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此颇为恼怒，“你父亲会告诉你，是你错了，他遇到类似事情的反应一向这样。而且，在学校时，老师有权力批评和惩罚学生。”
之后，老师又换了平和的口气对他说道：
“来吧，诺比斯，改改你做事的方式吧，对你的同伴们友好点儿，要对他们礼让。你想想，我们这里有工人的孩子，也有绅士的孩子，有的孩子家里富裕，有的家里贫困，但是他们都能热爱彼此，就像兄弟一样。所有的同学们都是这样做的啊，你为什么就不善待其他人呢？想让别人喜欢自己不但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反而会让你自己比以前更加开心。好吧，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诺比斯一直听着老师说话，脸上挂着那习惯性的轻蔑的笑，冷冷地回答道：
“不，没什么可说的，先生。”
“坐下。”班主任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遗憾，你是一个没长心肝儿的孩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小泥瓦匠转过他圆圆的脸，对着坐在最后一排的诺比斯做了一个极为荒谬的鬼脸，于是，全班同学都笑作了一团。班主任责骂了他几句，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即便是诺比斯也跟着乐了起来，当然了，他的笑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工伤
15日，星期一
诺比斯和弗兰提这两个可恶的家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今天下午，同学们亲眼目睹了一出惨剧，而他们两个却无动于衷。
放学以后，我走出校门和父亲回家时，看到三年级那群淘气的孩子正跪倒在地上，用帽子和披风垫着膝盖在溜冰，那时一群人出现在大街的尽头，走得很急，所有人看上去都神色凝重，好像是被什么事情给吓坏了，还不时地低声交谈着。这群人中有三个是警察，警察的身后跟着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此时，男孩子们正从四面八方里往这里赶，那群人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担架上的人面色苍白如死人一般，脑袋偏在一边的肩膀上，头发纠结在一起，还沾着鲜血，嘴里和耳朵里也在不断流着血。走在担架旁边的是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她看起来精神有些失常，还时不时地惊叫几声：
“他死了！死了！他死了！”
女人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儿，男孩儿的胳膊下面夹着书包，也在不停地哭泣。
“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父亲问道。一个邻居跟我父亲说，那个躺在担架上的男人是个泥瓦匠，工作时从四楼摔了下来。抬担架的人停了一小会儿，此时，很多人都把脸转开了，害怕看到那恐怖的场景。我看到了那个插着红色羽毛的女老师正扶着我二年级的老师，她已经吓得快要昏过去了。就在那时，我感觉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肘，是那个小泥瓦匠，他已经面无血色了，浑身上下都在颤抖，他肯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心里其实也正想着他的父亲呢。
我至少能在上学时，安安心心地读书，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待在家里，坐在他的桌子旁边，远离任何的危险。但是，我有多少同学的父亲都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啊，他们不是在很高的桥上作业，就是站在高速旋转的机器的齿轮旁，只要一小步，一个错误的动作，就会要了他们的命。这些可怜的伙伴们的父亲就像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士兵一样。小泥瓦匠不停地看了又看，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我父亲注意到了这一点，对他说道：
“回家吧，我的好孩子，快回到你父亲的身边，你会发现他现在很安全、很平静，快些去吧！”
小泥瓦匠走开了，但每走一步都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在这时，人群又开始移动了，那女人尖叫着，简直是要把心都哭碎了，“他死了，他怎么能死了啊！他不能死啊！”
“不对，不会是这样的，他没有死啊！”四周的人都对她说。但是，她却并不理会那些人，不停地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之后，我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
“你怎么在笑？”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盯着弗兰提的脸吼道，那个男人用自己的手杖把弗兰提的帽子打翻在地上，说道：
“当一个因工作而受伤的人经过你身边时，你不仅没脱帽致敬，反而嬉笑，你太没有教养了。”这时，人群早已经离开了，而长长的一条血迹还留在马路中间。
囚犯
17日，星期五
这是我今年里遇到的最邪门的事了，我们今年不打算去吉尔利了。昨天早上，父亲带我去蒙卡里的郊区，想要在那儿找一座别墅，预备租下来今年夏天避暑。后来才发现，交给我们钥匙的是主人的秘书，他原本是个老师，他带我们看了房子，最后把我们领到他自己的房间里，给我们弄了些饮料。
他的桌上放着许多副眼镜，在那些眼镜当中有一个圆锥形的木制墨水瓶，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雕刻而成的。那位老师注意到我父亲对这个墨水瓶很感兴趣，便对他说：
“这个墨水瓶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如果你知道这个墨水瓶的来历就会明白了。”
于是，他便向我们娓娓道来：
很多年以前，他在都灵做老师，有一个冬天，他要到法院监狱的小礼堂里给囚犯们讲课。那是一个圆顶的建筑，四周高高的光秃秃的墙上，有很多方形的小窗户，每个窗口都有两个交叉的铁栅栏，很显然，每一个小窗户就对应着一个牢房。
老师一边在那阴暗、凄冷的小礼堂里踱着步，一边给那些囚犯讲着课。而他的学生们就站在那一个个的窗口后，把书本放在牢门的横杆上，只在黑暗中露出一张张苍白、皱着眉头的脸，花白杂乱的胡子和乱蓬蓬的头发。这些学生或是杀人犯或是小偷，大都目光呆滞发愣。
就在这样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很特殊，他就是七十八号囚犯，他不仅比别人听课认真，还很爱学习，他望着老师的目光都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他的年纪并不大，留着黑色的络腮胡，与其说他恶毒，不如说他不幸：他是一个木匠。他的主人已经迫害、虐待他好长一段时间了，还在他的头部造成了一处永久性的伤疤。他一时气愤，将一把刨刀扔在了主人身上，刺伤了他，因此，年轻人被判了几年监禁。但是，头三个月，他就学会了阅读和写字，而且他常常找书来读，他学得越多，性情就变得越好，也更加后悔自己的罪行了。
有一天，课快要上完时，他示意老师走近一些，对老师说，他第二天就要离开都灵转到威尼斯的监狱去弥补自己的罪行了，他向老师道别，用一种十分谦虚和动情的声音向老师恳求，希望能够摸一摸老师的手。老师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他吻了吻那只手，说道：
“谢谢，谢谢您！”便退下去了，那位老师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那手上浸满了泪水。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
六年过去了，“我忙于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早就把那个可怜人给忘了。”
老师说道，“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长着满脸黑色的大胡子，那胡子里还掺杂着灰色的胡须，身上的衣服也穿得不是那么得体，他问道‘你是某某老师吗？先生？’
“‘您是哪位？’我问他道。
‘我是第七十八号囚犯啊，’他回答说，‘六年前，您教会我读书、写字，如果您还记得，您在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时，将自己的手递给了我。我现在已经刑满释放了。今天，我来到您家是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小忙，收下我送给您的一件纪念品，这是我在狱中做的一个小玩意儿，您愿意接受我的礼物，好永远记住我吗？亲爱的阁下。’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以为我不想接受这个礼物，双眼望着我好像是在问我，‘六年的苦难还不足以洗净我的双手吗？’他凝视着我的神情是那么尖锐，让人十分的痛苦。我立即伸出手去接下了他手中的小礼物，也就是这个墨水瓶。”
我们的好奇心立即勾了上来，忙仔细地观察起这个墨水瓶。它看起来似乎是用钉子精心雕刻出来的，瓶盖上刻着一本练习簿，一支钢笔横放在练习簿上。画的周围还刻了两行字，上面一行写着：献给我的老师，一件来自于第七十八号囚犯的纪念品，六年刑期！下面还刻着一行小字，写道：学习与希望。
那位老师再没有多说什么，我们放下墨水瓶，向他道别后便离开了。在从蒙卡里回到都灵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场景，那个囚犯站在那扇小窗户的后面，和老师告别，那个在监狱里制作出来的简易的墨水瓶，所有这一切神奇的故事，都在不断地向我讲述着。我整夜都在梦着它们，今天早晨我还在想着这件事，我的想法飘得那么远，以至于我都没有料想到学校里等着我的那个意外！
我坐在挨着德罗斯的新座位上，刚答完月考里的算术题，就开始给我的小伙伴们讲那个囚犯和他的墨水瓶的故事，我还告诉他们那个墨水瓶是怎么做的，描述了那幅钢笔躺在练习簿上的图画和四周刻着的字，“六年！”德罗斯惊叫着，他先看看我，又看了看克罗斯，就是那个菜贩子的儿子，他就坐在我们的前一排，此时正背对着我们，完全沉浸在他要解决的题目当中。
“嘘！”德罗斯低声说道，他抓住我的胳膊说，“你不知道吗？克罗斯前天曾经跟我提到过，他不小心看到自己父亲的手中握着一个墨水瓶，就是他那刚从美国回来的父亲，那是一支圆形的墨水瓶，手工制作的，上面刻有一支钢笔和一本练习簿，就是你说的那个墨水瓶啊！六年啊！他说自己的父亲在美国，而不是在监狱里。那次犯罪发生时，克罗斯还是个小孩子，他根本就不记得了，肯定是他母亲骗他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千万一丁点儿都别让他知道啊！”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眼睛还死死地盯着克罗斯。不一会儿，德罗斯做完了题目，从桌子底下给克罗斯传了一叠纸，克罗斯接过了那个每月故事，名字就叫做《父亲的护士》，是老师让德罗斯做副本的。德罗斯把那叠纸交给了克罗斯，还拍了拍他的肩膀。事后，他让我以我的名誉保证不会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当我们一起离开学校时，他突然急匆匆地对我说：
“他父亲昨天来学校接他了，今天上午也一定会来，你看着我怎么做。”
我们来到了街上，克罗斯的父亲就站在那里，身子向一边微微地倾斜着，他长着黑色的胡须，胡须中还参杂着些许灰白色，衣着简陋，有一张面无血色、阴郁沉思的脸。德罗斯和克罗斯握了握手，想以此引起他的注意，而后，又大声地对他说道：
“我们下次再见吧，克罗斯。”
德罗斯还用他的手轻轻地捏了捏克罗斯的下巴，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是，德罗斯这么做时，脸涨得通红，我也没什么两样。克罗斯的父亲就那样关切地看着我们，目光是那样慈祥，只是他的表情中还是闪现出一丝不安和不信任，这让我们的一片热心肠凉了下来。
父亲的护士（每月故事）
那是三月里的一个下着雨的早晨，一个乡下打扮的少年，全身溅满了泥土，衣服也被雨打湿了，他胳膊下面夹着一捆衣服，出现在那不勒斯一家很有名的医院的门前。他掏出一封信，说想要找自己的父亲，他有一张漂亮的鹅蛋脸，淡棕黄色的皮肤，眼神深邃沉着，两片嘴唇厚厚的，总是半张着，让人很容易注意到他那洁白的牙齿。他是从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来的，他的父亲一年前去法国找工作了，不久前才回到意大利，几天前他刚刚回到那不勒斯就病倒了，所以还没来得及写信告知家里人他已经回国的消息，而且也没能及时通知家人他现在已经住院了。他的妻子知道这一切后很绝望，她不能够离开家里，因为她有一个生了病的孩子，而这孩子还在襁褓中，于是，她派自己的大儿子前往那不勒斯。就这样，这位少年身揣几个铜币，跋涉了十英里才到这家医院，他想要帮助生病的父亲，就像别人做的那样。
那个门房匆匆扫了一眼信的内容，就叫了一个护士带他去见他的父亲。
“哪个父亲？”
护士询问道，这个男孩儿害怕自己会听到坏消息，浑身因为恐惧而颤抖着，对护士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那护士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工人，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门房问他道，“是的，是一个工人。”男孩儿答道，这样的问题让他更担心了，“也不是很老……是的，他刚刚从国外回来。”
“他是什么时候住进医院里的？”护士又问道，这少年又看了看信，告诉她：
“我想，大概是五天前。”护士站在那里想了想，突然间似乎记起来了那个人，“啊！”她说，“第四病房最里面的那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