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鼹鼠”现形，美苏谍战何时了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鼹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鼹鼠”阿尔德里奇·埃姆斯现出了原形后，2001年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直到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进行了一场间谍“交易”。“鼹鼠”层出不穷，美苏谍战未有穷期。
特大“鼹鼠”埃姆斯现出了原形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鼹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鼹鼠”终于现出了原形，他就是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分部主任阿尔德里奇·埃姆斯。
1994年2月21日清晨，闹钟唤醒了沉睡中的埃姆斯，他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10点半，埃姆斯离开家门，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他准备启动汽车。突然，车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随即，一张卡片递了进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埃姆斯耳边响起：“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埃姆斯来说，那一天确实同以往的日子不同。从那一天起，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甚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永远失去了自由。由于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并造成了十余名美国间谍送命，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宾夕法尼亚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身穿40087-083号囚衣。
埃姆斯在1962年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正赶上情报局扩充实力的好时光，很多与埃姆斯一起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交上了好运。埃姆斯一加入中央情报局就进入了核心部门，成为一名外勤官员，同其他担任情报分析任务的同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
他的工资不高，再加上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工作并不顺心。最糟糕的是，他不敢告诉人家他是一名情报人员，他总是对人说，他是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这种黑暗世界里的日子真不好过，为此，他的妻子安妮一直跟他闹。
转机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他从安卡拉调到了墨西哥城。地方变了，似乎运气也变了。正是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场合，他邂逅了玛丽娅·罗萨里奥·卡萨斯。风姿绰约的玛丽娅，吸引了正闹离婚的埃姆斯。
但是，玛丽娅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玛丽娅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4月至12月间，她又成为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的线人。当埃姆斯陷入情海不能自拔之时，玛丽娅提出了结婚的先决条件：加入克格勃。
埃姆斯没有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对此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生活在秘密世界里的人大多孤独，而打扮成外交官的驻外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而且还要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借酒浇愁，玩玩女人，在中央情报局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许是玛丽娅给他带来的好运，埃姆斯很快被调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苏联分部的负责人。这在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中层职位，但不容小视。美国长期以苏联、东欧为敌手，对付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渗透是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熟悉埃姆斯的人都说，埃姆斯这次算是出头了。
但是在埃姆斯自己看来，他今年已经42岁，这个年龄才混上一个中层职位，实在算不得什么，在中央情报局，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局级领导一般都是从局外调入，很少有本局职员直接提升的。
埃姆斯的工作就是要在各式各样的苏联人中，寻找可能被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猎物”。这些潜在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寻花问柳。
埃姆斯在寻找，他的对手也在寻找。这一次，克格勃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姆斯！在他们看来，埃姆斯具备一个变节者的所有条件。这是一个立即可以利用的人物，可以从他身上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
随后是长达6个月的劝降工作。埃姆斯被捕后在监狱里回忆道：“我需要钱。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丽娅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认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我甚至考虑过抢银行，我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同意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渡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得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当我从克格勃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已经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大约有10名美国间谍因我而丧命。我想罢手不干，也不可能了。克格勃哪会轻易放过我呢？
“克格勃不愧是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给我规定的联络手法，即便我这个反情报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与苏联人接头的地点，有时在国内，但更多的时候则在墨西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好在我有特殊身份，飞来飞去还很自由。我很少同我的接头人会面。我们之间一般用秘密信箱联系。这个方法已经沿用几十年了，虽说比较麻烦，但使用起来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接头前，苏联人在我们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要我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我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我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我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要不是这种方法，我想，我维持不了9年时间。”
被埃姆斯出卖的第一批间谍就是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和莫特林。1980年11月，马尔季诺夫和妻子来到华盛顿，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技情报的官员。1982年，马尔季诺夫被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盯上了。这个特工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各种技术性会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设法与他单独取得联系，并最终将他发展成为间谍。他们为他在美国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存了数目可观的钱，以便将来在他叛逃到美国之后可以使用。
联邦调查局想通过马尔季诺夫了解那些被派到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看哪些人可以被收买过来，而中央情报局则对克格勃在美国的目标、他们的运作方法等情报感兴趣。马尔季诺夫不负众望，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情报局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量，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收买马尔季诺夫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突破，不久以后，他们又成功收买了苏联大使馆的另一名克格勃军官谢尔盖·莫特林少校。他是1980年夏天被派到华盛顿的，同马尔季诺夫一样，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作为苏联分部负责反间谍事务的埃姆斯自然知道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由于现在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劳，这两个间谍就对他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一定要将他们除掉。6月13日，在与克格勃联系人丘瓦辛接头时，他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得知这两个叛徒出卖了国家机密，克格勃的头头脑脑们恨得直咬牙，但为了保护埃姆斯，他们一直隐忍不发。
1984年底，莫特林在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结束，奉召回国。临行前，他保证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1986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
1986年11月，当尤尔琴科从华盛顿返回苏联的时候，马尔季诺夫也受命陪同尤尔琴科回国，当时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的丈夫通常并不执行这一类的任务。10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时膝盖上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回国照料。娜塔莉娅立即动身回国。可是，飞机刚一着陆，克格勃官员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而把她抓到监狱审讯。克格勃官员告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经多次对她进行审讯，并允许她探望丈夫4次，最后一次还带去了两个孩子，那时马尔季诺夫已获知被判死刑。他于1987年5月29日被枪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募了两名苏联大使馆人员，但这两人不久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处死。联邦调查局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
联邦调查局“行动基地”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美国情报界内部的奸细，代号为“天光”。此外，联邦调查局自己还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中央情报局的安全问题，其行动代号为“演员”。
“天光”和“演员”小组同时行动。他们首先阅读近期有关档案资料，了解那些失败的谍报活动的内情，随即根据知情者的范围，各自拟出了一份嫌疑者名单。然后，行动小组根据各人的自然情况对嫌疑者进行排队。这些自然情况包括：是否酗酒，是否有吸毒行为，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的记录，是否有不明收入来源，等等。根据这些标准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大约有200人之多。行动小组对每个嫌疑者进行调查，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多个，网一点点收拢了。
令行动小组惊异的是，在“天光”和“演员”小组的名单上，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赫然在列，而且，调查发现，他的不检点行为很多，因此，在名单上，他的名次逐步前移。他酗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离过婚，这说明婚姻问题上有不美满的记录；在一次例行的测谎检查中，检测人员发现，测谎器上的波纹异常。
不过，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埃姆斯有大量不明收入。他的年薪不过7万美元，从1985年4月至1993年8月，其总收入不过34万美元，但同期他的支出竟达到130万美元。1989年，他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市买下一处住宅，一次付清了54万美元房款。更让人吃惊的是，埃姆斯为装修房子和购买家具一下子又花去了10万美元。此外，他花了近2万美元为其妻买了一辆“本田”牌轿车，不久又买了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美洲豹”牌轿车。在过去的8年中，他还买了16万美元的股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此外，他还通过信用卡支付各种费用45.5万美元，付电话费近3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雷蒙德看着这些调查记录，惊呼：“他怎么买得起这种豪华住宅？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买这些汽车？几乎可以肯定，这家伙有问题。”
调查小组确认，不管美国情报界内部还有多少“鼹鼠”，埃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
1993年5月1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埃姆斯进行刑事调查。此次调查的代号是“夜行人”，负责人是莱斯利·怀泽。怀泽是个老资格的反情报官员，以前侦破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但是，当他从布赖恩特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案卷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案件将使他以前破获的所有案件黯然失色。以反间谍处处长的身份给外国情报机构充当“鼹鼠”，这在美国还没有发现，在英国也仅有一个金·菲尔比。
怀泽迅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一切就绪后，6月3日，怀泽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此后，埃姆斯住宅的周围布满了垃圾清运工、草坪修理工、送货杂工等。6月11日，怀泽手下的特工开始窃听埃姆斯。埃姆斯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怀泽的监视之下。
6月23日，经司法部门批准，怀泽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从而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多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有些还涉及美国的军事机密，而这些机密同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毫不相干。联邦调查局还从埃姆斯家中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色带，经过技术处理后，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在阿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的调查证实，埃姆斯从阿拉斯加回来后，在当地的银行以玛丽娅的名义存了一笔钱，数目是8.67万美元。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垃圾桶中还找到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道：“我的妻子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并且很支持我。”另一份文件则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取得机密情报的渠道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一些秘密行动。
搜查完毕后，联邦调查局在埃姆斯的计算机上加装了电子侦测器，在其房间加装了监视装置，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此外，怀泽复制了埃姆斯住宅和汽车的钥匙。7月20日，趁埃姆斯到胡佛大厦办事的机会，怀泽又在埃姆斯的汽车里安装了一个电子信标发射器。
9月15日深夜，4名特工从埃姆斯的家门口换走了垃圾箱。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张撕碎了的小纸条，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我想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
10月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去迈阿密度周末，10月9日，天刚蒙蒙亮，怀泽的人员出现在埃姆斯家中，而怀泽自己则在“行动基地”一个小指挥室里遥控指挥。下午5点，搜查人员满载而归。电脑专家汤姆·默里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关于会面的记录等等。此外，联邦调查局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这些都是埃姆斯无权过目的。
10月，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但是，机场的航班登记表却显示，他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加拉加斯，而且，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而是在美国。怀泽知道，埃姆斯是到加拉加斯与他的主子会面去了。
埃姆斯在加拉加斯期间，并没有逃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怀泽从电话录音里听出，埃姆斯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已被怀疑。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一有机会就应收网，否则，埃姆斯有可能跑掉。
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埃姆斯的监视。埃姆斯的波哥大之行一直拖到11月才成行。11月1日，埃姆斯来到波哥大，等待他的不仅有他的克格勃老板卡列特金，还有怀泽所带领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将埃姆斯与卡列特金可能会面的场所都监视起来，不料还是扑了个空。11月2日，埃姆斯和卡列特金完成会面，怀泽未能将埃姆斯当场拿获，不禁感到几分沮丧。
从波哥大回国以后，埃姆斯夫妇完全沉寂了。没有人知道卡列特金在波哥大同他讲了什么，但是，埃姆斯知道他已被怀疑是确凿无疑的了，因为他不再有任何可疑的举动。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埃姆斯，连埃姆斯的邻居对周围出现的各种闲杂人员都感到可疑，作为反情报专家的埃姆斯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断出现乔装打扮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埃姆斯暴露，杀掉埃姆斯灭口也不是不可能的。此外，根据原先的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于近期出国公干，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搞得不好，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
埃姆斯曝光后，美国朝野舆论大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怀疑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苏联间谍，但一直无法将其挖出。埃姆斯曝光后，人们心目中的怀疑终于成了现实。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姆斯间谍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间谍案。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克林于1994年2月22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白宫认为，这次间谍案是对两国“伙伴”关系的一次严重破坏。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则利用埃姆斯一案大做文章，攻击政府过于信任叶利钦。中央情报局立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主动召回与埃姆斯一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并把其在美情报人员削减到美国在俄罗斯的同等水平。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李森科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7天内离境。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反应则要平和得多。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俄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将埃姆斯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政治领袖卷入这一纠纷。叶利钦总统的发言人科斯季科夫指责美国对间谍案反应过分。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埃姆斯间谍案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美国大可不必为此而震惊，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尚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更没有达成彼此停止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议。俄罗斯的塔斯社还强调说基于个别利益的考虑，情报事务仍有必要存在，美国军方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计划结束美国对俄情报工作，既然如此，俄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呢？在从事情报活动方面，俄罗斯与美国拥有同等的权利。
基于美国政府驱逐了李森科，俄罗斯也采取了对等措施，于3月1日和3日宣布捕获了1名英国间谍和2名美国间谍，并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代表詹姆斯·莫里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还指控美国驻俄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与间谍案有关，以此来平衡国际舆论对埃姆斯间谍案的关注。
埃姆斯身为中央情报局对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俄罗斯能将此人招募，很明显是这场间谍战的赢家。但是，此案并没有到此结束。据香港《东方日报》消息，埃姆斯虽然出卖了美国大量的国家机密，但美国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挨打。因为中央情报局早就觉察内部出了奸细，且较早地将埃姆斯列为怀疑对象，及时调动了他的工作，将他调任为缉毒中心黑海地区科的负责人，因而减少了一定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确认埃姆斯是俄罗斯间谍后，美国立即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小组，专门编造假情报，经埃姆斯之手提供给俄罗斯，这些情报真真假假，极难辨认。
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对埃姆斯进行公开审讯。莱斯利·怀泽在其长达30多页的公诉书上，列举了埃姆斯的罪状，说在过去的9年里，埃姆斯因出卖情报而获得250万美元的酬金，是莫斯科所雇用的外国间谍中最富有的一个。最后，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和偷税漏税罪判处埃姆斯无期徒刑，并罚款25万美元。比起他从克格勃收取的巨额酬金来，25万美元不过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埃姆斯注定是要坐穿牢底，无法享受了。
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美国历史上又一大“鼹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2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几十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扮成游人，分散在华盛顿市郊的法克斯通公园的各个角落。他们一边在烤炉上烤着牛排，一边密切注视着一座木桥上的动静，并把这一切用摄像机摄下。
这时，一个身着黑色上衣的男子走过木桥，他停下脚步，弯腰系鞋带儿。“游人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这一男子面前。在走到其家门前时，突然，“游人们”猛扑上去，将这一男子按倒在地。
2月20日，美联邦调查局局长弗利宣布，联邦调查局2月18日逮捕了俄罗斯间谍、该局资深特工罗伯特·汉森。
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学专业是会计学。在就读伊利诺州专科学校时，汉森学习了俄语。70年代初他被芝加哥警察局录用，在对内侦察处工作。1976年，汉森被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后来他专门负责对俄罗斯驻纽约外交官的跟踪。正是在此期间，汉森投向了克格勃的怀抱。
1985年，汉森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寄出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相信，贵国的专家一定会对这些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专家们一定会认为应该付给我10万美金。”
从1985年开始，汉森一共向苏联人提供了27封信件和22个邮包约6000页的绝密情报。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电子侦察技术等绝密件。最为重要的是，汉森于1985年10月1日和1989年3月20日向克格勃透露了3名被美国招募了的克格勃特工名单，导致2人被枪决，1人入狱。
汉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他隐藏得十分巧妙，甚至多次通过了美联邦调查局测谎局负责人亲自对其实施的测谎检查。汉森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他有条件接触绝密文件。4年前，汉森被调到美国务院工作，负责侦破外国间谍的专项任务。据说，前不久揭出的俄安全部门特工在靠近奥尔布莱特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一案就与汉森有关。
汉森在克格勃总部的代号为“拉蒙”，或简称“Р”。汉森从未和任何苏联人发生过联系，而一直通过“秘密信箱”向其转交情报，并领取报酬。
汉森坚信，即使是莫斯科泄露了天机，他也不会被揭露，因为他的名字无人知晓。
其实，正是莫斯科克格勃内部出了叛徒，才导致“Р”特工的败露。美联邦调查局从去年下半年就已发现内部有“鼹鼠”，后来通过隐藏在莫斯科克格勃内部的“自己人”提供的情报把汉森揪出。
据统计，15年来，汉森总共从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拿到约1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包括现金和钻石。
据报道，汉森为苏联和俄罗斯服务，还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他在写给莫斯科总部的信里说：“我从14岁时起就选择了这条道路。”
与埃姆斯相比，汉森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就像一个典型的美国中层人士，住房是中层人士都能买得起的那种，开的小车也是普通型的“福特”车。
汉森被捕后，邻居们震惊不已。他们说，汉森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他都偕全家去教堂祈祷。汉森的妻子贝尔纳杰达在当地中学教宗教史。6个孩子都非常爱自己的父亲，最大的去年考上了大学。
同行们则称汉森是一位资深专家，但很像恐怖片中的心理阴暗的坏人。平时，汉森常穿深色西装，同行们就叫他“死亡医生”或“殡葬馆馆长”。汉森经常辱骂美国是一个“个头大，易发怒和危险的痴呆儿”。
由于汉森一案已造成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下令成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牵头的专门调查委员会。3月5日，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汉森一案。汉森拒不认罪，情绪沮丧，与法庭尖锐对立。
根据美国法律，汉森可能被处以极刑。但也不排除像埃姆斯一样，被判终身监禁的可能。
2010年美俄双方的间谍交易
美、苏（俄）之间的这种间谍战就一直没有结束过。到了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双方还在进行一场间谍交易。
2010年7月，美国将驱逐10名俄罗斯间谍。作为交换，莫斯科将释放4名被控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早些时候，这10名俄间谍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出庭时承认了对他们的间谍控罪。这是首次所有10人被逮捕后一起在公众前露面。第11名俄罗斯间谍嫌疑人在塞浦路斯被逮捕后，在取保获释后失踪。
被莫斯科释放的人之一是核科学家苏佳金。苏佳金于7月6日从原来服刑的俄北方一所监狱转至莫斯科附近的监狱，并于次日和亲属会面，当时俄情报机构官员和美国外交官也在场。据悉，苏佳金可能被送至维也纳，与其中一名被美国逮捕的俄罗斯间谍实行交换，然后飞往英国。
伊戈尔·苏佳金曾担任俄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部军事技术和军事经济政策室主任，他被控向一家英国公司提供有关俄核潜艇与导弹的情报而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这家英国公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欧洲的“马甲”。苏佳金于2004年4月被俄法院以叛国罪判处15年长期监禁。就在4个月前，俄法院还曾拒绝了他的假释请求。
有关人士指出，采取“一对一交换”方式处理本次间谍风波是美国和俄罗斯手中能打出的“好牌”。
在媒体纷纷对这场交易进行渲染、描述时，有好事者还对双方在多年的间谍战中互相使用的间谍工具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毒尖伞
1978年，当时流亡到英国的保加利亚政治异议分子乔吉-马尔科夫在伦敦市一公交车站身中蓖麻毒素遭人暗杀。这一暗杀事件的幕后主谋正是克格勃。当时马尔科夫在等公交车时感到大腿后半部一阵刺痛，他发现是后面的人拿着一把伞“不小心”戳到了他的大腿，马尔科夫当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3天之后就宣告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他是被人注射蓖麻毒而中毒身亡的。
暗藏在墙内的相机
这种相机是于20世纪80年代由捷克人制造出来的，后来被东德国家安全局广泛使用。这种相机可以秘密安装在旅馆房间的风口进行秘密拍摄。
腕表状照相机
这种经过精巧设计的微型相机是大约在1949年的时候由德国人制造出来的，它可以让一名特工人员在进行间谍工作时假装看表上的时间而秘密进行图像拍摄。它所使用的是一颗可循环使用并且只能拍摄6张照片的微型胶卷。
文字阅读装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秘密记录信息，间谍通常都会使用不同波长的紫外线来进行文字记录，然后他们的同伴利用这种隐形文字阅读装备读出记录的秘密信息。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的特工人员通常都拥有一支装有特殊墨水的笔，这种笔写出来的文字只有在特定波长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发出荧光，否则的话所写的文字将是肉眼所看不见的。
唇膏手枪
克格勃的特工人员，尤其是女特工通常随身都会携带一种做成唇膏形状的手枪，这种手枪的长短仅有4.55厘米长，并且只有一发子弹，这种手枪还有一个外号叫“死亡之吻”。这种武器最初是在西柏林地区发现的，由于其形状特殊而且利于隐藏，特工人员通常都将这种唇膏手枪作为进行暗杀活动的应手武器。
用煤伪装的装备或煤形炸弹
美国特工人员为了进行破坏活动曾经使用过“煤矿炸弹”，他们把炸弹做成煤的形状，在里面填充爆炸物，然后把它们秘密放在煤桶里，放在商店附近或者铁路上对敌人实施爆炸行动。
树桩形窃听设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使用过一种做成树桩形状的窃听设备，这种窃听设备所使用的能源是太阳能。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种窃听设备安放在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为了窃取对方的机密，美苏（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但是，无论是在冷战的四十多年里，还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岁月，他们之间的谍战却是胜负未分，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