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叙利亚绞杀科恩 摩萨德痛失爱将
享有“犹太第一谍”美誉的摩萨德特工科恩以富商的身份由阿根廷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了叙利亚复兴党主席的座上宾，差点当上叙利亚国防部长；身份败露后为拯救其生命竟惊动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还有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等多国政要甚至罗马天主教皇，最后还是在绞刑架下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
天生的间谍
1965年5 月19日凌晨3 时30分，一名摩萨德特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他就是被全球谍报界同行誉为以色列“间谍王子”，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美誉的摩萨德历史上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伊利·科恩。
1924年，伊利·科恩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犹太人，在城里有一间自己的铺子，专做领带生意。生意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科恩在青年时代，就像当时居住在埃及的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由塞缨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下组织派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
“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当时，他还在埃及的一个秘密的犹太移民组织里工作，但是由于“苏珊娜行动”败露，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实施一条新的规定，不允许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6年，科恩辗转来到了以色列。最初在以色列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版报纸上的那些材料，供国防部的官员们参考。这种工作虽然轻松而又安全，但是科恩却没有太大的热情，没过多久，他就有点厌烦这种波澜不惊的翻译工作了。还没有干到3年科恩就离开了国防部，到以色列总工会下面的一家工业公司当了一名会计。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科恩的选择。科恩渴望一种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工作。
科恩的情况被摩萨德一位代号为“苦行僧”的情报官员注意到了。他调阅了科恩的档案后，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决定介绍科恩加入摩萨德。因为在那位摩萨德特工看来，科恩简直生来就是一个当间谍的材料。他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熟悉那里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青年时代他就从事过秘密情报活动，受过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有实际活动的经验；科恩有杰出的语言天赋，阿拉伯语和法语说得与母语希伯来语一样流利，同时还能说叙利亚方言，完全是一个外派特工的最佳人选。完全可以考虑把他派遣到像叙利亚这样非常难以渗透的阿拉伯国家去工作，何况他还有过在叙利亚生活的经历。在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他完全可以站稳脚跟。
后来，“苦行僧”还对科恩的智商进行了测试。测试表明，科恩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苦行僧”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在“苦行僧”的极力推荐和介绍下，科恩成了摩萨德的一名职业特工。加盟摩萨德后，科恩又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无线电发报，从窃听到密写墨水，从摄影拍照到显影技术，更不要说射击、格斗和徒手攀爬那些技能。除此之外，科恩还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学会了穆斯林的一切行为举止。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后，科恩已经成了摩萨德一名非常出色的专业特工人员。无论从哪方面，科恩都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摩萨德于是准备把科恩派往叙利亚从事情报活动。
不过当时的问题是，科恩到了叙利亚后，是否能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摩萨德非常清楚，叙利亚同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特别是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都充满疑虑的国家。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是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在摩萨德要把一个非叙利亚籍的科恩派到叙利亚去，而且还要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身份，让他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
要让一个人改变国籍，乔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这对摩萨德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而困难的是要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有效，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先天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经过一番细致而耐心的改变，要让他既不能暴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那段曾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为了能以假乱真，做到万无一失，摩萨德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一番努力，为科恩精心准备了一份全新的履历表，为他编造了一套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而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而且还让即将前去叙利亚的科恩在特定的环境中，模拟叙利亚的生活严格地训练了一番。经过几个月的折腾，那些专家们一致认为再也没有任何漏洞，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才决定给科恩放行。
神秘的阿拉伯富商
一切准备就绪，科恩为他的叙利亚之行做最后的准备。当时他化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他的简历大致如下：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他随家人一同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入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成人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生意，并由此而富裕起来……
科恩这份全新的简历，编造得天衣无缝。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阿拉伯人的家庭，就是在这种贫困、战乱和“革命”中经历着颠沛流离。当时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就有近5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叙利亚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个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叙利亚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自己曾经就是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疑心的话，这也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说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的了解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待过的缘故。总之，凡是有可能引起叙利亚人怀疑和不信任的地方，摩萨德的专家们都为科恩设计好了退路。
1960年年底，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据摩萨德有关方面的指示，他首先要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他所需要的关系，同侨居在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并尽可能找到与他现在的身份相符的叙利亚人做朋友。这样，在他日后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并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日子，科恩所做的一切，比国内那些摩萨德官员和专家所预想的还要出色。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科恩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了大名，很快就成了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中的佼佼者。从此，科恩就能够十分潇洒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那些人不仅对他友好，而且把他看成是叙利亚人的骄傲。科恩几乎没有花更大的气力，就确立了他在那些叙利亚人当中的地位，并且影响着一些阿拉伯人。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日子，科恩不仅设法结识了阿拉伯企业界的许多人士，更重要的是认识了叙利亚当时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阿明·哈菲兹将军。当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哈菲兹日后会成为叙利亚的总统，更不会料到后来科恩的死刑判决书将是由他来亲笔签署。
第一步的成功给了科恩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就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为去大马士革作进一步准备——因为那里才是他最后的目的地。他一边不断地在叙利亚侨民当中积累他的人脉资源，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一边又在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去，说自己现在要了却的一个夙愿，就是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那可是自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科恩的这种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在那些叙利亚侨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为他日后的叙利亚之行做好了舆论准备。
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当一切条件都成熟后，科恩终于在1962年1 月，带着差不多一口袋的私人介绍信和推荐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开始了他的叙利亚之行。
科恩买的是头等舱，使他在旅途中不但舒服、体面，而且又同许多同行的阿拉伯巨商富贾成了朋友。在叙利亚有影响的商人沙伊特·阿尔德就是其中之一。科恩下船后，沙伊特·阿尔德亲自开着车子，把这位摩萨德的特工送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最后到达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来到大马士革以后，科恩充分利用那些阿拉伯知名商人为自己开具的各种介绍信，为自己在大马士革顺利跻身叙利亚上流社会并结交军、政各界头面人物铺平了道路，使他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科恩的这些新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年轻富商，是他后来在叙利亚顺利地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最重要人物。
公司对面就是总参谋部大楼
科恩一到大马士革，很快就注册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下，他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作为他公司的办公室和他的寓所。几天后，这里就挂起了一块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字样的招牌。
阿布鲁马纳区不仅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是大马士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当年叙利亚的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及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这里。在科恩所居住的公寓正对面，就是叙利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是那些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出入的地方。这种地方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科恩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和在朋友中的地位，直到被逮捕之前，他住在这里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科恩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以“88”（即“平安到达，一切顺利”）为信号，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报告自己已经在大马士革安全落脚了。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把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然后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在叙利亚正式从事间谍活动，是从监视他寓所对面的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楼开始的。在最初的日子里，科恩总是躲在寓所的窗帘后面，不间断地监视着对面总参谋部的大门，悄悄地注视着从那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乘坐的车辆、穿戴的服饰，甚至连他们手中提着的公文包，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在最开始的几天里，科恩几乎是从每天清早8点钟总参谋部的官员上班开始，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钟，等到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到了晚上那些人下班之后，他还要继续监视。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全天候。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夜晚之后，科恩以一个职业特工的直觉很快注意到，总参谋部的整幢大楼，到了晚上只有5间房子的灯光是彻夜不熄的。他敏感地推测出，那5间房子肯定是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值班或者是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大马士革和整个叙利亚国家的局势一直风平浪静，因此，整幢大楼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片漆黑。于是他就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应该是一种和平的标志。在科恩的眼睛里，那些房间的灯光就成了他猜测叙利亚局势的晴雨表。通过监视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办公室夜间灯光的变化，科恩及时向以色列发回了许多判断准确的情报。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科恩经常同那个年轻的富商阿尔赫申见面，并通过他的介绍又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当中有商人也有官员，从而扩大了他的社交面，为他能更多地搜集各个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科恩以一个商人的身份，经常装模作样地向那些朋友打听一些生意方面的行情。比如叙利亚向西欧出口哪些商品最赚钱，在商品出口时往往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等等。科恩在那些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出口商，而且财大气粗。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酒会上，科恩故意向那些朋友透露，自己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他想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向欧洲出口一批叙利亚的家具和艺术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座的人听了，无不羡慕和赞成。
正是通过这种恰到好处的伪装，科恩在大马士革的交际面越来越广，活动的圈子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年轻富商阿尔赫申一次又一次的引荐下，科恩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赢得了更多的叙利亚人的信任。科恩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生活得充实、富有、体面而又安全。
不过科恩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使命。他知道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安全地潜伏在叙利亚拉开一个精彩的序幕，真正的演出还没有正式开始。作为一名摩萨德的外派特工，现在应该是干正事的时候了。
1962年3 月8 日晚7 时，他突然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
科恩听到这段广播后，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他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的确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他猜测到了，那就是叙利亚又在海面上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于是科恩就藏在窗帘后面，仔细地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的灯光。这一夜，他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那些以前总是漆黑的窗子现在却是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但是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话题，科恩也就十分小心地避而不谈了。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对面的大楼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只有那5间房间亮着灯光。
不过第二天他却发现，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的数目增加了。他没法去找人打听这其中的原因，只是猜测着大马士革即将出现的军事动向。后来几天夜里，科恩又发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全都亮了，而且是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
科恩判断最近肯定有新的情况发生，于是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他在电文中说：“总参谋部的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科恩的判断没有错。几天以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3·16”战争爆发了。由于科恩及时通报了摩萨德总部，让以色列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加强了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防御力量，从而大获全胜。
不速之客夤夜造访
战斗结束后的一天晚上，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就和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军官来到了他的寓所。这是阿尔赫申第一次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造访，着实让做贼心虚的科恩大吃一惊。
阿尔赫申似乎也察觉到了科恩惊异的神情，马上就解释说：“我正巧有事路过你楼前，顺便来看看你是否在家。你大概不会介意吧？”
从他的声音里科恩没有听出异常的味道，这才放了心。于是就友好地像往常一样给这两位不速之客让座，并且打开精致的酒柜，请他们喝酒。
这时阿尔赫申主动地对科恩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先生，现任陆军中尉。希望你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科恩友好地笑了，对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到来表示欢迎。
没有想到阿尔赫申又接着说：“不过，我想你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叔叔是谁。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就是现任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对于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科恩在以色列时早就知道，但此时他还是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致。在后来的交谈中，科恩才知道阿尔赫申此次造访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不过是老朋友之间一次非常随性的行为。如果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无非就是想让科恩认识一下自己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因为他的确是为自己有这么一位陆军中尉的朋友而感到自豪。
热情的阿尔赫申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帮了科恩的一个大忙，让科恩后来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科恩以极大的热情和他们高谈阔论起来，以博得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好感。当时科恩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原来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科恩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见多识广的叙利亚富商充满了好奇。在友好的交谈当中，科恩充分发挥自己语言的魅力，给这位年轻的中尉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当阿尔赫申不时热情地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时，马阿齐也备受鼓舞，更加乐意同科恩交谈。
从谈话中，科恩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的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猜忌，科恩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谈一些让对方既感兴趣，但又是不着边际的话题，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不过在谈到前不久发生的那一次战争时，科恩还是很小心地对马阿齐说：“我想，你对‘3·16’战役的战场一定十分熟悉吧？”
这个问题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只听到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时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倒是很乐意看看那些带着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非常乐意。”
马阿齐立即对科恩解释说，老百姓是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的，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不过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
从他的话里，科恩听出来，马阿齐对叙利亚边境的防务是相当了解的，但是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知道要是自己主动地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不是不识时务，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让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三人一块去那片军事地带玩玩。你们可以乘坐我的车子，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哪知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到那种地方去“玩玩”。他说他一年前已经去过了。
但是，对于急于想获得这种情报的科恩来说，哪里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笑着对阿尔赫申说：“你是不是害怕犹太人的子弹啊？”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等到边境局势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科恩真希望这种“旅行”早一天到来！
就在这时，这个陆军参谋长的侄子又主动地为科恩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告诉科恩说：“纳哈拉威旅长正在和政府争吵。”
“为什么？那有什么好吵的！”科恩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这时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马阿齐耐心地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令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中尉倒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后来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他谈到了叙利亚空军的情况，还谈到了和埃及的关系……快到午夜了，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告辞。科恩虽然希望这样的谈话能一直继续到天亮，但还是热情地站起来欢送他们。等到他们一离开，科恩就立刻关上房门，习惯性地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然后在窗帘后面走来走去。因为今天晚上太意外，他的心一直激动着。最后他还是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把刚才三个人的谈话清醒地梳理了一遍后，马上拟了一份电文，连夜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科恩的电文大致如下——
一、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
二、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三、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
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不过，后来在同马阿齐这样的军界人物交往的同时，科恩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当时边境上的局势虽然很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一些进出口业务，这样才能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经常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艺术品。这些商品在欧洲都有较好的市场。
科恩的话让那些制造商和经营商的心一阵狂跳，他们都想搭上科恩这班车，好在西欧大捞一把。科恩正是以此为由，同西欧国家的那些“代理商”频频联络，通过书信和电报的方式，把他在叙利亚所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还有那些微缩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因为那些所谓的“代理商”，都是摩萨德事先安排的情报人员。到了后来，那些出口到西欧的家具和一些古董的夹层，也都成了科恩存放密件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正是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那个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自己取而代之；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再次发动政变，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科恩都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情报及时传递到摩萨德总部，使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局势了如指掌。
由于叙利亚国内政局动荡，与以色列的边境前线反而平安无事。于是那个年轻的陆军中尉真的开着自己的车子，带上科恩和阿尔赫申到叙利亚的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彻底地查清了叙利亚前线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苏联的无后坐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等，晚上回来后，就关起门来连夜向摩萨德发报。他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火力配备图，夹在那张出口到西欧市场的桌子里面，使以色列对叙利亚前沿阵地的那些核心机密尽收眼底，再也无密可保了。
“绝妙的宴会”背后
1962年夏天是叙利亚国内局势最稳定的日子。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大马士革的社交面，科恩在他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沙龙式的酒会。他的那些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并且带来了许多新朋友。其中除了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这些老朋友之外，还有他新结识的许多商界、政界和娱乐界的人士，真是高朋满座。科恩知道，组织这样的“派对”或“沙龙”，在这座城市里的上流社会是经常的事，所以并不会引起叙利亚当局或警方的注意。这次宴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让科恩又结识了一位对他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32岁的乔治·塞夫。此人是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时任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的局长。乔治·塞夫是阿尔赫申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一同出席酒会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是乔治·塞夫的秘书，其实是他的小情人。
在酒会上，科恩几乎给所有的来宾都送上了一些小礼物。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标志；送给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本，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那个塞夫并不是为礼物而来，而是想听一些有关巴黎夜总会脱衣女郎最新的桃色新闻。因为他曾听阿尔赫申说过，科恩最近到巴黎、罗马转了一圈，是一个风趣幽默而又见多识广的人。于是科恩就投其所好，现编现卖了许多所谓道听途说的风流韵事，把他们一个个听得神魂颠倒。
科恩还发现，那个乔治·塞夫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能说好几种欧洲国家的语言。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恩这种既富有又自由的生活很是羡慕，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宣传。我得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不过你应该知道，那是一种相当枯燥乏味的日子，只有这位姑娘才让我看到一点亮色。”
他竟然一边说一边转过头来，对着他的女秘书“放电”——那位年轻的姑娘自然是嫣然一笑，果然很迷人。
科恩一见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他和这个“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的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也曾向往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请到我上班的地方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科恩接过塞夫手中精致的名片，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前去拜访。
一周之后，科恩前往叙利亚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新闻部的内部餐厅喝咖啡时，科恩故意装作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并好像是无意之中提到原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哈菲兹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很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听说他现在回到了国内，好久没有见着他了。
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果然是个热心肠。就在那个周末，他就带科恩到哈菲兹将军家登门拜访去了。哈菲兹将军的住宅离科恩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是哈菲兹将军当时并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哈菲兹的客厅里，当面感谢他在阿根廷曾建议自己返回叙利亚时，哈菲兹就立即回忆起同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来自德国的上等烟叶送给哈菲兹。科恩记得哈菲兹一向是抽烟斗的。他还对哈菲兹说，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哈菲兹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商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为了表示亲近，他竟立刻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他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临别时，哈菲兹还客气地把科恩送到门口，并对他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次造访，不仅让那个政府官员塞夫进一步见识了这个科恩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让科恩今后又多了一个情报来源。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这个哈菲兹将军竟然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以后，科恩的情报工作更是有声有色。
从那一次会面以后，塞夫就经常主动打电话找科恩，约科恩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通过与塞夫频繁的接触，不但新闻部的门房再也不要科恩出示身份证，就连新闻部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科恩的朋友。科恩同塞夫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超过了他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
除了在办公室聊天，塞夫还经常到科恩的公寓里来，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既谈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也谈叙利亚政府当前的一些大政方针，几乎是没完没了。这样一来，这个塞夫就成了科恩的义务情报员。后来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对他的升迁同样感到高兴。后来，科恩竟然通过这位春风得意的乔治·塞夫，在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的《海外侨胞们》栏目客串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海外侨胞们》栏目的主题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复兴社会党”的革命活动。科恩天生就是一位优秀的电台播音员，他那清晰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让人听上去是那样的亲切，他的家人和摩萨德的上司在特拉维夫的收音机中都听到了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不过，对于科恩要求客串播音员的动机是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也许他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语言天赋，也许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方式告诉家人自己一切平安，也许纯粹是为了跟叙利亚当局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
后来科恩发现，这个塞夫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有一天，塞夫向科恩提出，希望能在科恩那豪华而体面的寓所里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科恩一听，当然明白是什么是“绝妙的宴会”。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做出一副很乐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塞夫仍然带着他那位形影不离的女秘书来了。科恩这一次才发现，塞夫的女秘书的确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对自己的上司永远是一往情深。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男男女女，科恩大多都不认识，因为大都是塞夫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叫哈图姆的上校军官，竟然是叙利亚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科恩知道，伞兵部队是叙利亚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击队的司令竟然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而且也带着一位女友。后来科恩还打听到了，哈图姆的相好原来竟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那天晚上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就连科恩也不例外——因为他又认识了哈图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后来塞夫就经常在科恩的寓所里举行这样“绝妙的宴会”，科恩和哈图姆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这样的聚会能继续下去，科恩还特地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在聚会的时候，科恩总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是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摩萨德间谍，科恩始终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塞夫和哈图姆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往往在酒色和女色之中，那些政府官员的警惕性也开始放假了，何况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所谈的都是一些日常工作。
这种聚会的确是为科恩大开方便之门，让他在一种轻松的环境里，就能获得有些特工即使是出生入死也打探不到的国家级机密。尤其是那位哈图姆上校，只要喝了几杯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忌之后，就激动起来了，常常直言不讳地高谈阔论，表达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有一次，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这位伞兵部队的上校居然对科恩炫耀叙利亚武装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他说：“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绝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哈图姆的这些话，让科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后来为了“酬答”塞夫和哈图姆，科恩就把自己的寓所借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同情人幽会。只要塞夫或者哈图姆给科恩打个电话，说需要用一下房间，科恩就会按事先的约定，把房门钥匙放在门外的信箱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不过科恩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在离开之前必须收拾干净——他不能因为自己过分的“大方”，让对方怀疑自己对他们另有所图。
为“复兴社会党”筹措了一万美元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借口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了破坏，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的争议地区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这时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的电文要比以往多出两三倍，而这些情报都是他那些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等叙利亚官员为他免费提供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2月间的一次聚会上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已经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当晚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但是，当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专家们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情报后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而已，不足为信，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 月8 日深夜，叙利亚真的发生了政变。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是他并没去安曼，而是返回了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成功后，叙利亚现行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就是他指挥部队发动了攻击，占领了位于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哈图姆从此进入了现行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了他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科恩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从此科恩又能参与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
这次政变为科恩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斗争中大捞了一把，居然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让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几天以后，科恩就给哈菲兹将军送来一束鲜花，并附上了一封贺信，向他表示祝贺。
不久之后，科恩又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除了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叙利亚姑娘外，哈图姆又为科恩带来了一位名叫萨拉赫·戴利的“新朋友”。 萨拉赫·戴利当时虽然是一个上校，但他却被称为“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而最后却是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就在这次政变后不久，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而科恩的老朋友哈菲兹将军却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于6月27日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于是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老朋友哈菲兹的快速升迁，让科恩真的感到很高兴。他马上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科恩的这一招果然得到了回报，他马上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誓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会上聚集着一大群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还有许多身穿礼服的外国使节。大家都在频频举杯，气氛隆重而又和谐。科恩和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哈菲兹主席就职。
不久，摩萨德总部给科恩下达了一道指令，命令他在近期务必立即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什么时候进入实施阶段？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第二，立即搞清楚苏联为叙利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因为这种战斗机将会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另外还有一种为埃及提供的“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
接到特拉维夫的指令后，科恩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哈菲兹主席非常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并当场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最高领导官员签名的感谢信。同时，这位主席还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叙利亚商人送来的一件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科恩和哈菲兹越走越近。在后来哈菲兹当了叙利亚总统后，竟然提名科恩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是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定下来的一项战略规划。会议决定，由叙利亚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当时科恩通过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哈图姆和戴利上校，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但是科恩并不满足已经掌握的情报，他又通过大马士革其他的政界朋友，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因为哈图姆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和功能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这样不仅有利于叙利亚和约旦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能给需要河水的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科恩找的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公共工程承包商，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上校和黎巴嫩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叙利亚政府将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终于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一份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科恩在这份情报中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将在巴尼亚斯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的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科恩的这份情报的确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同时也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期间，科恩还三次亲眼目睹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沿着叙以边界，在戈兰高地上修建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沿着高地巡视一周，看到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他知道莫斯科派出了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
与此同时，科恩还同马阿齐中尉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军事指挥所的建设工地，而且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第三次是在库奈特拉，科恩有机会参观了前沿地区的叙军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还往摩萨德总部发出几条重要的军事情报：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并且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草图。
运输200 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
4 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刚刚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时为科恩提供情报的叙利亚人员，除了有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等人，还有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军官、文职人员、“复兴社会党”的上层的朋友，有些情报甚至是从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这些情报大部分都由科恩以密电码的形式及时发送给了摩萨德总部，也有一部分是用叙利亚出口商品的机会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
最后一份电报
1965年1月21日早上，伊利·科恩又给特拉维夫发送了一份电报。这时他想起昨天晚上，他和哈图姆一起共进晚餐时，打听到了哈菲兹主席今天将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哈图姆当时告诉科恩，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的指挥下进入以色列进行破坏活动。哈菲兹主席还建议应该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科恩想到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天内，自己应该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哈菲兹主席。于是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另一面思考“拜访”哈菲兹主席的方式。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这时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声音，这种声音告诉他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然而就在这时，科恩的公寓大门发出了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这时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科恩并不知道，他的公寓已经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安保人员包围了，并且封锁了整个繁华的阿布鲁马纳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以前也曾同科恩在一张餐桌上用过餐。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这时，苏米达尼上校几乎是冲到科恩面前，慢慢腾腾地说：“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苏米达尼上校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回国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
在叙利亚如鱼得水的科恩怎么突然会遭到被捕呢？
原因就是这段时间科恩被自己的成功所迷惑了，丧失了作为一名职业特工人员应有的警惕和谨慎，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平均都有一到两次，多的时候甚至三次，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甚至还会更长，在后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从而对他所在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大使馆的无线信号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引起叙利亚反谍间部门的注意。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叙利亚反间谍部门对阿布鲁马纳区进行监测，最后锁定了科恩居住的这幢公寓，结果他就成了叙利亚反间谍部门的侦破目标。
科恩被捕的当天晚上，苏米达尼上校命令科恩向以色列的摩萨德总部再发一份电报，内容当然是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然而，科恩就是利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在发报时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变化，把自己落入敌手的事实告诉了特拉维夫。这是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他的上级商定好了的——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三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间谍。接着，叙利亚新闻界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一名以色列军人”。
各国首脑和罗马教皇参与拯救行动
科恩被捕后，立刻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他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五百多名叙利亚公民因为科恩的原因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女性。科恩的朋友沙伊特·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和乔治·塞夫等人亦未能幸免，而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则获得了豁免权。这时，哈菲兹主席则立即向新闻界讲述了他自己“早有的预感”，并抢先一步发布了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牵连。一时间，各种荒唐的谣言和无端的猜疑，通过报刊电台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处境极其危险。
此时在科恩的国家以色列，一场营救活动正在悄然展开。科恩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以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了各家报社的社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向他们公开了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再发表与科恩有关的新闻，以便为政府赢得主动和时间，可以更好地争取多种手段来营救科恩。
在稳定国内新闻媒体的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那些派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几乎是全部出动，在世界各国动员和游说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和名人，希望通过国际舆论达到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
两个月之后，叙利亚对科恩的审讯工作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在全力营救，尽管叙利亚也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方面的干扰，科恩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原因就是在叙利亚受科恩一案牵连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总统哈菲兹在内的政界和军界要人。如果科恩不死，许多人难脱干系。所以哈菲兹一定要置科恩于死地。
但是以色列却固执地相信，只要科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营救就还存在希望。于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营救工作。
就在这时，哈菲兹主席收到卡斯博士的一封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卡斯博士是一位医生，曾经为哈菲兹动过手术，挽救过哈菲兹的性命。但是，哈菲兹仍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也被动员起来了，这些人当中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多得惊人的美国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他们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是全部遭到了大马士革的拒绝。比利时首相胡斯曼和东欧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来到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政府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正当以色列无计可施，处于绝望之时，一起偶然的突发事件又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一下子逮捕了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叙利亚政府提出，可以用这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换回科恩。
但是，叙利亚当局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亏本”的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能让科恩再留在这个世界上。
尽管如此，以色列的营救工作并没有由此而停止——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宣告结束。
1965年5月18日深夜，科恩的牢门被打开了，几个人走了进来。在微弱灯光下，科恩看到了几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在那些士兵中间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是叙利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一个是满头白发的法学博士安达博。他们的到来使科恩预感到了什么。
戴利上校命令科恩穿好衣服，立正站好。然后对他宣布：“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接着，安达博走上前来，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语的祈祷文，为科恩作最后的祈祷。这位慈祥的老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泪水不断地流过他的面颊，以致不时将祈祷的经文读错。科恩轻声而有礼貌地为他纠正——作为一名职业间谍，科恩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的内心很平静。
科恩很快就被押上了囚车送往刑场。囚车来到了大马士革烈士广场，在广场边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戴利上校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
科恩平静地说：“我没有罪，也不欠别人的，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拿到了笔和纸，科恩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遗书——
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科恩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踌躇了片刻，又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再抄了一遍，然后就被士兵押出了警察局，一直朝戒备森严的广场走去。为他准备的绞刑架设在广场上，并用铁丝网围着。
这时许多市民都从梦中醒来，带着惺忪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等待着看一看这个神秘的以色列间谍。因为在从科恩被捕到现在的三个月内，大马士革的大小报纸都对科恩进行了极力渲染。对于大马士革的居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科恩平静地走到绞刑架下，让人把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几分钟之后，科恩的生命结束了。
科恩扑朔迷离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传奇间谍的形象。在一年之后的那场著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正是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所向披靡，赢得了那场战争。
科恩死后，被叙利亚人埋葬在大马士革广场的墓地里。几十年过去了，以色列政府，还有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要求领回科恩的遗体，但一直没有得到叙利亚的同意。
在摩萨德近60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传奇的特工，伊利·科恩就是其中之一。几乎在科恩落网并被判处绞刑的同时，摩萨德另一名传奇特工也在埃及被警方捕获——他就是被称做“东方佐尔格”的摩萨德特工沃尔夫冈·洛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