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漂泊岁月寂寞路（节选）
刘思谦
“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而萧红又是女人中的格外不幸者。这个艺术天赋很高的、被鲁迅认为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a，她那柔弱多病的身躯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和苦难：社会的、民族的和性别的；精神的和肉体的。萧红在缺少爱和温暖的家庭中度过了寂寞的童年、少年时代，尚未成年就被迫逃离了家门，开始了到处流浪的漂泊生涯。她的文学生涯始于漂泊也终于漂泊。从1933年8月她与萧军合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散文集《跋涉》出版，到她写于1941年“九？一八”纪念日前夕的绝笔《九？一八致弟弟》b，其间的全部作品都是在漂泊生活中写成的。在战火和敌机的追逐下，在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中，在个人感情生活的屡屡伤痛中，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香港之间，很少有安定、平静的日子。她的文学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恰恰连接了那个时代的两个大事件：“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一个战火连绵、多灾多难的时代。作为一个女人，萧红在这个时代里始终在贫困、愚昧的泥泞中跋涉，父权专制和男性偏见的阴影像鬼魂一样追逐着她，最终还是被它们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打败了。她在临终前已顿悟到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是“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柔弱多病的女性身躯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已无力负载她那不屈的灵魂走出泥泞和阴影，跨越那个灾难重重的时代，终于在人类生存的又一场大激战的前夕寂寞地含恨告别了这个世界。像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一只无枝可依的孤燕，被风吹倒了，被乌云吞没了。但是，作为作家，她在文学的世界里却飞得很高很高。漂泊的孤燕在文学的蓝天变成了大鹏金翅鸟，超越了泥泞阴影，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死亡，留下了百来万字“与蓝天碧水永处”的作品，成为五四以来很有成就的女作家。
作为女人的萧红，在同父权专制、男性偏见的无望、无援的战斗中颓然倒下，留下了一条崎岖的、喑哑的失败者的路。失败者的路上没有声音没有色彩，连徐徐下垂的生命幕布也黯然无语，只留下了同情者几声无奈的惋惜几声轻微的叹息，留下了后来者如烟如雾的迷惘和无尽的思索。但是，作为作家的萧红，仅仅凭着《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这几部作品就足以宣告她的胜利。而这条胜利者的路上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甚至没有理解。她的文学路同样是寂寞路。鲁迅去世后，她在创作上不被理解的寂寞便更为浓重了。她在双重的寂寞中默默地走自己的路。同许多前代与同代的女作家一样，萧红也是个感觉型、情感型作家。不一样的是她要摆脱那些外在于她的心灵的观念化世界的影响和外在于她的情感体验的创作模式的羁伴，更加困难。这是她的时代和她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然而，萧红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察体验，宁可忍受寂寞也不肯盲目地附和自己并不怎么明白的时尚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又是幸运的。童年、少年时代算不上多么丰富的艺术启蒙，开发了她那清丽隽拔的艺术气质。坎坷多难的女性人生阅历，又培养了她敏锐的生存体验和历史感悟，使她出离了任何老式的和新式的女性神话和民族神话，在对呼兰河这个北中国边远小城的整体艺术观照中轻轻地揭开了沉重的历史帷幕。……
拒绝服从父命毅然出走，是萧红第一个自主的人生抉择，在一定程度上使她获得了自由。那时她才十九岁，断绝了经济来源，无家、无业，无以果腹、御寒，无处栖身，终日流浪在哈尔滨街头。据她的中学同学回忆，有段时间她只能趁同学们去上课时借她们的床铺睡觉，晚上便到处流浪，露宿街头。在出走的最初两年里，如果只是经济上的穷困潦倒总不致于那样快就濒临绝境。不幸的是萧红逃出了父亲的家门，却又先后遭到两个男人的伤害、欺骗。一个是她在哈尔滨上学时认识的“李姓青年”，一个是由父亲包办的未婚夫汪恩甲。前一个也许曾经爱过她，但是向她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未经世故的萧红怀着天真的幻想跟随他到了北京，就在他的家中被他的妻子面对面地羞辱、鄙夷，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萧红离家后的第一个幻想破碎了，而且是被她所信赖的男人击碎了。她意识到自己不是来同他的妻子“争夺男人”的，便只身返回哈尔滨。不幸又被汪恩甲纠缠、玩弄之后抛弃，怀着身孕只身困居在东兴顺旅馆阴湿、狭窄的小阁楼里，险些被旅店老板卖到妓院以抵偿汪恩甲所拖欠的旅食费。
萧红与萧军传奇性的相逢与结合，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也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桩佳话。这是两个叛逆者、漂泊者在人生道路上一个偶然的聚合点上的会合。聚合点的出现有许多偶然因素，而在这个聚合点上为了生存而结成一个两性的联合体却具有某种必然性。这里的确是大不同于一般男女青年正常状态下的恋爱结婚。严酷的、共同的生存问题压倒一切，两个人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职业问题以及萧红临产的住院费问题，压倒了、取代了他们戏剧性的邂逅之后的相互了解和爱恋，淹没了这两个男女青年爱情生活中的浪漫蒂克色彩。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囊中羞涩的青年男女根本来不及选择来不及恋爱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他们生命的小船必须由两个人同心合力、全力以赴才能免于沉没。在这种情况下，恋爱过程被极大地省略了简化了，它必须让位于一个能抵御摄氏零下三十度严寒的栖身之所，让位于一日三餐，让位于“列巴圈”和盐，让位于一双靴子一顶狗皮帽子。几年之后，萧红把他们这最初的共同生活片断写进了《商市街》和《桥》。在《商市街》和《桥》里，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一个的鞋带断成了四截，另一个便把自己的鞋带“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一条鞋带”；他们中的一个从清早吃了一碗玉米粥一直捱到太阳西沉，两个人饥肠辘辘相对而坐，其中一个为了不使对方听到这“肚子的呼唤”，便“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破落之街》）；他们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欧罗巴旅馆》、《提篮者》）；他们中的一个空腹喝了一杯茶去给人家做家庭教师，另一个坐在小屋里像“饿在笼中的鸟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饿》）；他们手里攥着仅有的一点钱去逛“破烂市”，什么都想买又什么都买不起（《买皮帽》）；他们穿着夏天通孔的鞋子在雪地上走（《过夜》）。但是，却唯独看不到爱情。爱情在这里是个沉默的缺席者。换句话说，爱情在这里本身就是鞋带，就是玉米粥、“列巴圈”，就是皮帽和棉鞋。1934年，两萧离开商市街二十五号迁居青岛，生活状况稍有改善，但是也只能说有了一点相对稳定的收入，勉强糊口罢了。据当时的山东大学女学生苏菲回忆，她两次去两萧住处，都发现萧红咳嗽得很厉害。第一次看到萧红在台阶前咳嗽着操作炊事，第二次看见萧红裹着毛毯倒在床上，因为萧军穿走了她的绒线衣，要等萧军回来脱下这件衣服她再穿上去做饭。苏菲建议她买点杏仁露来治咳嗽，萧红说等报馆发下钱来再买吧。萧红做着饭，萧军对客人说：“悄吟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天就炮兵学校毕业了。”这个生活细节包含着两萧共同生活中一些难言的隐秘。可以看出，萧红并不缺少所谓妻子的温柔，或者说，并不缺少女性的所谓自我牺牲。可是萧军面对体弱多病的萧红，不是想到她体弱多病的原因中就包括了她的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而是本能地感到了自己的不满足。这便是他后来同萧红分手时说的“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妻子”的潜在语义。据友人们回忆，萧红会做俄式苏布汤，用平底锅烙的油饼“无与伦比”。在市场上看到男人的裤子和衬衣，看到挂得高高的一排皮外套，想的是要是能给萧军买一件穿该多好。她和萧军1934年同鲁迅会面之后所拍的那张照片中（见第178页），萧军穿的那件高加索式外套就是萧红用一块格子布头做的，脖子上围的那条白色围巾上的俄文字母也是萧红绣的。如果生逢其时，如果能有个安定舒适的家，萧红并非不能成为贤妻良母的。萧军所说的萧红不是妻子尤其不是他的妻子，不便明说的意思其实是指他们身体条件上的差距而带来的夫妻生活的不和谐，换句话说便是萧红未能克尽妻子的义务，是个“不合格”的妻子。
看来，他们是患难之交却并非天作之合。西蒙？波伏娃说过，女人在决定自己的终身伴侣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她的性爱命运将被这个男人的个性所左右。何况萧红与萧军的结合并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既然当初结合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别无选择听天由命，那么结合之后的命运无论是苦是甜都无话可说。萧红的命不好，这次并非天作之合的结合苦多乐少。就两人的个性而言，相互的差距很大。萧军感情上比较粗，性情粗暴，而萧红大概是由于童年时代就缺欠亲情之爱，性格内向，对感情生活的要求较高，感觉敏锐纤细，对于爱和温暖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而她的身体情况在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六年中，并没有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他们从青岛到上海时，许广平看到萧红苍白的脸色、瘦削的身体和失去光泽的头发很是吃惊。从萧红五岁时同生母姜玉兰的合影来看，她并不是先天的身体素质差，可见，正是长年半饥不饱、挨冻受累、营养不良，加上两次不正常的生育和不正常的夫妻生活，摧残了身心的健康。面对体魄强健的萧军，萧红常自愧弗如：“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c这种性自卑和性压抑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她的身体，加深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个看来似乎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问题，其实深藏着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父权社会以男主女从为基本特征的婚姻，把两性之间自然的相互需要的关系改变为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权利的重心习惯于向男性倾斜，义务的重心则一向落在女性身上。萧红的性自卑心理便是这种强制性的沉重的角色义务的压抑所致。萧军虽然身为抗日进步作家，思想上仍保留着浓厚的大男子主义和男性中心观念，对萧红偏重从义务方面苛求而不习惯于以平等的相互需要的态度处理两性关系。他一再说萧红不是妻子，除了在性别角色任务方面对萧红的不满足之外，还有一层意思便是他心目中的妻子形象同萧红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在萧军看来，一个女人有了家有了孩就足够了，可萧红却认为这是“简单的人生”，是远远不够的。这“够不够”的分歧，触及到了女性解放路途上纠缠不清的大难题，用现代语言来说，便是角色冲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男人和女人也是不一样的：
社会地位和事业上的成功是代表男人的雄赳赳一统天下的气质。女人则要表现大家认为她应该具有的女性气质，处处柔顺，被男人追求占有，一旦被占有后，就必须放弃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男人就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的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
也就是说，女人如果要反抗和超越性别角色的不合理安排，不甘于男人的从属地位，努力追求事业上的胜利和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自主，便会被指责为“缺少女人气质”或“女性的失落”、“不像女人”、“不是妻子”等。两萧的矛盾，就实质而言也没有超出这个话题，因为萧军的思想观念没有超越女人应恪守女性角色本分的传统观念。他同萧红关系的恶化，没有发生在萧红基本上只是他“三郎”的一名读者和抄稿人的时期而发生在萧红在创作上有了成就、艺术上日益成熟的时期，就足以说明两萧冲突的实质所在。用萧红的话来说，是“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而用萧军的话来说则是萧红“过分的自尊”。
两萧关系的恶化，发生在他们由青岛到上海一年多之后。从1936年夏到1937年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萧红三次只身出走，三次都悄然而归f。她为什么要走？又为何回来？这里一定有难言的隐痛。可是她对此却缄默无语，即使是当时写给萧军的信，也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欲言又止。这期间她与萧军的真实情况，是否像萧军后来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所云，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从她这时所写的短诗《苦杯》和一些友人的回忆中，尚能捕捉到蛛丝马迹。据友人孙陵回忆，他们感情很坏，三郎（萧军）时常用拳头打她，有时把她的面孔都打青了。她心绪不佳，常失眠、头痛、月经不调，许广平还向她介绍过治病的药方。而萧军此时一面忙于政治活动，与胡风等“形成一个小派别”，一面还有暇陷入情网，即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萧红在《苦杯》中说：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如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这些大概足以构成萧红出走的背景材料。易卜生的娜拉不愿做丈夫的玩偶而出走，萧红则应该说是萧军的玩偶兼家雇主妇、家事女佣、抄稿人和“出气包”h。娜拉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便再也不能忍受，可萧红却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了才决心出走的。她在十个月中竟做了三次“娜拉”，第二次出走前还像子君那样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钱给“涓生”留下了一半。而且，中国的“娜拉”——萧红每次都无可奈何地回来了。她每次回来大约总会对萧军重新抱有期望，可是每次都要备尝失望的苦果，如第二次走同第一次回来相距仅两三个月，她从日本回来不久，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投奔到一个私人画院门下的。可是当画院院长得知她“有丈夫”时，便拒绝收留她。她除了回去已无处可去。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了丈夫便是有了归宿，社会从此便把她和丈夫视为一体了。她属于丈夫，她的地位、价值和安全感、归属感全在此。如果她不幸而要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像娜拉那样先要学会做一个人，她便必须吞下孤独的苦酒。逃避自由其实也就是逃避孤独，因为自由与孤独相伴随，而要逃避孤独就要重新安于依附和屈辱，拱手交出自由和独立。在这个女人命定的现实世界里，萧红是弱女子。她在不堪忍受的男人的自私、粗暴、歧视、偏见和同样不堪忍受的自由的重负——孤独无依之间徘徊，在抗争、出走与屈服、忍耐之间摇摆，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失败。“我想我这是走的败路”，“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年10月，两萧在日军炮火追逼下共同南下武汉，关系进一步恶化。1938年春在西安“永远分开”了。这也许是必然的结局。这里面有没有DM的乘虚而入都一样，DM只是作为一个外因促成这一必然结局的到来。萧红之所以最终没有摆脱DM的纠缠，也许爱情之外的因素大于爱情因素，这便是两萧在动荡的时局中对待文学的态度的分歧已无法调和。萧红是视文学为生命，以文学为终生事业的作家，她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极需在动乱中赢得时间写作；而萧军则热心于政治活动，执意要去“打游击”。萧红劝说无效，才下定了与他永远分手并随DM南下武汉的决心。j在临汾、西安同萧红有过数月交往和友情的丁玲，为此深感遗憾，以为自己对她的生活方式的参与和影响太少了。其实，这恐怕不是丁玲所能够参与得了影响得了的。萧红虽然有时候像萧军所说的“单纯、淳厚、倔强”，“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但她也像自己所说的，“在要紧的地方，我懂”。同萧军分手，南下专心从事创作，是萧红在人生道路的紧要关口作为女人和作为作家的决断。此后，在三年多的时间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萧红写出了《黄河》、《旷野的呼唤》、《朦胧的期待》、《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近百万字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尤其是堪为传世之作的《呼兰河传》，是对她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决断的永久的报答。
萧军对萧红早有不满，直到同她离异半个世纪以后，还说与作为妻子的她分手“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然而，那句“我们永远分开吧”的话，却是萧红先说出来的。萧军说自己“可以迁就”，“如果她不先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k对此，有位论者认为，“他已看清了萧红矛盾痛苦的状态，索性推她一把，让她自由去吧！这表现了萧军的丈夫气，要快刀斩乱麻，对各方面都好”l。在这位论者看来，反倒是萧军的“丈夫气”成全了“柔性的萧红”，拯救她于痛苦的深渊之中。而且“丈夫气”的萧军早就等着萧红自己说出那句愿意被他“抛弃”的话，以使“丈夫气”维持到底，此后她的一切痛苦都是她自己的事，与他无关！
萧红跟DM南下，这里究竟有无爱情的因素已不得而知。不过，一些事实倒是比外人难以知晓的他们之间有无爱情这个问题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第一，从1938年4月两人同去武汉到1942年1月萧红去世，只有三年多时间。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红经常寄住在朋友家中，如范士荣家、孔罗荪家、白朗和罗峰家，以及歌乐山上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的住处等。除掉这些日子，萧红和DM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就是1939年5月之后在重庆北碚和1940年春抵香港以后这两段时间。应该说，他们之间是种时聚时散、若即若离的关系。第二，如果说萧红曾经对DM寄托过希望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她很快就失望了。她看清楚了：“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猫起来了”，“一当他的肩头该抗负什么的时候，他就移到了萧红的肩上。”m彻底的失望建立在彻底的了悟之上，了悟到男性的一副自私、怯懦的肩膀和一颗萎缩的心。于是，这种失望转换成了看透之后的平静。不再期望什么了，也就为自己赢得了平静的创作心境。第三，她知道要维持这难得的、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平静，还需要继续忍让与屈从，需要缄默，把孤独、烦闷、痛苦通通往肚子里咽。她又开始替DM抄稿子、做饭了，又忍受他对自己作品的嘲笑、鄙薄了。靳以、曹靖华等友人对这样的事情都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朋友们不理解她竟然能够“和这样的人一块共同生活了三、四年”。这原因主要是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当时对她来说创作高于一切。不如此，她又怎么能够在那样短的时间里而且是在敌机的频频轰炸下写出了那么多的好作品呢？n她是为了赢得时间，这同对萧军的忍让与屈从就不尽相同了。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找丈夫也就是为自己寻找庇护寻找保护人，“将自己被动而温顺地献入另一个新主人之手”。可是萧红找的这副男性的身躯从未替她遮挡过风雨也谈不上与她共过患难。然而，社会却又开始把她与他视为一体了。武汉危急之际，DM撇下她去了四川。萧红独自坐在舱口等船票，碰到了好友M等，想和他们同路去四川。“这要和DM商量商量”。“为什么要和他商量？”她瞪大了眼睛，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为什么？就因为他名分上是她的丈夫，就如当年那位画院主人所说的，“没有你丈夫同意，我们是不收的”。结果，萧红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只身入川。在宜昌码头上，她被缆绳绊倒。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仿佛身上的力气都耗尽了，只好躺在甲板上一直到天亮才被一个乘客扶起来继续赶路。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场面，代表了萧红作为女人的悲剧命运。她渴望自由却又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却又常常陷入孤独。她害怕一个人走路却又常常“一个人走路”，她渴望男性的温暖、友爱、保护却又总是被他们所伤害、歧视、抛弃。最后，连那位姓李的男性庸医也不放过她，将她误诊为喉瘤而割断了喉管。有口不能言，孤独生孤独死，好像也在暗示追求自由独立的女性注定孤独的命运。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忍受孤独与忍受屈辱、反抗与屈从、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的两难困境，摆脱不了，撕扯不开。她彻悟了自己的失败：“你知道么？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
萧红死后不久，两个男人为争夺她的版权在桂林打了一架，还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去评判处理。其中的一个记下了萧红的“遗嘱”：《商市街》给她弟弟张秀珂，《生死场》给萧军，《呼兰河传》给L。DM因一无所得而大怒。此事正应验了萧红临终时的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p这个小插曲为她痛苦而不幸的一生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大约和这两个男人的事情同时发生的，是萧红的女友丁玲在延安得知萧红病逝的消息前后，写了两篇发自肺腑的散文：《“三八节”有感》和《风雨中忆萧红》。丁玲由萧红的死感觉到“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感觉到“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感觉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从而感悟到作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生的艰难和死的悲凉。她从萧红的早逝中领悟到“死对于自己是莫大的损失”。“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女人要“使自己愉快”，“不要让自己生病”，“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这是萧红之死给予所有在泥泞中跋涉的女人的最重要的启迪。
注释：
参见斯诺1936年4-5月与鲁迅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翻译家安危1986年9月在美国海伦？斯诺的住所发现。《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年9月26日（桂林）《大公报》。见葛浩文：《萧红评传》的附录《萧红？绝笔？》，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萧红1936年12月末在日本时给萧军的信。《萧红全集》第1286页，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第47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第221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
一次是1936年7月从上海东渡日本；一次是1937年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曾投宿于一个私人画院，不久就被萧军的朋友们找回去了；第三次是1937年4月23日从上海去北京，一个多月以后返回上海。
转引自田碧洁：《心底的歌——读〈萧红自辑诗稿〉》，《萧红研究》第132页，第134页。
在西安时，萧红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骆宾基：《萧红小传》第7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萧红在北京给萧军的信。转引自葛浩文：《萧红评传》第100页，第101页。
萧红对萧军说：“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骆宾基：《萧红小说》第75页。
庐湘：《萧军萧红外传》第119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作者还认为，萧红对萧军那次“无结果的恋爱”“始终不谅解”，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报复，这是酿成临汾分手的内在原因，也是种下萧红早夭悲剧的基因”。
转引自骆宾基：《萧红小传》第90页，第91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的论者竟用萧红的这些作品来证明DM对于她的重要性，还说《呼兰河传》的书名是他给她起的。
转引自骆宾基：《萧红小传》第73-74页。
转引自葛浩文：《萧红评传》第152页，第159页。
原载刘思谦著《娜拉的言说》，河南出版社，2007年9月
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
散文特征（节选）
赵 园
再说结构与叙述
即使“散文特征”是个包孕较广的概念，它也不足以容纳文学史上的萧红。我们仍然得谈萧红本身，谈这个艺术个性的内在丰富性。比如她所选择的结构形式。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已由“文字组织”而及于结构。但“结构”毕竟包括了更多的方面。
到萧红创作小说的这一时期，新文学经十数年的积累，创作者的“结构意识”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你由三十年代作品中，不但可以看到各种叙事角度的试用，看到小说与散文，小说与速写、报告文学“杂交”繁衍出的新的结构样式，也可以看到小说家不同的时空意识，这种意识的多种多样的结构表现。
萧红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集中寄寓在她作品的时空结构里。时序的概念对于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那些作品的各构成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更确切地说，是“熔冶”）在一起的。萧红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中那种看似凝固的方面，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她是用宽得多——比之当时的许多作品——的时间尺度度量这种悲剧的。《生死场》写了四时的流转，却没有借时间“推动”情节。占据画面的，是信手展示的一个个场景。如上文说到过的，她常常把看似孤立的情景（是空间单位而非时间单元）组接在一起，并不为了表现过程的连续，而为了传达“情调”。到《呼兰河传》的前半，她更索性使时间带有更大的假定性：是今天，也是昨天或者前天，是这一个冬天同时也是另一个冬天，是一天也是百年、千年。这里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从属于作者的主旨：强调历史生活中的共时性方面，强调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由这种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发掘民族命运的悲剧性。由《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时间由模糊、重叠、富于弹性到假设性、非规定性，因而也愈益增添了“非小说性”。不能想象凭借这样的“时间”来构造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小说特性在这里也被冲淡了a。
时间的假定性势必造成叙述的假定性，人物动作的假定性，以至整个情节架构的假定性。出现在《呼兰河传》开头的，无论“年老的人”，还是“赶车的车夫”，以至“卖豆腐“、“卖馒头”的，都非特定的个人。上述称谓不是特指而是泛指——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呼兰河边的人们，以“赶车”、“卖豆腐”、“卖馒头”等等为业的人们。因而，即使“个人命运”在这里，也较之在作者的其他作品里，更带有“共同命运”的意味。在技术上却并非由于依“典型化”的原则对特征进行了“集中”，而是由于作者的那一种叙述方式，和包含其中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也因而《呼兰河传》才更象这部书的总题：那种叙述内容，坐实了，就没有了“呼兰河”的“传”b。时间的假定性，使特定的空间范围（呼兰河）在人们的感觉中延展了。是“呼兰河”的“传”，又不仅仅是呼兰河的。空间的特定性本是“风俗画”的必要条件，时间的非特定性则合于表现一种文化形态的目的。看似自身矛盾的时空结构，却在映现一种文化形态的“风俗画”中被作者统一了。
很难说这种时间意识是属于散文的，但至少它是足以弱化情节、弱化“小说性”的，也因而有可能助成某种“散文特征”。
叙述内容的假定性，如前所说，目的在于表现过程的重复性，生活的循环性。这不是具体的哪一天，因而才是无论哪一天，是无穷无尽的呼兰河边的日子。萧红要她的作品情境在虚实之间，在具体与非具体，特定与非特定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写实与寓言之间。《阿Q正传》的“序”至关重要。那里使用的也是近于假设的表述法，不是某一位可以考定的阿贵或阿桂，而是介乎虚实之间、具体与非具体之间的“阿Q”，这才更见出鲁迅悲剧感的广漠无垠。这种体现于“结构”中的历史认识，使作品于极其具体中多了一味“抽象”。《呼兰河传》首章中关于大泥坑的故事，不就既是“呼兰河生活方式”的象征，“意味”又更在呼兰河外，——不妨同时看作关于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象征或者寓言？那是包含着深远的忧思和无尽的感慨的。但你并不感到有“哲理”对于你的强加。化入了“形式”的思想，本身即有可能成为审美对象。而叙述方式、时空结构又何尝只是“形式”呢？它们同时是内容。
沈从文也惯用这种方式叙述，强调现象的重复性。他的《腐烂》写上海闸北贫民区，也如《呼兰河传》那样，世相是他的“人物”，所写是无论哪一个灰黯的萧索的日子。依着时间写下去，时间本身却是非特定的。世相因人生而不同，笔墨则随处流转。凭着经验和想象，就着一点时间和空间，他把想象纵横地铺开去。想象在任何一点上都可以生发，一切可能的场景、过程一一叙到，使诸形诸色都呈现其上，因而“过程”不但破碎而且不重要。这里是散点透视，没有贯穿线，却一端引出一端，环环相扣，节节呼应，“自由”中仍然见出“组织”。欲以一篇文章穷尽一类世相，这种不见结构的结构，倒是出于巧思呢。沈从文的小说，除《腐烂》外，《夜的空间》、《节日》、《黄昏》（《晚晴》）等，都使人感到了生的扰攘。叙述者分明地告诉你他不但在看，而且在设想，在以这种方式组织他的生活印象。他把关于“结构”的“设计”，也一并呈现给你了。
富于魅力的更有萧红的讲述。无论使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她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c《呼兰河传》的第一章没有出现“我”，你的意识中有“我”在，待到第二章“我”的字面直接呈现，你也不觉得突兀。在已经由叙述造成的整体氛围中，一切自然。
但作者、叙事者、作品中的“我”之间的间隙，你仍然由叙述中感觉到了。既然不是现场摹写，而是由印象、记忆中抄出，“时差”中就有心理距离。那里有微讽，以及沉重的、严峻的、悲悯的、无可奈何的诸种混作一团的情绪。保有儿童的感觉方式的作者，寄寓着作者形象的叙事者，毕竟不等同于作为作品主人公的那个孩子。因而，是“童心世界”又不是“童心世界”。其实，自传体（或带自传性质）的文学中的“童心世界”无不是在这种“时差”上构筑的。在这一点上，艺术“级差”往往正系于叙事者与作为儿童的人物间“间隙”的控制。
在萧红的作品中，《生死场》的结构过分自由（即使有“四时的流转”），带着一种稚拙的放任，几乎无所谓“结构艺术”。然而《呼兰河传》中萧红创造的结构形式，其雏形正在《生死场》中。我不打算掩饰我对于《呼兰河传》，对于《牛车上》、《后花园》、《小城三月》这类作品的偏爱。《桥》和《手》自然是好的，但是太有组织，“结构”像X光下的骨骼一样呈露着，令人想到张天翼，——张天翼的小说结构正是呈露在外的，像骨节峥嵘、筋脉凸起的手。那种结构形态也许适于张天翼的才情，却会斫伤萧红作品自然流溢的生机。因此我宁取《呼兰河传》、《牛车上》等作品的浑成，以其更有“天趣”d。这样说，等于承认了我个人对于传统散文美学境界的偏嗜。在我看来，像《牛车上》这样的作品，才真令人感到有灵气灌注。借用了创造社诗人的话说，这种文章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
“内容一形式”统一的深层依据：悲剧感
浅水湾黄土下的萧红有理由感到幸运，即使只为了茅盾那篇《〈呼兰河传〉序》。有几人能得这样深的理解呢？因而寂寞者也究竟并不寂寞。尽管如此，茅盾的有些批评仍然显得苛刻，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期普遍的认识印记。e“愚昧保守”而“悠然自得其乐”，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下生活的普遍悲剧吗？老舍笔下的旧北平人，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山民水民，都使人看到了这种悲剧。只不过沈从文往往把他的人物生活诗化了，而萧红人物的“悠然自得其乐”，却能使你有超乎一般“悲哀”的悲哀。它不刻骨铭心，却茫漠无际。这自然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中常常可感的那种由灾难性的生活变异带来的尖锐的痛苦，而是因年深月久而“日常生活化”了的痛苦。很难说哪一种痛苦在悲剧美学的天平上更有分量。这是体现着不同的悲剧意识的悲剧，给人以不同的悲剧美感。
鲁迅在论及淦女士的创作时，曾经引述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给B.Sz.夫人的如下题照诗：“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引用这样的诗句不免要招致误解的吧，因而鲁迅又有如下的解释：“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f即使在引用了鲁迅所引的诗，又引用了鲁迅为防误解的解释之后，我仍然担心着误解。因为如前所说，人们对萧红生平的兴趣（包括追究她的悲剧的责任者）似乎始终超过了对作品的审美兴趣。我以为一切既成的历史都不妨作为理性剖析的对象，作者的个人悲剧在这里很可以被作为风格、艺术个性的成因之一而获得较为积极的解释。萧红的悲剧对于她个人固然显得残酷，我们却仍然不妨说，萧红的透骨的“寂寞”，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全”了她，使她的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感，能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剧气氛相通，那种个人的身世之感也经由更广阔的悲剧感受而达于深远。你能说庐隐是狭窄的，却不能这样说萧红，即使她在“一九四零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里“蛰居”着。她没有更多地表现惨烈的斗争也许可以算作某种损失吧，但作为小说家，她却由对于自己来说最有利的角度切入了生活。每个作家都注定了要在主客两面的限制中从事创造。你很难责备、苛求作为“小说家”的这个萧红。就她所提供的作品看，那也许正是她所能有的最好的选择。
萧红的悲剧感也自有其尖锐性，更不必说深刻性。她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悲剧感受，集中在人类生活中如此普遍而“尖锐”的“生”与“死”的大主题上。她尤其一再地写死亡，写轻易的、无价值的、麻木的死，和生者对于这死的麻木。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
与死神对过面的王婆，忙着为这个也为那个女人接生，“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生死场》）
也许应当说，这才是当她写《生死场》，并这样奇特地为她的书题名时，最尖锐地刺痛了她的东西。g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最足惊心动魄的“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