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秘密会晤显身手 “霹雳行动”救人质
9年追杀“死亡名单” 画上句号，秘密安排拉宾与侯赛因会晤；劫机事件又让以色列“大力神”远飞4000公里突降乌干达；人质成功解救后以色列人吹起了羊角号，而乌干达总统却愤怒谴责以色列侵犯其主权、打死其士兵还炸毁了他的飞机。
“霹雳行动”始末
完成了“上帝的复仇”行动，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一个新任务，就是协助以色列政府，开展秘密外交活动。
1975年3月，摩萨德终于成功地安排了以色列总理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两国边境线上的阿拉瓦平原的秘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记录了下来。
随后，摩萨德又受命安排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摩洛哥首府拉巴特。在这次会见中，拉宾总理请求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能同以色列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摩洛哥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人”来往，可以在摩洛哥建立无线电侦收站，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回报就是，可以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与此同时，霍菲还继承着由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传统，同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建立一种有限的合作关系。不久，摩萨德就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可以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就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做是一个“会把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和副局长戴维·金奇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前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并成功地说服了摩洛哥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成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举行秘密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摩洛哥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就向埃及总统萨达特大肆抱怨副总统托哈米故弄玄虚，把自己拒之会见门外。没想到总统萨达特听了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他的情报局长道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原来摩萨德局长霍菲这一次的摩洛哥之行，就是给埃及总统送上一份极其重要的“人情”——1977年4月，摩萨德把一份秘密情报送到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让贝京总理看了之后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份情报显示，1977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停靠安全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埃及的情报部门得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后，一开始还不大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们就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察机。通过侦查，他们果然在一片沙漠绿洲中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及时摧毁了那个基地。随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耶路撒冷表达了谢意。
摩萨德及时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了以色列和埃及两国之间最后的一块坚冰。
8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出访罗马尼亚，而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好”也在同一天访问罗马尼亚。于是这对中东地区的“天敌”又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秘密会晤了，从而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德西·达扬和埃及副总统托哈米安排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9月18日，达扬乘坐的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一名来自开罗的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7日，驻埃及的美国大使求见埃及总统，向萨达特递交了一份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官方请帖，正式邀请他访问耶路撒冷。埃及总统萨达特看了这份来自以色列的请帖以后，神情庄重地向美国大使说：“我接受邀请。我将去耶路撒冷城。我去了之后，其他的阿拉伯人也会接踵而来的。”
两天后的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正式起程去以色列之前，他的一位助手摇着头说：“此人如果不是疯子，那么就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终于踏上了以色列的国土，主动地访问了这个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国家。这标志着埃、以两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解之路。
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向埃及总统萨达特伸出欢迎之手的有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永远戴着黑色眼罩的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邦，还有一位就是曾在“十月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军队发起猛烈反击的阿里尔·沙龙将军——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政界名流和最杰出的政治家。萨达特总统和他们一一握手，甚至拥抱在一起。
萨拉特的这次访问，加上美国人的参与，终于让埃、以两国签订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两国领导人又签订了“埃以和约”。在1980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第二次访问以色列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经过30年的持续战争和战争威胁，埃及和以色列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成功地走上了和平谈判的道路。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是霍菲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
摩萨德局长霍菲在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一次“霹雳行动”让世人再次领教了摩萨德的厉害。
1976年6 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恐怖分子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230名乘客，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从其中挑选出83名以色列乘客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这次劫机事件的总导演就是瓦迪埃·哈达德博士。
对于哈达德博士，以色列人并不陌生。在摩萨德的“巴勒斯坦危险分子”档案资料中，就有关于他的详细记录。哈达德曾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国际“反犹”领导人，并且是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的创始人之一。他极力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成功地导演了数次劫机和扣留人质的恐怖行动，在全球布下了恐怖主义的阴影。1972年5月，他曾指挥他的部下成功劫持过一架比利时的飞机。哈达德并不是一个单枪匹马与以色列人周旋的“独行侠”，他的恐怖组织与当时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又称“红色军团”）、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恐怖组织“赤军”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他的每一次恐怖活动计划都制定得相当周密。
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开始采取“以人质换同志”的策略。他们要用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那些关押在世界各国监狱里的恐怖分子。于是，1976年6 月10日，哈达德在也门共和国的首都亚丁策划了这次恐怖行动。
参加这次恐怖活动策划的人员除了哈达德的“人阵”的一些头目外，还有他的盟友——西德的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温弗里德·伯泽等人。他们选择了法国一家航空公司作为行动的目标。他们认为，法国人的例行检查向来是极为马虎的。
关于这架劫持的飞机降落在哪个国家的机场，哈达德的首选对象是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因为据他了解，乌干达时任总统伊迪·阿明原是英国军队的一名中士，当过拳击手，性格暴躁蛮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式的人物。伊迪·阿明曾经是以色列的朋友，1971年1 月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时，以色列军事顾问曾对他鼎力相助过。但是，当年乌干达进攻其邻国坦桑尼亚时，以色列拒绝向乌干达提供武器，阿明因此同以色列翻脸了，并且开始憎恨犹太人。当时是利比亚为他提供了武器，所以他对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还是非常钦佩的。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非洲统治者都断绝了同以色列的友好往来，乌干达的总统伊迪·阿明也不例外，很快就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伊迪·阿明还把以色列驻乌干达的大使馆，转赠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据点。同时，他还允许哈达德的“人阵”进入乌干达安营扎寨，并在其首都坎帕拉设立了办公室。以上种种迹象可以表明，乌干达总统阿明是要同以色列对着干到底的。那么，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行动，肯定是持合作态度。因此哈达德最后就选择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1976年6 月27日，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从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准点起飞，中途在雅典机场着陆，然后飞往巴黎。班机上载有250 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52岁的帕斯科·科恩带着妻子、女儿兴致勃勃地去巴黎度假。法国女公民朱利亚·阿基泽拉特刚从耶路撒冷看望姐姐回来，这会儿也飞往巴黎。多拉·布洛克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正想赶往巴黎参加小儿子的婚礼。唯有13号座位上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与众不同，只见他不时神经质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不安地握着身边那位漂亮的年轻女伴的手。13号的这位先生曾对夫人说去外国“洽谈贸易”，可事实上，他是私约了自己的女秘书，前去巴黎偷情觅爱。
法航139次班机按时飞抵雅典后，又上来52名转机旅客，他们的手提行李没有受检。中午12时许，这架银白色的空中客车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在科林索斯海湾深蓝色的波涛上空划过，甩下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
飞机起飞后不久，那位75岁的老太太多拉·布洛克第一个发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她转过身对同行的儿子小声地耳语道：“你看，那两个阿拉伯小伙子带的箱子那么大，足可以藏武器炸药。”她的儿子笑了笑。也许他心里很纳闷，母亲平素胆子并不小，天晓得她现在产生了什么念头。
8 分钟后，提示旅客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还没熄灭，突然，头等舱内一男一女跳起来，拔出手枪，左手挥舞着手榴弹。几名女乘客吓得歇斯底里地惊叫起来。这时总机械师刚刚打开驾驶舱门，迎面就撞见恐怖分子的手枪，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瘦高个男人把他推回驾驶舱，随后跟进来抓起麦克风大声叫嚷：“我的名字叫阿什迈德·基贝西，”他用带有浓重的德语腔调的英语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加沙旅接管了此次飞行的指挥权。如果你们保持安静，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就会安全无事！”
与此同时，普通舱内两名年轻的“人阵”成员也拔出手枪。他们同那两名恐怖分子重新调整了机舱内旅客的座位。旅客们被指令把舷窗上的遮阳板拉下，这样就看不见机身下到底是山还是水。
此时，机舱内静悄悄的，乘客们不再喊叫。飞机盘旋了几圈，逐渐降低了飞行高度，徐徐降落。
化名阿什迈德·基贝西的伯泽通知法航139次班机的乘客说，飞机已经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随后劫机者释放了一名孕妇。
6 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伯泽对“旅客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并宣布飞机将飞往“最终目的地”。星期一凌晨，也就是1976年6 月28日当地时间3 时，法航139次班机降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上。
飞机徐徐驶近机场的一栋旧大楼。几扇舱门同时打开了。但是，人质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迎”的队列，走进旧机场楼大厅。大厅里，肮脏不堪，满目尘土。乌干达士兵搬来了椅子和电扇。天气又闷又热。伯泽用扩音器对大家说：“我想提醒诸位，你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监护之下。”
当天下午5 点，乌干达总统阿明亲自来看望人质，他说，把所有的人领出飞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将继续关怀人质的生命安全。旅客们有礼貌地报以掌声。
6 月29日下午4 点左右，乌干达国家电台广播了劫机者的一份声明，要求释放53名身陷囹圄的“自由战士”来换取人质，最后期限是7月1日下午2时。这53名“自由战士”当时分别关在5个国家，其中囚禁在以色列的40名，西德有6名，肯尼亚有5名，瑞士有1名，法国有1名。劫机者还在声明中说，如果在中东时间7 月1日下午2 点以前得不到答复，就杀死人质，炸毁飞机。
6 月30日，几名人质开始拉肚子，厕所都“客满”了。天气愈发炎热，电扇吹出来的风也是闷热难忍的。
这一天，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
7 月1 日，中东时间11点差5 分，最后通牒的期限快到了。神经高度紧张的人质开始焦虑不安地看着表，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其实自从5月27日劫机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内阁成员已经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但是一直没有结果。6月30日上午，以色列政府全体内阁成员又一次来到总理办公室，大家沉默不语地坐在那里。这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打破了沉默，他说：“先生们，政府今天作出了决定。我们将在格林尼治时间7月1日10点20分，即最后期限前40分钟通知巴黎，以色列将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法国人从中斡旋。”
会场一片沉默，一张张面孔表情忧郁，到底作出了让步！在公开舆论的压力下让了步，在人质家属的请求下让了步……恐怖分子有望获胜，这对今后的劫机者无疑是一个鼓舞。
佩雷斯打破了沉默的僵局：“我现在想问一下，诸位对解救行动有什么建议？哪怕是荒诞离奇的念头也不要紧。”
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将信将疑地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我们是在讨论一次与政府决定相悖的行动？”
佩雷斯答道：“我想谈的正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
与会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一致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样做也很难取胜，因为其中实在有太多的难题。佩雷斯和与会者询问摩萨德头头霍菲，假如前往营救，特遣行动小组会在地面上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假如前去营救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话，应该做何准备？在劫机者觉察到有情况并匆忙杀害人质时，特遣行动小组是否有机会先发制人？等等。
霍菲向政府作出的回答是生硬的。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愿意想些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从得知飞机被劫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内阁就指示情报机关研究出可行的对策，霍菲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联系。这些天来，摩萨德的情报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搜集有关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结果。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从某家参加过恩德培机场建筑的以色列公司搞到了该机场的平面图。几个月前打入乌干达的摩萨德特工人员也已经向他们报告了对局势的估计。驻在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奉霍菲之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于是，他们就一边佯装通过了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项最屈辱的决议”，一边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法国人，请他们转告那些劫机者。
7月1日上午，法国驻乌干达的大使把“以色列人答应谈判”的消息送到了机场大楼。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是机长米歇尔·巴科，他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那些人质。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简直疯了。他们跳起来，互相拥抱着，亲吻着。他们一边在高兴地笑着，同时又在泪流满面。
当天下午2 点，劫机者又释放了100 名法国人质，允许他们飞往巴黎。那些以色列人质也被送回到旧机场大楼里那间比较舒适的大厅里。整个气氛似乎缓和多了。
当天下午4 点，霍菲得到确切消息，劫机者已经同意把最后交换人质的期限延长72小时，由7月1日下午推迟到7月4日下午。这样，就为以色列的营救工作赢得了非常宝贵的3 天时间。
经过反复商量，摩萨德和以军总参谋部最终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行动计划。他们将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乘坐“大力神”飞机在7月3日深夜进入乌干达，实行突然袭击，解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质。这次解救人质行动的代号为“霹雳行动”。当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把这个计划报告给达扬时，达扬当即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漂亮的计划，完全可以成功！它会让全世界感到震惊！”
乌干达位于非洲中心地带，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地方也有4000公里之遥。中间还要经过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肯尼亚等多个国家，才到达乌干达。而这些国家当时对以色列采取的都是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以色列的飞机要途经上述多个国家的领空，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可能会遭到那些国家防空部队的导弹或火炮的袭击，随时都有被击落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就是中途加油的问题。
这时，霍菲的“外围战略”又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通过内罗毕的情报站，与肯尼亚的安全机构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一次，霍菲又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支持，同意以色列的特别行动小分队把肯尼亚作为“霹雳行动”中转站，可以在内罗毕加油，并且营救行动成功之后还可以在内罗毕作短暂停留。
加油的问题解决了，“霹雳行动”就算是万事俱备。于是10名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乘飞机提前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部分人筹建中转站，为“霹雳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一部分人则冒充商人或游客，划着小船从肯尼亚渡过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去侦察机场地形和士兵分布情况，找列出入恩德培机场的最佳路线。
与此同时，在特拉维夫以北的佩塔提克郊外一座废弃的空军机场上，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正在进行突袭恩德培机场的模拟演练。这里有一座土木结构的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模型，是以色列特工部按真实比例赶制出的杰作。指挥这次模拟演练的是这次袭击行动的以色列军方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此人曾是以色列国防军“戈兰旅”的中校。
1976年7 月3 日早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在为“霹雳行动”的结果作最后的预测。摩萨德局长霍菲力主按计划实施，国防部长佩雷斯也决心要干到底，而有些优柔寡断的拉宾总理此刻还有点犹豫不决。佩雷斯就鼓动他痛下决心，佩雷斯说：“如果成功了，你将成为一名英雄。”
拉宾总理的回答是：“如果不成功，我们大家只能引咎辞职。”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总理终于拍板，决定实施“霹雳行动”。
1976年7月3日下午2时50分，4 架“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最南端的机场腾空而起，率先向恩德培机场方向飞去。这支作战分队共 180 人，分乘4架大力神飞机：
1 号机，肖姆隆将军和内塔尼亚胡中校率领的营救分队，负责袭击 候机楼，保护人质；
2 号机，火力压制分队，负责对付乌干达部队；
3 号机，破袭分队，负责摧毁机场上的乌干达空军战斗机；
4 号机，加油机。
以色列空军司令的佩雷德中将和作战部长亚当将亲临现场指挥这次“霹雳行动”，负责指挥、通讯工作。他们乘坐的飞机和满载着医疗设备、33 名医务人员的飞机将直接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总指挥部和“临时医院”就设在内罗毕机场。同时，在4架“大力神”飞机上方，还有10架战斗机，随行作远程保驾护航。
一时间，在这遥远的4000公里航程的高空中，移动着一座不动声色的空中城市。这座“空中城市”的形成，正在显示着以色列人的实力、责任和决心。
乌干达总统大发雷霆
机群起飞后，一开始就大胆地进入民航航线，中途才改变航线南下，目的是绕过埃塞俄比亚，以免一开始就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在即将进入乌干达领空之前，4架“大力神”关闭了无线电通讯设施，以保持能看清前面飞机的距离，进入“盲飞”状态，编队向乌干达飞去。
当晚11点03分，第一架以色列“大力神”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恩德培机场一片寂静，但是跑道两侧却灯火通明，两旁的照明灯大都亮着。不过机场指挥塔台内的雷达观察人员显然是在睡大觉，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在值班。即使是那些雷达观察人员没有睡大觉也无济于事，因为摩萨德特工事先已经得到了情报，恩德培机场的民用雷达探测范围一般不超过30公里，因此根本就无法发现目标；而性能较强的军用雷达一到夜间就关机了。
按照预定计划，第一架“大力神”着陆的位置，是在机场正中两次正常航班之间的跑道上。在即将降落之前，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镇静地回答了机场指挥塔值班员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小故障，需要降落检修一下。值班人员同意他降落，话语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奇和怀疑。于是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就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上着陆了。为防止被探照灯照到，飞机驶出跑道，向候机楼滑行。经过7 小时的飞行，行动小组比预定时间仅仅迟到了1分钟。
就在“大力神”滑行减速的同时，它的后舱门迅速地打开了。“出发！”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同8名部下挤在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车内，驶出“大力神”的机腹。两辆越野吉普车也旋风般地冲了出来，向那幢旧候机大楼扑去。
然而就在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支乌干达士兵巡逻队，他们打着手势让汽车停下来，全然没有显示出对这辆“首长座车”有任何恭敬之意。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理睬，操起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梭子，3 名乌干达士兵没有开口就一命呜呼了。
就在此时，第二架“大力神”也降落了，向那幢新候机大楼冲去。它的任务是压制乌干达守军，抢运人质和伤员。
紧接着，第三架“大力神”也安全着陆在新跑道上。它的任务是负责摧毁机场停机坪上的乌干达军用飞机，破坏机场设施。
这时，恩德培机场指挥塔上的值班人员终于产生了怀疑——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跑道上怎么突然多出了这么多的巨型飞机，而且好像还有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在奔跑。于是他立刻拉响了警报，同时关闭了机场的灯光，实行暗灯封锁。就在这时，第四架“大力神”已经到了机场上空，就要开始降落了。面对突然漆黑一团的跑道，驾驶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熟练地操纵着飞机，在黑暗中把飞机安全地降落到跑道上。这架飞机里面是一支预备队，他们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出击或者是接应。
冲向旧候机大楼的行动队员进展十分顺利。梅赛德斯轿车和越野吉普都在大楼前猛地刹车，行动队员们跳下车来，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身先士卒，带领队员们就往大楼里冲。大楼里，一名警卫人员发现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正要上前阻拦，但是还没有等他伸出手来，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另一名警卫人员举手敬礼正要询问时，一把军用匕首突然从后面过来，切断了他的喉管。队员们冲进了大楼，内坦尼亚胡首先扣动扳机，一枪击毙了刚想转身的德国恐怖分子伯泽。紧接着丧命的是巴勒斯坦人贾贝尔。那位德国女恐怖分子慌忙投出手榴弹，手榴弹却滚到了19岁的迈默尼的脚下。紧接着飞来一梭子子弹，她身中数弹倒在窗户旁。大厅里面，另外两名“人阵”游击队员用自动步枪和手枪慌乱射击，但马上就被行动队员雨点般的子弹撂倒。
枪声大作，人质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猛地扑向妻子和小女儿，想用身体保护她们，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
行动队员们一边往里面冲，一边通过手提扩音器用希伯来语反复地高声叫喊：“卧倒！快卧倒！” “我们是以色列军队！”“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
明白过来的以色列人立即卧倒在地下，而那些莫名其妙的恐怖分子就成了活靶子，被暴风雨般的子弹击倒。还不到一分钟，一楼的恐怖分子就全部解决了。行动队员又往二楼和三楼冲去，在楼梯上他们遭遇到了恐怖分子的抵抗。但是行动队员的火力真是太猛了，没用多少工夫，恐怖分子的抵抗就被摧毁了。
事后据乌干达人统计，在那些被打死的士兵和恐怖分子身上，总共有几千个弹孔，平均每个人身上中了10多发子弹。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旧候机大楼的战斗就结束了。行动队员保护着一百多名人质，带着他们在机场跑道上狂奔起来。这时乌干达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并立即进行拦截。负责接应的预备队及时赶到，马上展开了一场激战，很快乌干达的军队就被消灭了，特别行动队员们已经控制了整个机场。他们乘坐装有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和装甲车，用反坦克导弹和重型机枪分头出击，摧毁了机场指挥塔和其他的设施，封锁了机场的所有通道，有力地阻截了乌干达的增援部队。
同时，他们还迅速派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爆炸小组，摸到军用飞机的停机坪那里。停机坪上居然毫无动静，于是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安装好了炸药。一阵巨响，4架“米格-21”战斗机中的两架立即葬身火海，另外两架也被炸得断裂开来，机翼和起落架都飞到了半空中。他们还炸毁了3 架“米格-17”、1 架“米格-15”和其他10多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恩德培机场的夜空。他们摧毁了乌干达最先进的机群，几乎让乌干达的空军不复存在了。
11时59分，第一架“大力神”又重新飞上了夜空。机上载有被救出来的一百多名人质、法航139次航班的机组人员和在战斗中死伤的人员。按照规定，行动小组除了子弹壳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得留在现场，全都要带回以色列。从11点3分第一架“大力神”在恩德培机场安全着陆，11点5分打响第一枪，到11点59分离开恩德培机场，这次行动总共还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而且是在长途奔袭4000公里以后。这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服。
尔后，另外3架“大力神”也相继升空，离开了一片狼藉的恩德培机场。透过舷舱向下看去，那里是火光冲天。4架“大力神”一同飞到了肯尼亚，在内罗毕机场补充了油料，并将几名重伤员送到了肯尼亚医院抢救，然后全体人员安全返回了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次突袭行动，共消灭了乌干达官兵45人，击毙了恐怖分子7名，活捉了3名，救出人质100多人；而以色列仅死了4人，其中有3名是人质。两名人质是在战斗中误伤身亡，还有1名人质当时正因病住院，事后被恼羞成怒的乌干达总统下令枪毙了。另外1名死亡人员就是行动小组的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这让以色列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
“霹雳行动”大获全胜。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佩雷斯得意地称赞这次“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
“霹雳行动”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7月4日那一天恰好是美国的国庆节。而当天全世界的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几乎都在播出“霹雳行动”这一特大新闻，以至让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很少有人关注了。
乌干达总统阿明得知恩德培机场的情况后，气愤至极，大发雷霆，谴责以色列侵犯乌干达的主权、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是一次暴行。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赞叹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人真是好样的！”
当胜利凯旋的机群出现在以色列上空时，已经是7月4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抚摸着这些远道而来的飞机。当以色列国家电台播音员用颤抖的声音播出这一新闻时，整个以色列都在为之疯狂，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上街头，他们脸上有灿烂的笑容，也有激动的泪水。全国各地响起了羊角号声——这种号声只有在犹太教士拉比节日里才会吹响。在令以色列人深感丢脸的“赎罪日战争”结束3 年后，恩德培行动的成功一扫阴霾，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的士气——尤其是以色列情报界的士气。
不过，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对摩萨德进行公开表彰。
与此同时，摩萨德局长霍菲因为这一次的成功，成为恐怖分子的头号打击目标。霍菲的朋友们看到他的座车经常更换，而且都是安装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并且随时更换不同的牌照。他的家庭住址在不断地变动，他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几乎都一无所知。
但是，霍菲并没有由此而销声匿迹。此时他的眼睛又盯上了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并且很快将其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