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6万兵出来，3万去东北，3万去冀东。
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
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
东北局现已去了东北，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
当天夜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谓“向北发展”，就是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力争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支持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
“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随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令的下达，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立即像潮水一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十万大军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当时，延安把所有能够派出的干部都抽调到了东北，除由林枫、陶铸等带领的800名干部到达东北外，同时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雷经天等。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派出的由李富春率队的第二批延安干部也正在赴东北的途中。
西北派去东北的部队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3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学校1069人他们奉命于9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
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
如第359旅自1944年王震率领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300余人于1944年4月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两部合计6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
9月中旬，当刘转连、晏福生、文年生率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接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
9月中旬，刘转连、晏福生部3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
10月中旬，文年生部3000人也到达锦州地区。
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为了抢占东北，抽空了陕北和其他一些解放区的干部和部队。
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10月11日晨，毛泽东同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商谈。
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登机飞返延安。
蒋介石再一次派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到达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了两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毛泽东对国内和平抱有极大的希望。
在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时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
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
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
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
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
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实上，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是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一种手段。
所以。
《双十协定》的签订，不仅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内战的烽火，反而有越燃越大之势。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9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
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
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
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
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
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未成功。
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
电报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
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
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又向各战略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首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作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
希特饬所属剿匪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为了加紧内战的准备，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各地重要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以期“根绝匪患”。
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重兵于北平、天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哈尔、绥远。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
不难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
正因为如此，从8月至9月中旬，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不断进犯，并将进犯的重点放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迅速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打开通向东北的道路，蒋介石调集了四路重兵向华北、华中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第一路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其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庆，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
第二路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11战区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第三路由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其6个军14个师10余万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
其中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经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企图与胡宗南会合于石家庄。
第四路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绥远东部地区进攻，然后沿平绥线继续东向，夺取晋察冀首府张垣。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命令部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先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歼灭入侵山西长治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部13个师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敏斌，俘虏第19军军长史泽波及炮兵司令胡三余。
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又率晋冀鲁豫部队大战平汉路，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第30军和第40军，争取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俘虏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歼灭4．5万余人。
紧接着，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1．2万余人，给蒋介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山东军区部队又进行了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仍在进行。
但是，到11月中旬，当谈判双方接触到东北问题时，因双方观点相差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
11月25日，周恩来飞回到了延安，国共谈判暂告中断。
随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中断以后，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内战的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的内战危机引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严重关注。
美国政府这时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目前“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如果蒋介石此时发动大规模内战，其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
这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
因此，美国政府装出一副“中立”的面孔，关心起中国的“和平”来了。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协商停止敌对行动”。
“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
就在杜鲁门发表这一声明前不久，杜鲁门宣布调回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可以说马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菲律宾服役。
1932年时，已满52岁的马歇尔还只是一个中校。
然而，到了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成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为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
1941年12月后，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和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出席过多次首脑会议，参与作出各盟国重要决策，组织和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
1944年12月，马歇尔晋升为五星上将。
恰巧马歇尔的姓同英语“元帅”一词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相等于元帅的军衔，所以他又被人们称为马歇尔元帅。
但当美国国会准备通过授予他美国陆军元帅这一头衔时，马歇尔自己却不同意，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很有趣：如果今后把他称作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
1945年8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没有几天，马歇尔就向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
信中写道：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
我在陆军部服务七年有余，其中六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
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其人于特殊时期之参谋长一职务最适胜任。
马歇尔这一举动，使人们一下子惊呆了。
但是，杜鲁门还是于11月26日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并向他许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可是，第二天下午，杜鲁门就食言了。
他打电话请马歇尔到中国。
12月15日，马歇尔由华盛顿乘坐一架美国空军“霸王”号巨型运输机离开了美国。
12月19日，马歇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第二天，马歇尔赶到了南京，蒋介石专门从重庆来到南京迎他，两人并作了晤谈。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并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
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不宁。
1946年1月2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八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
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不得不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和准备尚不成熟，于是，他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次玩弄起和谈的手段。
中共中央对和谈一直是极为关注的。
12月9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12月15日，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种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从而作出了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党内指示，指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
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27日，中断了一个多月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再度恢复了。
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周恩来、王若飞外，又增加了叶剑英。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三个人。
蒋介石曾急电张治中回来参加谈判，但当时他还在新疆，未能及时赶到。
经过艰苦的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作为调解人的马歇尔也签了字。
协定规定：从1月13日午夜起，“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太累了，从11月中旬就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毛泽东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
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
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
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的坚决劝说下，毛泽东答应暂时治疗养病。
但是，毛泽东根本休息不下来。
《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就抱病依据协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
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