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舒群
赵凤翔
作家舒群，是30年代初期的老党员。他是哈尔滨市一个工人的儿子，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担任第三国际的情报员。他是东北进步作家中第一个结识女作家萧红的人，也是第一个向落难的萧红提供帮助的人。他与萧红之间保持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纯洁的友谊，是萧红研究者必须加以特别注意的人物。
一、 在哈尔滨
1932年秋天，松花江发大水，哈尔滨市成了一片泽国。发大水的原因是当时政府的腐败，管理修堤的官员把加固江堤的经费全部装进了私囊，江堤愈来愈糟，雨水一多，道外贫民区的江堤就决了口，很快地，整个哈尔滨市就成了一片汪洋。舒群全家从道外流落到南岗，父亲几乎沦为乞丐，全家生活十分困难。
就是在这同一个时间里，21岁的萧红（她当时的名字叫张迺莹）正困守在松花江边的一座旅馆①里，一筹莫展。她被一个流氓遗弃在这里，怀着很重的身孕，欠了旅馆六百多元食宿费，老板正计划把她卖到妓院里去。正在这危难的时刻，又遇上松花江发大水，无钱还债、即将临盆的萧红，被当做人质，困守在这里。她在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写了一封呼救信，诉说了自己面临的危险。
萧红落难的情况从《国际协报》副刊传出后，第一个去旅馆探望萧红的人，就是舒群。他当时只有19岁，是一个朴实憨厚的青年，他听说一个青年女子落了难，见义勇为，用组织上发给他的出差生活费，给萧红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那时大水早已漫过了头顶，舒群就把这些东西捆在脑袋上，游着泳来到了旅馆。旅馆里已是黑洞洞的一片，大水已经钻进了一层楼，萧红躲在二层楼上，又饿又冷。舒群找到萧红的时候，她只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天蓝色的旧旗袍，因为怀孕，开襟一直扯开到腰际，用别针胡乱地别着。舒群因为在街上游过泳，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这个救助别人的青年，就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与萧红见了面。那时天色已晚，外面是一片黑洞洞的汪洋，舒群无法再回去，就在这座倒霉的旅馆里蹲了一夜。萧红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处境，希望他能够把她领走，但是他的全家也正无家可归，他实在找不着能够妥善安置萧红的地方。
1933年，萧红（当时笔名悄吟）和萧军（当时笔名三郎）准备出版他们的第一部小说集《跋涉》，这部小说集包括了萧红的五个短篇：《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以及萧军的六个短篇：《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和《下等人》。但是他们没有用于出版的经费，十分为难和焦急。这时，舒群为了帮助朋友出版著作，就从父亲那里索取回来他为老人家积攒的四十块救命钱，雪中送炭，毅然决然地交给萧红和萧军。舒群还为他们联系了哈尔滨的五画印刷社，使得《跋涉》终于能够在1933年的10月得到出版的机会。虽然它仅仅印刷了一千册，但是它毕竟是萧红的处女小说集。
萧红在这五个短篇里，把她专注的目光投向广大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这些被她深深同情着的人民大众，正在遭受深沉的苦难，他们正在苦难的生活中，逐步地走向觉醒，起来斗争。她更在短篇小说《看风筝》里，歌颂了一个“为着农人，工人，为着这样的阶级”“把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献给众人”的职业革命家刘成。萧红从小生活在农村，她对农民的生活曾经作过细致的观察，但是她从中学时代起，就进入了大都市哈尔滨，对职业革命家们的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深切的体会。上面说过，舒群早已秘密地参加了革命，他在海军学校时期的同学富田飞，就是与杨靖宇将军一起开创东北磐石游击队的负责人，富田飞与舒群的关系很好，所以舒群能够经常地向萧红介绍东北游击队抗日斗争的故事。萧红经常在作品中正面地或侧面地描写的有关东北义勇军的细节，就是舒群提供给她的。
二、在青岛
1934年初，舒群因为失去了组织关系，面临着危险，匆匆地从哈尔滨去青岛。舒群曾经当过东北海军学校的学员，因为日军占领了东北，这座学校迁到了青岛。此时，青岛聚集着舒群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他们的校长王时泽，当时正担任着青岛市的公安局长。舒群通过海校熟人的关系，结识了当地一家姓倪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几乎都是秘密的革命者。大哥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公开身份是青岛市政府的劳动科长；二哥的公开身份是四区主任；舒群后来与三妹结婚，成了倪家的一员，住在他们的公馆里，经济有了保障。他惦念着处在沦陷区的两萧，于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给两萧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到青岛来。
这一年的端午节，萧红、萧军来到了青岛。舒群夫妇早已等候在码头上，迎接着他们。舒群夫妇还为两萧租好了房子，那就是位于观象山的山梁上的一座背山面海的二层小搂，他们夫妇俩也从倪家搬了出来，在此与两萧为邻。倪家还在经济上向萧红提供了援助，使她能够安下心来写作《生死场》。这四个青年，两对夫妇，在美丽如画的青岛，度着快乐的时光。萧红与舒群夫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她们有时一起操劳炊事，四个人同桌吃饭。在忙过了公务与家务之后，遇上难得的闲暇，他们就从自家的窗口，欣赏变幻无穷的大海，有时，他们也会一起到郁郁葱葱的山上去散步，脚下踩着像毛毯一样柔软的绿茸茸的嫩草，真想躺在上面，让四肢随意伸展。
他们本可以就这样愉快地生活下去，不料，这一年的中秋节晚上，舒群夫妇突然被捕了。原来，早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混入了地下党充当内奸，摸清了情况，这次搜捕非常彻底。以青岛市委书记高松（公开身份是公安局的督察员）为首的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蒋介石钦定将三个要犯）高松、倪家大哥、舒群夫人）押解南京，交陆军监狱审判定罪。萧红、萧军失去了后援，也感到了案情的严重，没过多久，就匆匆离开青岛去上海了。
三、在北京
1937年初，舒群来到了抗日运动高涨的北京，住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里。4月下旬，萧红也只身来到北京，住在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她孤身一人，没有伴侣，没有朋友，心情郁闷而伤感。他们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相遇，本是故人，又是在那样突然的情况下分的手，三年没有见过面，遇到了当然是非常快活的。萧红到北京来的目的是消遣，她又没有别的同伴，于是就经常请舒群陪着她玩。他们有时去中山公园散步，在“公理战胜”的白石牌坊下面说古论今；有时去看美国明星嘉宝主演的好莱坞影片；有时去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有时也去逛逛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每逢走到儿童服装店的橱窗前，萧红就踌躇不走，望着陈列的童装，思念她那没有下落的孩子；他们还常常坐在环行电车上兜风聊天；有时也去吃吃东来顺。最畅快的一次是去攀登八达岭，他们坐在火车上，穿越过西郊风景区，来到了青龙桥，在詹天佑的纪念像下面转来转去，瞻仰这位工程师的英姿，然后走过长长的山路，向着长城的顶峰攀登，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攀登到右手方向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萧红对长城的壮观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她接二连三地向舒群发问：这偌大的长城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内外没有人烟，这一块一块的巨石是怎样搬运上来的？古时可以当做战场，现在没有用了，真是劳民伤财。她想不到长城上面会如此的宽阔，她最感兴趣的，是城墙边上的流水槽，上面雕刻着一个又一个精致的兽头（这些兽头已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四旧破掉了），兽头的模样十分地逼真，从兽头的嘴里往外吐水，萧红因为喜爱美术，她看了又看，不住地称赞。总之，他们在北京度过了短暂的快乐的时光，纯洁的友情温暖了萧红的心，不久，5月的中旬，他们就分手了。
四、在武汉
1937年秋，萧红从上海来到武汉，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时，舒群住在武汉读书出版社的书库，萧红常去那里看他。她的心情十分苦闷，一到舒群的住处，就把鞋子一丢，躺倒在舒群的床上，愣愣地发呆。舒群曾经执意地劝说她走到延安去，有一次为了争论这个问题，他们两人整整争吵了一夜。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由于这样的原因以及个人情感上的其他原因，她没有听从舒群的劝告，后来辗转去了重庆，又辗转到了香港。武汉一别，就再没有与舒群见过面。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二期，1980年
茅盾与萧红
钟桂松
人们都知道鲁迅与女作家萧红的战斗友谊，知道鲁迅曾用慈父般的关怀，温暖着从冰天雪地里长大的萧红，使萧红脱颖而出，成为30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然而，作为鲁迅亲密战友的茅盾和女作家萧红的友谊，却鲜为人知，很少为人们叙及了。
1934年10月下旬，萧红和萧军在山东青岛待不下去后，在中共地下党的资助下，萧红挟着刚刚脱稿的小说《生死场》，与萧军双双离开青岛，乘船到达上海，寻找他们立身之地和施展才能的场所。首先，他们给上海唯一的“熟人”鲁迅先生去信，诉说困境，要求与鲁迅先生见面。终于，在11月30日那天，萧红见到了鲁迅先生。见面后不久，鲁迅又把自己的亲密战友茅盾等介绍给萧红萧军。此后，萧红在鲁迅茅盾等文坛的老将的提携下，如坐春风，很快在上海站稳脚跟，而且使萧红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以茅盾与萧红见面，是鲁迅先生牵的线。鲁迅先生和萧红萧军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写信给他们说：
吟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莱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豫
广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在繁华复杂的上海、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鲁迅告诉萧红他们在约会上“可以随便谈天”，确是多么不易和珍贵阿！ ．
12月19日，萧红与茅盾第一次见面，见面是在由鲁迅作东的便宴上，地点在上海广西路三三二号梁园豫菜馆。这一次，赴宴的除了茅盾夫妇和萧红萧军外，还有聂绀弩夫妇和青年作家叶紫，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据说，萧红为了参加这次隆重而又充满前辈温暖的宴会，还特地替萧军做了新礼服去出席这一次宴会。
此后，来往不久，由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抗战的爆发，茅盾和萧红他们都各自云游南北，颠沛流离，都以笔为武器，投入抗日烽火之中，为祖国为民族而呐喊。直到1941年，茅盾和萧红在香港又见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茅盾在党的安排下于3月离开重庆到香港。到港后，茅盾便投入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不久，又主编半月刊《笔谈》杂志。因此，十分忙碌。一天，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偕早于茅盾而来港的萧红突然来到茅盾住处，史沫特莱是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路经香港的，也是茅盾的老朋友。因此，几位挚友相见，便纵谈时事，议论形势战局。当时，萧红问史沫特菜，太平洋局势究竟如何？史沫特莱看了萧红一眼胸有成竹地说：“日本人必然要进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新加坡则坚不可破，即使破了也比香港办法多些”。停了停，她又转向茅盾，用劝告的口气对茅盾说：“您何不到新加坡去呢？”
萧红一听，符合自己去新加坡换换环境的意愿，于是也回过头来劝茅盾，希望茅盾夫妇与她一起去。萧红还告诉茅盾，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已写好。当时，因茅盾另有任务在身不能离开香港，听到萧红要去新加坡的打算，以为她嫌在香港缺少文友，于是便开导她，“多方为之解释。”因而，一则由于听了茅盾的劝告，二则没有可靠的朋友，萧红便打消了去新加坡的念头。之后，史沫特莱便替萧红联系一家叫玛丽的专治肺病的医院。萧红便住进了医院。不久，在1942年1月23日萧红在炮火和贫病寂寞中去世。此前茅盾则在党的安排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炮火纷飞的香港到了桂林。
我们知道，以严谨谦虚著称的茅盾的文学生涯中，为他人作品作序是不多的，而萧红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却得到茅盾一篇充满真挚感情而又深刻了解的序，这不仅是萧红的荣耀，而且是茅盾与萧红短暂交往中结成战斗友谊的体现。因此，序文写得感情深沉、真挚，从中可见茅盾对萧红了解之深和怀念之切！
那是离萧红逝世有四年多的1946年4月，茅盾与夫人孔德泣一起从重庆经香港回上海。途经香港，茅盾触景生情，想起不久前为革命献身的爱女和数年前在香港寂寞中死去的有才华的女作家萧红，十分感伤和抑郁，他当时说：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了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在《呼兰河传》序中，茅盾把萧红的去世与自己女儿的牺牲感到一样沉痛，无限感叹于自己女儿的“太早的死”和萧红的“寂寞的死”。他说：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
确实，萧红是鲁迅先生一手扶着走进文坛大门的，为培养这棵幼苗，鲁迅一直是用心血浇灌着的。如今，这棵鲜花过早地寂寞地凋萎了，这能使茅盾不痛心、不悲伤吗？所以，茅盾对萧红的死是和他女儿的死一样“不忍轻易忘却的。”他在《呼兰河传》序中无限沉痛地追念萧红说：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茅盾还无限感伤地想到“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吧，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诗一般的语言，金子般的真情，表露了茅盾对萧红的无限怀念。
茅盾不仅痛惜中国文坛失去这样有才华的女作家，而且十分推崇萧红的作品，尤其对萧红遗著《呼兰河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茅盾这篇文情并茂的序文，是1949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回到
上海后写的，时间在8月。追踪茅盾与萧红交往史迹，读过这篇序文，我们深深感到茅盾与萧红的交往虽然短但友谊非同一般，茅盾和鲁迅一样，是深深了解萧红的人之一。也充分体现了茅盾对青年的宽大慈祥和无微不至。仅此一端，茅盾与萧红交往的深厚友情是值得后人记上一笔的。
选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九辑，1984年6月
萧军与萧红
邓 立
读比涅克的《皮短衫》，会想起几个和“皮短衫”一样健壮、坚实的年轻的伙伴，生在我们这块土上的。
谁也不会否认，新进的未成熟的——虽是未完美的，终是眼前与未来的时代的主人。时代是不容你等候的。
现在特地来介绍两位萧先生，也就是为了他们眼前与未来的时代的主人；他们生在这块土上，更播过新的种子种在这块土上。
他们是我们黄种人的上乘。
出身于死寂的农村的萧军与生长在破落的城堡的萧红，环境多少是相同的。
1930年以前，萧军从死寂的农村跑出来，在奉天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当学生时期，他开始接近文学，就在这个时期，处女作是题名为《懦……》的一篇短文，登载在当时的“盛京时报”上。
他有一副强壮的身躯，天又给他一副敏捷的感觉，终于使他离开严肃的军队生活而走向这条写文章的路子。后来他流浪到哈尔滨，在一家旅馆里偶然碰到萧红——她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姐，为寻求自己的理想从家庭里挣扎出来，也走向了这条路子，他们走着同一条路线在流浪中结合了。
我认识他们，就在他们同居以后，大约是1933年。
他们住在哈尔滨道里商市街的一座院落里的耳房，房子虽然窄些，倒过得很舒服，除掉他们的朋友：方晞、黑人、剑啸、老黄、泳秋、文光诸人关心他们，他们，是孤独地过着流浪的日子。
写出稿子到报馆去换钱，在当时的哈尔滨还不是一件靠得住的职业，侥幸那时候有裴老斐编《哈尔滨公报》的《公田》（文艺版），林郎、刘莉等编《国际协报》的《文艺》，他们的稿子真的换出钱来，他们俨然成了哈尔滨的职业文人。
异军突起的健将，把当时那些迷恋骸骨的大人先生们掀出了金屋。批评旧的，创作新的，所以，有人在他们不起，有人抓住颇不相干的私生活有意的（恶的）攻击他们，障碍他们，毁坏他们……
他们有的是狂热的年轻的血，有的是生命的力，沉着、直率。不加染饰的挣扎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描写着心的苦闷，《孤雏》、《烛心》等篇相继产生在这个时期，那时萧军署名为三郎；萧红署名为悄吟。
不久以后。
萧军在职业文人之外，同时担任家庭教师，教授文字和武术之类……
萧红找到的新职业是做一个电影院画广告的副手，时期并不长。
他们的生活渐渐走上新的兴奋的轨道上。
朋友也渐渐多起来，像玫郎、洛虹、刘莉、金人诸人。
在哈尔滨，他的朋友包括画家，翻译员，税吏，铁道从业员，音乐师，教员，警察官，学生，新闻记者，在不同的角度下，他们把热与力传导给这些人，这些人又把同情与援助还给他们。
他们一度组织“星星剧团”，打算到舞台去演出，想把热与力分散给大众。
听他们的团歌：
我们的身躯渺小，我们的光芒微弱，我们的故家是暗远的天空，我们的任务是接待黎明，黎明！黎明！黎明到了，我们去了，自有那伟大的红日，会将友你们拂照，拂照！拂照！只要友你们幸福了啊！我们用不着什么悲悼，我们永远为友你们的幸福笑着！笑着。
从萧军写的这首团歌里面，可以觉得他们心脏有大众的杂多的灵魂渗搅着。可惜，初演得不到民众教育馆的援助，失意往往深刻了他们的体验。
这些，使他们以紧张的情调注视着周围一切形态，他们的作风和观点急转到新写实主义的道上去。
萧军的《下等人》、《这是常有的事》，萧红的《夜风》、《王阿嫂的死》、《腿上的绷带》等篇都是这一个时期的新产品。比较描写最完美最吃力的。
这时期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新京《大同报》的《夜哨》上。
他们的名字由哈尔滨飞到新京。
当年10月，他们收集成稿自费出版《跋涉》，同时预告年末出版《涓涓》、《八月的乡村》、《慰灵祭》。
在《跋涉》后记上写着：
从有了印这册子的动机始，迄现在止，使我们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
一、一切以经济作基底的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
二、唯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三、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
……
呵！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真的，这集子在年末就被禁售了，预告的《八月的乡村》等也没有在“满洲”问世。
可是这本集子的确得到很好的评价，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
批评家们赞美着萧军的笔豪放有力，萧红的笔沉着细腻，还有……
有许多吃饱了饭的人，差不多都在热烈咒骂着。他们却让痛苦浸在心底，沉着地应付，偏巧陈华的《夜哨的绝响》也在这恰当结束了“夜哨”的寿命。世界好像再不允许他们；也不需要他们……
但，他们终是时代的骄子，我们相信“在后者将要在前”。
1934年新春的惊雷一动，大伙又在《国际协报》上开拓一块《文艺周刊》，沿着《夜哨》的路线走着。
萧军与萧红继续着他们的创作，更继续他们外国语的学习，在他们那块窄狭的书案上，每天，有一个俄国女人教他们两小时的俄语。
萧军更在一家汽车学校学开汽车的技术，达秋说：“决不会凭着汽车的技艺把他的艰苦穷途上跋涉的时间缩短吧？”
“是的，他不会！”他仍在跋涉着，没有间断。
萧军的《一个雨天》、《期待》、《弃儿》（电影脚本），萧红的《破落之街》、《镀金的学说》、《患难中》等篇都发表在这个时期。署名为田倪和田娣。
萧军更以“潇潇”的笔名，发表一篇“1934年后全满文学上的进路”的文章，他觉得：
现实文坛的单薄，贫弱，散漫，分歧，全没什么要紧，唯有在这样混乱、错杂的交织下，真的文学为了外力的交迫，自身的斗争，必然要崭新而出的……
在这进路的脚下，无疑是横埋着两个不可跨过的问题，第一是文学出版，第二便是文学本身派别和主义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有过相当的商榷：一、大伙计划着出单行本，二、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
问题仍是问题。
在多少人都缠绕着一些“？”号的时候，1934年6月12日——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他们悄然离开哈尔滨，离开他们的小巢和朋友，离开了我们这块乡土，再跋涉到旁的地方去了。
他们离去不久。
新闻纸的文坛消息上记载着他们，活在青岛和黑人在一起，常发表作品于天津北京各刊物，署名为田军和悄吟。
以后他们来信说：活在上海，和鲁迅在一起，常发表作品于上海的“文学”及“新小说”，署名为萧军与萧红。萧军以长篇的《八月的乡村》在上海获得新进作家的名衔。
他们的名字由满洲飞到华北与华南。这期间萧军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他的《职业》、《江上》、《货船》、《羊》、《樱花》等，在“作家”上发表他的《第三代》、《同行者》，博得很好的评价。
萧红长篇有《生死场》，短篇有《家族以外的人》、《商市街》、《牛车上》等，她的美的诗情的文体，积极的意识形态，描写现实有声色的感触性，都是被人称颂的。
她们更出了很多单行本如《羊》、《江上》、《八月的乡村》、《商市街》。
长野贤说：“除他们以外，把握住满洲农民而描写的作家，是未曾产生过的。”（注：《明明》五期，《中国新兴文学展望》上的记载。)
去年读10月份《改造》，偶然在《支那文艺》的栏内有萧军的《羊》被鲁迅先生介绍给日本。去年又在文艺和旁的不知名的许多日本杂志上看到记载他们的记事和文章。
他们的名字飞过了国际线相会辽远的国度。
可纪念的今天，又会想起几个和“皮短衫”一样健壮的、结实的年轻的伙伴。
但不知他们在战火氛围中又流浪到何处？我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啜泣的朋友们，不都是所谓每一个母亲的儿子！
“在后者将要在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我们的要求也是这个，我们决定这个吧！
我们来踏着前人的脚步，把压死了的种子掀起来，再播下新的种子种在这块土上。
我们来踏着前人的脚步。
1938年6月12夜二时半于日本东京。
作者附记：
这篇短文，是42年前，应沈阳《新青年》杂志编辑姜灵菲邀稿，怀念东北作家离开东北而写的。1938年6月12日，萧军与萧红正好离开东北四周年。稿成于长春，因当时顾忌当局审查，稿尾写成于日本东京。原题是《在后者将要在前》，发表时改为《萧军与萧红》。
今春去北京，偶而在萧军家里发现此文。转抄一份，文中有些错讹地方，都经萧军同志亲自作了纠正和删节。
邓立 1979年5月25日记
选自《新青年》，1937年
萧红与美国作家
赵凤翔
一、萧红与史沫特莱
30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庞大的作家群。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才结识了一位又一位的中国进步作家，她与女作家萧红的相识，当然也是通过鲁迅先生介绍的，大概因为她们都是妇女，相识之后就迅速发展成了持续的友情。
作为一个散文家与小说家的萧红，也曾写过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那就是她发表在1938年1月16日出版的《七月》杂志第七期上面的，题为《〈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的读书笔记。在这篇读书笔记里，她用钦佩的笔调，赞扬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自传体小说《动乱时代》。这两位外国女作家都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长大成人的女性，她们的勇于奋斗的个性以及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深深地感动了萧红，使她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地介绍了史沫特莱和丽洛琳克的生平。
1940年的春天，萧红与端本蕻良从重庆到香港。
次年春，史沫特莱告别了新四军，准备回美国。她在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住在当时的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Haiu(他的中国名字叫何鸣华)的家里。她在香港停留期间，热情地跑到萧红与端木居住在九龙乐道的家里去探望。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萧红、端木那只有一间屋子的居室当然很狭小，所以史沫特莱极力主张萧红要到医院去养病。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联系一家名叫玛丽的医院。在与玛丽医院联系的过程中，为了使萧红生活得愉快，她还邀请萧红与端木到何鸣华家里去做客。
史沫特莱离港之前，把她创作的十篇短篇小说留给了萧红与端木。端木曾经请人译了一篇，发表在他主编的《时代文学》杂志上。其他九篇本来准备陆续译出发表，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实现。
二、萧红与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就把萧红的一篇散文《手》译成英语，介绍给了当时美国《亚细亚》月刊的主编海伦·福斯特。海伦·福斯特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直很关心。她曾经从鲁迅与斯诺的谈话里，得知萧红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所以，当她收到《手》的英译稿后，立即将它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之后，她又及时地将稿酬二百元港币汇寄至香港大通银行，交萧红领取。这份汇款通知单萧红是1941年12月7日收到的，当时她正卧病在床。领取外汇需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此事只能由端木蕻良代为奔走。不巧，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时手续尚未办完。所以这笔款子，至今未曾领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伦·福斯特曾经给萧红、端木写过一封长信，在信中向他们约稿，并希望他们能在《时代文学》杂志上撰文介绍《亚细亚》。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彼此的联系。假若没有这场战争，萧红的《生死场》一定也能得到在《亚细亚》月刊上发表的机会。
三、萧红与厄普东·辛克莱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还把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介绍给了美国作家厄普东·辛克莱。辛克莱是当时的美国大作家，他的小说《石炭王》、《屠场》，曾经由郭沫若（署名易坎人）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史沫特莱向他介绍《生死场》的时候，他已成为政界名人，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已经把他选举为州长，当时正在任上。辛克莱州长在加州正忙于试验一种由他自己发起的合作运动，收到《生死场》后，就把他根据合作运动写的一本缩写名为《Co-ed》的著作，从加州寄至香港赠送萧红，同时还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此信当时曾在《时代文学》杂志上影印发表。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一期，1980年
萧红小传（节选）
骆宾基
萧红思想的成型
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宅里去。那友人是一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以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一出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去走走多好呀！”仿佛是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她说：“你这样不冷吗？”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她当时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H是作为萧军的“弱”的地方，在她头上显示他的气愤。而在这里萧红的附属性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男人为社会中心的封建历史在作祟。我们谁不是和太太们的友谊建立在作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谁不是一旦和朋友决裂了，不是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摈弃了呢？而且友谊间拥抱的时候，不管是怎样厌恶他的友人的太太，同样闪着微笑；友谊决裂的时候，又是不管那太太是有着怎样洁白而光辉的心灵，同样被摈弃。在这里，夫妻是被社会看做一体的，然而妻的这一面，总是属于附属的一部分。
这一感觉，在萧红，当时是超过了那爱的移动的阴影，她已经是和去日本时候的自己不同了。同时，她自信和萧军两人间的爱是不易被分裂的。虽然当时他确实是向H夫人“进攻”过。那仍只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那个“空隙”在作祟。然而，现在她有着要求独立的意旨了。她还不知道这历史和这社会的传统力量是怎样强固，她要向历史挑战。
然而这也仅是一个赤诚灵魂的求真的酝酿，这将要成型的思想，还在这酝酿的培育里沉静着。
萧红开始沉默了。然而这沉默并没有为萧军过分的注意，“他太自信了。”这是她的感觉。她将从社会上得到谁的援助呢？这将是没有人来支持的。不管你是怎样的说，社会是甘于平庸的，社会是不愿意让不相融的爱情的形态分裂开来的，社会是要胆怯地来弥补。哪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会从社会上得到：“你们离开好呀！早就该离开了”的支持呢？社会将会说：“何必呢！你们本来不是很好吗？”社会仅能承认：“夫妻们嘛！总有些过不去，可是一会就好的！”而萧红不只是在爱情上失望，而更要在社会关系上的独立追求，然而这在社会上也将被看做天真的梦想。那是连注意都不值得的。现在，社会已经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只有期望于未来。萧红是孤立的，在这世界上她将不会找到支持者。她沉默着，她准备着孤立地向社会挑战。
在新闻纸上，她注意到萨坡赛路附近有一个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她打了一个电话去，问：“你们那里也有寄宿学生吗？还有床位吗？”她将要隐避，将要逃开朋友们的搜索，因为那些朋友都会站在萧军那一方面的。她将暂时隐避，直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她亲自去那画院里探看了。一个犹太族的画家接待了她，那里是随时可以报名的。然而当萧红从那建筑陈旧的但还整洁的画院里走出来不久，在同一条路上，她碰见了萧军。萧军这个近来有时粗暴的青年人，并没有注意她。这和往常一样，她也没有向他打招呼，她就那么习惯地、平常地走回来了。她并没有报名。
但当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没有睡着的时候，听见了萧军和他的友人作家H夫妇、S诸人的谈话，她就不只是思考而是要行动了。萧军说的是“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他的朋友说：“结构却也不坚实！”这轻鄙的口气，在她看来，是表现着萧军和他的朋友结为一体而与她对立。萧红突然地出现，使他们餐后的愉快闲谈停顿了。
“你没有睡着呀！”
“没有。”她和婉地说，但眼睛是冷峻的。
她想到，每天我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而你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还和朋友联结一起鄙薄我呀！真是笑话。
在夜深，当他们都各自在寝室里安睡了的时候，她悄悄走下床来。她发现提箱里只有十二元法币了。她给他们留下一半，作为日常不可缺少的菜场零用。随后，准备好所带的衣物，黎明时分，她悄然地出走了。
民族，开始受更大杀害的时候
第三天，她终于在那私立的画院楼上被找到了。来的是萧军的朋友S和F，他们已经打听过接近的朋友，而从萧军那一次路上相遇的记忆里，猜到了萧红的行迹。他们劝她回去。
“你原来有丈夫呀！”画院的主持者说，“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萧红像俘虏一样地被带回来了。猛烈的暴风雨暂时是过去了，但阳光并没有闪出来。这一次两萧间的谐和，只是形式上的，而两人所拥抱在一起的思想意识，却由于萧红思想的独特发展而分裂开来。实际上，这独特发展的萧红思想，仍然是社会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力促成的。自然这里也混合有对于萧军偶尔的强暴的仇视，仇视他爱的不贞。然而，最初这是作为次要的，附属于那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力的仇视里的。作为思想上战友的萧军，虽是和她同样面向大旗所指的同一个方向，然而在这反抗封建的性质上，他只是思考到它对妇女运动的压力，而没有直接感觉到它。同时他也并没发现，他自身就具有着这一种损伤人的“威力”。
在这里，就有着思想分裂的空隙，而这空隙是感情所不能弥补的。
从哈尔滨的逃亡到参加了当时上海中国民族前卫们的战斗，她所感到的是有所依持、有所凭藉，而分到她肩上的使命是不如以往孤军时的迫不容喘了。因之仍感到那本已存在着的历史的束缚，而现在，这一感觉，这一冲破束缚寻求自身解放的要求，又被那大的整个民族的被伤害、被诬蔑的魔影所挪移了。
两萧之间的阴霾散开了。明朗的真挚友情又在彼此身上像阳光一样显露出来。在周围的朋友们，同样是沉迷于为人民久已要求着的解放战争开始的大震撼与大兴奋之间了。我们已经知道，在这时候，两萧为着日本左翼作家鹿地夫妇的困窘处境，四处奔走，找房子；同时在艰险中天天到他们的旅舍去探视。那时候，只要有人知道他们在隐匿一个日本朋友，立即会给单纯的燃烧着高度的复仇火焰的人民包围着打死的。以后，萧红写了《记鹿地夫妇》。
10月，上海开始撤退。两萧到了汉口，住在武昌水路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五号，和诗人锡金成为同一寓所的毗邻。
这一精神上的裂口终是弥补不了的
当中国南北方的人民担负起这一民族解放的任务，而且显示出这扛得住的力量的时候，落在萧红身上的沉重感觉，不用说是减轻了，而另外那种感觉是并行地存在着。然而她在社会上寻找不到一个可以凭藉的力量。没有一个有力的支持，她是不能透露一点她的潜藏着的心魂。她谨慎地防卫着这一个秘密的外泄，她更加柔弱地伪装着自己了。
1938年9月，她同冯乃超夫人一起离开了汉口。在宜昌，她的同伴病了，她一个人在天还没有放亮的码头上，为纵横的绳索所绊倒。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她已怀着将足九个月的胎。她衰弱而且疲倦，手上还提着包裹。她倒下来了，但还想挣扎着爬起来，然而这是徒然的，她已经没有支持身体的臂力了。她平静地躺着了。据日后她对于这时的心境的述说，C君作了以下的忆记：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吧！会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的吧！警察走过来一定有许多人围着，那像什么呢？还是挣扎起来吧！”然而她没有力量，手也懒得动，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她向C君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说这话时，萧红的眼睛曾经有湿润的光泽透露出来。C君这样说。
在这里显示着萧红的心魂上的大坦白。然而也许正是由于纯善和宽恕吧！我们也许可能感觉到一种力的空乏。在当时萧红的述说里，据L君说，对这世界确没有什么怨愤感。这怨恨也许在当时是潜伏着，事后无所记忆了吧！萧红幼年的生活，据说是在这时候又一次浮上来的；那么《呼兰河传》的写作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在这时候形成的吧？……到底，她借着一个赶船人的扶助站了起来。9月中旬，她到了重庆。
一见面她就向M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是的，她将退伍
据说，C君曾经问过萧红：“你到重庆以后，曾经想离开T，另换一种生活方式么？”
“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男人与男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友爱呢？”
“有是有的，不过也很少。不是古人也说过么，人生难逢一知己。这也许就是这个社会的冷酷性……——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
“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今天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萧红从她的另一个所追求的精神世界里脱出来，就是说放下她的写作《呼兰河传》的笔之后，还不摆脱她的这一种屈辱的处境呢？她是真的宽恕么？无视么？
T君给了她一个希望，这希望联系着她，那就是她可以到北平他三哥那里去养病，她可以不必愁苦搁笔之后的生活，她可以去恢复她身体的健康。世界上仿佛确实只有他关注着她的健康，而另外也仿佛真的没有人这样关注她。她是多么需要健康，需要安定，需要休息，需要暂时退伍，需要“找个深林去舐自己的伤口”。这伤口是满身都有的，不只是精神上的伤。她只是在“射击”中忘却了她的身上正在流着血，在精神的过度昂奋中，她也顾不及检视身上的伤口，然而现在她从梦幻般的状态中注意到自己体质的疲劳而且浑身潜伏着的病了。这北平的“深林”是可以庇护她的。萧红的依靠这一希望，是现出她的孤立，她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庇护的憧憬。然而，她另外还在进行于心不甘的试探……