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阎锡山赶跑了袁世凯安插在山西的爪牙——身任山西巡抚使的金永。
其次，阎锡山对当时握有相当权力的黄国梁、孔庚等人进行排挤打击。
黄国梁曾与阎锡山在山西武备军营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还拜过盟兄弟。
山西辛亥革命后，黄国梁也因有功于革命而历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都督府参谋军、十二混成旅旅长。
袁世凯死后，黄国梁筹备扩充军备，想把一个旅扩为一个军，并在太原南郊建成能容纳三、四千人的大营盘。
阎锡山对此非常不满，认为黄国梁的举动，意在取代自己。
后来，大总统黎元洪派代表来太原，曾住在黄国梁府中，阎十分疑忌黄国梁暗中与中央联系，对他进行内外夹攻。
于是，阎锡山命令秘书长贾景德起草电报，发给北京政府，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纲纪，尚复何在”为托辞，请求北京政府撤换黄国梁。
电报拍出后，阎锡山又找来宪兵司令张达三，交给他一道手谕，上书“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命张达三立即执行，并监视黄国梁离开太原。
当夜，张达三派出宪兵一连包围了黄国梁的住宅，并限制旅部官兵与其见面。
黄国梁被迫于次日清晨离开太原，到了北京。
阎即将旅长的空缺，委任孔繁雨尉代理。
阎锡山就这样把他认为对他有严重威胁的重要人物剔除掉了。
1916年（民国5年）7月，段棋瑞内阁将各省军政长官的名称加以修改，将军改为督军，巡抚使改为省长。
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督军，沈铭昌为省长。
阎锡山便更加投靠段祺瑞，借以巩固他耗费心血夺得的山西统治权。
1917年7月，张勋借黎元洪邀请入京调停之机，拥溥仪恢复帝制。
阎锡山在这个复辟王朝的分封中，被授予山西巡抚职务。
当时，阎锡山为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急忙召集省军政要员商讨对策，决定暂时保持缄默，静观动态。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并令各省出兵，会师北京。
阎锡山当即给段祺瑞复电，表示支持，并借机扩充山西兵力为4个旅，以商震、马开崧、孔繁雨尉、赵戴文分别担任旅长，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出发北上，表示支持。
8月1日，段棋瑞再次出任北洋军阀总理。
因为阎锡山积极支持了段棋瑞的行动，使阎在此之前暂时兼任的省长成为实职。
至此，阎锡山便名正言顺地将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阎锡山独掌山西军政大权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在山西实行所谓“用民政治”。
1918年五、六月间，阎锡山在省城太原召集各级官员连续召开政治会议，编制所谓《用民政治大钢》，实际就是要建立秘密“行政册”，以****思想，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山西人民的监视与控制，企图以政治****化手段，把山西建成一个阎氏独立王国。
倭寇践踏1937年10月，日军分两路侵入山西，一路在忻口被阻；一路于11月初攻入娘子关，沿正太铁路长驱直入，进逼太原。
阎锡山率先携其军政官员向南逃窜，阎军风声鹤唳，溃不成军，沿途大肆抢劫，遭害百姓，闹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
日军侵占太原后，建立了残暴的军阀主义统治和汉奸傀儡政权，设立镇压人民的警察特务机关和所谓地方保安部队，用以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
日军以太原为中心，四面出击，对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屠杀。
他们还在太原设立了“俘虏营”（在小东门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杀害中国抗日军民的一所人间地狱。
日本侵略军把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以及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长期关押在这里，进行野蛮的折磨和摧残，成批成批地杀害。
1942年7月7日，山西省工委书记张友清同志就是被他们折磨惨死在这里的。
在敌人“扫荡”中不幸被捕的抗日军民，许多都被提解到太原，关在“工程队”（即俘虏营）里，其中约有70％的人，都因饥饿、瘟疫及被抽血过多以致身染重病或死亡，还有些人被日寇活埋和虐杀。
1941年3月间，日军在“工程队”后院活埋了130多人；6月份，在“工程队”中被敌人在深夜里酷刑打死，而到次晨宣布“急病暴卒”的就在60人以上。
有时敌人还用他们豢养的狼狗折磨受难的人们，将被捕的人下半身埋在地下，令其狼狗扑食上身，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1942年7月间，日军把200多名被俘战士从“工程队”带走，令其新兵“上操”练习，当作“活肉靶子”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估计，八年中，太原“工程队”杀害我抗日军民在12万人以上。
日本侵略军在残害抗日军民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太原的工业大肆进行掠夺，除了运走机器3000多台外，还把原来的太原兵工厂改为修理枪炮的日军兵器厂，把毛织厂改为日军野战衣粮厂。
此外，太原晋华卷烟厂的纸烟、水泥厂的水泥、窑厂的瓷器、铁路工厂的铁轨等，也都成了直接为日军服务的用品，整个太原的工厂实际上变成了日军的“兵站”。
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依靠“武士道”的刺刀，先后在太原设立了控制主要物资的“杂谷组合”、“皮毛组合”、“木材组合”，掌握了全市的经济命脉。
日本商品，从丝麻品到医疗器械，从日用百货到罐头调味，像潮水般涌进太原，施行经济掠夺。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对市场实行了物资管理和物资控制，致使太原私营商业生意萧条，纷纷倒闭。
与经济掠夺相辅而行的还有文化侵略。
这个时期太原的各级学校都被迫增加了日语课，大量删掉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教材。
“中日提携”、“共存共荣”成了对青年灌输奴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日军妄想通过这些手段，使中国人忘掉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变成彻头彻尾的亡国奴。
日寇的统治给太原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遭到迫害最惨的，首先是工人阶级。
日军占领期间，工人劳动强度在12小时以上，而领到的工资，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却连本人也难得温饱，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了。
特别是太原采煤工人的处境，更为凄惨。
许多农民和城市贫民，被赶到东、西山的矿井下，夜以继日地进行牛马般的劳动，动辄遭到日军和汉奸走狗的鞭打和残杀。
在郊区，日伪军队残暴绝伦，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在偏僻山区，穷凶极恶的侵略军采取了惨绝人寰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使广大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大屠杀，激起了太原人民的无比愤怒与反抗。
西山煤矿区是日本侵略军残杀太原人民的又一个人间地狱。
在白家庄村右侧的高家河，数以千计的煤矿工人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半死不活后，一个个被扔进了河沟，然后用刺刀捅，让狼狗咬，全部惨死，整个河沟变成了血泪斑斑的“万人坑”。
为了营救受苦受难的人们，1944年秋，共产党晋绥八分区采取里应外合的夜袭战术，一举拔掉了日伪军在西山的据点，摧毁了他们的碉堡。
八路军“夜袭西山”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重挫。
1945年8月正当日本侵略军准备重修碉堡和增筑炮台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乱施暴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贯进行投机钻营的阎锡山，窃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窜回太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队越战越强，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溃败。
阎锡山的统治，日暮途穷，风雨飘摇。
为了作最后挣扎，他便脱掉“仁慈善政”的外衣，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采取了“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一系列强暴措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梦想以***手段，来维护其即将崩溃的反动政权。
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发展军火工业；在郊区他强制推行极端反动的“兵农合一”。
所谓的“兵农合一”，就是在农村统一登记役龄壮丁，每6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另外5个称为国民兵在家种地，国民兵每人每年出优等粮3石，棉花5斤，以供养常备兵及其家属。
在外做工经商和求学的青年，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由家属交优待粮和棉花。
以村为单位，把土地划成若干等份，交由国民兵领种，领种土地的国民兵，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保留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阎氏所说的“土地村公有”的实质。
阎锡山在太原郊区和晋中各县推行的“兵农合一”，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它是一条逼命、要粮、征兵的铁锁链，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活命，背井离乡，有家难归。
凡实行“兵农合一”的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关门闭户，人心惶惶。
农民含泪抱恨，到处流传着“兵农合一好，到处长荒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歌谣。
在那悲惨的日子里，太原郊区的许多农民被迫卖妻卖子，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中，全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
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在城区，阎锡山实行了臭名远扬的“平民经济”政策。
通过“平民经济”的执行机构，阎锡山控制了整个太原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物价一涨再涨。
最高的时候，太原粮价，超过当时上海2200多倍，居全国第一位。
人们用一块银元买不到2斤杂粮。
特别是解放前夕，阎锡山的“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逐户抢市民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饿死。
在太原新南门外竟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肉包子”。
同贫苦市民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阎锡山和他的官僚们经过3年多的疯狂掠夺，光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在这个时期，阎锡山还在太原实行了空前残暴、灭绝人性的特务统治。
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仅先后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
此外，还有绥署侍参室、黄河通讯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
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和镇压，许多无辜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特务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于非命。
仅特警处3年多时间就秘密处死5000多人。
其中，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庭主妇。
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为了打内战，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大肆修建军事据点的同时，在太原南至武宿机场，北至周家山，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筑方的、圆的、三角的各种战碉，共有5000多座。
在修筑这些工事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被阎军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流尽了汗，累弯了腰，以至受尽折磨而死。
林立的碉堡群成为太原人民灾难的标志。
1947年以后，阎锡山在太原实行了所谓“三自传训”，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城乡人民死于乱棍之下的难以数计。
从农村到工矿，从郊区到城区，在阎锡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残忍的是他独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传训委员会”。
这一组织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凤翔等人组成的，总负责人是梁化之。
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这是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地狱。
阎锡山的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就是要“自己斗争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化同级；下级斗争上级，转化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单位乃至晋中一些县城，普遍地开展“肃伪运动”。
“三自传训”十分残酷，在“自白转生”大会上，有不少伪官员为了表示“转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脸面，个个打得鼻青脸肿。
然后互相打，互相唾，脸上的唾沫横流，谁也不敢擦。
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还要用锥子乱扎，用棍子乱打，用石头乱砸，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的甚至脑壳迸裂，死于非命。
当时，西北制造厂（即抗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的厂长阎树松，是阎锡山的本族孙子。
他遵照他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共查出120个所谓“伪装分子”。
阎锡山根据他的报告，断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共产党培养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厂。
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工厂设立专门肃伪机构，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厂经办“福利室”。
“福利室”设主任1人，秘书2人，领导所谓的工会与同志会。
阎锡山的“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
阎锡山在各工厂开展“三自传训”的程序是“动员、斗争、召训、处理”。
所谓“动员”，就是把全厂员工集中起来，由“福利室”主任训话，大肆诽谤污蔑共产党。
再则，就是把叛徒请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绸，胸挂红花，表示“自白转生”的“荣耀”，诱惑与会者学习。
最后，在“自白不彻底，死在乱棍底”、“有关系交关系（指同共产党的联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的吼叫声中宣布收场。
会场的出口处，都设有“密投箱”，强迫人人写条子，检举共产党。
所谓“斗争”，就是动员之后，“福利室”根据平时调查，把全厂员工分成三批。
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区、交错区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阎管区以内的；第三批是员工家属。
第一批是传训的重点，10～20人为一组，每组的指导员由受过“烘炉训”的特工人员担任。
“自白转生”必须人人过关，自我交代。
被认为“自白”不彻底者，指导员、组长和便衣特务便组织骨干开展斗争，先让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后再指名强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合乎“召训”扣捕标准时为止。
所谓“召训”，比小组斗争更凶狠。
工人们把它称做“过鬼门关”。
召训由职业特务负责进行。
被召训人一进召训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诵“自由流年表”，而召训人则观脸色，摸心跳，找漏洞，见缝下蛆；一旦脸色异常，心跳较快，背诵和写的有矛盾，便马上遭受乱棍毒打，直到承认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才住手。
所谓“处理”，就是通过“召训”，把清查出来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务机关治罪。
工人们在过上述四道“关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晋华卷烟厂女工杨某，年仅15岁，从没见过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斗争会上不说话，被传训长追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某受他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中放毒。
于是，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某被斗得神经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
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与一名叫于三毛的工友说了一会儿话，见人来了便不说了，于是成了斗争对象。
反动分子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让她头上顶一条凳子，两手又各托一条凳子，举上举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牵连，在村里被迫“自白”。
夜里，婆媳会面一谈，知道两人说的有矛盾，吓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撇下一个6岁的孩子，携手跳汾河自尽了。
西山煤矿工人范二米受召训时，召训人硬说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命令打手先用乱棍打，后用火柱烫，最后又用竹签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
阎锡山的永兴堡街道铁军基干主席石祯，硬说搬运工张仁是“暗八路”，在斗争大会上强迫妇女儿童往死里打，一伙妇女儿童不论如何受逼，都不肯用力打，石祯恼火了，猛扑过去，夺了一根棍子，亲自动手狠打，霎时间，张仁的脑壳被打得开了花。
西北造纸厂在“三自传训”中被辱骂和毒打的，占全厂员工的1／3。
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底统计，晋中各县在“三自传训”中被污辱、打骂或被杀害的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在3000人以上。
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暴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其特务组织。
“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梁化之任处长，徐端代处长。
内设秘书室和组训、情报（内设线索、情报两组）、审理、宣教、联络、视导、参谋、总务等科，直辖“特宪队”、“感训队”、“军政干部训练队”、一、二、三“特招室”、“资源调查社”和特务连等。
“特警处”是阎锡山接收了日本的各种杀人工具，集国民党特务刑罚之大成而建立的。
它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饭馆、剧院和旅店内部，都秘密发展“细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
“特警处”规模庞大，权力无限，可以随时逮捕任何军政官员。
至于审讯、暗杀共产党以及所谓“有伪装嫌疑”的人民群众，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锻炼特工人员的胆量，“特警处”经常用活人进行演习。
有一次，阎军司令部特高组采取绳勒、活埋、刺杀、斩首等手段，杀害了4名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伪军人员。
在演习时，梁化之、徐端命令其全体特工人员到现场实地观察，研究杀人方法。
“特警处”是阎锡山“对外斗争、对内控制”的主要工具，有专职特工人员5000余名，数以千计的“特务细胞”，遍布太原全城。
他们以尾随监视、投亲访友、蹲门等候、叛徒劝降、封官引诱等手段，侦探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则用绳勒、活埋、强迫服毒和打毒剂针等手段秘密处死。
据统计，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侦察大小案件370余起，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处死的达370多人。
“特警处”这个庞大的杀人机构，使古老太原城，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在这黑暗险恶的环境中，共产党太原地下组织同阎锡山特务组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47年8月，刘文瑞被“特警队”逮捕后，向阎“特警队”供出王天庆、王麟庆、乔亚、卫兴华、杨盛钦等同志。
有一天，赵宗复在旧省政府开会，临走时，梁化之对他说：“宗复，刘文瑞提供的情况很不少，进山问题已大体弄清，就连杨吉贞老兄的儿子也是共产党。”“真的吗？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赵宗复回答了这么一句，赶快回到学校，立即通知乔亚说：“刘文瑞表现很不好，敌人随时都会搜捕我们。
我们的应变办法是：第一，王天庆是根据地派来的重要干部，咱们受损失再大也得保护他；第二，你们不能动，要准备口供应付敌人。”并让乔亚立即转告王麟庆：“我们被敌人发觉了，你和王天庆要赶快返回根据地。
这是命令，不准迟疑！”王麟庆接到乔亚送来赵宗复的命令，立刻赶到阎锡山的机甲车队，不料王天庆已经被“特警处”逮捕了。
乔亚、卫兴华也同时被捕。
不过，他们被扣了一个多月就放出来了。
乔亚和卫兴华很快能够获释，主要是因为除了王天庆外，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而王天庆不管敌人动用什么刑罚，始终不透露一点口供。
特警处特务把王天庆送到“特招室”加以优待，企图软化，而王天庆却编了一套假履历，痛斥敌人说：“我是老红军，你们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务们见王天庆骨头很硬，不可能争取叛变，很快就把他暗杀了。
特种警宪指挥处在暗杀王天庆之后，又杀害了太岳军区太原情报站政委周爱莲、站长齐作云和徐惠云，以后又将乔亚、王麟庆、刘鑫、冯碧川、朱锁只、芦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残酷杀害。
这些革命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残杀无辜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阎锡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伪汉奸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强调：“行者（指从晋西回来的人）、居者（指在太原当汉奸的人）一样有功。
行者虽然经过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把4万伪军和5000日俘改编成省防军，任命日本战犯岩田为绥靖公署顾问兼炮兵副司令，开始对太原人民进行更凶恶、更残暴的血腥统治。
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枪炮子弹等军火，以备内战之用。
在郊县农村，他强制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使农村经济快速走向破产。
所谓“兵农合一”就是将役龄壮丁（18岁～47岁）6个编为一组，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其余5人为国民兵在家种地，每人每年出优待粮3石、棉花2．5斤养活常备兵及其家属，常备兵服役3年，概不发饷。
“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征兵、要粮的“法宝”，一下子就增加了5万常备兵，然而却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农奴，有多少人被迫卖妻卖子，又有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就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一村26户就有“卖妻子的5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当时农村的粮食产量差不多比抗战前降低一半，民谣“兵农合一好，荒草长下一人高”、“兵农合一聚宝盆，家败人亡鬼吹灯”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城区太原，用“平民经济”控制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使物价一涨再涨。
当时用一块银元买不到1公斤杂粮，价格超过当时上海的2200多倍。
尤其是在临解放前，“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挨户搜查抢夺老百姓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饿死的。
当时太原城新南门（首义门）外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卖人肉包子”事件，而阎锡山及其帮凶却依然是花天酒地。
他们在太原疯狂掠夺3年后，仅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抗战以前，阎锡山为了巩固军阀封建统治，采取诱骗政策，迷惑群众笼络人心。
如今内战期间，人民军队越战越强，阎锡山统治已是日暮途穷，他一改往日面孔，脱下“仁慈善政”的外衣，开始实行种种残暴的特务统治，梦想用***特务手段维护即将崩溃的政权。
当时太原除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外，还有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徐端的黄河通讯社等特务机构。
他们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各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各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庞大的特务网络，对人民群众进行监视和镇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分别与美国三方面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
军事调处期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曾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密令各行政区的专员、县长，反动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义，写了许多控告共产党的信件，在马歇尔等到达太原的那天，阎锡山命梁化之派人将这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马歇尔等下榻的正大饭店楼梯两侧，梁化之还组织许多特务分子伪装成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直接向马歇尔投递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