陆。
那时坐火车很困难，他们等了两天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一趟运货的闷罐车。
车厢里到处都是马粪、草料，大家动手，将车厢打扫干净，铺上马搭子，放下背包，就挤坐在这闷罐车内。
有位同志一闻空气中还有马粪味，说了一句：“到了东北，还坐这号车！”罗荣桓说：“坐火车比走路快多了，我们到东北，不是来享福，是来打仗的。
今后，还要靠两条腿走路呢。”11月13日下午，罗荣桓赶到沈阳，立即向东北局报到，同彭真和林彪见了面。
陶铸，原定随部队南下到湖广敌占区去开辟工作。
一行人走到河南，冀鲁豫九分区司令员赵东寰用道口烧鸡和宜沟酒招待他们。
这时忽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速去东北工作。
他与妻子曾志等17人，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于10月初抵达沈阳。
由林枫率领的以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的近2000名干部，编为4个大队，组成干部团，9月中旬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察哈尔、古北口、承德等地，日行几十里上百里，与国民党军进行抢占东北的“大竞走”，于10月初赶到沈阳。
此外，根据周恩来指示，从重庆等国统区返回东北的还有高崇民、阎宝航等原籍东北的爱国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对进军东北的要求是急切的。
9月底，中央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强调“时机万分紧迫”，“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斗争有决定作用。
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
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不容许片刻迟缓。”开始山东部队因船只困难，渡海速度较慢，9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致电批评说：“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自1945年8月至12月底，由关内解放区奉命调往东北的部队有：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5个团和1个支队，该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2个团，合计4900余人到达锦州、沈阳、本溪地区。
由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第三十一团1500余人于10月上旬到达锦州。
山东军区所属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支队4个团3500人，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地区。
肖华率领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及直属部队约1000人，在大连老虎滩登陆，10月初抵达安东。
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各两个团约1万人，在第五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的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24日全部进驻营口地区。
山东军区第七师在师长兼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率领下，经陆路抵达冀东，10月下旬进驻山海关地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潮海军区3个团（时称刘其人师）进至河北省古北口地区，随后到达东北。
以上杨国夫与刘其人部共计6个团连同黄荣海率领的1个营在内，共12万余人。
山东军区第二师7500余人，在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的率领下，从海路进入辽东半岛，1月上旬抵达沈阳以南的庄河与鞍山地区。
山东军区第一师7500余人，在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的率领下，于11月中旬从陆路抵达辽西锦州地区。
山东军区第三师8300余人，鲁中警备第三旅4000人，分别在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警备第三旅旅长胡奇才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胶东军区海军支队（亦称田松支队，该支队系1944年郑道济领导的威海伪海军起义部队编成）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从海路到达辽东半岛，11月中旬转赴牡丹江地区。
先后挺进东北的还有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4000人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别进驻安东及沈阳地区。
山东军区奉命进入东北的部队，共有8个师（旅），3个支队，合计6万余人。
华中解放区的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兼参谋长）的率领下，9月28日，从江苏省淮安出发，11月下旬抵达锦州地区。
该师下辖第七旅6900余人，第八旅7000余人，第十旅8000余人，独立旅6000人，另有师直属特务第第第三团共7100余人，全师总兵力35万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副政治委员晏福生、参谋长刘转连率领的3000余人，于1945年10月底到达本溪与抚顺地区。
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第三十二团600余人，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
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一旅与教导第二旅各1个团及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该旅一部3000余人，于11月底到达热河，编入热辽纵队，以后纵队司令员黄永胜率部到达锦州。
由陕甘宁边区进入东北的还有延安总部直属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等，合计2000余人，于12月底先后到达通化市。
另外，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1500余人亦相继进入东北。
以上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合计11万人。
人民解放军通过新民县巨流河大桥，向沈阳逼近从关内各解放区派往东北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100个团的各级干部），亦陆续抵达东北。
总计进入东北地区的部队与各类干部已达13万人。
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中共中央除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去东北工作外，相继派遣去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
9月18日，东北局的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平安到达沈阳。
当天晚上，彭真、陈云等住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19日，在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曾克林、唐凯、段子俊、刘达、段苏权等20来人参加。
会上，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心和战略方针，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计划。
当前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强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在接管的城市中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
9月23日，彭真由沈阳向延安发电报告：“满州发展条件甚好，现我军已由2000人发展到47万人，原辽宁省政权已全部接收。”东北局首先抓政权建设，在所占地区建立省、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
在东北局领导下，沈阳各方面工作也紧张而有秩序的展开。
10月1日，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10月6日，东北局派赵濯华接收伪奉天警察厅，成立沈阳市公安局。
将原市辖11个分局改编为8个分局，建立公安大队。
10月10日，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白希清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
同时，中共沈阳市委成立，陶铸、黄欧东分别任正副书记。
成立沈阳市行动委员会，由陶铸、孔原任正副书记，加强党对沈阳的领导工作。
沈阳市保安司令部成立，焦若愚任副司令员，王一伦任政委，下辖市工人训练总队、祝冢和蒲河等7个保安大队。
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
长期领导白区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陈云，听取沈阳市工运小组负责人的汇报，指示说：“你们这样的工作方法不行。
像白区地下党那样的小手小脚搞，哪年哪月才能把沈阳市总工会建立起来？现在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时候，要抢时间，要把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工作方针结合起来，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力争用十天左右时间，首先把沈阳市总工会建立起来！”10月初，召开了沈阳市职工代表大会，各行业职工代表三百多人，选举成立沈阳市总工会。
党中央派中央委员陈郁从延安来到沈阳，以市总工会顾问名义，领导沈阳和全东北的工人运动。
沈阳市的工会工作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建立了东关、铁西、北关、南关、皇姑屯、苏家屯等地区工会分会，以及铁路、兵工厂、飞机工厂、脚行、窑业、三轮车土产地业工会和基层工作，发展了大批会员。
在沈阳中共党组织建立市总工会的同时，国民党分子也组织了“东北工友会”和“工人自治联盟”两个组织，人数虽不多，却到处挂牌子、撒传单，争夺地盘。
有的工厂同时出现两三个工会组织，引起群众思想混乱。
东北局指示沈阳市总工会，要高举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求解放的旗帜，主动找两个组织负责人进行谈判，把三个工会组织合并起来。
此时，苏联红军沈阳卫戌区司令部在广播电台发表通告，声明在苏军管区内，各种群众组织必须经卫戌司令部批准方为合法。
现经批准承认的沈阳市工人组织是沈阳市总工会，凡未经批准的组织均属非法，必须立即停止活动，撤销组织。
这样，三个工会组织才统一于沈阳总工会。
11月11日在《东北日报》发表《团结合作宣言》，号召全市工人紧急动员起来，为保卫东北和沈阳而战。
沈阳市总工会成立后，上级常委决定，以市总工会武装部名义建立一支1万人的工人武装部队，保卫沈阳，支援战争。
在获得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的默认后，由市总工会武装部长任队长，陈郁任政治委员，东北局派来一些军队干部分别担任副政委、副大队长、参谋长，在大东区、铁西区、大北区、南市区建立四个支队部，队员穿劳工服，头戴八路军军帽，左臂佩带印有中、俄两种文字的“沈阳市总工会工人武装训练队”袖标，配发枪支，保卫工厂和党的机关。
为了加强民主建设，沈阳市首次各界代表会议于城南陈相屯召开，出席各界代表82人，列席约500人，白希清、焦若愚分别作了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迅速推行民主政治，筹选沈阳市参议会。
东北银行在沈阳大西关（伪满中央银行旧址）成立，总经理叶季壮。
同时发行东北地方性币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比价为1元等于伪满币10元。
在11月里，市民主联合政府为解决市民急需，拨煤8000吨进行分配。
另拨煤2000吨、杂粮150万斤，免费救济难民。
后又多次拨粮，救济难民与日侨。
在中共接收沈阳的同时，沈阳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组织和武装特务；李光忱成立“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罗庆春（罗大愚）成立“辽宁省省党部”；张宝慈成立“国民党沈阳市党部”；军统特务齐觉生纠集伪警官成立区党部和“铁血锄奸团”；王书麟自任沈阳市三青团书记长。
沈阳城内接受蒋介石委派和策动的特务、匪徒，组成地下军蠢蠢欲动；许多日伪汉奸，摇身一变，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分子，造谣惑众，滋生事端；市内常有向穿灰棉袄的关内来的老干部、老战士打黑枪的。
一入傍晚，枪声四起，街道冷僻，气氛紧张。
歹徒还在大街上向省主席张学思的座车扔手榴弹，企图谋杀。
有一支来东北的干部部队，刚进沈阳车站，干部下车整队稍息中，就被特务以无声手枪打死一人。
市场萧条，商品匮乏，物价暴涨，人心不稳，局势是动荡不定的。
新成立的沈阳市公安局，破获了伪满军官王书麟为首的“三青团行动委员会”，逮捕了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武装匪徒30多人，摧毁了这个反革命组织。
11月下旬，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勾结日本关东军上校中川成作，组织1000多名匪徒和日本流氓，围攻公安局派出所，企图暴动。
沈阳市公安局及时粉碎了这起暴乱。
同时抄查了国民党省市党部。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进入东北地区部队的番号，决定将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和抗联部队统一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设在沈阳，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为副总司令，肖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已经基本齐备。
抢地盘蒋介石东北空降重庆，江南郊区的黄山，杂花生树，环境幽雅。
在黄山一幢雅致的二层楼别墅里，国民党领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坐在蚰楼中，目光也盯住了挂图上的东北地区。
他心中暗想：“东北，这片辽阔富饶的地方，决不能让它落到共产党手里，否则后患无穷！令蒋介石忧虑的是，他的人马远在西南，距东北太远了。
而中共从西北、华北去东北，可以捷足先登。
国民党政府军队乘美国飞机抢占东北然而，有一点使蒋介石高兴：如果说中共占有地利，他则占有天时。
雅尔塔三巨头会议，斯大林向罗斯福承诺：只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苏军进入东北完成使命后，不超过三个月即撤离东北，将东北主权归还给中国政府。
盟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就是他蒋介石的政府。
蒋介石是有政治头脑和战略意识的。
他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即行动，只是胜利来得太突然，连应派到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
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8月11日发布了几个命令。
这几个命令的要旨是：（一）通令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前，全国军民工作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二）命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加紧作战，一切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疏懈”。
（三）命令沦陷区各色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
乘机赎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四）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区司令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以统筹决定，分令实施。
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另一方面，派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承认外蒙独立、租借旅顺军港等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训练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政府军队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负责接收东北。
熊式辉等到东北，在苏军那里到处碰软钉子。
蒋介石大为恼火，要熊式辉等与苏军交涉。
指出“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一切由苏军负责。”苏军开始仍持敷衍态度。
国民党当局为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于11月15日宣布撤回驻长春的行营。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称：“苏俄违约背信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及秩序的重大威胁，惟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苏联领导人不想得罪实力强大的美国。
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
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履行雅尔塔协议，维护大国的格局和苏联的利益，比支持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要。
何况他对在山沟里奋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还有所怀疑。
11月10日，苏方允许蒋军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
11月12日东北局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
11月15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军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同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风云突变，1945年11月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中共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中共军队。
在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东找到了东北局书记彭真，以粗鲁和傲慢的口气要中共退出沈阳。
彭真和伍修权向他反复耐心地说明了不应撤出的理由，并请他向莫斯科转达意见。
这位少将居然粗暴地说：“要你们退出沈阳，是上级的指示。
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赶你们走！”彭真一听也按捺不住，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双方毫不客气的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当天，彭真等又向苏军提出要与马林诺夫斯基直接面谈，苏军却与中共东北局停止联络，拒不会面。
对苏联的这一决定，东北的中共人员都强烈不满。
刚直不阿的黄克诚甚至提出如苏军强行驱赶也要坚决抵抗，迫使苏军作出让步。
11月20日，东北局将苏方的决定电告中共中央。
同日，中共中央复称：“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
中共中央指出，苏方的态度是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底下的人是执行命令，要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
应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苏联从东北撤军，也不是空手而回。
他们不仅带走了已无价值的末代皇帝，也带走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业设备。
苏联出兵东北后，即从国内调遣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随军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拆运机器设备。
技术力量不够，就强迫被苏军俘虏的日本技师一起干。
装箱所需的木材也就地采集，东北有的是上好木材，可以大量取用。
苏军进驻东北之初，还只是对粮食和其他原料设施实施有系统地没收。
从1945年9月初，开始对工业机器实行有选择地搬迁。
1946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破裂。
1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凡东北境内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
可是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马上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
同时，苏联宣布东北的工业设备都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
随后，苏军利用其在东北的驻军加紧进行搬迁，分陆、海两路，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大连，把这些“战利品”昼夜兼程运回苏联。
在为时半年的大搬迁中，苏军运走的设备并非都是“敌产”。
例如苏军拆走了宁嫩铁路181公里长的铁轨及随属设施。
实际上，这条铁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修完，修筑经费系中国官民筹集，根本就不是苏军所说的“敌产”。
苏军在拆卸机器时，还造成了许多破坏。
如在抚顺火力发电厂，由于发动机和锅炉太大，苏军竟将厂房墙壁拆毁后运出。
苏军拆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使井下的抽水机无法运转，大水淹了矿井。
沈阳飞机制造厂、垣克制造厂、营口制镁厂等大型军工企业，被拆迁得徒留四壁。
包括火车机车在内的5万辆各种车辆被苏军由中长铁路运回国内，剩下的大都破旧不堪。
苏军还从东北各银行拿走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自己发行了10亿占领军用票（红军票），给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损失。
11月21日，苏联驻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市区。
21日夜，中共辽宁工委书记、保卫沈阳行动委员会主任陶铸，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出沈阳。
陶铸当时30多岁，中等身材，粗发浓眉，一口湖南腔，对人热情，平易近人。
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他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显得有些苍老。
自从到沈阳担任领导工作，他感到任务很重，好像在走钢丝，要特别小心谨慎，搞不好会摔下来的，不死也得重伤。
他下定决心，只许把工作做好，决不能把工作做坏，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
他在沈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要抓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工人自卫武装；要准备巷战，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暗杀；还要顶住苏军的种种压力。
他在沈阳忙来忙去，总感到效果不大。
他同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邓华曾向上级请求离开沈阳，让省委和军区到外地，把全省农村工作搞起来，沈阳市内工作由市委书记孔原负责就行了，上级没有同意。
现在，沈阳的工作刚有头绪，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偌大的摊子刚刚铺开，又要卷铺盖撤退。
干部思想不通，组织工作复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事情紧迫，没有准备时间。
11月25日，沈阳苏军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内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真是“相煎何太急”！中共人员从沈阳撤退如同小型的敦刻尔克，难免慌乱。
各自抓交通工具，有的单位很晚才接到通知，甚至没有通知到。
每个中共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一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有近200名冀中来的干部，分配给辽宁省委安排工作，要省委组织部派员带车到城外马三家子接领。
组织部干部肖岗和可慎兴带两辆卡车立即出发，于黄昏前赶到马三家子，把干部组成两个分队，第二天上午由肖岗带一分队乘两辆卡车，先行进城，同时由可慎兴带二分队步行到沈阳西郊的张氏屯，以缩短行程。
待第一分队进城后立即空车返回张氏屯接二分队进城。
不料第一分队卡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
卡车赶到省委组织部，楼下的干部招待所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盆、大米白面狼藉满地。
原来是中共军队一撤，机关已遭洗劫。
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好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经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
肖岗立即进去向省委报告。
陶铸决定设法与城西的干部及可慎兴取得联系，同时就在省委大门口，把两卡车干部按地区和所带的组织关系一分为二，分乘两车，一车立即撤出沈阳去本溪，一车随陶铸撤向辽西。
刚分配调整完毕，省委紧急会议也已结束，陶铸出来就招呼：“肖岗快走，跟我到马三家子集合”。
这一车干部紧随陶铸的车出发，告别沈阳奔赴马三家子。
当时已是26日的黄昏时分，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陶铸已是当日撤离沈阳的最后一批。
他只带着从延安带来的随身之宝马搭子，乘一辆旧式的轿车，到了沈阳西部的马三家子，司机不辞而别溜回沈阳。
当晚，这些人就住在马三家子屯群众家里。
陶铸也一样，被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觉、吃饭、办公，都在一铺小炕上进行。
晚上九点多钟，肖岗到了陶铸住所，报告拟于次日凌晨去城西张氏屯找寻可慎兴所带领的那批冀中的同志。
陶铸同意并嘱咐他路上提高警惕。
翌日凌晨，肖岗化装成当地人，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大衣（这一打扮是市内工作时由省委统一发给的），口袋里揣着手枪，经田间小道，边走边问，到张氏屯街上已经过午。
街上过往人员很多，秩序混乱，但就是不见要找的同志们。
转到后街，忽见几个冀中打扮的女同志，上去一问，正是冀中干部队的，她们是上街买豆腐，准备做晚饭的。
肖岗立即随他们到住地汇合，患难中团聚，大家很高兴，可是不见了可慎兴。
原来干部队昨日下午到达张屯后，一面打尖休息，一面等车回来接；但从下午等到深夜，只听到沈阳方向枪声激烈，许多队伍和城里的居民向张氏屯拥来。
可慎兴估计城内情况有变，心里十分着急。
他与干部们商定：待天一亮，由他只身进城，到城内了解情况，打探消息，干部队的行动必须等他回来，再作决定。
可慎兴是冀东干部，语言相通，情况熟悉，再加上年龄较大，身材魁梧，长袍大褂一身，很像是当地的大商人，他一早出发，午前赶到城里，到省委机关一看，杳无人影，赶紧转到组织部和招待所原址，那里已经驻有打扮得不三不四的国民党地下军。
老可见情况已变，急忙出城，赶回张氏屯。
全队赶紧吃了晚饭，在夜色朦胧中快步行进，到马三家子时已是午夜，见陶铸住室灯光还亮。
当晚肖岗和可慎兴向陶铸报告：干部队已安全归来，陶铸听了也颇为高兴。
11月28日，在马三家子休整一天，陶铸亲自处理沈阳退出后的干部调整、分配事宜。
为了加强沈阳外围各县的工作，不少原在沈阳市委系统的干部，被调到新民、法库、康平、彰武、前旗、库伦等各县旗。
冀中来的干部，也在马三家子分配到各县旗。
沈阳市委由孔原负责组织，撤退到沈阳北郊财落堡，后转移到南郊陈相屯。
曾志在市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得到通知撤出沈阳。
陶铸和省委撤到那里，她也来不及打听，赶忙回区布置工作，要把搞到的一批军用物资运走，又遭到旧警察的袭击，牺牲了5位同志。
到了市委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财落堡，才开了个小追悼会，掩埋了牺牲的同志。
中共党政军从沈阳撤出的当晚，有一些干部在撤退中被敌人杀害。
由延安到沈阳的华奋（浙江人），就是在当晚被叛变的公安队杀死的。
有的区公安分局长是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杀出来的，有的区委书记是在被敌人包围后，经过苏联红军解救出来的。
当时的情况是：中共党政军一撤，事先窥测着的敌人立即行动，群魔乱舞，包围和进攻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和战士。
有的在政府机关或公安队供职的旧人员，立即撕下“革命”的面纱，成为哗变的组织者，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和番号，占领机关，公开宣布为蒋记国民党分店。
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也有在当天混乱中叛变的，也有的撤退中离开逃跑，或隐匿起来另作打算的，也有人撤退到马三家子以后，再跑回沈阳城里的。
但凡是经过中共思想教育的同志，多数是好的，他们在这一突然变化中，坚定地同中共干部一起撤出沈阳，继续战斗，有的人在混乱中向中共干部通风报信，使他们有所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有的人在危难中把中共干部保护起来，护送出城；有的人则被有意留下，作为地下关系。
所有这些同志，都成为经过斗争考验的东北解放初期的本地干部和先进分子。
在沈阳通往本溪的公路上，在东北局撤退的人流里，一辆破旧的老式黑色轿车吭吃吭吃地爬行着。
车上坐着一个人，缩着臂膀，低头闭目，似睡非睡；对车窗外的一切似乎司空见惯。
他就是以后在东北黑土地上大显身手的林彪。
1945年11月29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
“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
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重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后，还曾想在有利时机夺回沈阳。
当时，中共调往东北的干部、部队已经大部到达。
苏方只允许蒋军于苏军撤退前五日内在沈阳、长春各空运1万人，而中共军队已在沈阳作了破坏机场的部署，苏军一撤，即可炸毁机场，阻止蒋军增援；同时沈阳城内的警察中有一部分内应力量。
根据这种情况，彭真、罗荣桓提出：据渝电，蒋军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1万人，我军则可集中3万到4万主力（主要是三纵、四纵）争夺沈阳，集中1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和战都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12月7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蒋介石也想迅速接收东北，尤其是锦州、沈阳、长春等大城市。
他命杜聿明加紧向东北进攻。
杜聿明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一员名将。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中学时就立志从戎，做一名爱国军人。
杜聿明的表哥李鼎铭，是陕北著名开明绅士，堂兄杜斌丞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陕北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杜聿明曾在李鼎铭的成家岔小学和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读书。
1924年4月，杜聿明与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等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有陈赓、李仙洲、黄杰、侯镜如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内部也很快分裂成公开对立的两派。
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的杜聿明，前往南京投奔蒋介石，追随他最崇拜的“校长”。
后杜聿明任陆军第四师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深得师长徐庭瑶的看重。
第四次“围剿”，因攻占霍丘城“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
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显示了杜聿明沉着冷静的指挥才能。
1937年，国民党军成立一个装甲兵团。
蒋介石、徐庭瑶均看中杜聿明，任命他为首任团长。
后装甲兵团扩编为陆军二○○师，杜聿明升任中将师长。
第二○○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又改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则升任该军军长，时年34岁。
第五军是国民党惟一的机械化新军，下辖第二○○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戴安澜、郑洞国、邱清泉分任3个师的师长。
杜聿明率第五军在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中与日军血战18天，取得胜利。
日军第十二旅团共死亡6000余人，其中班长及军官死亡2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亦被击毙。
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们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
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杜聿明后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
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敌5000余人，写下了中国远征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
1945年9月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这就是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