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谍海沉浮，特工命运天上人间
戴维·谢勒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成为特工后也很“另类”，愤然辞职后偕同女友亡命法国巴黎，只因他泄漏了不该泄漏的内幕；三年后引渡回国，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同居14年的女友也离他而去。汤姆林森和另一名不知姓名的特工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不料成为特工后却双双被开除了，一个出狱后再度被封杀，一个流亡西班牙后不知所终。同在谍海沉浮，英国军情局的特工命运却是天上人间……
戴维·谢勒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
追查“鼹鼠”行动，的确让英国情报局查出了许多双重间谍，并且有的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有许多并不是“鼹鼠”的特工，结果到头来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有的甚至还要受到牢狱之灾。戴维·谢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戴维·谢勒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他当年在邓迪大学读书时，就是有名的捣乱分子。特别是他1987年担任校刊编辑后，更是表现得非常另类，与众不同。那时他经常喜欢搞些怪名堂，说些极端的话。大学毕业后，他到《星期天邮报》当见习记者，6个月期满后，报社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没有录用他。不久，他就成了安全局人员。
他在军情五处6年的时间中调换了好几次工作，先是从C处（对政府和内部人员进行审查的部门）调到F2处（反颠覆部门），后又从F2处调到G处（负责反恐怖事务）。但是不管到哪个处，他一直都少有提升的机会。当时他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一头黑发，身材肥胖，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自信但又自大。戴维·谢勒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公共场合吹牛，志大才疏，时常发表一些高论，声称要改革秘密保安局。但有时机会来了往往又竞争不过同事，最后只好自动退出。
谢勒到军情五处后没有多久，就以5000英镑的价钱，向《星期天邮报》出卖了安全局的内幕消息。当上特工后，仍背着组织继续与报界友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谢勒对外界说：“我知道讲出这些有被起诉的危险，但我若不说出来，这些事情就总在折磨着我，令我良心不安。”
1997年8月，谢勒提交了辞职报告，然后离开了军情五处。据他自己讲，他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目睹这个情报机构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风，因而深感失望。他还说，在1996年军情六处策划的谋杀卡扎菲的阴谋出现失误造成无辜平民死亡后，自己就想离开军情五处，他说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不想牵涉其中并成为“一名需人宽恕的杀手”。
当时和谢勒一同辞职的，还有一位女士，就是长期与他同居的女友安妮·麦肯。麦肯女士当时29岁，剑桥大学毕业，也是秘密保安局人员。麦肯工作表现极好，是细致谨慎的典型，上级非常器重她，大家一致公认她在秘密保安局“前途无量”。然而，她却和谢勒在同一天递交了辞呈。麦肯面临的审查是，是否曾拿出机密档案，擅自给自己的男友看。
谢勒和女友一同辞职之后，有人就指责安全局，为什么在征募时不把好关。有人批评安全局只顾了公开征募，忽视了质量。另有不少人从保密制度的角度质问安全局：“为什么让职位那么低的人员接触到现任高级政要的机密档案？”
其实，早在此之前，议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前保守党国防大臣汤姆·金就已经好几次约见英国几家情报机构要员，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安全，严格管理机密材料。近年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不断出现“变节分子”，没少泄露机密。1984年，安全局人员麦克尔·贝坦内企图向苏联克格勃出卖机密，1985年，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安全局详细的反间谍、反颠覆机密。1987年彼得·赖特出版的《反间谍者》一书，更是把安全局的家底儿抖搂一番。
由于1989年《保密法》出台后，人权自由派团体向欧洲联盟人权法庭递交了抗议报告，所以大多数泄密者都没有被起诉。每次轰动性的泄密小闹剧过后，英国情报界总要对自己内部管理、人员录用等问题审视一番，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戴维·谢勒虽然离开了安全局，但同样给英国情报机关惹出了不少麻烦。辞职后不久，他就向《星期日邮报》记者尼克·费尔丁出售了28份政府秘密文件，得到了4万英镑的好处费。
1997年8月下旬，英国媒体纷纷报道了一条令情报机构和内阁要员们十分尴尬的消息，说是“现任几位政府要员曾是安全局侦查和窃听的对象”。此话一出，真是石破天惊。
经过调查，原来这都是戴维·谢勒向媒体披露的。戴维·谢勒曾对媒体说，从70年代到80年代，安全局对现任政府高级官员的某些工党人物进行过电话窃听，并将他们的材料一直保存到1992年。被窃听的高级官员有：现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社会安全大臣哈里特·哈曼女士等。
彼得·曼德尔森1977年担任英国工会大会负责人，也是共青团员和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组织的“青年节”，去过古巴等国家。安全局从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进行电话窃听，目的是想弄清他是一个卧底间谍还是一个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当然窃听者从中得到了不少曼德尔森的其他趣闻。
至于《卫报》副主编兼记者维多利亚·布里顿女士，是因为她的银行账户上多了25万英镑而被怀疑，因为那些钱是从利比亚汇来的。英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银行若认为哪笔款项可疑应向警方报告。安全局接到报告后，怀疑她在为利比亚恐怖分子洗黑钱，从1993年起对她进行侦察。除了电话窃听外，布里顿走到哪里，特工就跟到哪里，原本打算在她的家里安装秘密摄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顿的家人发现，所以没干成。
不过时隔不久，特工们发现了布里顿得到那笔钱的正当理由。戴维·谢勒几乎是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为了侦察布里顿女士这一‘典型的洗黑钱行为’，MI5花了75万英镑。”
世人皆知，英国安全局局长期以来对左翼人士进行着广泛的侦查，其中包括工会组织者、人权和自由派团体成员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不过在戴维·谢勒看来，安全局这样做，实在是有点神经过敏，甚至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无事找事。
这些事经媒体一报道，马上传得沸沸扬扬，让情报部门十分紧张。于是在1997年8月24日，英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泄露机密者谢勒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保密法》。
5天后，也就是8月30日，政府从最高法院领到了上方宝剑，立刻制止戴维·谢勒通过公开出版物背叛国家安全事业，让某些个人受到伤害的行为。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表示，他不想阻止法庭辩论，谢勒的行为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危害”。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止泄密行为是必要的。他还说，自己曾多次劝告有关报纸不要刊载谢勒泄露国家秘密的文章，但没有效果，所以只好借助法令来解决。
听证会以后，一时满城风雨，英国民众也议论纷纷，都来质问“究竟存了多少份公民的黑材料”？
8月29日，《泰晤士报》透露，安全局局长史蒂芬·兰德男爵迫于公众压力，准备近期公开本局所掌握的公民私人秘密档案的数字。当时外界估计至少有100万份公民私人秘密档案。也就是说，几乎每10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被侦查。但是后来公布的实际数字却比这种估计要少得多。
实际上，在一年前，安全局已经根据议会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开始销毁不需留的档案，兰德局长想选择一个适当的日子公布数字，以安慰议会和公众，安全局已经销毁了很多旧材料，同时严格控制接触旧档案的人员。
英国情报安全机构对此的反应是：对上寻求保护，政府决定用法令强行制止就是证明；对泄密者按照各种法规立刻进行审查，以便找出证据对其起诉；对内反省保密制度和录用制度。
由于惹出了这样的麻烦，谢勒知道自己在英国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同女友安妮·麦肯一起于1997年8月23日逃往法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初到法国，谢勒和安妮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成天如惊弓之鸟，到处躲藏。9月，为试探政府的态度，谢勒让安妮回国，结果安妮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被逮捕，被讯问了6个半小时才获释，过了一段时间才返回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谢勒不敢轻举妄动，在巴黎过起了隐居生活。好在所需费用由《星期日邮报》承担。
过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谢勒希望政府取消对他的指控和通缉，但政府方面不为所动。于是谢勒决定披露更多的情况让政府难堪。
1998年7月，谢勒指责军情五处在1994年未能阻止针对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恐怖主义攻击，并揭露军情六处官员在1996年策划了暗杀卡扎菲的阴谋。谢勒的做法让英国政府十分恼怒，于是向法国提出了引渡要求。
1998年8月，谢勒在法国被捕，并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在法国监狱里待了三个半月。11月，法国宣布，英国的引渡要求因含有“政治动机”而被驳回，谢勒恢复了自由。谢勒当时表示，他不会再有新的揭露英国情报部门的举动，他要求取消针对自己的指控，但谢勒的努力没有结果。
1999年8月，谢勒威胁要泄露更多的有关军情五处的秘密，这一次，他要尝试通过互联网。谢勒声称，情报信息已储存在他的计算机上，只需按下一个键，就可以把消息发出去。
2000年2月，英国政府下发正式文件，认为谢勒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法律，应予追究。于是双方的新一轮较量开始。
谢勒披露，军情五处的档案表明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约翰·列农曾资助过爱尔兰共和军。3月，谢勒将一卷有关暗杀卡扎菲的文件交给了伦敦警察厅。接下来政府将一名同谢勒联系的女大学生朱利·安·戴维斯抓了起来，罪名是违反了《保密法》。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异国，谢勒思乡情绪愈来愈强烈。这位米德尔斯堡足球队的忠实球迷，一直为流亡三年未能去现场看一场米队的比赛而遗憾不已。米队球迷协会主席西蒙·博尔顿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谢勒在流亡期间一直与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
2000年8月21日上午，34岁的戴维·谢勒在法国港口城市加来向三年来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女友安妮·麦肯依依惜别，在家人的陪同下登上了驶向英国多佛尔港的客轮，决心回国以自己的勇气和行动来证明自己揭露情报部门内部情况的行动是正确的。
上午11时，客轮终于抵达丹佛。在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谢勒刚刚通过移民检查处，即被特警队逮捕，带往伦敦接受讯问。
谢勒接受讯问后，当天即获得保释，从而证实了他回国前所声称的在保释问题上已同政府达成特殊交易的说法。在离开加来前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谢勒说：“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我不是叛徒。”
2009年7月18日，英国《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等多家报纸公开报道了一条让人关注的新闻——“英一代名谍精神崩溃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报道说，43岁的英国军情五处前特工戴维·谢勒是轰动一时的“间谍名人”，如今竟彻底精神崩溃，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异装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不仅自诩为“救世主”，更扬言人类将在2012年迎来世界末日。许多知道底细的人以及谢勒当年在军情五处的那些同事都说，是政府和情报局把戴维·谢勒逼疯了。
与谢勒相恋14年的女友安妮也于2009年和他分手。安妮指责说，将谢勒逼疯的“罪魁祸首”就是英国政府和情报机关。
汤姆林森在网上公布名单报复军情六处
戴维·谢勒的故事让我们窥见英国特工命运之一斑。但戴维·谢勒的遭遇并不是第一个，也并不是最后一个——另一位英国特工的命运应该是戴维·谢勒命运的翻版。
出生于新西兰的理查德·汤姆林森，1991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被军情六处录用。汤姆林森在剑桥获得了航空学博士学位，还曾在英国空军精锐特种部队中服役。对于这样的人才，军情六处当然不会给他坐冷板凳。他上任后便立即被派到莫斯科、波黑和中东等地执行“特殊重要任务”。
然而，本来前途无量的汤姆林森却突然在1995年被军情六处开除。他还被禁止向法庭提出上诉。此后，汤姆林森开始著书立传，准备向世人讲述他的间谍生涯。但是，由于他向出版商提供“秘密情报”的行为违反了英国的《保密法》，他被判处6个月监禁。
他在向美国的《时代》周刊透露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曾计划暗杀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他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打算通过制造一次类似于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车祸那样的事件来达到目的。更绝的是，他还告诉调查戴安娜车祸的巴黎法官，“英国特工与戴安娜的死有关”。1999年5月，汤姆林森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在因特网上公布了100多人的英国海外间谍名单。
1999年5月，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游览时，无意间进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杂志《行政情报评论》的网站，发现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由一个个排列整齐的人名组成，每个人名的后面标出了派驻海外的地点和详细时间，共116个人。名单末尾的注释更让人吃惊，原来，这是一份英国军情六处海外秘密情报人员的名单。这份绝密名单竟然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布出来，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真会怀疑这是天方夜谭。
5月13日，军情六处知道了事情，立刻慌了手脚。一方面，他们通过英国政府紧急给美国政府发照会，要求立刻关闭公布该名单的站点；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此名单不真实，暗地里却通知所有名单中涉及的海外特工注意防范，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军情六处的保安部门也对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
不久，公布该名单的美国杂志《行政情报评论》关闭了自己的站点。与此同时，英国新闻媒介也被劝阻不要透露名单及该网址中的其他有关内容。但是，该名单和有关内容很快又在别的网址上出现。
这份名单的真伪，在英国媒体的紧追不舍下，逐渐得到证实。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这份名单中所泄漏的情报员平均年龄约47岁左右，身份特征非常类似，几乎全是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能操多国语言，与王室关系良好，有四分之一的人曾获得过国家颁发的各种荣誉勋章。
迫于强大的压力，军情六处发言人不得不承认，这份名单上的116人当中有很多并非是军情六处的特工，而是普通的外交人员，但他没有否认其中仍然包括了几十名军情六处的特工。该发言人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这些特工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派驻巴尔干地区特工的人身安全，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那里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军情六处和英国政府对在互联网上公布名单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
对这次泄密事件严重程度的评估正在进行中，因为军情六处尽管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但真正的海外秘密特工不过350人，这次一下子就泄露了几十个，对军情六处的打击可想而知。可以想见，军情六处不会轻易放过泄密者。在追查泄密者时，军情六处的保安部门首先将目光盯在了被辞退的前特工汤姆林森身上。
汤姆林森毕业于剑桥大学航空工程系，曾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1991年进入军情六处，后来被派往莫斯科和波斯尼亚从事间谍活动。不知什么原因，1995年底该局高层突然决定辞退他。汤姆林森要求向工业仲裁法庭提出申诉，为无理被解雇寻求公道，但当时的国防大臣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拒绝交付仲裁。
汤姆林森离职后前往西班牙，愤愤不平的他曾写信给当时的局长斯佩丁，威胁将不惜采取与敌对国家情报机构联系，包括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手段，公开军情六处的内幕。鉴于他掌握的机密情报关系到英国驻外情报人员的安全，军情六处不得不委曲求全，私下派人与其协商，答应给予金钱资助，条件是他交出所有资料，并保证不发表文章。此后，汤姆林森返回伦敦。
但军情六处不久便发现汤姆林森并未信守诺言，一方面他继续匿名向《泰晤士报》投稿，另一方面还积极与澳大利亚的一个出版商联系．准备出版回忆录。
军情六处见状，作出了将其秘密逮捕的决定，并依据《保密法》对其提出指控。同时，军情六处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禁止《泰晤士报》继续刊登有关文章，后经法院审理，汤姆林森被判处12个月监禁。
2002年8月，出狱后的汤姆林森与前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谢勒取得了联系，两人商定将他们在情报部门中工作的经历如实地写成一本书，由于英国政府已要求买断所有谢勒和汤姆林森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情报机构的书籍的版权，所以两个人决定首先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一直严密监控着谢勒和汤姆林森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看到局面如果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控，就将有关情况通知了法国警方，法国警方遂将两人逮捕。但不久便将汤姆林森释放。
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汤姆林森在瑞士洛桑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个人网站也被关闭。他所到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都拒绝他入境。
汤姆林森得知军情六处将其作为怀疑对象时，立刻站出来声明自己与此事毫无干系，但也表示自己不会返回英国洗脱嫌疑。他说：“我绝不会为了一些我没有干过的事返英。若军情六处肯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很乐意回去，但我绝不重回贝马什监狱。”汤姆林森还指责军情六处企图利用该名单来给他抹黑。他说，当局显然认为“怪罪于他要比保护名单上的特工更重要”。当记者向他指出他曾公开威胁要在互联网上公布特工名单时，汤姆林森表示，那是因为自己受到迫害才有此表示，但“那只是虚张声势，我没有胆量付诸行动”。
特工“T”逃亡西班牙不知所终
下面要介绍的这名特工当年供职于军情六处，他的遭遇同戴维·谢勒和汤姆林森一样，让人有殊途同归之感。根据英国《保密法》明确之规定，凡是被解聘情报人员与任何记者的联系内容都必须向管理部门报告。这名特工是军情六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而军情六处又是“英国最机密的一个情报机构”，因此这位特工的真实姓名一直没有透露，媒体就称他为“T”。
西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向来喜欢到名牌大学征募特工，英国也不例外。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学校。但是，当读剑桥大学三年级的T被问到“是否想做刺激些的情报工作”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他“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T以剑桥大学工程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在美完成了另一个学位。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南美洲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航公司做职员，但因该公司走私毒品，他也受了牵连。作为嫌疑犯他被警察扣留，但没多久就被放出来，因为他满足了当地警察局的一个条件“帮助我们打一场橄榄球赛”。
回到英国后，他找到一份普通工作，每逢周末作为消遣，他都去英国特种部队反恐怖团参加训练。这是一个能让他展示特长的机会。与所有参训者相比，T的体育技巧、耐力、顽强的竞争精神得到全方位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加撒哈拉沙漠汽车越野赛和海上快艇比赛，并在滑冰业余组的竞赛中夺取冠军。
雄心勃勃的T在得意洋洋之余觉得自己该为国家做些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来到了军情六处的招聘办公室，很快就成为一名学员。训练课对T来讲一点也不吃力，据说他照常上夜总会，有时会对人吹牛说“我会制作麻醉剂，我喝一杯威士忌也不会醉”等等。他也经常对别人说“非常喜欢这一工作，因为情报职业的稳定性和高退休金同它存在的危险性一样具有吸引力”。
最优秀学员T在训练结束后，立刻被派往“一线”执行任务。T的第一个行动是秘密潜入莫斯科，侦察俄导弹军事秘密。在1991—1995年的四年中，他先后到过欧洲不少国家，并且在中东和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执行过极敏感的行动，包括征募当地的情报人员。
然而没过多久，T这颗闪烁的新星突然熄灭了，他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原来，T在这段时间遇到两件不幸的事，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使他一蹶不振。
第一件事是他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她一直希望早日同他结婚生子。但T还想在工作上大干一番，不愿早结婚。不久他的女友被医院诊断得了癌症。T恰在这时接到前往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的命令，考虑再三，选择了工作，抛开了女友。等他半年后完成任务回来时，他听到的消息是“她已经死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波斯尼亚。他在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走在自己身边的一位妇女被炮弹击中，他曾想为她做些什么，如包扎抢救，但一点用也没有，她当场就死了。这两件事深深地刺激了T，所以当他回到泰晤士河西岸军情六处的总部后，心情非常沮丧。但是他又不想把自己的不幸和想法告诉上级。总部大楼上有一露天酒吧，他经常独自一个坐在那里喝闷酒。同事见他老是这副借酒消愁的样子，认为他内心矛盾，软弱无能，甚至有什么事情在瞒着组织。
然而，T的上级虽然也发现了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头，但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照样分配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打入中东一个私售军火组织，找到并去破坏他们的化学工厂。可是，就在T即将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他接到一个通知“你的可靠性评审鉴定有疑问”，人事部门指责他经常“自我放纵，容易出错”。
接到这样的通知后，一开始T还以为是人事官员无事生非，也就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当他1995年初返回总部大楼上班时，却发现情况真的变了，他居然被军情六处拒之门外。他一连三天把自己的通行卡插入大门的电子检身器都无济于事。后来一个警卫走出来对他说：“你的这张通行证已经作废了。”
T就这样被开除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认为自己每项工作都完成得很不错，而且“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身”。后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被炒鱿鱼的原因——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我向上级指出军情六处的一些情报手段‘不道德’后发生的”。
T绝望地回到伦敦城南的家中，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他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按照惯例，军情六处对解聘人员，包括违反法律的特工都帮助找到其他工作，但唯独对T不这样，更不用说有“丝毫补偿”。
当时他还天真地一再申诉，但得到的仍是含混不清的回答：“你一直在单独行动，没人可以证明，所以无法评价，没有任何具体问题可说。”
T是军情六处中第一位要求职业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员。然而，仲裁法庭没有站在他的一边，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T认为，这唯一的一次职业仲裁法庭的听证“非常荒谬”，使他和律师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据说这是因为主管军情六处的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已事先通知这个仲裁机构，“不要插手此事”，里夫坎德同时还警告媒体“报道T的事情，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在投诉无路的情况下，T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但英国警方的追捕也开始了。为了防止情报部门杀人灭口，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只是对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他们解雇了我，我要用受训时学到的本领好好地对付他们。”
当时情报部门向他所有朋友打听他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原来他已经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尔索尔小镇一片凄凉，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这位瘦高个子的英国人驾着一辆轻骑摩托驶进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弃的小镇。他的旅行包里有台全功能电脑和一双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旧的农舍里，T落了脚。日复一日，T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从镇上小杂货店买份英文报纸，在潮湿的酒吧凝望大海，几个表情忧郁的老人从他身边经过彼此不打招呼。偶尔他也玩玩台球，看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他在通往农舍的小路上偶尔徘徊一会儿都会提心吊胆，总是疑心那些追踪的人已在那里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坐在电脑前，一幕幕地追忆在军情六处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有时他也会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去报复。
1996年春天，T终于鼓起勇气，通过电话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反映了。尽管报社也认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吸引读者眼球的报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报》最终却没有勇气公开此事。
秋去冬来，T还是那样一直待在那个荒凉的小镇，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已经变得囊中羞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于是他给报社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经济赔偿。因为，为了维持生计，他已经抵押借款8000英镑。后来经报社再次向上级请示才被允许报道T的故事，但“不许把全部实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通过移动电话，警告军情六处的官员，他已经把自己当特工时所干的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间谍生涯》。里面不仅有英国秘密情报活动内容，而且有所有他认识的秘密特工的真实姓名。T说，他已将此书稿存在“另一个世界的两部电脑里”，这两部机器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定时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会把书稿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自动发表出去。T说：“我要求重新开庭，公正审理。如果得不到重新开庭的机会，这本书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新闻媒介。如英国新闻协会、路透社或者是《观察家报》等等。”
半个月后，T再次告诉英国《观察家报》：“这本书披露了我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极为详细的情况，包括所有官员的真实姓名。这些问题极为敏感，绝对是一枚炸弹。”“我无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经写信给我原来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决，我将不出版此书；否则，网上的所有用户就会知道英国的秘密。”
T还在电话里告诉军情六处的那些官员，已有别国情报机构的人找到他，要求他为他们干，不过自己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T的这些话当然有恐吓的意思，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听了之后却信以为真，并且在猜测是俄罗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动。他们非常紧张，担心T会投靠敌国，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英国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既怕T的书出版后会公开那些不能告人的内幕，又担心某一个敌对国的情报组织派人来“搭救”他。尽管T是个小人物，但他毕竟曾是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掌握许多重要的机密，这些东西对英国以外的那些情报机构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而这将会威胁到英国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为此，有关当局命令军情六处马上采取以下措施：一、主动与T建立“热线电话”先稳住他；二、命令为T出书的代理商马克·卢卡斯交回书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将T逮捕回国；四、赶紧疏通英国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上方宝剑——阻止T谈工作秘密，对“已经非常烦琐”的《保密法》做进一步的充实。秘密情报局发言人说：“任何泄密都将对其他特工造成威胁，情报部门将继续做不开庭的努力。”
1996年11月17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这样报道：“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名前情报官员出书泄密的问题……政府一直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那名‘无赖’侦探将出版《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和把书稿存入国际电脑网络，以及背叛祖国的行为发生。政府唯恐1987年《反间谍者》的旧事重演。”
《星期天泰晤士报》还在报道中说，“秘密情报局局长大卫·斯佩丁证实：为了追捕他，早就成立了专门行动队，而且可以肯定地说，T已与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取得了联系。据说已经有人在西班牙见过他”。
不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真是假，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叫“T”的英国特工的消息，包括他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这就是英国情报机构某些特工人员的命运——尽管他们并不是“鼹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