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摩萨德偷梁换柱 “高酸铅盐”成了铀矿石
总统和总理的一席对话让以色列正式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购买现成的核反应堆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从此摩萨德有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偷”铀；“高酸铅盐”行动成功地将200吨铀矿石安全运抵迪莫纳核研中心。
战争背后的交易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广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从此，原子弹就成了当今世界一个恐怖的话题，也成了一种外交场合中的最强音，一位核物理学家曾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这个星球上一种最强硬的外交语言。”
自那以后，各大国竞相开展了核武器研究及核试验，苏美两国之间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尽管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核国家胆敢再次使用核武器。于是，核武器成了一种只能拥有却不敢轻易使用的战略威慑力量。但是，这种威慑力量也一直在诱惑着中东弹丸之国的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原子弹的渴望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建国后，为了能够有一个足够安宁、安全的环境，他们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948年12月20日，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巴黎的客人，他就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被本-古里安称作是“法国原子炉的建设者”的莫里斯·瑟丁。莫里斯·瑟丁是一名犹太人，1913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曾经一度移居巴勒斯坦，后来定居法国。
那一天，本-古里安和莫里斯·瑟丁谈了好久。这位以色列总理急切想从瑟丁那里知道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细节。
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曼来到了总理本-古里安的办公室。众所周知，魏茨曼曾是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著名化学家，他们之间的这一次谈话，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样的悬念。
魏茨曼向本-古里安问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总理被问得莫名其妙。他实在是不明白此时总统先生提出这种常识性问题，究竟是想说明什么。他没有做声，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
“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总统自问自答道，“那么现在再请你猜一下，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究竟占了多少？不知道吧？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20%！”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本-古里安问道。
“这个问题还是靠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魏茨曼总统说完，便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本-古里安目送总统离开之后，想了想，会心地笑了。他知道在对待核武器的开发和研究上，总统和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于是，以色列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这次简短的会谈，为以色列正式启动核计划亮起了绿灯。
不久，以色列内阁就正式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把研究和发展核武器一事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以色列的原子能委员会由8名重量级人物组成。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当代世界杰出的化学家之一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担任。伯格曼在20世纪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他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以色列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还是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法国只是在1952年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刚刚成立5年，就准备启动这项工程，其心情之迫切可想而知。
以色列科学家谈得最多的就是核反应堆的问题。他们清醒地知道，购买现成的原子能核反应堆是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第一选择，既可以让以色列轻而易举地跨越许多技术障碍，更可以为以色列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这种机会。
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份总统令，决定向以色列提供一座5 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反应堆被安装在特拉维夫市以南10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不过，该反应堆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而且规模太小，根本不可能派上军事用场。
从那时起，本-古里安就一直在考虑购买一座大功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当时美、苏、英三国实行核垄断的情况下绝非易事。但是不久，他们便发现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它就是也正在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法国人。
1955年4月，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后，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势力一下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东地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蓬勃发展，埃及纳赛尔政府又在1956年7月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法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也是中东地区最大利益的获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法国政府决定对埃及进行报复，不仅冻结了埃及在法国的财产，同时还准备联合英国对埃及发起一场战争。
法国与埃及的矛盾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希望。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很有可能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他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与巴黎之间，试探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没想到，佩雷斯的这种做法在以色列国内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当时甚至连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也认为，佩雷斯有点“越俎代庖”，企图把国防部变成以色列的第二外交部。但是佩雷斯却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只要总理支持他的行动，其他任何人的反对意见都可以不予理睬。
当时，法国人也想尽快成为核国家，但却苦于得不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核研究领域人才济济的以色列，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以色列已经向法国提供了一些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研究成果，譬如从磷酸盐（以色列内格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以及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这些公式对于核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没有料到以色列竟然拥有如此之高的核研究水平，并且又表现得如此慷慨。作为回报，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在法国人看来，以色列人的兴趣不过仅限于核物理的理论研究而已。
现在，以色列又在向法国人尝试着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但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以色列人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寻找着机会。尤其是佩雷斯的多次访问，让法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要求。直到1956年2 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开始执政后，时任总理的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同时由于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态度，让法国政府与同样坚决反对埃及纳赛尔主义的以色列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于是在对待以色列的核计划问题上他们开始有了新的态度。
1956年9月，一份密电突然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往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小国吉布提。在那里的以色列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阿谢尔·本·纳坦收到了这份电文。电文要求他立即打点行装回国待命。这位总经理其实就是摩萨德的一位资深特工人员。阿谢尔·本·纳坦立即飞回了特拉维夫，来到以色列国防部。正在那里等待他的西蒙·佩雷斯马上给他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命令他立即飞往巴黎。
佩雷斯说：“老人家要你立即飞往巴黎，恢复你在政治处工作期间在那里建立的联系，并且充任国防部负责欧洲事务的特别代表。你最好不要问得太多，一切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明确。”
听到佩雷斯这样说，本·纳坦就知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只有执行命令，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巴黎，按照佩雷斯的指示开展自己的工作。
1956年10月22日，在巴黎郊外以北100 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本·纳坦见到了来自以色列、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许多政界要人，其中包括时任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摩西·达扬，本-古里安总理的主要助手、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法国外交部长克里斯莱昂·皮诺，还有英国外交大臣赛·塞尔温·劳埃德等人。这可能是本·纳坦一生当中一次见到的最多的各国军政要人。
三国首脑进行了一场并不轻松的会谈，即准备共同联合起来向埃及发起进攻，由埃及的死对头以色列充当打手，率先在西奈半岛下手。本·纳坦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谈充满着一种阴谋的气氛”。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大型核反应堆，以色列当时就答应了愿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法国帮助自己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当场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蜜糖块”送给了以色列人。此时，本-纳坦终于明白了自己调往欧洲出任国防部代表的原因：他的使命并不是协助做好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准备，而是帮助自己的国家从法国人手中获得第二个核反应堆。
会谈三方一拍即合，以色列当场就制定了代号为“卡代什”的作战计划，英、法也制定了代号为“火枪手”的作战计划。一场共同对付埃及的战争计划就这样出笼了。
这次会谈一个星期后的10月29日，以色列忠实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主动挑起事端，在西奈地区发动了战争。那一天，以色列的“达科他”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在埃及的西奈半岛，由沙龙指挥的一个营的伞兵向苏伊士运河以东65公里处的米特拉山东侧挺进。苏伊士运河战争由此拉开了战幕，埃以双方在米特拉山口展开激战。随后，英国和法国借口维护运河的安全，向交战双方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火，介入了这场大战。在那年的西奈战争中，以色列忠实地同英法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终于改善了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
1957年1月2日，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向以色列人发去一封非常亲切的新年贺信，信中写道：“法国对英勇的以色列人民的敬佩之情难以尽书。以色列完全有权得到法国对其和平努力的全力支持。”
1957年5 月下旬，居伊·摩勒政府垮台，布歇-莫努里上台组阁，当上了法国新总理。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新内阁出台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导致了布歇-莫努里政权在执政3个月后即告结束。不过让以色列人感到庆幸的是，莫努里决心要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实现他的承诺。在莫努里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会议最终于1957年10月2 日以投票方式就核反应堆的问题作出了决定。10月3 日——也就是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
文件一经签署，佩雷斯就立即通过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将这一喜讯用密电发回国内。总理本-古里安很快复电：“祝贺你们取得的重要成果。”
通过佩雷斯和摩萨德在巴黎的努力，以色列获得了一座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但是一些以色列的科学家却不领情。出于科学家的良知，那些人认为，如果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必然会导致一场核军备竞赛，这个世界就离毁灭不远了。因此当本-古里安在内阁讨论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太多的部长们为此而高兴。而由8名科学家组成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竟然有7个人提出辞职以示抗议。这时只剩下委员会主席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一个人依然在支持本-古里安的核计划。
大漠深处的“纺织厂”
以色列有了大型的核反应堆以后，佩雷斯为了加强其安全和保密工作，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核情报工作的安全机构，由曾在以色列“辛贝特”工作过的安全专家宾亚明·布卢姆伯格负责。这个安全保密机构开始是与国防部一起办公。为了掩饰其工作性质，将其命名为“特别任务办公室”。几年以后，它又被命名为“科学联络局”，办公地点也由国防部迁移到特拉维夫商业区附近的卡尔巴赫大街上的一幢偏僻的大楼里办公。
佩雷斯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摩萨德的不满。原因是那个负责安全保密工作的布卢姆伯格太敏感了，连摩萨德的人也不相信，当时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清楚这个“科学联络局”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尽管佩雷斯对这个核反应堆的获得欣喜若狂，但是这样一座仅仅只有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不足以用于军事目的，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根据法国和以色列签订的协议，这只是为以色列提供的“第一期工程”，以后该反应堆的功率还要再增加一倍。遵照上述协议，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和几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参与这项工程的建设。不过法国人对于这项工程的态度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帮助一个中东国家来进行核扩散总是一件受到非议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承包合同书上，只是提到了“温暖气候和沙漠环境”。仅仅是根据这种含糊其辞的提示，一些国外的情报机构还是知道，以色列的这个核反应堆的地址是在内盖夫大沙漠中的贝尔谢巴古城。以色列人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根据《圣经》故事的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经享受过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所以他们也希望这片沙漠能给今天的以色列带来好运。
法国情报机构派出了许多情报人员来到以色列，协助以色列做好安全保密工作。虽然是搞核扩散，但这种秘密是不能扩散的。据说当时有一位法国情报人员化装成一名神父，对贝尔谢巴的市长进行了试探，问市长对内盖夫大沙漠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哪知这位市长竟然告诉这位“神父”说，附近有一座由法国人援建的核反应堆正在兴建之中。这位法国情报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将这件事报告了巴黎，强烈批评以色列的保密工作太不专业了。结果以色列为了掩人耳目，就说在内盖夫沙漠深处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纺织厂——于是才有了后来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那种特有的幽默——“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那些派遣到以色列的法国专家们在建造核反应堆工程中很卖力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不少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于是在内盖夫大沙漠的深处，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这就是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从一开始兴建，就被列为以色列的最高国家机密，并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安全保卫。那里不仅有武装警卫日夜不停地巡逻，而且在距离建筑物还有几公里远的地带就架设着铁丝网；此外，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直接被布防的导弹击落。
尽管以色列对这里采取了空前的保密措施，但是迪莫纳的核工程最后还是被发现了。1960年，美国的一架U-2侦察机飞过内盖夫大沙漠上空时，拍下了这座圆形建筑物的照片。美国情报部门几乎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就弄清了这座圆形建筑物是一个什么东西。于是，美国和英国新闻媒体马上就出现了以色列在研制原子弹的报道。华盛顿立即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说明事情的真相。但是这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害怕。
真正让以色列人感到苦恼的是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人为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对中东政策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结果把以色列这个昔日的盟友给疏远了。1960年5 月，戴高乐命令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核反应堆提供铀。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一旦没有了法国提供的铀，以色列的核反应堆就难为无米之炊了，一切设施也就成了摆设。
听到这个消息后，本-古里安立即于6月13日飞往巴黎，与戴高乐总统见面。见面后，戴高乐就直言不讳地问本-古里安：“以色列究竟为什么需要核反应堆？”
本-古里安只有许诺说：“反应堆将仅用于和平项目。迪莫纳将不再增加提取武器型钚元素的设施。”
回国之后，本-古里安发现迪莫纳核反应堆本身已无密可保，就公开宣布以色列已经进入核时代。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正式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并且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法国总统戴高乐需要得到的。
为了维持和法国的这种脆弱关系，讨好法国人，以色列人这时竟然做出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摩萨德忍痛割爱，把一个曾经为以色列提供过大量重要情报的“线人”交给了法国警方。
也许是被以色列人的“忠诚”所感动，法国人终于同意兑现自己的承诺，答应为以色列提供最后的一部分材料。迪莫纳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如果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出一枚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与当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级别相等。
莫名其妙丢失的铀
眼看以色列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就要好梦成真了——然而好事多磨，到了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圣戈贝恩公司在外界的压力下中止了同以色列的合作，这让以色列的核计划又一次面临绝境。
以色列内阁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决不能让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中途夭折。在制造原子弹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不是技术，而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浓缩铀。
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刚刚成立的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
内阁会上的气氛空前紧张，大家都在沉默不语。这时，摩西·达扬终于打破了这种沉默。他向所有在座的内阁成员问：“迄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照此看来，我们的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果没有办法搞到，我们也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就是那次会议以后，摩萨德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偷”铀。而实际上接受这一任务的不仅是摩萨德一家，拉卡姆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搞铀任务，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摩萨德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三个月后，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三个方案呈到了局长的办公桌上。方案之一：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有可能得手。方案之二：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是在美国，虽然防范严密而风险大，但有可能成功。方案之三：对某个原子能实验室的工程师或负责人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方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需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阿米特认真地审阅了上述方案之后，大笔一挥，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策反对象。”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NLJME ）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
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的大致履历如下——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都在**的大屠杀中丧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本人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侮辱。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使夏皮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夏皮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化学专业，并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此时的他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他成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员，并且是美国技术学会的成员。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他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也就是“核原料和核装备公司”，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大量的铀。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而且争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1958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纽梅克公司成为以色列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两年后，又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据该公司的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檬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从那以后，来自以色列的客人就经常光顾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这两个人是夏皮罗的常客，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特工人员。
这些外国人，尤其是以色列人经常光顾纽梅克，引起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注意，就对这家公司和这些客人进行密切监视。1961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并且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资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但是夏皮罗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擅自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一起，偷偷地出售给一些外国人——实际上是卖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通过纽梅克先后搞到了400 磅的铀。如果用这些铀来制造原子弹的话，足够制造出18枚核弹头。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 夏皮罗带来了麻烦。
1965年4 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存在严重问题。账目上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134 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这些浓缩铀是美国政府用来实施“阿波罗”空间计划的。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时闪烁其词。他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他还说，这种做法属于十分正常的行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1965年10月21日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被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10%。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发现纽梅克公司“丢失”的浓缩铀竟多达391 磅之多，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夏皮罗却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手续都是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保持工厂清洁”中不小心散失了。那些检察官当然不能认可夏皮罗的这种说法，于是美国原子能检察官在一份草拟的调查报告中说：“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
言外之意就是说，对于夏皮罗，他们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但是他得赔偿损失。于是第二天，原子能委员会就给夏皮罗送来了一份92.9 万美元的账单，要他支付这笔赔偿款。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重新进行调查。然而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也依然是模棱两可。联邦调查局在报告中说，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
为什么神通广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居然抓不住一家小小的纽梅克公司的把柄呢？据后来曝料显示，这倒并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无能，也不是纽梅克公司和夏皮罗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其真实的原因是他们当时在华盛顿有一顶“保护伞”——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科负责人詹姆士·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位人物的保护，夏皮罗的纽梅克公司当然不会原形毕露。
于是在几经检查之后，纽梅克公司还是照常营业，重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宗订货，并且还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但是后来由于安格尔顿的倒台，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情报“蜜月”也终结了，摩萨德特工在华盛顿为所欲为的日子也到头了。
最糟糕的旅行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子弹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时任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军人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就公开谈到了自己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当时以色列的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上台之后，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以色列制造核武器，并且称他的前任本-古里安总理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不过，以色列的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子弹。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子弹，甚至还有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武器。
“六日战争”的大获全胜，让“独眼将军”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他在内阁的争论中获胜，加快了以色列原子弹制造的步伐。1967年8月，以色列内阁终于通过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议案。
此时，位于内盖夫大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工程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全保密问题。为了解决安全问题，摩萨德特工不得不干掉一名来自法国的科学家，理由是有证据表明，此人当时正在为克格勃从事间谍活动。于是，摩萨德特工就让这位法国科学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永远闭嘴了。还有一次，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驾驶着一架战斗机误入迪莫纳上空禁飞区，经过权衡利弊，最后还是毫不留情地将其击落。
除了安全保密之外，还有一个令以色列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缺少制造原子弹的铀。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经无法买到。
面对科学家们的呼吁，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又一次挺身而出，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寻目标，寻找哪个地方有他们所需要的铀。很快，他们就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获得一条信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这批优质的氧化铀矿石是从扎伊尔的一家兄弟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如今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摩萨德立即兴奋起来，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步骤如下：第一，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所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第二，由这位“贸易伙伴”出面将这批氧化铀矿石通过“正常途径”买下来；第三，在运输途中由摩萨德将这批氧化铀矿石劫持并运送到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工程基地。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在理论设计上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项极端危险的行动。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请缨出征，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拜访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舒尔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德国空军飞行员，为第三帝国打过仗，属于“**分子”之列。战后舒尔岑开始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制剂。
摩萨德特工艾贝尔与舒尔岑仅仅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64年，艾贝尔在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参观时曾与之相遇。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对艾贝尔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并且介绍他们认识了。现在艾贝尔去西德的任务就是把舒尔岑拉下水，通过他买下这批铀矿石，运回以色列。
艾贝尔到了威斯巴登后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也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萨哈罗夫对阿斯马拉公司的染色剂很感兴趣，同舒尔岑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久，他们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二战期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了伤，从此便留下了阵发性头痛病。有一次，萨哈罗夫在他犯病的时候，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如果你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又能享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我看你的病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萨哈罗夫的话说得舒尔岑一阵心跳。萨哈罗夫见他动心了，接着说：“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疼病，而且比你的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为舒尔岑提供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那种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解囊相助，不要自己花一分钱，他岂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几天后，舒尔岑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一到以色列的海滨城市海法，萨哈罗夫就安排舒尔岑住进了一幢豪华别墅里，并且请了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流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于女色的舒尔岑，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摩萨德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他与妓女们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而舒尔岑此时却完全蒙在鼓里，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亲密，萨哈罗夫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一天晚上，萨哈罗夫对舒尔岑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自己是代表以色列政府来请求舒尔岑帮助的，他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以色列政府的。
舒尔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他有点惊慌失措地问萨哈罗夫：“朋友，我真的不明白，你们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
萨哈罗夫笑着说：“朋友，你也不要害怕。我们政府对你这样慷慨，自然有我们的理由。因为我们相信，你将会以你的诚信和行为，对我们的政府作出最大的回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舒尔岑说，“难道……”
萨哈罗夫打断了他的话，笑着说：“因为我们以色列目前对一种东西最感兴趣，但这却是一种管制最严格的战略物资。我们相信，只有你才能帮助我们搞到那种东西。”
“那是什么？”舒尔岑越听越糊涂了。
“制造原子弹的氧化铀！”萨哈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希望通过和你合作，帮我们搞到这种东西。”
舒尔岑直到这时才如梦初醒，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以色列为了搞到氧化铀，竟让摩萨德设下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圈套，让自己不知不觉地钻了进来。对于摩萨德这个特工组织，舒尔岑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他并不陌生。当年摩萨德到千里之外的阿根廷，把**分子艾希曼抓捕归案一事，在西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让那些前**分子心有余悸。作为一名**军官，舒尔岑怎能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呢！
这时，萨哈罗夫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金钱诱饵。他向舒尔岑保证，只要他肯合作，事成之后他会得到一笔巨额的报酬。
生命的威胁与金钱的诱惑，实在让舒尔岑难以抵挡。经过反复权衡和再三考虑，舒尔岑终于作出了决定，愿意在摩萨德的帮助下铤而走险。
百密一疏
1968年3 月21日，总部设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的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发出了购买200吨铀矿石的订货单。订货单上注明：本公司打算转入石油化工产品的成批生产，亟须铀作为辅助催化剂。不过，铀矿石必须经过一系列加工，才能作为催化剂。为此，公司打算将货先运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希纳加公司加工，然后再运回德国。
布鲁塞尔矿业公司接到订单后，对于这桩生意十分重视。按照公司生意上的惯例，他们马上对买主阿斯马拉公司的信誉进行了调查。而在此之前，舒尔岑早已将以色列提供的850万马克存入了瑞士一家银行。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得到银行担保后，就派出一名副总裁德尼·德韦亲自前往威斯巴登，与舒尔岑进行商务洽谈。
会谈中，德韦副总裁对阿斯马拉公司开出的价格表示满意。两天后，双方即在200吨铀矿石的买卖协议书上签了字。
德韦副总裁把一切交易手续办妥之后，好心地提醒舒尔岑，摩洛哥不属于欧洲共同体市场的范围，而凡向“欧共体”以外的国家输出铀矿石，必须经过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督机构特批才能出境。据他估计，这类特批往往是很难获准的。因此他最后建议舒尔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就只能通过铁路将这批货直接发往德国。至于以后加工的事，那就只好请贵公司收到货后自行酌情处理了。”
舒尔岑一听就傻眼了。因为摩萨德特工艾贝尔和萨哈罗夫向他交代任务时特别强调过，他只要把装了铀矿石的船驶入地中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他管了。正是为了将这批货装上船，他才坚持铀矿石必须经过加工才能使用，而且还特意选择了既非欧洲大陆又濒地中海的摩洛哥。显然，艾贝尔和舒尔岑都忽略了这一点，并不知道这批货出口到摩洛哥必须经过“特批”这一关。结果使得原定方案无法执行。
消息很快传到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阿米特听后大发雷霆，怒斥部下考虑不周，竟连这样重要的细节都忽略了。阿米特命令艾贝尔和舒尔岑马上想出补救措施。
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由舒尔岑出面，重新在“欧共体”成员国中物色一个新的加工企业。不久，舒尔岑找到了意大利米兰的赛卡公司。
赛卡公司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公司，老板名叫弗朗西斯科·塞托里奥，与舒尔岑曾经是生意上的伙伴。当舒尔岑建议他做铀矿石加工生意时，塞托里奥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的公司从来没有与铀打过交道。但是舒尔岑对他说，这是一单一本万利的生意。只要你做成了，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舒尔岑知道摩萨德在这方面是花得起钱的。而凡是做生意的老板，没有一个不希望能赚钱，何况这一次还是能赚大钱的买卖。威斯巴登很快汇来4 万马克的预付金，并且说明这只是用来购买铀加工设备资金的一小部分。见钱眼开的塞托里奥一见这厚厚的票子，终于同意了这笔买卖。
同意大利商人塞托里奥谈好了之后，舒尔岑立即打电话通知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的副总裁德韦，告诉他已经给铀矿石的加工业务找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现在这笔加工业务将由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为此，请他将合同书上接货的地址也作相应的修改。德韦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现在买卖双方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审批手续简单多了。于是这笔大生意就做成了。
一切就绪后，艾贝尔总算松了一口气，剩下的事情就是着手解决运货的船只了。为了购得一艘运输铀矿石的船只，艾贝尔通过一名驻苏黎世的摩萨德特工进行斡旋，结果还没用24小时，就在利比里亚注册了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艾贝尔和土耳其船舶经纪人哈姆·亚里萨尔成了这家海运公司的负责人。
随后，哈姆·亚里萨尔请汉堡的一位同事、经纪人乌韦·默勒替他物色一艘货轮。三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68年9 月，毫不知情的默勒从汉堡奥古斯特·博尔滕船舶公司购得了一艘1062吨的货轮“舍尔斯贝格”号，亚里萨尔也不讨价还价，以1200万马克的大价钱，买下了这艘不过78米长的船只。
到了这时，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计划总算是万事俱备，现在就只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一纸放行批文了。这时，摩萨德为“舍尔斯贝格”号专备的一批“船员”也及时抵达了这艘货船的停泊港口。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摩萨德特工，他们的护照、海员证等都出自摩萨德伪造证件专家之手。“船长”名叫巴罗，现年53岁。为了让这些特工适应一下海上生活，巴罗利用等待批文的时间带领全体“船员”进行了一次试航。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说是顺水又顺风。负责审查阿斯马拉公司这桩生意的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叫费利克斯·奥卜西尔，是德国的一位法学家，对原子能的制造和这些铀矿石的化学用途一无所知。在审批时，这位手握审批大权的法学家居然还想到了去请教这批铀矿石的卖主德尼·德韦：“铀矿石是否真如你在申请审批报告书上所说的那样，可以用作催化剂？”
德尼·德韦当时一门心思要做成这笔大有赚头的交易，于是他不仅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还列举出一项类似的贸易加以证实。他说：“荷兰政府就曾为同一目的购买过铀矿石。”奥卜西尔于是深信不疑，于1968年10月30日在这份申请报告书上糊里糊涂地盖上了欧洲最高能源保护机构的公章，批准了以色列人的这份购铀合同。
铀矿石丢失震惊全世界
1968年11月15日清晨，荷兰的安特卫普港一片沉寂，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专程从德国赶来的舒尔岑，悄悄来到了码头，亲自指挥装船。码头工人奉命在7个小时内，把560个密封的大圆桶装上“舍尔斯贝格”号的货舱。一个个的圆桶外面都贴上了“高酸铅盐”的剧毒符号，而圆桶内装的就是那200 吨优质铀矿石。
深夜1点半，“舍尔斯贝格”号起锚出海了。航行日志上记载着：方向，热那亚。但是全体“船员”们心里都很清楚，这艘船永远也到不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了。11月24日，“舍尔斯贝格”号本来应在巴利阿里群岛转向朝东北方向行驶，可是它却继续径直向东驶去。
“舍尔斯贝格”号穿过英吉利海峡，沿葡萄牙西海岸继续向南，并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随后便一直向正东方向驶去。
1969年4月29日午夜时分，“舍尔斯贝格”号神不知鬼不觉地驶抵塞浦路斯附近的公海海域，一艘以色列的油轮正等候在海上。通过事先约定的信号，“舍尔斯贝格”号徐徐地靠上了那艘油轮，在它的舷侧停靠下来。
两船刚一靠拢，以色列的油轮里就走出一大帮彪形大汉，他们七手八脚把那些大圆桶搬上油轮。不到4个小时，560只大圆桶便全部装到了油轮上。然后，两条船分道扬镳，迅速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满载200吨铀矿石的油轮向以色列全速驶去，停靠在以色列的海法港码头后，这些大圆桶又被装上几十辆大卡车，运往位于内盖夫沙漠中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
至此，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行动，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以色列内阁拍板定夺到把这200吨铀矿石安全运抵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前后仅仅花了14个月的时间。
直到7个月后的1968年12月，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才发现自己受了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德国原子能机构关于收到加工铀矿石的业务报告。于是赶紧追查这批铀的下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世界第一战略物资——200 吨铀矿石竟然神秘地失踪了。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惊恐万分，他们撤换了疏于职守的审批官奥卜西尔，并且派出安全处处长、意大利核专家恩科里·耶契亚追查铀矿石的下落。后来，有人在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发现那艘被遗弃的“舍尔斯贝格”号。此时船上已经是空空如也，所有的船员均不知去向。航海日志上也没有关于该船最后两周航程的记载，被调查的几家有关公司都一问三不知，最后只好都推到了阿斯马拉公司的舒尔岑身上。而舒尔岑则让他的律师代他回答：“顾客身份属于商务秘密。依据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章程，委员会当局也无权强令业务公司公开商务秘密。”
安全处处长恩科里·耶契亚见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向“欧共体”成员国及其秘密情报机构作了如实的汇报。随后，欧洲各国秘密情报机构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他们已经猜出来了，这一切都极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后来，每当他们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时，都不得不以钦佩的口吻夸赞道：“这可真算得上是一次独具匠心的出色行动！”
1969年3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得到捷报：以色列的原子弹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起爆状态。达扬立刻将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请到自己家里。他亲手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为大家一一斟满，然后举杯说道：“我想荣幸地通知诸位，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这就是以色列。”
自始至终领导原子弹研制并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西蒙·佩雷斯，被人们誉为以色列“核武器之父”。他198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仍为当年实现核计划的往事激动不已。当以色列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秘密时，西蒙·佩雷斯撰写出版了一部专著——《大卫的原子弹》。书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向世人讲述了以色列迈进核国家的艰辛而又惊险的历程。他公开承认，以色列确实在迪莫纳地区研制核武器，但这些核武器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它只是起“威慑作用”。
1973年，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说，以色列利用偷到的铀制造了13枚原子弹，全世界为之一震。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前，以色列就组建了一支原子特种部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要求下，曾下令以色列的这支秘密原子特种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并将地下核武器库的原子弹装上他们的“鬼怪式”战斗机，随时准备发射出去。只是后来随着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反攻得手，以色列的原子弹才没有扔出去，而是又重新回到了内盖夫大沙漠中的地下核武器库里。
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以色列的核计划却是一个远没有结束的话题。2001年2 月，以色列内阁曾举行特别秘密会议，就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进行广泛辩论，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首次。当年5月，世界“核不扩散条约国”大会在纽约开会，因为拒绝其核设施接受全面的国际检查，以色列代表被大会组织者排除在会场之外。
不过，以色列人尽管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他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摩萨德的使命也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