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剑桥五杰”之一：“间谍王子”菲尔比
20世纪中期，在闻名世界的英国剑桥大学里，接连爆出惊人的克格勃间谍事件。5位出身英国上层社会的剑桥大学学子，如今身居英国最高权力机构要职，却秘密为苏联克格勃提供了几十年的重要情报。消息一出，举世震惊。
5位剑桥学子是克格勃在海外招募并组建的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他们为什么要为克格勃工作？是叛国求荣，还是另有隐情？在长达几十年的潜伏生涯里，他们如何一次次化险为夷？“剑桥五杰”书写了世界间谍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段传奇故事。
进入军情六处
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战场形势还很不明朗的时候，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范围很广泛。对英国的情报渗透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怎么才能在英国建立一个高效的情报网呢？那些英国共产党员往往行动太激进，容易引起英国情报部门和政府的注意，况且他们大多出身于工人家庭，打进英国上流社会的机会也很少。最后苏联情报部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堪称完美的计划：找几个出身高贵、前途光明的大学生，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想方设法把这些人安插到英国的各个国家机关去，最好安插到英国情报部门中去。
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毕业的菲尔比和他的4个朋友成了最理想的人选—这是一群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均出身豪门，同毕业于剑桥大学。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剑桥大学的毕业证为菲尔比一群人打开了许多扇门，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机密的信息，这5个人很快就在英国政府部门身居要职。此后，不断有来自战争中的西班牙、摩拳擦掌的德国和刚刚研制出核武器的美国的情报发回莫斯科，举世瞩目的库尔斯克会战因为“剑桥五杰”提供的情报使苏联成了最后的赢家。
毫无疑问，“剑桥五杰”是苏联招募的最实干、最优秀的外国的间谍。
在“剑桥五杰”中，菲尔比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于印度的安巴拉，父母都是英国人，他的父亲哈里·菲尔比是英国派驻印度殖民地的一位高官，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父母为了让菲尔比受到更好的教育，当到了上学的年龄，菲尔比就被送回英国的学校读书。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系。受新思潮的影响，进校后他很快就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大量阅读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气氛热烈的讨论会。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确立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2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满腔热情只身前往。经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他在维也纳参加了一个地下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克格勃正在为建立情报网挑选合适的人选，出身高贵、热情活跃的菲尔比首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克格勃邀请他加入情报机构，为苏联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工作。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渴望的菲尔比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933年5月，菲尔比带着新婚的妻子利兹回到了英国。回来后，他和往日的政治朋友断绝了来往，不再谈共产主义了，经常出入德国大使馆。不久，他加入了**阵线组织——英德联谊会，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职务。他想搞到一笔**的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洽谈，与戈培尔会晤。此时，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而他又把业余时间花在追逐女人身上，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个沉迷风月的花花公子。
1937年2月，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指派菲尔比持英国护照，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因为当时由苏联支持的左派“共和军”与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的军队正打得不可开交。菲尔比的任务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跟随佛朗哥的军队作战，深入到佛朗哥***占领区，在重要的地方潜伏下来，搜集有关佛朗哥***战争的第一手资料。菲尔比完成得非常出色，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一次，他和另外3名记者乘车在路上行驶，突然遭到炮击，小车被一发炮弹击中，他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其他3人全部被打死了。为表扬他的勇敢精神，以及他出色的报道和时政分析，1938年菲尔比获得了由佛朗哥将军亲自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他因此成为佛朗哥指挥部的官方记者，并且有机会接触机密情报，菲尔比把这些机密情报迅速报告给了莫斯科。
更大的任务在等着菲尔比。苏联情报机关要他想方设法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他们在英国建立情报小组的目的。
1939年10月以后，德军攻击法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法国上空战争风云迅速聚集，《泰晤士报》要菲尔比从西班牙撤回英国，菲尔比顺水推舟地同意了，随后被派往西线英国部队做随军记者。
1940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告诉菲尔比，英国国防部的一位上尉托他问菲尔比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表示愿意去。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的人会谈后，菲尔比被通知到英国秘密情报局报到。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各个部门都在招兵买马，检查制度也比较混乱，对菲尔比的历史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六处，对方查了一下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菲尔比顺利地进入了军情六处。
苏联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时，苏联最担心的是英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因此指示菲尔比汇报这些情况，并尽量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1940年到1944年，菲尔比和“剑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
戈尔斯基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的非外交职位的技术人员。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到伦敦。
菲尔比进入英国情报机构不到一年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担任伊比利亚组组长，而第五科科长考吉尔是菲尔比剑桥大学时的好友。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国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情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军情六处的档案室就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五科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使用相当复杂的技术偷拆外交邮袋。当时欧洲大陆烽火连天，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被切断，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飞机误点的情况经常发生，各国信使抵达机场后，经常会听到飞机因气候恶劣或发生技术故障而误点的通知。于是，信使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守候他们的邮袋，这时，机场保安人员会很有礼貌地来帮助那些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信使们大多非常乐意接受机场的帮助，如释重负地出去游山玩水。
信使离开后，保安人员就会立即通知早在等候的第五科专家们，他们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难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尔比不错的学历，加之做记者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得他所具备的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强。二战后期，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由于其表现突出被调到反间谍处。
随着战局的明朗，菲尔比接受了克格勃新的任务：搜集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处第九科的所有情报。
1941年，两名苏联特工——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科。 此时，战争即将结束，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摩擦和冲突日益明显。英国政府确定苏联是未来的假想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苏联。第九科专门负责刺探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情报，进行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是严格保密的，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 菲尔比同苏联情报人员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战争结束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军情六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减，第九科和第五科都是反间谍部门，极有可能合并，而新合并的单位在军情六处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第九科科长职位……”
要想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进而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明白，他应该先寻找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与考吉尔有矛盾的人。考吉尔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树敌不少，与考吉尔作对的同盟者不难找。菲尔比首先想到维维安上校。此人负责军情六处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经常把他甩在一边，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菲尔比第一次与维维安上校交谈，就达到相当满意的效果，以至于维维安主动地问他：“现在，该怎么对付考吉尔？” 菲尔比知道自己不适合讲得太多，但他巧妙地暗示维维安上校去找高官告考吉尔的状，败坏考吉尔的名声。
菲尔比还想到了一个可以制约考吉尔的人，那就是军情六处首席参谋官。此人头脑清醒，思路缜密，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具备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菲尔比非常敬佩他，认为是他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当时，考吉尔同军情五处关系搞得很僵，互相老是作对。在战争的压力下，为了更大的共同目标，短时期内彼此还可以容忍，但这种局面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如果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对考吉尔施加压力。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故意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建议维维安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把考吉尔的情况顺便说说。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首席参谋官甚至主动打电话给菲尔比，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菲尔比和他愉快地见了面，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菲尔比，而菲尔比也尽可能地作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恰好这个时候，考吉尔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件事帮了菲尔比的大忙。考吉尔曾以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义起草签发了一封信，是写给美国中情局局长胡佛的。他在信中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的。
外交部的官员很不满意，在信上写了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的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把这份差事交给了菲尔比。信写好后，维维安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们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文稿交给了局长的秘书，信件很快发了出去。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他跟外交部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军情五处的人和考吉尔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把考吉尔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几乎是公开与他抗衡。
考吉尔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矛盾也公开化了。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部下亲信也相互攻击。对方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暂时妥协作一些退让，但考吉尔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使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巧妙地通过局长老部下的关系，将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强烈不满告诉了秘密情报局局长。
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维维安与考吉尔争吵的整个经过，主张战争结束后，在和平时期必须对反间谍机构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第九科科长居里的继承人，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菲尔比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几天后，秘书打电话通知菲尔比说局长要见他。
他走进了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知道自己的好运降临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并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担任第九科科长 。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居里做了第九科的科长。
菲尔比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为英国情报小组带来了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
为了明确第九科的工作职责，使其地位合法化，菲尔比向局长建议由他起草一份章程，经局长签发执行，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负责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担任第九科科长后，菲尔比的办公室迁到了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菲尔比已经走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
一天，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马上可以到第九科工作，第九科有阿切尔加入将如虎添翼，人员配备也就圆满了。
菲尔比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但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来拒绝。阿切尔是大家公认的军情五处最有才干的女性情报官员之一。她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产党活动特点的研究上，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基将军就是阿切尔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基那里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
幸好阿切尔这个人还不错，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菲尔比与她相处彼此都很愉快。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一直谨慎地防范着。
为了消耗阿切尔的精力，让她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菲尔比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这些资料很多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人及盟友在反**斗争中的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资料，分析推测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
菲尔比的工作极其谨慎。在其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最大地保护了苏联的利益。克格勃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
菲尔比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为正处于战火中的苏联提供了最为珍贵的援助。
那时，德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恩格玛密码机。英国潜艇在1941年8月得到了这台密码机。可是密码被破译了以后英国并未对外公布消息。菲尔比把英军破译的德国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1943年苏德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大战——库尔斯克会战。苏军虽然付出了近8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但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大战中，苏联红军总是能提前对德军予以打击。这里有很多是菲尔比的功劳。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菲尔比向苏联发出警报：德国集团军拟于7月初对库尔斯克弧线地区发起强攻。这个情报让苏联军队对敌军进行了提前打击。
当年负责和“剑桥五杰”联系的一位克格勃情报员在晚年回忆：
我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情报部门的功劳。而且，我们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还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心，因为通过菲尔比，我们得到了太多的情报，英国人用恩格玛机破译的德方密码情报，均被菲尔比截获。所以，他们对德军部署及作战计划有了相当的判断。应该说，丘吉尔先生已经就其中某些问题和斯大林先生做了沟通，但其中大部分情况他们并未涉及，不过，得益于菲尔比的情报，我们获取到了德军关于这次战役的所有情报。
菲尔比的这些情报，对于苏联来说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的情报，苏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对德战争胜利后，盟国几乎在顷刻间反目成敌。苏联迫切想知道英美的每一个意图，作为未来谈判的砝码。
菲尔比向克格勃发来了及时的报告：美国决定对日本进行核打击，英国也企图用这次核轰炸对苏联进行震慑。菲尔比的情报使斯大林掌握了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胸有成竹地与他们周旋。
“伏尔科夫危机”
然而不久，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菲尔比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945年8月的一个早晨，菲尔比刚在办公室坐下，局长就把他叫过去，让他看一份文件，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汇报材料。里面讲了这么一件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汀·伏尔科夫的副领事，他向英国总领事馆提出，要和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公开身份是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情报官员。伏尔科夫说如果同意他到英国政治避难，他将详细提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以及苏联在国外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声称自己知道在英国的3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他强烈要求英国人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外交部规定，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菲尔比看到这份材料大吃一惊，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
菲尔比对局长说：“这件事极为重要，我希望有点时间做些深入的研究，然后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局长要他回去认真地思考一下，明天一早就向他报告。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告诉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菲尔比觉得还有希望挽回局面，因为谈到潜伏的苏联间谍，伏尔科夫至今还是含糊其辞，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以便与英国人讨价还价，这也使菲尔比有希望化险为夷。
他迅速地把伏尔科夫的情况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
同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一趟，与伏尔科夫面谈，让他和他的妻子住进英国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秘密据点，然后设法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
第二天早上菲尔比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但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他建议应该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到现场处理这个案子。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他打算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布尔负责处理伏尔科夫案子。对局长的提议，菲尔比没法提出反对意见。
午饭后，菲尔比回到百老汇的办公室，发现局长正在等着他。一见面局长就很失望地告诉他，罗伯茨有个克服不了的坏毛病，就是害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
这个结果正中菲尔比下怀，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准将有自身的困难，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菲尔比坐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客机。在飞机上，他在思考到伊斯坦布尔后如何开展工作。外交部已答应由伊斯坦布尔英国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帮助菲尔比与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做陪同和翻译。让菲尔比感到焦虑的地方是谈话有使馆秘书在场，如果伏尔科夫为了达到能来英国的目的，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秘书把事情传了出去就十分麻烦，他也可能会暴露。菲尔比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使他明白自己的职权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他没权同伏尔科夫直接谈论情报方面的问题，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会暗示秘书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在情报的真实性还未确定之前，此事属于国家绝密，绝对不允许外传。
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后，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站长麦克雷详细讨论了这次行动的计划。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而最理想的联系中介自然是英国总领事馆的佩奇。
第二天清早，麦克雷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提出希望当天下午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约伏尔科夫会面。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最后确定在佩奇的办公室，认为那里是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日常佩奇同伏尔科夫有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就是由佩奇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
佩奇拿起话筒，拨通了苏联总领事馆找伏尔科夫，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含含糊糊的声音。佩奇一脸迷惑，挂断了电话，说：“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佩奇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这个人哪里是伏尔科夫啊！我同他交谈过几十次，对他的声音十分熟悉。”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接线员的声音，说伏尔科夫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自己连接过伏尔科夫。
他们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菲尔比说：“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明天我们再联系，碰碰运气。”他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事情，而事态的发展对自己十分有利。当天下午，他给局长写了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佩奇对着话筒说：“喂，喂，请帮我找一下伏尔科夫。” 接线员说：“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着便是“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佩奇仍不甘心，决定亲自去苏联总领事馆找人。不到一个小时佩奇就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他对菲尔比说：“真是活见鬼了，苏联总领事馆的人居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伏尔科夫这个人。”
听到这个情况，菲尔比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克格勃接到了他发出的信息，解决了伏尔科夫的问题，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认为这次任务的失败在于迟缓的邮袋联系方式。
获得列宁勋章
1947年5月，菲尔比被派往伊斯坦布尔，担任英国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公开的身份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派他到美国去任职。他当时就在主楼里工作，具体任务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长年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件。从此以后，他看到的每一张纸、听见的每一段话、参加的每一次会议，只要是他认为对苏联有用的，他马上就会告诉克格勃。北约和西方国家针对苏联的很多重要情报，就是这样经由菲尔比传到了克格勃。
菲尔比向克格勃报告说，对日本进行轰炸后，美国人已经不再掌握成品核炸弹，美国铀储备告罄，但在实验室中，核战争试验正在进行。菲尔比截获的情报被即刻报到莫斯科，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所以同时报给三个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人民内务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国家元首斯大林。
在去美国前，英国一位反间谍老手跟他谈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美国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
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名单开列出来，与此案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重点嫌疑人是麦克莱恩。他是剑桥5人组的成员，现在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
菲尔比立刻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并在华盛顿郊区与苏联联系人见面，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苏联情报密码已破译完毕，麦克莱恩处境特别危险，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1950年8月，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伯吉斯是菲尔比剑桥时的好友，也是剑桥5人组成员。当年，菲尔比把伯吉斯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军情六处作为回报。两人曾在军情六处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暴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暴躁的脾气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很不顺利，他嚷嚷自己也不想干了，急于回伦敦去。
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续3次超速开车，使得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加上他不检点的生活作风，比如与同性恋来往，在盛大的外交聚会上调戏美国情报官哈维的妻子，因此，英国大使要求立即把伯吉斯调走。1951年4月，伯吉斯接到通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也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办公室找麦克莱恩，再次碰头时就把他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全部告诉他。
菲尔比心里十分清楚，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时候势必会怀疑到他。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用提供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设法转移对他的怀疑。伯吉斯起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雇工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入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
军情五处听从菲尔比的建议，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6个人的名单，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从破译的苏联领事馆电文中也发现英国情报机构隐藏着一名代号“霍默”的苏联间谍，此人可以直接读到丘吉尔与杜鲁门之间的电报通讯，联邦调查局把目标锁定在麦克莱恩身上 。
菲尔比立即同苏联人联系，催促他们抓紧时间营救麦克莱恩，更加希望伯吉斯早点行动。
一天清晨，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发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而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问菲尔比的秘书是否有时间。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肯定出了大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马上答应带秘书过去帮忙。他若无其事地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凝重，轻声说：“那家伙坐船溜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装出吃惊的样子：“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更糟糕的是，伯吉斯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后来菲尔比才知道，伯吉斯返回英国后将情况告诉了麦克莱恩，随即两人搭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逃往苏联。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苏联情报机关提醒菲尔比形势不妙，他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为此，克格勃精心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成功叛逃，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十分恼火。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甚至要求英国立即撤换菲尔比，要不然在秘密事件上将终止与英国联系。
菲尔比拆掉了他房里的秘密通讯设备，将这些设备埋到乡村的一片树林中。他知道，自己肯定要休整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 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
事情果真如他所意料的那样，1952年，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对他进行了秘密审问，虽然他们拿不出证据追究菲尔比的刑事责任，但菲尔比被迫离开了军情六处。
菲尔比重操旧业从事新闻写作。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期间，他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记者的身份前往中东贝鲁特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官员乔治·布莱克被捕，而他认识菲尔比。这一回，菲尔比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秘密失踪。
7月30日，苏联《消息报》报道，苏联政府宣布为菲尔比在莫斯科提供政治庇护。菲尔比出现在了莫斯科。他的叛逃轰动了整个世界，更让英美情报机构丢尽了面子。
为了表彰菲尔比的功绩， 1965年，苏联政府先后授予菲尔比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人民友谊勋章等最高荣誉，并晋升他为克格勃上将。
此后，菲尔比在莫斯科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他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的秘密战争》畅销一时。
1988年，76岁的菲尔比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苏联在莫斯科西郊的孔策沃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
菲尔比是苏联最成功的谍报人员，作为一名克格勃间谍，他在英国的情报中心潜伏了近30年。在“剑桥五杰”当中，菲尔比的表现被公认是最为出色的。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工作也相当得力，如果他能够继续隐瞒身份的话，他或许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