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窃听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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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铁幕重重,组织严密叹为观止

第三章 铁幕重重,组织严密叹为观止

中情局公开亮出自己的招牌,被司法局长认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结果这块牌子经常被人偷走;中情局备受恩宠,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中情局也在公开招聘,但拒绝“007”式的人物……

“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它的办公地点设在华盛顿地区林肯纪念碑附近。直到1961年后,中央情报局的总部才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多马克河边的兰利。整个总部占地约200多亩。中情局是一个公开的情报机构,它不像有些国家的情报机构那样,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中情局一直显得理直气壮,大大方方。

1961年,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大楼刚刚建成时开始,中情局就在乔治·华盛顿大马路的路口上,一直竖着一块高高的牌子,上面标着“C·I·A”的字样。后来一位司法部长看见了,大为恼火,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哪有情报机构在公路边竖个那么大的牌子来宣传自己的?”于是立即下令予以拆除。

其实,这样的命令意义也并不大,占地200多亩的兰利总部的确是太显眼了,来往的飞机驾驶员都把它看做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定位点。住在这里的居民都知道,联邦公路局旁边那栋白色的大楼就是中央情报局。1973年,施莱辛格当上局长后,觉得没有地面指示牌很奇怪,也很不方便。请示白宫之后,中情局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竖立了一块牌子,并且在上面写着“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块标牌经常被人偷走。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情局兰利总部大院的保卫措施虽然很严密,但是在总部大楼旁边却有一家居民一直与中情局做邻居。原来,建兰利总部的这片土地是中情局从联邦公路管理局手中要来的,而联邦公路管理局在收购这片土地时,却有一片13公顷的土地没能够买到手。那片13公顷的土地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它的主人叫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一个上了年纪而性格又特别固执的老太太。

联邦政府曾多次想说服她卖掉这片地业,但斯卡特古德老太太就是坚决不肯,并且通过地方法庭,设法弄到了一纸合法手续。根据法庭的这一规定,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有权不受任何干扰地居住在这里,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样,斯卡特古德的房子就像一只尖头的靴子一样,那尖尖的靴子头就一直揳进了中情局的大院。这样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不利于保密。有些人找不到去她家的公路,就只好一直闯到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口。

这个斯卡特古德老太太每年有10万到12.5万美元的年收入,不用支付抵押贷款,生活简单富裕。她还是一位贵格会教徒和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屠杀,热心帮助民权组织,并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捐款,同时她还不断地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削减军费和情报开支。所以她从心底里就不喜欢自己的这个邻居。

斯卡特古德女士年事渐高,1973年唯一陪伴她的朋友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生活。由于她的房子的一部分嵌在兰利大楼的大院里,所以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在安全巡逻时,总要捎带把她的家也一并巡逻一遍,当然这是无偿服务。所以她的家比美国其他地方任何居民住宅都要安全。当年凯西任局长时,她还被邀请到局长餐厅吃过饭。不过老太太一点也没客气,在饭桌上直接把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搞颠覆、发动别国内战的做法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位可敬的女士和中情局做了25年的邻居,一直相安无事。1986年她因中风去世后,中情局才把她的产业圈进自己的栅栏里面。

兰利大楼的名气如此大,几乎让全华盛顿的居民都知道中情局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反对中情局的民间组织,派人守在兰利大楼的入口附近,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很多进出汽车的牌照号码,并且据此查出部分中情局雇员的名单,登在报纸上。这让中央情报局很窝火,因为有些雇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他在为中情局效力。更可怕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派遣特工化装成华盛顿的居民,公开地来此搜集情报。后来,经过中情局和主管机动车辆注册的部门反复交涉,他们才答应修改部分条例,对根据车辆牌照号码查询车主姓名的做法增加了一些限制。

兰利大楼那时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门禁森严。如果你要闯进去,说不定在哪一个角落,就会有全副武装的警卫、警犬和闭路电视摄像机在严密地注视着你。1977年的一天,有三个喝醉了酒的海军军官想攀越兰利大楼的栅栏,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结果他们刚刚触到栅栏,警铃就响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在大院里被抓住,另外两个在爬上汽车的前一刻被逮住了。他们被押回海军基地,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不过近年来,兰利总部逐渐开放了,接待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小型团体参观,但参观范围非常有限,只是让他们参观一下冷战展览会,另外就是行动中心等极少的非机密的部分。其余的地方还是不能向外公开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情报工作提出建议,协调各情报机关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并承担同国家安全有关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指派的其他任务。后来,中央情报局又获得授权从事国外政治、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的权限就越来越大了。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中央情报局主要承担下列任务:

1. 就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2. 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

3. 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分析和鉴定,并分发情报。

4. 搜集、编写和分发国外情报、反间谍情报和毒品走私及恐怖活动等情报。

5. 在国外从事情报、反间谍活动,并协调其他机构的反间谍活动。

6. 完成总统批准的各种特殊任务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情报局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和其他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防止毒品走私等问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明确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国际新形势下主要有三大使命:

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国家是朝鲜和伊朗。

二是严密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

三是尽一切努力协助美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中进行公平交易。查清那些为了从美国手中夺走经济合同而进行的一切收买或行贿活动,以保障美国企业在生意场上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恐怖分子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也许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反对恐怖主义都将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保密是首要的神圣职责。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时,马上就会有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接触情报的人必须服从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即不得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丈夫在内)。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特定的观念: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只有局长一个人知道由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零星材料整理而成的综合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有“公开合法”和“秘密非法”两种途径。公开合法途径是指利用政府、军队和民间驻外机构,以外交官、国防部代表、民间驻外人员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派遣谍报人员,也有的谍报特工伪装成学生、商人、记者、专家等混入侦察对象国,所有这些谍报人员都是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当地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秘密非法途径是指采取非法手段进入侦察对象国从事谍报活动,主要的方式有:以移民的方式,申请合法入境,长期居留;利用偷渡、空投等手段秘密潜入;招降被抓获的外国间谍,经过训练后再派遣其回国充当自己的耳目。

中央情报局的庞大情报网络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为美国决策当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抢占先机、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清除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情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其成就和功绩是巨大的。

当然,在巨大的光环下面,阴影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央情报局在其间谍活动中,大量采用贿赂、讹诈等不光彩手段,为达到目的,甚至从不考虑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道义的合理性;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严重干涉别国内政,比如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1960年暗杀非洲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和“水门事件”等,都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段。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消息封锁十分严格,虽然有助于保密,但也助长了内部机构之间抢功的不良风气;此外,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主持情报评估判断的人,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四平八稳的作风,只要他们的判断刊印出来,整个组织都将其当做行为准则,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也许,对中央情报局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中央情报局是迄今为止最为庞大、最有影响力的间谍组织,它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大搞渗透、颠覆、破坏、和平演变等间谍活动,深得美国统治集团的青睐。

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

中情局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也是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情局的每一任局长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这些局长同时还常常要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常被称为总统的“耳朵”。中情局成立后,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

中情局的在编人员常年保持在16500余人。不过据有关人士推测,其实际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最多的时候甚至突破了5万人。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组织机构非常庞大而且复杂,主要有局长办公系统、秘密行动司、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等,分别管理有关业务。

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中央情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如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等。

情报策划与协调小组是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一个专门协调情报工作的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情报工作规划今后的新路线,探索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情报工作需采取的应急措施;在密切注意俄罗斯情报动向的同时,搜集日本、欧洲等各国竞争对手的经济战略、市场目标及研究开发项目等方面的情报,把握世界经济动态;负责搜集违法武器交易、器材机械出口、国际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情报;确保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够得到不断的调整,以便更加适合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内政策的需要。

秘密行动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大的一个部门,它一般把情报工作和特殊行动混在一起,其成员分别从事普通间谍活动和特殊隐蔽行动。秘密行动司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对外情报部门,以驻外使领馆为基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另一方面还是中央情报局隐蔽活动的主要执行机关。在国外从事策反、颠覆、和平演变,甚至绑架、暗杀等特殊隐蔽行动。

秘密行动司下设十五个处或组,分别是六个地区处、一个国内行动处、一个特别行动处、三个参谋组、三个服务处和一个管理服务部。

六个地区处:

远东处、欧洲处(西欧处)、西半球处(拉美和加拿大处)、近东处、东欧处和非洲处。这些地区处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的各地区司。地区处主要负责对这些地区的国家进行谍报、情报、准军事活动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通过设立在这些地区的驻外分站来进行,而这些驻外站或分站通常设在这个派驻国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的则设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内。

国内行动处:

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区处,主要是在国内进行隐蔽行动。

特别行动处:

是一个类似于地区处和参谋组的混合体,主要负责为国外的准军事行动提供人力、物力和雇佣军以及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专门技术。

三个参谋组:

包括外国情报参谋组、反间谍参谋组和隐蔽行动参谋组。这三个组负责监督各自专业方面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为各地区处、驻外站和分站提供帮助。

三个服务处:

包括专勤特项处、行动服务处和技术服务处。专勤特项处主要负责秘密行动司的行政计划和预算,并将隐蔽行动的必要性写成报告上送审批;行动服务处主要负责为间谍、特务的伪装和掩护作出安排;技术服务处主要负责制造各种间谍情报器具,如伪装品、微型相机、录音机、密写器材等。

管理服务部:

管理服务部包括: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

行政管理司:

主要负责管理中央情报局技术设备,负责为中央情报局招募谍报后备人才,并负责这些人员的训练和培养;也负责全局的通讯密码的编制与破译,同时还从事一些反间谍侦查工作,如该司经常对一些外国策反人员进行精神状态分析和测谎试验等。

情报司:

它是中央情报局的主干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尤其是对这些情报的鉴定、评估、分类,以及进一步的、详尽的分析与研究。编写《情报动态报告》,供总统和总统周围的核心人物参阅。

情报司下设的分支机构主要有:政治情报研究处、战略情报研究处、动态情报研究处、图像情报研究处、地理制图研究处等。

科学技术司:

科学技术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小的一个司,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基础研制工作、侦察卫星操纵及对尖端技术领域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负责中央情报局的电子信号情报处理,把一些尖端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活动。该司有工作人员1300余人,大多是一些高水平的电子和空间技术领域专家。科学技术司下设六个业务室、一个国家级的图片判读中心和一个完善的图片资料库。

中央情报局除上述庞大而复杂的总部之外,还在美国20多座城市设有分局,进行着广泛的情报活动,它还在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情报站,派有情报人员,大部分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几个系统之间、分局和分局之间,彼此都互不通气,更不得泄露自己的活动秘密。譬如,情报司虽然可通过秘密行动司得到情报,但这情报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得到的,却完全属于秘密;行政管理司按照秘密行动司的要求提供一切秘密行动的设备、物品,但不能过问其内容和目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在其内部,也被保密的帷幕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中央情报局除了本部之外,还设有几个属于它的独立机构,如:

美国技术转让估价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稽查泄露工业技术情报的公司和个人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和通报这方面的情报和存在的问题。

美国全国间谍情报任务分配中心:由美国第13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于1992年设立。通过该中心,建立起全国协调一致的情报任务分配机制,即把情报任务分配给那些获取情报可能性最大、承担风险最小、所用经费最少的间谍区完成。

特别行动小分队: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部门。他们采用最新技术,运用各种变幻莫测的手法,在各国首都、军事基地等要害部门进行电子侦察工作,用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法获取重要情报。

情报解密工作处:该处是20世纪90年代初,盖茨上台后,为推动中央情报局“公开化”进程而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史性情报问题,比如公开U-2飞机秘密档案等等。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就存在诸多重大的先天缺陷。它的功能原本是要整合各部各局的情报,可是一开始就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反对,因为中情局不归它们管辖,它们也不看好中情局;另外,中情局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

但是在美国民众眼中,中央情报局却一直被看成是“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它对谍报人员的招聘工作虽然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考核制度,但是到了后来也就变得不拘一格了,由原来的秘密招聘变为公开招聘,甚至不惜重金花钱做招聘广告。

公开招聘

1986年6月,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设了11个招募中心。经考试合格后,有1000人受雇用,其中有200~300人被培养成为间谍。

1996年圣诞节期间,在闻名遐迩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中情局一份引人注目的招聘广告。该广告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广告中提出了几项具体条件:

1. 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 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 操作清晰准确;

4. 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 35岁以下;

6. 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发行量达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当时,这则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但是作为这则广告的发布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中情局为了搜罗人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多家报纸上公开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不过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张旗鼓地进行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分析人员的工作,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它的无奈之举。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当年一些材料的解密,更多的内幕这时都真相大白于天下。比如1994年“鼹鼠”埃姆斯间谍案的曝光,就让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了身份,并且有几十人被处决。这一间谍案极大地破坏了中情局的形象,从而使其声誉大跌。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只好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广告把行动处描绘成一个由二十几岁、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联合体。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特别是在那些有特工潜质的大学生身上,很是舍得花大力气。中情局那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从中物色适合自己的人才。中情局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的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于是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来自像哈佛、耶鲁这样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生。中央情报局曾与美国66所最好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外,国会当年给美国13个情报机构追加了1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2亿至3亿美元是分给中央情报局的。

实际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007”式的人物。在一线的特工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情报分析人员。这些情报分析人员都是专家式的人物,精通对象国的语言,跟踪对象国的政策变化和局势动向,根据一线特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对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和预测,供美政府高层决策之用。像中情局的“中国处”就网罗了一批“中国通”,对中国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不仅仅自己从事分析工作,而且与美政府的各种智库、大学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进行密切合作,或者利用学术关系展开中国问题的探讨,或者拉拢部分学者成为搜集有关中国信息、为中情局服务的“眼线”。冷战以后,尤其是近年来,中情局为了扩大对华的侦察力量,大量征召熟谙汉语的人士,将其培养成未来的中国和亚太事务专家。

近年来,中央情报局看中的招募对象不是传统的美国人,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的移民或这些移民的后代,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妇女。中情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情局一直都在招募移民,以便能够进入外国的社会基层获取情报。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更多地把国外的恐怖分子、毒贩、军火走私犯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敌人,中情局就更需要精通敌人所在国家语言的特工。那些有能力潜入恐怖组织内部的志愿者将被优先录取。

中情局曾在2003年公开招募华裔特工。他们在华裔比较集中的东、西海岸10家中文报纸杂志同时刊登大幅招聘广告,诚聘双语(英、汉)情报人员和资料分析员。中央情报局还在其官方网页上,长期刊登招聘中国问题专家的启事,日薪高达175美元。其中开列的聘用条件包括:必须是美国公民,具有亚洲专题研究生学历,其研究课题是有关中国军事、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而且在校平均学分(GPA)不低于3.2(满分为4);具有外语(汉语)的听、读、讲、写能力。应征者须对中国情报分析有浓厚兴趣,拥有在外国、尤其是在华语地区生活和从事有关工作的经验;非常了解地区性问题。

2009年9月,中央情报局还在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广告,招聘华裔女特工。在广告旁边还附上了一张华裔女特工的巨幅照片,相当形象化。

如果你拨打美国特工处特工招聘专用电话,或者是打开特工处招募网站,就会发现你首先得满足以下条件:你是美国公民,最好还得是土生土长的;21岁以上37岁以下,嫩了老了都不成;知名学院或者大学的本科学位,在犯罪调查或者其他执法机构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

当然了,如果你有奇才异能的话,那么学历要求可降低;视力要求一级棒;健康出色的体格;必须通过财政部特工处的特别考试;必须接受祖宗三代审查,接受是否吸毒检验、医疗检查和心理测试。如果全都能通过,又完成了特工处训练学校的严格训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持证上岗了。不过,特工处训练学校的内容迄今仍属绝密。

曾任特工处处长的斯坦福走过的路,可以给那些想当特工的人提供参考。斯坦福是1999年3月4日被提升为特工处处长的。他在加入特工处之前曾于1969年至1971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到越南打过仗。1971年,他被选拔为克里夫兰特工处特工,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获得过多枚不宜公开的勋章,而且他还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

如果真的当上特工处的特工,那么享受的待遇会怎样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按西方标准,人员的收入属于中等。受过高等教育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的新手现在每月只能挣2000美元,而如果他在私营企业至少可以每月拿3000美元。从加入特工那天起,根据此人的教育程度和素质情况,每年除了跟同级官员领一样的薪水外,额外还有相当于年薪25%的奖金;特工和其直系亲属享受联邦政府保健福利计划;每年可以带薪休假13至26天;每年可以休至少13天的病假;法定节假日带薪休假;丰厚的退休薪金;如果是现役军人或者警卫队的话,那么加入特工之日起可以选择转为后备役或者提前退役。

中情局的招聘是全方位的。它除了招聘年轻的大学生外,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才。中情局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的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后还要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却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唯一的例外是沃尔特·B. 史密斯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从1950年到1953年曾出任中情局的第二任局长。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晋级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因此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概念,认为美国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

在中情局,女性职员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也不多,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就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中情局部长级的高级官员。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也与华盛顿其他政府办公室的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尽管他们把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意地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但还是很容易让人把他们辨认出来。后来,他们可以公开向人们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是在以前,被问到职业,他们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即便如此,那些询问的人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以上的那些“自由”并不包括那些秘密特工,尤其是在中情局行动处工作的人。在行动处工作的都是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秘密操作员和保密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魔鬼训练”

中情局工作人员和特工的培训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工程,对于此历来有过各种各样的传闻,对中情局的间谍训练工作进行的所谓揭秘,都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中情局的训练工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那些招聘来的人员,第一步往往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核查”。姓名核查的目的,就是要看这些人有什么不适合做间谍的背景和材料。第二步就是对通过姓名核查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合格者将会接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考验。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考验,以能够充分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合格者首先将会接受“观察力测验”考察,主考者会根据方案或专家的出题,让应试者自己去完成。

“意志力测验”则是将应试者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应试者最后要通过的是测谎器的测试,测查其心理素质情况。

以上合格者,首先进行9个月到1年的初步训练。开始3个月,新学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课,加强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3个月后,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去训练。

一般来说,未来间谍们都要学习徒手格斗。他们不是像拳击家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而只是学习如何用脚跟、手掌、指头去击中对方要害部位的“散手”,这其中包括中国功夫、柔道、擒拿术等精华的东西。全面训练的重点放在隐蔽行动和保密上。他们学习干“袋子活”(偷偷摸摸地进入私宅或公司办公室)和窃听。

“农场”内,建有控制塔的模拟的国境线供学员们进行非法偷越国境的练习,还训练他们如何盯梢、监视、摆脱敌人跟踪、建立安全接头点,及时转移,学会化装,学会接头暗号、代号、密码电报的接发方法,秘密集会,纵火爆破,绘制地图,还要研究敌人方面的反情报机构的行动方法和组织机构,以及保密教育……

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对学员的能力、智力进行测验和性格稳定性筛选后,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各个部门,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然后正式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据有关传媒披露,2002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新成立了一所大学,美国的特工们要在这里速成至少一门外语,学习怎样给总统写报告,研究如何应对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遭受“9·11”重创之后,一向自认为是世界顶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力遭到了质疑,中情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合并了以前的11所学校,建立新的中央情报局大学,对特工人员进行强化训练。

这所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有深色的砖墙,浅色的玻璃窗,是一幢看上去朴素无华的建筑物。学员出入都必须经过安检。教材封皮都标示着“机密”字样。电话分成绿色(保密)和黑色(普通)两种。至于这所教学楼的地址,人们只知道它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商业区,周围全是办公楼。具体是哪一栋也是一个秘密。中情局大学教学楼本身并没有悬挂任何让人联想到中央情报局的招牌。它的停车场甚至对外开放,只不过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位保安负责检查证件。

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紧挨着一片绿草茵茵的山坡。路透社记者偶然听到几位中情局官员半开玩笑地提到那儿可以建造一个体育馆,还给体育馆也起了一个代号“好斗的鼹鼠”。

中情局大学的宗旨也很简单:更好地协调中情局各机构对特工的培训工作,提高谍报工作的效率。中情局大学校长弗兰斯·巴克斯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情报局新聘的雇员数以千计,在今后几年里,他们都将到这里来受训。”“我们正在为未来整整一代人提供强化训练。‘9·11’之后,中情局大学的一大训练内容就是加强和拓展安全防范意识,计算机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如此。”

实际上,对中情局地下谍报人员以及被派往海外搜集外国情报的特工来说,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还是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了一点。他们主要的受训地点可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州另外一处隐秘的角落——“农场”。

在“农场”,学员的学习成绩和平时的表现对其日后谍报生涯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情局大学“业务董事会”的秘密培训项目中,如果学员暴露出的弱点很多,他不仅没有资格参加下一步培训,甚至有可能遭到中情局淘汰。

中情局大学还开设经贸课程,讲授欧盟、东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趋势、国际银行业务、世界石油市场、中央银行职能以及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在美国准备空袭阿富汗塔利班前夕,中情局因缺乏懂得阿富汗当地部落语言的人才而受到尖锐批评。痛定思痛,目前,中情局正在大力强化对雇员的语言训练。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德语都被列为“核心语言课程”。少数特工还要求通晓某些小语种语言。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在校外受训。

路透社记者最关注阿富汗人常用语言的课程设置情况,但中情局大学并没有开设普什图语、达里语(现代波斯语的一种,主要为中亚塔吉克人使用)、乌兹别克语或者乌尔都语(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部分阿富汗人也讲乌尔都语)课程。中情局大学高级行政官员玛丽·奥沙利文说:“我们一概不设这些科目。一来我们不缺讲这些语言的人,二来也几乎不可能聘到能够闯过我们严格的安检关,具有我们所需要的信任度的教员。”

中情局大学的安全条例规定,语言教员必须来自美国本土,有执教经历,还需经过中情局的背景检查。不过,校长巴克斯说,如果中情局高层不能确定对懂得这些特殊语言的人才有长期需求的话,他们就没法找到合乎中情局安全规定的教员。要知道,“达里语不是一夜工夫就能通晓的,需要很多年的学习”。

中情局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将来要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因而中情局无法利用商贸语言学校,甚至也不能利用国务院的语言培训项目。一名曾在中情局大学学习法语的特工说:“外交官是不会和我们需要接触的那些人交谈的。你和一名恐怖分子交谈所需要的词汇也不会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场合。”至于商贸语言课程也同样缺乏情报人员所需要的词汇。“有几个生意人会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足以置人死地的导弹降落距离呢?”

在中情局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是为期4天的“为总统写报告”的课程,因为每位总统对中情局呈交的报告都各有一些特殊要求。另外一门课程的代号是“CIA201”,为期3周,其宗旨在于培养学员的团队精神。因为中情局大学的学员来自中情局各个部门,有搞技术的、搞财务的、搞分析的,也有专搞秘密工作的,专业背景差异很大。

“CIA201”课程首先让学员进行“鼯鼠”练习:每位学员都要被同学用绳子吊到离地面10~20米的高度,除了信任拉绳的同伴不会撒手让他摔死,别无求生之道。

轮流当完“鼯鼠”之后,是集体走平衡木练习,学员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也不能让同伴掉下去。同组学员都在平衡木上站住了脚,才能算是成功。据这门课程的教员说,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每一个小组中,不可避免地总是有学员表现出只考虑自己的倾向。

最后是紧急应对危机小组练习。学员们首先观看一部假想某个“无赖国家”入侵美国盟国的录像片。在该片模拟的恐怖袭击行动中,入侵者使用了导弹、坦克和化学武器。接着,教员分发给他们关于该片涉及的两个国家的情报手册,情报手册中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然后要求学员提出对冲突后果的构想。这时,学员还会受到一连串的干扰,比如电话铃响个不停,教员敲门要求得到最新情报等等。学员们还需准备一份局势报告,并向即将赶赴白宫参加会议的中情局官员作简要汇报。教员告诫学员们说:“局势极不明朗,只能在不完整的情报基础上,尽力作出结论。”

2003年,一家美国媒体又披露了一则新闻,文章称,为了应付变化不定的世界新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在搞新花样,于2003年5月中旬开办了一所“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新型间谍的秘密学校。校名取自于中情局一位分析专家的名字谢尔曼·肯特,据说,此人在中情局里极受推崇,还当过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1953年他就建议创办一家分析人员学校,时过近半个世纪,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所学校设在中情局总部内一所极为隐秘的建筑之内,也有人说它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大楼的二楼。学校的规模很小。第一批学员只有25人,14名男生和11名女生。这些学员并非等闲之辈,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硕士、博士等学位,有一半曾在国外居住或工作过。

学校区域防卫森严,警卫随处可见,安全锁、警报器俯拾皆是。校舍用特殊材料建成,外表上看起来与临近的建筑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有了这种特殊材料,任何人都休想窃听到建筑内的行动。出入这里的学生无一例外地佩戴一种蓝色胸牌,这是他们的通行证,表明他们可以使用标有“绝密”字样的电脑。学生们的垃圾每天都要切碎后烧毁,整个学校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不过,这所学校并不是培养人们想象中那些能开飞车、动枪动刀、飞檐走壁的特工,而是重点培养能坐得住冷板凳、会动脑的分析专家。学生们学习如何筛选情报、分析卫星照片、检查窃听文件、浏览国务院报告以及从新闻报道中搜寻蛛丝马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由于预算减少、丑闻迭出、失误不断以及新技术的涌现,作为美国头号情报机关的中情局,近两年来正在悄悄地重新评估它的作用。据中情局中老资格的分析专家说,尽管偷图纸、安窃听器等都是很不错的情报手段,但只有从大量的信息中作出迅速而深刻的分析,才能将敌手的真实意图告诉总统。这所新学校就是中情局改变其惯用手段的最新体现。授课的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对过去发生的政变、暗杀和入侵等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那些教师经常警告学生说,“这里没有退学的规定”——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而且必须获得好的成绩。

近年来,情报分析人员在中情局的分量正在不断加重,他们对美国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情局负责撰写世界上最昂贵、最独家的报纸———《总统每日简报》,每天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向总统及其高级顾问提供对当日世界大事的看法。据说,历届美国总统对中情局各有好恶。前总统布什曾经是中情局的第九任局长,所以对《总统每日简报》十分偏爱。他执政期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阅览简报。而尼克松却截然不同,他对这些简报嗤之以鼻。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由于中情局未能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尼克松把“这些玩马戏的小丑”们臭骂了一顿。

据称,肯特学校的课程分门别类,应有尽有,既有分析课,又有实战课。案例分析切合重大的国际事件,诸如1998年5月印尼苏哈托总统倒台事件、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等。实战训练则是在属于超级机密的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的太平洋指挥中心以及夏威夷的珍珠港进行。学校要求学生既要是某一行业的专家,又要成为中情局的“忠实走狗”。

自“9·11事件”以来,中情局抓住美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之机,同美国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恢复了合作。目前,中情局正一面大幅增加对间谍技术研究的资助,一面从美国大学中招募“最好的”学生。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一改近年来对中情局不爱搭理的冷漠态度,开始为中情局的某些关键部门定向培养起专门人才来。那些愿报效祖国的美国年轻人曾梦寐以求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美国的许多科学家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该局资助的一些项目的研究。

2002年的一天,中情局科学家兼资深特工菲利普来到拥有1万多名学生的新泽西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对该校四年级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恐培训。他给学生们传授了涉及6个学科的知识和实用技巧,例如,如何根据骨骼结构来识别伪装的恐怖分子、如何扭曲光线以便让特工人员躲在阴影里不被发现等。这名科学家还“现身说法”地表演了一番。面对观众,他说了声“隐身”,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这一切令学生们兴趣盎然。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拨款数量骤然增加,其中布什“钦点”给中情局用于抓捕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头目的预算就高达10亿美元。这令一度如饥似渴的中情局得到了充裕的资金,该局下属各部门也因此而手头宽绰多了。菲利普所在的中情局情报技术中心获得的年度预算也成倍增加。在此情况下,菲利普就可以把一些搁置已久的计划重新拾起,只是该中心在人手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他希望能从一些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物色到符合要求的高技术人才。

目前,中情局和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有趣现象。例如,有两所州立大学在2002年任命了同中情局有关系的人员担任校长,其中德州农工大学任命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为该校校长,亚利桑纳州州立大学任命中情局负责资助发展间谍技术的创业资本公司副董事长迈克尔·克罗为该校校长。又如,美国教育界大约有30多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响应政府号召到情报界兼职,填补了由于部分专家被调往反恐战争第一线而留下的空白。

在2002年10月1日更新的中情局网站上,有52个项目招募新人,其中包括电脑专家、精通多种文化的心理学家、环境安全工程师以及录像带制作专家。

中情局的招聘活动得到了美国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年多来,中情局共收到了超过10万份求职申请。但是,由于该局的不少职位具有特殊性,至今仍无人能够应聘。因此,中情局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一些大学,让他们进行“定向培养”。这些职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和情报分析方面。例如,能够编制语言自动翻译软件的计算机人员、电脑和网络安全人员,研制能够准确探测生物和化学品的感应设备的人员等。当然,这些人员与执行特殊任务的外勤人员并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必出生入死和外国间谍斗智斗勇。所以,梦想做“007”式间谍的大学生还是趁早别干这行。

除了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或者是和教育机构联手培养特工之外,中情局特工培训的途径还有很多。据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的那套培训特工如何使用魔法和骗术的手册,已经上市出售了。

1953年,魔术师约翰·穆赫兰道为中情局编制了一本特工手册,中情局付给他3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稿费。

手册当中包括如何使用骗术:比如以特有的方式系鞋带向其他间谍发信号,表示“我有情报”、“跟我来”、“我还带了个人来”;又比如如何把药片藏在火柴盒中,然后借点烟引开对方注意力,把药片投入饮料中,以及如何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小东西装进口袋中等。

这是中情局当年针对苏联展开的心理控制试验项目的一部分。1970年,中情局曾下令将手册全部销毁,但其中一本幸存了下来。

现在,这些内容已经被解密,手册得以重新出版,起名为《中情局诡计骗术手册》。书中收录的材料是由间谍史学家基斯·梅尔顿和前中情局技术负责人鲍勃·华莱士共同发现的。

中情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为本书撰写了前言。但特别强调,就他所知,给饮料下药的手段“实际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据有关资料显示和一些退役特工的回忆,中情局的那些特工在第一阶段只是接受一些基础技巧训练,比如驾驶、轻武器使用、密码无线电通信、语言社交礼仪培训、化学爆破、心理学等课程。不过在参加训练之前,必要的审核还是不可少的,诸如此类的测谎、药物催眠等,一样都不能少。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训练之后,那些合格的特工就被根据不同的专业进入不同的训练营地。一旦进入中情局的训练营,就是“地狱式训练的开始”。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接受行动处特工的训练。

平时,行动处的那些特工看上去很绅士,实际上他们更像魔鬼,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拥有美国“海豹突击队”一般的杀人技能。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堪称王牌中的王牌,而且在各国特种部队中,它的作战成功率几乎可以说是最高的。而中情局对这些特工的训练,往往就是采用这样的训练方式。

其中最艰难的就是被称为“地狱周”的强化训练计划。在强化训练过程中,所有学员在6天中只可得到4个小时的睡眠。一周下来后,关节扭伤,骨头摔折,甚至患上肺炎者也大有人在,而且当队员们在水中整整游了一夜而疲惫至极并准备上岸时,教官又告诉他,只要承认无法继续接受训练或者是不适合干这种工作,马上就会有热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并且可以洗一个热水澡后再美美睡上一大觉。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由此被淘汰出局。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他们要同时开展空降、格斗、捕俘和爆破等高强度的训练。他们的格斗教官往往是李小龙式的截拳道大师和咏春拳高手。他们的训练科目也是以截拳道为主的,同时辅以当今世界武坛上极为凶悍的“格雷西”柔术,这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结合。

除了体力和体质上的训练之外,中情局还要对一些特工进行“洗脑”,在思想意识上对他们进行训练。

有一份“三步走”的资料,即是中情局当年对那些谍报人员“洗脑”的教育材料。1999年6月份,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这个“三步走”的策略不仅仅是停留在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层面上,在美国这十年来的对华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体现。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个“三步走”看来还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