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峰
宝鸡天台山有一座巍然耸入云霄、气势雄伟壮观的奇峰，人称天柱峰。天柱峰上有座“莲花顶”。每当日落日出之时，这里霞光辉映，雾海翻腾，石莲游浮，蔚为壮观。人们称誉此峰此景为“三味生奇花”。相传中国国名“中华”即由此而来。
传说炎帝神农成王之前，在天台山练出了一身好武艺。一次，他约请天下部落首领，汇聚天台山比武论艺，还邀请了天帝仲裁。由于炎帝神农武艺超群，天帝感到欣慰，想提携炎帝作为人间帝王。便有意发下一道口谕：“谁能一夜建造一座登天梯，能使茫茫大海之中长出石莲，吾便封谁为人间帝王，统管天下人事。”
炎帝神农果然在一夜间造成了三座排空的天柱峰，怀中抱着一座石莲。天帝一见，万分惊喜，当即封炎帝神农为“赤帝”。随后，天帝沿着天柱峰登上了莲花顶，腾云驾雾，升天而去。
炎帝神农作为一代帝王，分管南方天下，南方属火，所以号称“炎帝”。炎帝施行仁政，受到人类拥戴。后来，炎帝神农为了驱瘟除病，造福人类，亲自尝百草，制百药，终于制服了瘟疫。而他自己却因吃了毒草，不幸死于莲花峰下。
炎帝神农的子孙后代，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便以“三味生奇花”为缘由，把天台上莲花峰称为“中华”（古代：“华”与“花”相同）。世人为纪念炎帝神农的功德，便沿用此称，把中国叫做“中华”。
中华何以称华夏
从现有的文献看来，“夏”和“中国”两种称谓在西周初年便产生了。
古史传说，夏是最早的一个朝代。后来的周人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尚书》中常有“区夏”、“有夏”、“时夏”等词。
周灭商后，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诸侯国的文化和周是一个系统，周国既然自称为“夏”，这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后，也自称为“夏”，因为诸侯国众多，所以称“诸夏”，以区别于不同文化系统的“夷狄”。
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两音相近，由此而推衍出“华”字来。这样，“华”逐渐成了与“夏”异名同实的称号。有时称“诸华”，有时又与夏字合称“华夏”。语源见于《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最初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才变为包举全域的称谓。
中国的别称
《汉书·司马相如传》：“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颜师古注：“中州，中国也。”此为别称之一。《晋书·石勒传》：“脱遇光武（即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中原”义同“中州”，系别称之二。
《三国志·魏书》：“下迄魏晋，赵秦二燕，地据中华。”最初，中华指黄河中下游而言，其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者，皆称“中华”，此别称之三。《后汉书·班固传》：“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中夏，别称之四。
魏文学家曹植《七启》中有“威慑万乘，华夏称雄”，华夏，别称之五。战国时，著名哲学家、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学说，谓“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别称之六。
唐王昌龄《放歌行》：“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九州，别称之七。《诗·小雅》：“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朱熹注：“甸，治也。”禹甸义同九州，别称之八。《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禹迹义同禹甸。谓大禹治水足迹遍于九州，故“禹迹”为别称之九。又，大禹既首先划分九州，并指定名山、大川为各州疆界，后世即相沿称中国为“禹域”，此别称之十。
另据《隋书·倭国传》载，炀帝大业三年，日本国王多利思比孤遣使长安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彼方则是称中国为“日没处国”了。
“民族”一词的出现
在１８４０年以前的汉文中，还没有发现“民族”一词存在。古文献中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情况时，用以表达“民族”这个意义的词非常多，诸如“民”、“族”、“种”、“类”、“部”、“民人”、“民种”、“民群”、“部勒”、“部人”等，只是没有把“民”和“族”二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
１９８２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一书中“民族”一条的释文说，“民族”一词，据今人考证，始自１８９９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也有人提出，孙中山可能是我国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人。
近有人考证，在１８９９年之前已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的《强学报》。该报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发起之“强学会”所主办。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二号上有一篇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计五十年来，由鸭苏劣地爹士蒲地十唔（译言，意为全权无限刑威独擅）之国，无不或弱或亡者，其何故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者可以思矣。”
“中华民族”的含义
在我国，中华民族大约是本世纪初才出现的民族称谓。最初用来称呼汉族，但很快就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赋予这种含义，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整体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古代，自秦汉至清朝，无论统治民族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而整个中国还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对立与威胁，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过程中和平相处与兼并分裂斗争的交错。尽管各民族在统一国家中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分布特点等许多方面的共同联系、相互依存。但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隔阂和发展的不平衡，仍掩盖着各民族的整体和不可分割的实质。历史上形成了大汉族主义，强调华夷、蕃汉之别。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直到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建立同盟会时，作为民族称谓，都是指汉族和汉文化而言。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各族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命运休戚相关。经过反帝革命的长期实践和革命家与理论家的逐渐阐明，中华民族这个客观存在，终于由长达数千年的自在发展，被中华民族提高到自觉的民族觉悟。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一科学的民族称谓，就得到了确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阐明了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必须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毛泽东的其他许多论著和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中，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同义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总称。
民族知识
民族
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中国古代无此词，只用“族、族类”等形式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含义。西方印欧语系各种文字的“民族”一词，多源于希腊文ethnos，意即依靠历史、语言或种族的联系而被视作整体的人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借用汉语文的“民”、“族”两字翻译西方语言中的Nation一词，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而被普遍使用。民族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或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或作为一个区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的专指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斯大林于1913年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目前，全世界约有大小民族2千多个，其中中国有56个，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
民族大团结
少数民族
在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的统称，即人口数量上占少数的民族。具体包括已识别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55个少数民族及一些未识别的民族。总人口约1233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9.94％。
中华民族
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一词，与“中国”、“华夏”相通，兼有族名、国名等多重含义。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至近代，用以指称包括历史上居住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有11.59亿人，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10643万人，仅占总人口的8.41％。从分布来看，汉族聚居中原，遍布全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56个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古代民族
指历史上存在过的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民族，或将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包括原始社会的民族、奴隶社会的民族和封建社会的民族，统称为古代民族。“古代民族”的提法是相对于“现代民族”而言的，通常是按照古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来划分的。
民族文化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带有该民族特点、反映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常是指精神文化方面，主要包括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当民族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形成并区别于其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类型以来，文化总是表现为各不相同的乃至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任何文化与文化创造都是以民族与民族社会为根基的，没有民族社会生活的沃土，文化便无由生根。文化使民族与民族社会得以形成，为它提供最广泛的物质和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础，并以其整体的内部结构和完整的外部面貌执行民族区分功能。在民族文化的内部结构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背景，阶段、阶层、等级、各种利益集团以及语言、宗教等等，都可能导致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但只要一个民族或民族社会仍然存在，它就总会具有某种共同的民族文化。
民族形成
亦称“民族起源”。指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时间及其在产生前的发展过程，亦可指某个具体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民族并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人类最早的社会团体是原始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才结成稳定的集体——氏族。当时，最现实、最方便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几个亲属氏族又结合成部落。二次社会大分工破坏了氏族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在更大规模上以地缘关系结合成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民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关于民族的形成时间，由于国内外学者对“民族”一词涵义理解的不同，主要有4种不同的意见：①原始社会形成说。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②奴隶社会形成说。认为民族形成于奴隶社会，或比奴隶社会稍早的军事民主制时期。③封建社会形成说。认为民族形成于封建社会。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说。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此以前不存在民族。
民族特征
①指构成一个民族所应具备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这4个基本特征。每一个基本特征都具有特定的内容，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民族自身形成发展中的原因，各种特征具体在每个民族中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②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等方面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
民族经济
特指从民族角度出发或带有某种民族特点的经济。从它的内涵来说，具有民族与经济两重因素。它并非是民族与经济两种现象或概念的拼合与相加，它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是在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联系与经济生活。因此，任何一种民族经济必然具有与本民族自身相联系的某些特点。在中国，过去一般多指少数民族经济。历史上，由于国内外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的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一直把大力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作为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如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人民生活水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民族同化
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因受另一民族影响而丧失了本民族的特征，接受其他民族的特征，变成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根据民族同化的原因、手段、过程、性质，分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类型。强迫同化，是指丧失本民族的特征，接受其他民族文化和特征的变化过程，是用强制手段，即凭借暴力和特权来实现的社会现象。自然同化，是指各民族在长期交往和相处中，互相影响，如生产劳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审美意识等等都极其自然的发生变化，甚至改变了本民族的特征，在自愿选择、自然适应的过程中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现象。
民族融合
①指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民族特征，在经过长期的共同性增长的基础上融为一体，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缓慢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②指比较落后的民族（或其一部分）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因受先进民族影响而逐渐丧失本民族特征，与先进民族融为一体的社会现象，即“自然同化”的现象。
民族差别
指各民族之间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民族差异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随着民族和民族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只要有民族存在，民族差别也必然存在。
民族关系
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与政治学含义的广泛概念。在复杂的社会机体中，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其他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物质的、政治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等）是相互交错、互相制约的。一般地讲，由于社会制度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民族关系也随之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容。从历史发展看，民族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①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②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
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是多民族国家中，或在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中经常遇到的社会问题，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问题。只要民族存在，就会有族际社会，也就必然产生民族问题。因为民族特点本身在使人们区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同时便包含着形成民族问题的内部机制，民族特点导致民族差异，民族与民族差异的存在产生出不同的民族问题。而且，民族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存在，民族差异的持久性也将使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不尽相同而已。如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民族奴役、民族纠纷和民族斗争是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成为其他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民族聚居区
针对民族杂居、散居而言的，指同一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区域，可以理解为民族共同地域。这是构成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聚居区，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间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在一个民族聚居区里还杂居、散居或聚居着其他民族。从而形成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现在的民族自治地方就是在民族聚居区的基础上建立的。
民族自治地方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区域。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级。据1990年统计，我国已建立了154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基本形式有三种：①以一个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②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云南省双江拉祜族布朗族佤族傣族自治县；③以一个较大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其中包括级别不同的若干较小规模的其他民族聚居区而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包括有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自治地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3％，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源头新探
考古发掘证明，金沙江南侧楚雄彝州元谋盆地的元谋猿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人类。元谋人的子孙远古时迁往我国西北地区，及至夏、商、周、秦、汉以后，被称为戎或羌戎。“羌戎”一名，是汉文典籍对藏缅语族（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各族的统称。羌和戎在汉文典籍中，有时单称；有时连称；有时称羌、巴戎、巴氐；因其多居西境而称为“西羌”或“西戎”或“羌戎”。自甘、陕往西迁达今南疆塔里木盆地有婼羌、葱茈羌、白马羌、黄羊羌等等；经河南往东迁，晋南有“骊戎”；达山东有齐姜：“齐、吕、申、许由大姜。”河南临汝县在春秋时有“戎蛮子国”，明代尚遗“蛮城”；湖北在春秋时有“卢戎”；湖南洞庭湖在唐代尚可听到“羌笛”；今湘西泸溪县在唐代还可听到“羌戎讴”。西北羌戎，已融合于当地维吾尔等族，甘、陕、晋、豫、鲁的羌戎先进之后成为汉族，鄂、湘羌戎多融合于当地汉族、苗族，一部分成为今土家族的主体。春秋时西北甘、青羌戎遗裔又迁入其祖先居住地金沙江两侧滇、川、黔，成为今彝族。
据考证，羲、炎、黄、夏、周、秦是“西戎”，商是“东夷”。及至夏、商、周时，西戎、东夷、南蛮、北狄中的先进部分逐渐融合成汉族。先有“四夷”，后有“华夏”。华夏者，乃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共同体也。当时的汉族只是少数民族，而“四夷”遍布中原及其四境，先秦是戎夷当政。自汉代起，汉族才开始当政。到东汉永和时，镇压“五陵蛮”的五陵太守李进才首次提出“汉人”这个名称。
在中华文化中，羌戎的贡献是巨大的。所谓“文起羲、炎”，“稽古羲、黄”，“炎、黄子孙”，无论从文化上或血统上说，早先是羌戎，然后才是汉族及整个中华民族“华族”。“西戎”或“羌戎”的遗裔藏缅语族（羌语支、藏语支、彝语支）才是羲、炎或炎、黄的嫡出子孙，其文化特点则多是由彝语支（彝、白、怒、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土家……）继承下来，更多的则是由金沙江两侧滇、川、黔土著彝族所保留。
中华民族不能通称为炎黄子孙
现在我国的兄弟民族，无不以作为中华民族一员为荣，乐于称自己为中华民族，但对被称为炎黄子孙颇有反感，这种民族感情应予以尊重。
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中国各民族，其祖先来源是多元的。
因此，炎黄子孙与龙的传人一类名称，既不能作任何单一民族的称谓，更不能用来作整个中华民族的称谓。
因此，我们要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与正式的文件中，在认真的科学著作中，将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族人民作同义词使用，而与炎黄子孙在含义上加以区别。在科学上，在现代汉语中炎黄子孙不是民族的称谓。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此词在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或宣传中，仍可沿用。
炎黄子孙说炎黄
轩辕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为少典之子，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中叶。传说他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居于轩辕之丘，因此名字叫轩辕。公孙是他的本姓，后因长期居住姬水，便改姓姬。
轩辕氏生活的时代，神农氏的权力已开始衰落。各诸侯国家互相侵略攻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无力征讨。轩辕便努力习用干戈，以征伐那些对神农氏不臣服纳贡的诸侯。当时有炎帝（一说神农氏即为炎帝）想侵凌诸侯，诸侯都归属轩辕，于是发生了轩辕和炎帝的战争。与炎帝族在河北怀来县内的阪泉进行了三次大战，终于打败炎帝族，从此轩辕的势力就进入了中部地区。
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是南方蛮族中一股强大的势力。它由９个部落联合而成，每个部落又有９个兄弟氏族，蚩尤就是这８１个氏族酋长的首领。他们勇悍善斗，势力强大，不服轩辕氏。轩辕在打败炎帝族之后，便与九黎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蚩尤战败被杀，九黎族分崩瓦解。从此轩辕被各诸侯尊为天子，取代神农氏称黄帝。
黄帝一生努力使中国境内各氏族部落初步统一起来，并且初步开拓了中国的领土疆域。他的足迹东至大海，曾登临丸山和泰山；西至陇西，曾登空桐山和鸡头山；南到长江以南，曾登湖南的湘山；北逐荤粥（匈奴），并在釜山与诸侯合符契圭瑞。他征服了不顺从的和作乱的诸侯，使中原的各氏族逐渐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形成基础。
尽管汉族在起源阶段，各氏族部落集团原来各有其祖先神话，奉祀着不同的祖先神与天神，但当夏、商、周三支主要来源形成华夏雏形时，就以黄帝为共同祖先。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已形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各学派都在将原来不同来源的祖先神与天神归纳成同一来源的祖先系统和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帝。这些学派有共同点，即认同和尊周，也有不同点，即各以所在的地区与诸侯为中心来构成其统一的学说与神话系统。这就是先秦神话关于华夏来源既有基本同一，又有许多矛盾的原因，不过华夏与四夷五方之民，都认为是黄帝与炎帝的子孙。
以黄帝为始祖，把黄帝看成中国统一的象征的渊源非常古远。《国语·鲁语上》、《礼记·祭法》都有记载。按照《帝系》的说法，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因此商、周当然都是黄帝的后裔。
更有趣的是，《帝系》还归纳出黄帝与炎帝都是少典之子，黄帝姬姓，炎帝姜姓，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周的始祖母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商的始祖母是帝喾的次妃，商周同出帝喾。
到了春秋战国，南北诸侯不论是诸夏还是被认为是蛮夷的各国，都称自己出自黄帝一系。所以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感叹：“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到汉初，以黄帝为统一的祖先的民族意识已流传甚广。
在少数民族中，自古也有奉黄帝为始祖的认同传统。《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在匈奴人中没有这样的传说，史记不会如此记述。当然，匈奴人的来源肯定是与当时的汉人不同的，这种传说却反映早在西汉初叶匈奴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和汉人一样高贵。后来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他并不反驳出自夏后的说法，并奉刘邦为其立国之祖，国号称汉。类似记载很多，反映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认同的表现。考古与文献都证明其民族起源与中原汉人不同，在形成民族的过程中却吸收、融合了不少汉人成分。其他许多南北民族的祖先传说，多与被纳入三皇五帝系统的天神与祖先神有渊源关系，而各种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又都与黄帝有密切关系。
炎黄子孙身上的三项印记
相传“炎”是我国古代陕西岐山东面的一个部落，称为炎帝族，炎帝姓姜，号神农氏。黄帝是我国陕西北部一个部族的领袖，号轩辕氏。从尧舜时期起，中国人就尊炎黄为始祖，自称炎黄子孙，世代相传。其实，根据近些年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们中华民族主要是由上古的四大族属集团发展融合而来：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北方，主要是炎黄集团（或称华夏集团）；淮河流域和东部是东夷集团；两湖以至西南是苗蛮集团；东南（两广、闽浙）是百越集团。我国现代各族人民的细胞中都有这四大族属集团的基因群，只是频率的多少有差别，这四种差别也表现为体征上的差异。
这里列举三项体征，内眦褶、青斑和铲形门齿，就是大量地出现在北方和东部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的体征。
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的皮褶，旧名蒙古褶。白种人和黑种人均无此特征；我国北方人中８０％—９０％有此褶。
青斑主要出现在新生儿屁股的骶部，也可在其他部位。常是一块到几块颜色呈淡灰到青灰色的斑块。一、两岁后渐渐退去。据人类学家观察统计，此色斑在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新生儿中出现率极低，仅偶有所见。我国南方人和少数民族中出现率也很低，而东部和北方新生儿中出现率为９０％—１００％。
铲形门齿主要是指上颌的两只中门齿的形状。门齿靠舌的一面（舌侧）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小小的铲子。铲形门齿白种人的出现率为８．４％，黑种人为１１．６％，我国现代人（主要是汉族）为９６．２％。有趣的是，我国讫今发现的化石人类，这两枚门齿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铲状的。关中、山东和上海等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此门齿的出现率也接近现代的中国人。
从人类学的研究判断，我国北方和东部人民（主要是汉族）的族属特征的大多数遗传基因来自于上古黄河流域的炎黄集团，上述三项体征在北方和东部人民中出现率之殊高，显示着这三项体征可能是从上古炎黄集团传递而来。其中铲形门齿一项则应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但无疑也是炎黄祖先的体质特征之一。
华夏人的始祖在哪里
伏羲女娲
作为“龙的传人”的炎黄子孙，现在究竟有多少？从近年来海内外各种统计数字看，已经有十二三亿人了。这么多“龙的传人”的始祖到底是哪两位呢？他们是在什么地带结为夫妻并繁衍子孙的呢？据唐代司马贞辑述的《三皇本纪》说，男的是“蛇身人首，有圣德”的伏羲氏，女的是“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的女娲氏（蛇身是龙身的前身）。《淮南子》和纬书中把这男女两位称作“三皇之首二皇”或“三皇之首二神”。他们在古成纪地区（今甘肃天水秦安境）结合后，才一代代繁衍出了这数以亿万计的“龙的传人”。东汉武梁祠石室书像中，蛇身人首的伏羲女娲交尾生子图，正是“龙的传人”的始祖神像。
成纪是甘肃最早见于史籍的地名。成纪正由于传说中伏羲氏孕“十二年”生于此而得名（《路史·后纪·太昊上》）。所以成纪一贯有“羲皇故里”之称。据说，现天水渭南镇的卦台山是伏羲画过八卦的地方，现秦安县的凤尾树村是女娲诞生的地方。据《水经注·渭水篇》载，秦安县北山上自古就有女娲祠。又据方志载，天水市卦台山自古就有伏羲庙。古人在这一地带为伏羲女娲建祠立庙，正说明他们是一直把伏羲女娲当作自己的始祖神来祭祀的。又据《御览》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甘肃省成县的仇池山。伏羲氏如果生在这里，仍然不出今陇南天水地区。
图腾一名源于中华
图腾
图腾一名，中西学者多认为源于印第安人，往往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谓为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而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以前我国学者很少去深入地追本溯源。
原来，图腾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一支原始氏族的称号，以后传播到四方，然后于近代又回流传入我国。这同指南针一样，是中国所发明，远传于西方，然后在西方大力改进后，又流传回我国。图腾本系饕餮的翻音，饕餮氏是戎夏族的一个分支。后来，饕餮氏在与其他各氏族争夺肥沃的中原的时候，遭到失败，部落分散，分别向四方逃避和迁徙，从而把饕餮的族徽也带到各地，甚至远布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以及南北美洲，形成了图腾的名称。饕餮的图像，被广泛运用于衣饰、文身、器物、住房、舞蹈和墓葬、祭祀等方面，演化为多种多样装饰图案，具有威慑敌人、辟除邪魔之含义。佛罗沙《东亚美术史》称：饕餮为太平洋沿岸民族厌胜辟邪共同之标识。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特劳斯指出：中国商朝铜器祭皿上的饕餮纹和玛雅人蛇形神的面具简直相同。了解黄色人种的祖先发祥于中国大陆，对其图腾相同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古代的巨人部落
《史记·周本纪》中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在野外曾见到过巨人的足迹，她因践踏了巨人足迹而生后稷。同样的内容，首先见于《诗经·大雅·生民篇》，这大概是中国有关巨人的最早记载了。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吴国讨伐越国，攻占会稽后，得到了“骨节专车”。吴国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长的骨节，便派使节去请教学问渊博的孔子。使者见到孔子，并不直接说明来意，而是首先问孔子：“什么（人或动物）的骨头最大？”孔子说：“当年大禹召集群神（各部落首领）在会稽山聚会，防风氏迟到。大禹一怒之下便杀了他。防风氏的大腿骨节正好与车一样长，这便是骨头中最大的了。”
使者又问防风氏部落的历史，孔子告诉他：防风氏这个部落，在舜、夏、商时称为汪罔，在周时称为长翟，现时叫他们大人。使者又问：“人最多能有多么高？”孔子回答说：“僬侥氏高3尺，是人类中最矮的了。最高的人不过是他们的10倍，就算是人高的极限了。”吴使者听了孔子的这些话，无限敬佩地说：“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圣人啊！”
从孔子的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点：①自虞舜至春秋时期，我国一直有一个巨人部落或巨人种族存在着，但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件事了。可见这个种族的发展越来越不兴旺。②根据孔子的推测，防风氏的身高最多是僬侥氏的１０倍。僬侥氏是３尺，防风氏最高是３丈。春秋时期的尺较小，又很不固定，大体相当于１６厘米左右。我们就以一尺为１６厘米计算，三丈就是４．８米。这样的身高，在今天看来，确乎是超巨人了。
春秋之后，这种巨人虽然仍有踪迹，但似乎已远离人口较多的地区，只在深山密林中出没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下令收集全国的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并用这些青铜重铸了各重达３４万斤的１２个铜人，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是，秦始皇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铸１２个铜人呢？据《汉书·五行志》解释：这是因为秦始皇26年，曾有１２个“大人”出现在临洮。这些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秦始皇就是从这突然出现的１２个“大人”得到启示，所以才想到要铸１２个巨大的铜人以威示四方的。
至于新莽时期的那位“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以铁著食”的巨无霸，虽可称为巨人，但与巨人群体无关，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只把他当作一个特例来看待。
另据《新唐书·东夷传·新罗条》载：唐朝时与新罗国境相接处有一个巨人部落，被称为“长人国”。“长人者，人类长三丈，锯牙钩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兽，或搏人以食；得妇人，以治衣服。其国连山数十里，有峡，固以铁阖，号关门。新罗常屯弩士数千守之。
古代中国境内的黑种人
古代中国境内生活着许多黑种人，这在古书中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劳”3年、“后泄”20年，先后有“九夷”、“六夷”来朝，这“九夷”和“六夷”中都有“玄夷”。玄者，黑也。“玄夷”即黑色之夷。
《山海经》列举了若干黑人部落的名称，如不死民、枭阳国、雨师妾、厌火国、劳民国等等。
古代中国境内的黑种人，卷发，口阔，身材短小，皮肤暗褐。周秦以后，把他们统称为“僬侥”或“僬侥氏”。僬侥或作周侥，都是朱儒的音转。僬侥者，矮黑人也。《国语·鲁语》：“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矣’。”《列子·汤问》：“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显然言过其实，但体形短小却是真的。
古代中国境内的黑种人，并非土生土长，他们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次大陆逐渐迁移过来的。直至如今，与我国山水相连的越南和印度，以及我们的近邻菲律宾、马来西亚、安达曼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日本，还有为数不少的黑种人在那里劳动生息。黑种人迁移中国境内的活动可以从《后汉书》的记载中看出点蛛丝马迹来。
中国境内的黑种人，由于不断同其他民族融合，人数渐渐减少。但是直到三国和唐，在皖南的黄山和湖南的道州还有他们的遗类，他们分别被称为“短人”和“矮民”。当时朝廷常常将他们征贡来充当奴隶或梨园小丑。
我国的黑种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种族特征却顽强地留给了后代子孙，特别是在南部中国居民身上更为明显。
中国的吉普赛人
据学者研究表明，在甘肃省永登县薛家湾还有以算卦为业、流浪为生的被称为中国“吉普赛人”的居民。据考证，他们是在元代从波斯来的吉普赛人，当时叫“罗哩”。吉普赛是英语国家对他们的称呼，而罗哩是波斯人对他们的称呼，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
吉普赛人原住印度北部，本名多姆人，是一个能歌善舞但社会地位很低的民族。公元１０世纪后，由于突厥人的入侵，他们被迫离开印度，迁入波斯。１３世纪蒙古西征后，又先后迁西亚、俄国、东欧、埃及和西欧等地，一部分迁徙到中国。《元史·成宗纪》载：“大德六年九月，中书省臣言：‘罗哩等扰民，宜依例决遣置屯田所’”说他们“扰民”，因为他们爱流浪，生活习惯和谋生手段与定居居民不同。又因为他们属于“色目人”，地位较汉人高，难免仗势扰民。因此，元政府强迫他们务农定居。吉普赛人在欧洲多遭歧视和迫害，元代只是禁止他们“扰民”、“为民害”，这同元代对色目人的优容政策有关。
明代秦宏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他说：“秦州有罗哩户，汉人不与通婚姻，自相嫁娶……予访得清水、秦安等县，亦有罗哩，乃移文各县，令其共为婚姻。”这和永登县吉普赛人婚俗相同，连其算卦的职业，也和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一样。足以证明他们是元代罗哩的后裔，是真正的吉普赛人。
唐代长安的西域人
唐都长安居住了大量西域人。其中有少数民族政权遣送的人质、代表、逐利通商的商人、传道说教的异教僧侣以及北朝西域人的后裔。北朝西域人的后裔基本汉化，可以不论。其他几类理应留恋本土，不恋客居。但事实上，在唐代，这些西域人竟有许多不愿归者。
最典型的是尉迟胜父子。尉迟胜本是于阗王珪的长子，年少继承了王位。他曾作为人质到长安朝见玄宗，后娶李姓宗室女归。天宝14载，唐朝爆发安史之乱，胜本命弟弟尉迟曜行国事，自己率兵５０００赴难。于阗国人担心他一去不复返，不愿他走。于是他将自己的小女儿留下作为人质，然后率兵东进。安史之乱平息后，肃宗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于阗王，令其还国。但胜本坚决要求留守宿卫，并请以本国王位授予弟弟尉迟曜，肃宗从之。胜本逐渐定居在长安，大兴林亭。
２０年后，尉迟曜遣使上疏，称“自有国以来，历代都是嫡子继承王位，兄胜既让国，请传胜之子锐。”德宗即令尉迟胜之子尉迟锐回国袭位。但尉迟锐也坚决拒绝，说：“曜久行国事，人皆悦服。锐生于京华，不习国俗，不可遣往。”尉迟胜、锐父子，宁可放弃统治权，也要留居长安。
疏勒王斐纠同样如此。明初，纠作为人质来朝拜高祖，以后竟留居长安不归，其子孙并入京兆籍。还有西域使者及安西、北庭奏事者，因安史之乱，归路断绝，留居长安。他们在京师娶妻生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后来政府因供给困难（政府以宾客待之，花费巨大），劝他们还国。宰相李泌说：“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归者？今当借道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结果，４０００多人没有一个愿意归者。
这些历史现象说明唐朝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对于落后地区、国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处于落后状态的西域人仰慕京师，留恋长安，则是一种要求开化、向往进步的表现。它比占山为王、固步自封更具先进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